论文教育对中国西北地区水库农村移民的减贫效应来自甘肃、宁夏入户调查的证据，该文是研究类学术论文怎么写和西北地区和入户和移民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摘 要：中国西北地区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是制约移民区经济有效发展的瓶颈.本文运用甘肃、宁夏两省份水库农村移民调研数据,研究教育在水库移民内部不同层次的影响.运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对比研究验证：教育能够显著提高移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同时发现,教育的减贫效应对于收入最低层较大；从事非农工作能够显著增加收入最低层农户的收入水平.因此,政府精准扶贫不仅要注重扶持政策的完善,还应着重关注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扶贫,注重非农就业的培训工作,鼓励、倡导和培养有条件的农户从事非农工作.
关键词：教育；减贫；水库；移民
DOI：10.13856/j.cn11-1097/s.2018.12.039
1引言
水库移民往往是非自愿性的移民,如果被安置的移民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缓和与解决,很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水库总数达到97735座,水利工程数量快速增加,水电装机容量超过3亿kW,约占世界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4,居世界第一.长期以来,水利工程作为一种能源储备在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水利工程建设阶段也产生了近2400万水库移民,大部分水库移民被就地安置在水库周边,原有生存系统被迫改变,制度、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限制了水库移民的发展.当搬迁到新的地方后,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社交网络、就业和发展能力等原有能力禀赋在新环境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下降,这使得部分水库移民收入降低,甚至陷入贫困.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仍有370余万水库移民处于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之下,约占水库移民总数的15.4%①.
①《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2014年水利统计http://www.mwr.gov.cn/sj/tjgb/slfztjgb/201612/t20161222_776025.html.
西北地区水库大多数位于欠发达地区,水库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水库移民遗留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条件差,生存条件较恶劣；移民安置区抗风险能力弱,自然灾害频繁；移民区经济发展缓慢,移民与非移民差距较大；移民安置区生态环境较差.移民生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淡水资源匮乏,饮水困难；电网陈旧,用电困难；道路基础设施不足,出行困难；医疗基础设施较弱,看病就医困难；教育基础设施不足,适龄儿童上学困难.在党高度重视甘肃、宁夏水库移民问题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细扶贫工作规划,并安排专项资金解决现存突出问题.近几年,水库移民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多样化发展,不断提高抗风险和再生机能,移民区经济呈现出积极向好的趋势,民生改善及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态势.但移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等问题依然很突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而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教育在提高家庭收入和减轻贫困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学者的普便认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也必将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水库移民扶贫工作要高度重视通过教育来减轻贫困,充分考虑教育在消除贫困方面的重要作用.
2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教育对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是教育在不同地区、不同贫困收入层次有不同的减贫效应,且非农性收入对不同地区、层次的贫困家庭也有不同的影响.
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贫困的研究.贫困是困扰社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贫困都是困扰性的社会问题.孙远太（2015）研究指出,在新阶段贫困治理实践中,优化现行贫困治理机构,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以及关注贫困群体发展能力是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1].何仁伟等（2017）研究指出,贫困农户在相对脆弱性生计环境中谋生,生计环境对贫困农户生计资产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可以识别出贫困原因,探明生计发展的约束或短板因素,找出农户生计构建的突破口[2].
（2）关于水库移民的研究.水库移民往往是被迫于原生态区形式非自愿性迁移至其他地区的移民,若被安置的移民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缓和与解决,很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搬迁到新的地方后,移民的生产方式、社会网络、就业能力等原有能力禀赋在新环境中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迁移后移民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值较低,自身能力欠缺,可持续生计社会力量薄弱,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弱化,原有生产生活方式被迫转型,移民生存难度增加,加之迁移后移民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都是导致水库移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欧美珍等,2017[3]；张华山等,2012[4]）.施国庆等（2014）以广西岩滩水库移民为例研究发现,安置区基础设施条件和帮扶系统是影响水库移民社会资本的主要方面[5].李树茁等（2015）研究发现,自愿搬迁和集中安置对农户摆脱持久性贫困有显著帮助,此外,农户的家庭和社区特征以及生计类型对他们是否陷入贫困有显著影响[6].李晓涛（2016）研究发现,炫耀性支出在外出移民家庭获得的打工收入支出中比重较大,目前应着力提供健全的供给制度,以改善外出移民家庭的适应能力,同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人情支出合理化、理性化[7].在水库移民脱贫致富的道路上,需要三方即政府、社会和移民的共同努力,应通过完善水库移民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建立扶贫平台,树立脱贫意识,妥善规划和扩大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来治理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孙良顺,2016[8]；赵升奎等,2016[9]）.
