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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本科论文 原创主题:可视化论文 发表时间: 201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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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列朝诗集》选录了有明一代约2000个诗人的代表作,并为他们撰写简明的小传.钱谦益的族孙钱陆燦专门辑出《列朝诗集》中的诗人小传,重新编撰而成《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共收录近2000个诗人小传,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常作为评骘明代诗人的引语.前人多从文本层面挖掘《小传》书写潜藏的钱氏心态和诗歌观念等.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借助QGIS等地图制作软件,通过对《小传》所收明代诗人的地理分布予以可视化呈现,分析其特征,并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1 《列朝诗集小传》可视化价值及其对诗人籍贯的著录

钱谦益自谓“仿元好问《中州》故事,用为正史发端,搜摭考订,颇有次第”[1].《中州》是元好问编定的金朝诗歌总集,意图以诗存人、借诗传史.钱氏这种自觉求实的学术姿态为《列朝诗集》所录诗人的可视化呈现能够大致反映明代诗人地域分布整体风貌赋予了理论上的可能.但是,诗歌选录不等同于诗歌全编,选录受制于主体局限与主观意图,与力求完备的全编差距甚殊.朱彝尊的《明诗综》录3300余人,陈田的《明诗纪事》甲签序称有近4000家,今前八签实存3000余家,相较而言,《列朝诗集》在诗人总量上有较大差距.但是,朱彝尊编纂《明诗综》寄望“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2],并不在乎作者是否称得上真正的诗人,故多有仅录一二首诗之作者;而《明诗纪事》特重明末诸家,对明清之际的忠节遗民辑录颇多,可见编纂意图的不同直接影响到选录对象的差异.但《列朝诗集》作为最早的辑录者,对后两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先导性作用.

《小传》所收诗人的地理分布并不等同于明代诗人分布的地理格局.因此,本文尽管在描述《小传》呈现的诗人地理分布之时将研究对象称为“明代诗人”,但其必然的前提条件是以《小传》为基础,换言之,呈现的是钱谦益笔下的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明代诗人空间分布.钱氏在《小传》中显露出鲜明的诗学倾向,他运用的选材策略与叙事技法愈益受到关注,这都在侧面印证该书具有的隐性倾向.对诗人的主观选择是钱谦益致力于明代诗歌史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分布能够直观展现出钱谦益选录诗人的地域偏好,这种偏好的呈现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钱氏的诗学观念,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由此《小传》诗人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既是明代诗人地理分布的大致形态,也显露出钱氏取舍的主观倾向.

《小传》虽从《列朝诗集》中辑出,但由于部分诗人无小传,故所录诗人具体数字有出入,《列朝诗集》录1832位诗人诗歌,《小传》录1790位诗人(包括附见诗人),其中81人仅录其名而无小传.诗人的名、字、号、籍贯等都作为小传的基本资料.《小传》对作者籍贯的著录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直接著录具体的府县,如刘基 “青田人”、王逢“江阴人”.二是著录大致的区域或所隶的行政区域.比如,丁鹤年是“西域人也”;杨椿是“蜀人”;张简是“吴人”.三是著录寓居地或迁徙地,甚至详叙迁徙经历.比如,“周山人砥”是“吴人,寓居无锡”;“孟御史昉”是“本西域人,寓北平”;“王总管翰”则“先世齐人,陷于元昊.元初,从下江淮……镇庐州,家焉”.四是著录族别或国别,主要录于闰集,如郑梦周“高丽迎日县人”、天祥“日本人”.五是无著录籍贯和所属省份.

为了便于籍贯的统一和可视化处理,本文根据诗人不同的籍贯著录情况做了相应处理:有具体府县者直录;能考察至县者则予以细化,如张简由“吴”具体录为“吴县”,徐贲由“吴”录为“毗陵”;原籍贯不详,则以主要寓居地录入,如周砥为“无锡”、孟昉为“北平”;不可考其籍贯或所属省份者,或仅有其名而难以确指者阙如.此外,乾集录帝王、藩王共30人;闰集则分僧人、道士、香奁、宗室、内侍、青衣等共356人,暂不列入总数统计.据此,本文统计数据如下:所属现今省级行政区域的作者共1317人,包括有籍贯的1293人,无具体籍贯或所属省份待考的24人.