（3）关于教育对贫困的研究.贫困是困扰社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教育可以减轻贫困.Janvry和Sadoulet（2001）使用墨西哥农村居民收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土著人因受教育水平小于非土著人而获得更少的非农工作机会和收入,教育是使土著人脱离贫困的重要手段[10].中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改善农民个人及家庭的收入状况,教育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减贫效应；教育人力资本对于农村综合贫困的减贫作用最强（刘纯阳等,2005[11]；马斌和杨少垒,2017[12]）.但是,教育的减贫效应还会受到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高艳云等（2016）研究指出,教育在增加家庭收入方面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3].研究发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家庭的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收益率呈正相关,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柳建平等,2017[14]；李晓嘉,2015[15]）.郭新华等（2011）采用中国199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教育对贫困变动有显著正效应,并估算出教育对贫困变动的弹性值在1.41~5.57[16].教育可以有效减轻农村贫困,在增加贫困农户的收入水平方面,职业教育比基础教育作用更大,教育是减轻农村贫困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可以极大地提升减贫效果（程名望等,2014[17]；王玮等,2015[18]）.
尽管学者对教育的减贫效应和水库移民贫困的成因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学者对教育减贫效应的估计有所差异,较少有学者单独研究水库移民内部教育的减贫效应,更少有学者研究甘肃、宁夏水库移民内部教育的减贫效应,通过对水库农村移民的问卷调查进行相关研究的就更少了.本文以中国甘肃、宁夏水库农村移民为调研对象,进行入户调研,以调研数据为基础,综合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进行对比研究,研究教育在水库移民内部收入最低层、中间层和最高层的减贫效应以及非农就业对水库移民内部的影响.
3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
3.1理论分析框架
影响水库移民收入的各个因素中,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最能反映教育对贫困的减贫效应,因而选为核心解释变量.家庭总人口和家庭总收入直接影响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家庭农业收入、家庭非农收入和家庭转移性收入构成家庭总收入,非农就业是非农收入的直接产出来源.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教育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扶贫的一种重要途径,直指贫困的根源,增强受助者和受助者家庭的内在能力和动力.在水库移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较大,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年限、家庭抚养负担（抚养比）、土地面积、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比例等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有直接关系.①受教育年限,是移民家庭内在能力和动力的重要体现,可以有效反映移民家庭的受教育程度.②家庭抚养负担,是非劳动人数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反映移民家庭的抚养负担,西北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较南方落后,抚养负担主要体现在教育支出上.③非农就业,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口迁徙等,导致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从而有效增加家庭收入.④非农就业比例,是衡量移民家庭非农就业的指标等.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文相关假设如下：
H1:家庭抚养负担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由于整体经济水平原因,非劳动力人口中受教育人口基数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教育支出就越大,抚养负担就越大.
H2:非农就业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呈正相关.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口迁徙等,带来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会有效增加家庭收入.
H3：非农就业比例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呈正相关.贫困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的比例越大,非农收入就越多,家庭总收入就会增加.
3.2模型构建
家庭收入水平仍然是当前中国确定贫困的重要指标,教育对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程度最能反映教育对贫困的减贫效应.因为OLS和分位数回归能够从整体和不同层次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全面信息,因而综合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从整体和不同层次进行对比研究,因为存在异方差性,所以对部分解释变量取对数.模型构建如下：
lnYi,q等于β0,q+β1,qedui,q+β2,qsexi,q+β3,qdri,q+β4,qfamilyi,q+β5,qlai,q+β6,qpclai,q+β7,qnfincomei,q+β8,qlnnfi,q+β9,qpmri,q+β10,qdirecti,q+εi,q
①这里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家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6+初中文化程度人数×9+高中文化程度人数×12+大专×12+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16）/家庭总人数.
②户主性别为虚拟变量,其中男性取1,女性取0.
③家庭抚养负担主要是子女和老人,家庭抚养负担（即抚养比）的计算公式为（未成年人口数量+老龄人口数量）/劳动力人口数量.
④2013年全国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1987-2013年全国以及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式中,i表示第i个移民农户；q表示分位数取值；Yi,q表示农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edui,q表示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①,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前人研究成果,设定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控制变量,sexi,q表示户主性别②,dri,q表示农户家庭抚养负担③,familyi,q表示家庭规模,lai,q表示家庭土地面积,pclai,q表示家庭人均土地面积,nfincomei,q表示家庭年非农收入,lnnfi,q表示家庭年非农收入对数,pmri,q表示家庭非农就业比例,directi,q表示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βk,q表示各变量的系数；εi,q表示随机扰动项.