2 诗人所属省份的可视化呈现

明朝的政区设置时有变化,但大体来说,设京师和南京两“直隶”以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即通常所说的“十三省”.本文涉及的省级行政区域,如无说明,则是依据现今的行政区划名称,而不是按照明代的区划名称.借助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提供的经纬度,将明代诗人籍贯置于当前的行政区划中.以南直隶为例,其治所在今江苏南京,下辖应天、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徽州等14府和4个直隶州.本文在具体划分时将扬州归入江苏、松江归入上海、徽州归入安徽.据此,本文首先对1317名有省级行政区域的作者进行可视化呈现.

从表1可见,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湖北、广东、四川、湖南、云南、重庆、海南等13个南方省份的诗人为1168位,约占诗人总数88.7%;其中仅江苏就有411人,占总数31.2%.排在前六名的省份都属于南方.根据表1数据,形成图1所示的“《小传》诗人省份分层图”,图中省份颜色随着人数的递增而逐级加深.从分层图看,江苏颜色最深,较深色区域有苏、浙、赣、闽、皖、沪,基本上处在经济发达、文教繁荣的长江中下游流域.

诗人省份分层图直观地反映出明代诗人地域分布极不平衡的现象,“南方性”特征显著,尤以华东为核心区域.这一现象并非孤立的,明词人的地域分布同样具备“南方性”这一特征.据统计,南方词人数约占明代词人总数的82%,且江苏是词人最为密集的地区,占全国词人总数的30.3%①,与明诗人分布大体近似.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层面看,诗坛重心的南移自北宋基本完成后,历元而至明代,依然保持着这一趋势,可见南方诗人仍占据核心地位.

明代诗人“南方性”的这一特征说明经济发展程度对诗人群体的数量、分布状态、流动走向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基础性作用.明人孙鏊云:“丰亨豫大,金瓯晏然.吴越为东南财赋地,家给户殷,民生乐业,靡兵革供饷之扰.”[3]经济的繁荣富庶促进文化教育的兴盛,而文教发达则有利于经济建设,两者相互依存,正是文学兴盛的必要条件.其中,明代南直隶所在地区自中唐以来即是中国经济史上的枢纽地带,南京又作为明初52年的国都所在地,系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政治中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由此形成的优越的人文环境使这一地区成为士林之渊薮.即使在迁都后,南京仍是文风南北嬗替的中心.江浙一带,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同处于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的太湖流域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均位居全国前列.

昌盛的教育与发达的出版业为明代诗人的“南方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人文环境.明以来江南地区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十分普及:“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以训童蒙.”[4]“人皆知教子读书.”[5]文字处理能力自然是作诗的基础.精英教育在江南地区同样受到高度重视,除官学教育,南方各省的书院数量亦位居全国前列②,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有明一代考中进士的人,浙江居首,江苏次之.在出版业方面,福建的建阳,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浙江的杭州、湖州等都属于明代刻书重镇.而藏书之家亦多集中于苏南吴郡、常熟、昆山,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绍兴等地.其中,常熟毛氏的汲古阁最为著称,并大量刻印书籍.

从文化传承来说,元朝江西文人众多,在明朝有延续之势.明初的台阁体创作正是以江西文人为主,《小传》“周叙”条云:“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6]《明史》列传者多达408人,如胡偐、解缙、杨士奇、严嵩、夏言等都是明代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明代仅著录北京地区5人,分别是孟昉、岳正、张诗、顾养谦和钱明相.自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明成祖正式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后,政治中心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坛重心的转移,譬如,明代“前七子”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心即在北京.在刘瑾之乱后,以复古派为骨干分处各地,形成了若干作家群:以李梦阳为首的开封作家群,以何景明为首的信阳作家群,以康海、王九思为首的关中作家群,以顾璘为首的南京作家群[7].这说明对明代文学影响深远的第一次复古运动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北方为主,但并不能通过籍贯分布来有效呈现.由于诗人的流动性与统计数据的限制,创作地分布的考察尚难以实现,这是可视化分析的缺憾.这一差异反映出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与诗坛的文学活动或话语中心的分布并不一致,也从侧面反映出经济、文教等因素对诗人总数的影响更甚,而政治影响尚有待于后文的观察.

3 诗人籍贯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

按照《小传》收录诗人所属省份制作的分层图直观地呈现出诗人数量的省份分布状况,而以下按照诗人籍贯分布表形成的籍贯分布图③则反映了《小传》诗人地理分布的具体位置和密集程度(参见图2).

从表2看,南方府县占据前列.前10名皆属于南方,其中长洲、昆山、吴县、常熟属于明代苏州府,其后依次是华亭(上海松江)、闽县(福州)、无锡、山阴(绍兴)和鄞县(宁波)、歙县.北方排在前两位的府县分别是河南的祥符(开封)和山东的濮州(菏泽),均为7人.由图2“诗人籍贯分布密度图”可见,诗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环太湖流域,其次是福建沿海、江西中部、广东的珠江流域等.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省苏州地区的诗人群十分密集,为此图的最中心地带.从数值看,苏州府下辖长洲县67人,昆山县48人,吴县37人,常熟县29人,嘉定县24人,吴江县15人,太仓县10人,共计230人,占可统计籍贯诗人数量17.5%,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明代苏州地区确实人文鼎盛,仅书院而言就有文正书院、天池书院、碧山书院等几十所.且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来自苏州府的状元有8名,可见苏州文教之繁荣.在文学活动中,明初蜀人杨基、徐贲和浔阳张羽皆汇于吴地,与高启并称“吴中四杰”,而高启、徐贲、张羽、唐肃、吕敏、余尧臣、陈则、宋克、王行、高逊志又合称为“北郭十才子”.其中,高启被视作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曾参与修撰《元史》.“吴门四家”之首的沈周对吴中诗风影响亦巨,吴地才子多出其门下.明中后期,吴宽、顾鼎臣、申时行、王鏊等名声显赫,吴宽诗文中显现的悠然自得的态度以及对功名的淡泊心境,可谓重振吴中文风的先行者;申时行曾被冠以“太平宰相”的名号;王鏊则是八股文大家.此外,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代表着吴中文人追求个性、摆脱功名束缚的潮流.明末顾炎武、归有光、毛宗岗、吴梅村等人皆以才显,可谓文人辈出.

那么,籍贯分布与明代诗坛代表人物的分布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笔者以明代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为例,对这些主要流派代表人物的籍贯分布进行可视化,分布状况见图3.

尽管选取的流派样本具有局限性,但从这一视角观察,发现明代文学思潮中几个主要流派代表人物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南北均势的格局.这也可以说明,按照诗人籍贯呈现的地理分布图作为诗人数量绝对值的体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诗人的地理分布版图,但对诗坛而言,其内在结构并非是平面的,而是多重维度和多种面向.诗人具有的诗学话语权重和影响力以及诗学思潮的兴起,并不一定受地域局限,而存在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

4 诗人数量的分期性分析

《小传》编排以集分部,共有乾、甲、乙、丙、丁、闰六集.除乾、闰二集,其他四集按照时间的分集处理有利于分析明代不同时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本文统计的各集和对应朝代关系为:甲前集:记载朱元璋起兵至建国之间十五年间;甲集:记载洪武、建文两朝;乙集:记载永乐至天顺六朝;丙集:记载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丁集:分上、中、下三集,记载自嘉靖至崇祯六朝.