4实证分析
4.1样本抽取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其数量也逐年增加,涉及面积愈加广泛,而水库移民的微观数据能够对教育对水库移民的减贫效应提供实证.鉴于上述情况,2016年笔者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对中国甘肃、宁夏地区的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样本户进行了实地调研,共获得随机抽样样本510份,剔除了家庭劳动力人口为0以及数据不全农户家庭的数据,经整理后获得有效数据471份,有效率92.3%,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的减贫效应.
4.2变量分析
对样本各变量整体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分析发现,研究区域水库移民整体存在以下特征：①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4年,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人口水平（9.05年④）.②农户家庭抚养负担均值为0.62,即平均每2个子女或者老人由1个成年人抚养负担.③对土地的依赖性强,样本区域家庭人均土地面积2.17亩,农户家庭规模均值为4.85人,从而得到农户家庭土地面积2.17×4.85等于10.52亩.④家庭年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均值为0.42,占比较低,家庭非农就业比例均值为0.32.
4.3回归结果及实证分析
运用Stata13.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因1/10、1/2、9/10的分位数点能够分别代表样本的前、中间和末端部分,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关于教育减贫效应的信息,因而本研究选取上述3个分位数点进行回归分析,随机数的样本指定为10000,通过自助（Bootstrap）400次来进行分位数回归,同时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首先,对OLS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前者每增加1年后者增长11.1%,同时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教育对样本区域库区移民的减贫效应
是显著的,可以促进移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移民的教育发展应当作为政府治理库区移民贫困问题的重点关注方向.其次,对比分析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在1/10、1/2和9/10的分位数上,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前者每增加1年后者分别增长6.68%、4.28%和8.15%.同时发现分位数与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动态趋势为先降后升,且前段上升趋势强于末端,显著性也随着分位数的增加逐渐减弱,这表明教育对收入最低层农户的减贫效应最大.而家庭抚养负担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中都显示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即家庭非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越大,家庭抚养负担越大,家庭收入越少.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发现在水库移民内部教育与对减贫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较强,教育对于处于收入最低层的贫困农户具有很强的减贫效应,虽然该层次的贫困农户家庭通过教育所积累人力资本基础薄弱,与外界沟通能力不足,驾驭物质资本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能力也不足,但更渴望通过教育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积累人力资本,从而驾驭物质资本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对处于中间层的农户来说,整体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已经较强,不再单一依靠教育来实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融合,从而使教育在该层次的减贫效应较小；对于处于收入最高层的农户家庭,教育也能促进该层次农户家庭的收入增长.总之,教育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解决库区移民贫困问题时应当把教育发展工作作为重要措施的手段和重点关注的方向.
分析家庭年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的系数随分位数增加的动态趋势,发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变化趋势逐渐下降,该变量对收入最低层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收入最高层农户.表明,家庭年非农收入对提高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很大,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倡导和培养该群体从事非农工作,从而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水平.
家庭非农就业比例系数变化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即家庭非农收入对收入中间层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收入最低、最高层农户.这说明,家庭非农收入对提高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很大,因此,鼓励、倡导和培养该群体从事非农工作是提高贫困农户收入的一个较好办法.
5结论及政策建议
5.1结论
（1）教育对移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政府相关部门在治理库区移民贫困问题时应当把教育发展工作作为重要措施的手段和重点关注的方向.
（2）教育对于收入最低层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提
高的显著性大于收入中间层和最高层农户,即其对前者的减贫效应大于后两者.
（3）家庭非农收入作为家庭总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对收入最低层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作用.
（4）家庭抚养负担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家庭抚养负担主要体现在教育上,即家庭非劳动力人口中受教育人口基数越大,家庭抚养负担越大,家庭收入越少.政府精准扶贫不仅要注重扶持政策的完善,还应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扶贫,注重非农就业的培训工作,鼓励、倡导和培养有条件的农民从事非农工作.
5.2建议
（1）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力度.政府在做好直接补助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加强产业扶持力度,加大移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资,引导移民群体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移民家庭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
（2）教育发展工作应当成为缓和与解决水库移民贫困问题的重要措施手段和重点关注方向.教育对移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显著性较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因此,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基础保障措施,充分保证农民有接受再教育,提高自身技能、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保障其自身的权利；另一方面应当积极鼓励农民接受再教育或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能,要特别关注收入最低层农户家庭人口相关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其谋生能力.
（3）加强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措施建设.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使所有适龄儿童有享受高质量义务教育的平等机会.发展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着力解决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平等问题,建立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公平保障机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同时,减少社会排斥,努力实现教育起点公平,切实保障贫困人口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4）加强就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注重非农就业的培训工作,鼓励、倡导和培养有条件的农户从事非农工作.非农收入对水库移民特别是收入最低层贫困户收入的增加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要鼓励水库移民外出务工或从事非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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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段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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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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