钱氏的分集有其自身的分期依据,他认为:“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8]所谓“丙”乃万物繁盛之时,对应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而嘉靖之后,明代诗歌趋显成熟,故谓之“丁”.那么这种分期特征在地理分布中能否得到印证?本节对《小传》南、北诗人的数量作分集比较,见表3.因各集时间跨度不同,故该集所录南、北诗人数量占该集诗人总数的百分比统计见表4.

南方诗人始终是明代诗坛的主要力量,而北方诗人在明代前期十分弱势,但在丙集所录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由3.7%骤升至19.1%.山东、陕西、河南、河北等省份的诗人人数也有显著提高;前期没有诗人著录的甘肃、辽宁等省也开始出现.另外,甲集时仅录14省,至丙集已有20省见录.这说明北方诗坛在明中后期呈现出复苏态势,诗人分布的版图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张.有学者认为,随着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衰退和长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南北文学家的比率由元代的6.8∶3.2变为8.7∶1.3[9].但从明代内部发展情况来看,北方文学家比率呈现出前期先下降、中后期重又上升的过程,这一转折恰好在钱氏谓之盛的丙集,即成化、弘治年间.

那么,南方内部省份的诗人分布是否出现分期性变化呢?以南方排名前6名的省份为例,诗人各集数量如表5所示.

根据表3统计,南、北诗人甲前集至丁集收录总数分别是149、224、245、220、479,各集所录南方六省诗人总数的百分比如表6所示.

由图4可见,江苏的诗人数量和比重在各个时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且稳中有升,由原来的27.5%提升到32.4%;浙江和江西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后,出现比较大幅的下挫:浙江由33.6%降至16.5%,江西由8.7%降至3.8%,降幅达5成.结合前文所述,对应时期北方诗人则正好处于上升期,这说明永乐帝迁都北京推动了北方诗坛的复苏,而诗人数量的增加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和成长,这种变化体现在成化年间以后.同时,南方诗人数量的下降与明代前期对南方文人有意识的政治打压有关,如浙东文人宋濂、方孝孺、王袆等受到政治牵连而落得悲惨结局,使这一地区的文人一度陷入噤声.上海在进入明代以后,诗人数量明显上涨,这与当地大力推广社学相关.明洪武八年(1375)三月,松江府令府州县每50家设社学一所,促进了教育发展.由此可见,某一地域的诗人数量在不同时期都会有波动,受到经济、政治、文教等多方面的影响.

5 可视化呈现与钱氏诗学观念的阐释

综上,《小传》所录明代诗人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展现出如下风貌:(1)通过省份分层显示图看,明代诗人“南方性”特征明显,主要位于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份;(2)通过籍贯分布图可知,诗人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太湖流域,福建以及广东的珠江流域等;(3)南、北诗人分集占比统计表体现了南、北诗人比例之悬殊,但自明代中期开始北方诗人数量有一定上升.

《小传》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体现了明代诗人地理分布的大体风貌,但是选录必然寓有选录者主观之倾向.通过可视化呈现可见,吴中诗人始终占据核心的位置,说明钱氏在选录诗人时尤重吴中诗人,即明代江苏府一带的诗人.诚然,有明一代吴地文人在文学各方面表现突出、享有盛名.但除了客观的因素,钱氏在选录诗人时更寓托了自己的诗学意图:在明诗史的主线中着意倡扬吴中诗学传统.作为苏州府常熟县人,钱谦益以“吾吴”自命,“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10],对吴中文学传统具有强烈的认同感.钱氏这种心理与价值的偏向以及自己身处该地域交游的频繁程度都会使得著录的苏州乃至江苏诗人数量比重的增加.有学者对《列朝诗集》的前后七子、吴地14位代表性诗人的入选数量做了统计,并与《明诗综》作参照,同样得出钱氏有推崇吴中的倾向[11].王士禛曾提及“盖牧翁多抑西北人也”[12]的看法;曾燠亦有言:“牧斋《列朝诗集》,挟门户之见,而肆其雌黄,南北分歧,是非倒置.”[13]这都提醒我们应谨慎、客观地对待《小传》所呈现的明代诗人的地域分布.而通过钱谦益笔下的明诗人空间版图来反观钱氏自身的诗学态度,亦不失为一种考量的方式.

由可视化呈现反映出钱谦益偏尚吴中的选录倾向,在《小传》文本中得到互相印证:(1)对吴地诗歌兴盛原因的溯流,钱氏将其归之于“博雅好古”读书的求学风气,他分析道:“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吴中文献,于斯为盛.百年以来,古学衰落,而老生宿儒、笥经蠹书者,往往有之.”[14]“吴中前辈,沿袭元末国初风尚,枕籍诗书,以噉名干谒为耻.”[15]可见,吴地丰富的藏书,浓厚的读书氛围,以及悠久的诗文传统,孕育了吴地大量的诗人.(2)努力建构吴中诗史,钱氏在叙述吴地诗人时总会提及该地诗歌传统之流变,寄寓对明中前期吴中诗学盛时的推崇.(3)冀求再兴吴中诗风.具有隽永清秀之美、以适情达意为旨归的吴中诗风,在明代中后期受到了成为诗坛强势话语的复古派的挑战.北方诗学占据主流后开始影响甚至转变吴中诗坛的风尚,钱氏对此十分不满,以“吾吴”强烈的身份意识自觉地担当起恢复、发扬吴中诗学传统的使命,他对复古派和竟陵派的激烈抨击都与此紧密相关:“居今之世,后生末学,不复以读书好古为事,丧乱以后,流风遗书,益荡然矣.……庶几风流前辈,不泯没于后世,且使吴人尚知有读书种子在也.录诗而存理,俯仰感叹,而附志之如此.”[16]理解钱氏这些诗学倾向,也就可以理解吴中诗人何以在《列朝诗集》中占据如此重的比例,并可深刻体味到此中蕴涵的故明情思.

在明末清初风云巨变的时期,钱谦益并不仅仅希望《列朝诗集》能采诗以庀史,更希望能重振吴中诗风以究其弊、正其风,发扬诗歌“博学”“经世”兼济的特征.然而,这种主观倾向又恰恰背离了他记录有明一代诗史的客观追求,以至于招揽了“济以党同伐异之见”[17]的评价.《小传》所录诗人地理分布的客观性究竟是怎样的程度,还有待于和《明诗综》《明诗纪事》等进行对比研究,亦可在三者的比较中检验编纂意图的差异性.现今明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也为今后客观呈现明代诗人的地理分布版图提供更翔实可信的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孟瑶《明代词人地域分布研究》,江苏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该数据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明词补编》出版后发表的明词增补论文中所收录的明代词人为统计研究对象.

②据曹松叶《明代书院概况》统计,明代书院数量全国前四位是江西、福建、浙江与南直隶,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辑.

③同一籍贯下仅三位作者及以下的在表中省去.籍贯所在地诗人数量越多,则图中标识越大.图2和图3均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明时期全图(一)为底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40-41页.

参考文献

[1][8]钱谦益. 列朝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14,1.

[2] 朱彝尊. 明诗综序[M]//明诗综.北京:中华书局,2007:1.

[3] 孙鏊. 松菊堂集 卷二十一[M]. 万历三十八年刻本:12-13.

[4] 苏州府志 卷十六 风俗[M]. 明洪武.

[5] 上海县志 卷一 风俗[M]. 明嘉靖.

[6][10][14][15][16]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2,307,303,32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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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曾大兴.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364.

[11] 周兴陆. 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J]. 文学评论,2008(2):106-113.

[12] 王士禛. 池北偶谈[M]. 北京:中华书局,2011:244.

[13] 曾燠. 静志居诗话序[M]//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

[17]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730.

作者简介 黄鹏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7-01-20

(责任编辑:沈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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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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