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管理到教育：福利依赖的路径选择，本文是教育方面论文范文跟福利和依赖和路径有关论文范文.
郭立强,徐丽敏
（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４）
摘 要：福利依赖作为社会问题,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当前,我国针对福利依赖的研究多从其产生的外部因素进行考量,而缺乏对其内在机理的探析.由此,也使得福利依赖在理念上更多地偏重管理,而忽视了教育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福利依赖的理念的转向上,要实现从以管理为主的外部控制型向以教育为主的内部转换型的转变；推动在规范性学习、政府扶持岗位、服务救助实施以及社区学校和传统文化训练班等资源中增加有关公民意识、工作*内容的知识和训练,寻求福利依赖的之道.
关键词：福利依赖；；外部控制型；内部转换型
中图分类号：ＤＯ-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７－０５
福利依赖是困扰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于其解决路径的探讨伴随着福利政策的诞生绵延至今.当前,学术界对于我国存在福利依赖的程度等问题虽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围绕如何避免或破除福利依赖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半囿于西方福利依赖研究的范式,局限于外部因素的分析,忽视了福利依赖作为个体主观选择背后的内因思考,也由此只是注重发挥管理在福利依赖破除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教育在其中本应有的价值.鉴于此,本文将立国国情,通过对福利依赖形成的内在机理以及福利依赖现有和应有的理念进行分析,来寻求中国特色的福利依赖之道.
一、福利依赖产生的原因剖析
自从福利制度出现以来,有关福利依赖这一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１］学者们围绕福利社会的构建和福利依赖困境的破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寄希望于通过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化解当前福利依赖所带给社会的各种危机,但是仅从外部环境去理解福利依赖产生的原因并不能全面地还原其形成的整个过程.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深掘福利依赖形成的内在机理,以此助力于该问题的解决.
（一）已有外因分析的梳理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针对我国本身的福利依赖问题研究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学者们也就福利依赖破除的首要对象进行了聚焦,认为“低保制度”是当前我国福利依赖问题的症结,应予以优先解决.因此,国内学者的福利依赖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低保制度”,对其原因亦从“低保依赖”的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
第一,“经济刺激说”.一些学者认为,福利依赖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刺激的不足,使得个体的工作意愿很难被唤醒,由此导致了个体工作*的丧失,进而形成了福利依赖.如周昌祥通过调查发现“劳动标准太低,与低保福利标准相差不大,是福利依赖的最主要的经济因素”.［２］另一方面,国内的“低保扣除制度”同样从外部消减了个体从事较低工作收入的积极性,因为个体即使从事工作,其获得的收益也仅仅同原先未参加工作时的收益一样,反而使得个体“休闲时间”减少,这样以来,个体的工作动机就会下降,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低保制度”的依赖.
第二,“社会环境说”.社会环境对于个体能否成功就业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如就业难和不就业之间就存在着密切关系.蓝允曦等人认为,改革开放后,由于国企改革以及区域性的移民,使得原本劳动力供给已出现剩余的城市,状况更加恶化,同时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大批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而同样难逃失业的厄运,最终使其只能依赖福利进行生活.［３］另一方面,由于“低保制度”本身存在着选择性的价值取向,这样就使得“低保制度”享有者必然会戴上“福利污名”的标签.结合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福利污名”不仅可能形成某种社会歧视而影响个体就业的实现,同时也可能使得已就业个体由于感受到歧视的存在,而再次放弃工作,最终落入“低保依赖”之中.
第三,“个体能力说”.个体能力对于个体实现就业,以及实现何等程度的就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里的能力不仅仅包括工作技能,同时也包括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就工作技能而言,缺乏高质量的工作技能使得个体只能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制约了个体向一级劳动力市场的跨越,其结果便是个体工资水平和劳动强度的不成比例,由此使得个体劳动动机降低,而倾向于依赖福利的动机增强.就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而言,曾崇碧认为,由于社会排斥等因素,福利依赖者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十分有限,使得个体最终失去了再就业的机会,而只能“被迫享受福利”.［４］
第四,“家庭影响说”.在中国,家庭的重要意义要远远超过西方社会,其中,“孝”文化更是深深地植入了国人的心中.因此,许多学者在进行福利依赖成因探讨的过程中,开展了关于家庭方面的分析.例如蓝允曦等人的研究发现,“低保福利依赖者”的家庭中很大部分中存在着残疾人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体,这表明福利依赖群体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为了照顾家庭成员而无法工作的人群.［５］另一方面,由于福利依赖作为一种个体选择,其本身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的意义,也就是说,其存在着通过代际传递进而向下延伸的可能.张兴祥等人就对福利依赖的代际传递做了系统的梳理,并结合相关模型和实证数据进行了证明.［６］
第五,“制度优越说”.“低保依赖”之所以可能,同其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有着重要的关系.“低保制度”作为我国社会安全的最后防护网,其本质上担负的是一种托底的职能.然而,当前“低保制度”虽然在补助水平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仍然保持着托底的本性.但是,“低保资格”的含金量却越来越高,这使得个体在没有充分的可替代资源的前提下不愿意轻易退出“低保”.［７］而过高的含金量也必然诱致一些原本“低保资格”以外的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去骗取“低保资格”,进而产生更为严重的“低保依赖”现象.
（二）内因分析的进一步反思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必然受其本身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福利依赖的产生同样也不例外.因此,仅仅寄望于通过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去消除福利依赖,其理念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福利依赖产生的主体是个体,其本质上是个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于工作*的放弃.追根溯源,笔者认为导致福利依赖难以消除的原因除了上述外部因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福利文化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影响,而至于为何我国学术界和政策专家没有给予该领域足够的重视,则要归因于当前国内仍未完全脱离西方福利依赖的研究模式.
首先,西方关于福利的传统思想使得整个社会将福利定位为不可分割的个人权利.最早提出和使用福利文化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平克,他认为福利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其中价值观又居于核心地位,它影响了人们对于权利和义务的看法.［８］然而,关于福利文化的研究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其对于福利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福利制度的控制,这同西方社会主导社会福利研究的现状是分不开的.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对人的重视以及对于自由的追求也就成为了西方社会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很难将福利文化完全视为一种个体精神的不洁之物,而更愿意将其归因于个人权利的自然衍生品,将其视为个体为了自由而需要获得的一种社会支持.虽然新自由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一思潮却很难被西方国家所完全接受,而只是将其视为现有政策的补充.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西方国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和社会团体对社会福利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干预,而人们也愿意通过社会计划来缓解自身的社会问题,这无疑是对其自身福利文化传统的一种回归.”［９］
其次,西方公民社会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开始成为制约政策制定的一股重要力量.西方有关公民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城邦时期,这一时期公民就已经开始懂得使用自己的权利影响国家权力.因此,西方有着悠久的分权历史,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权力也被世俗和教会所分割,由此使其权力分离和权力制衡思想尤为深厚.至近代,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西方社会日益由“政府—市场”二分状态转向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虽然,三者权力边界有时会被相互挤占,但是,总体而言西方的公民社会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其不仅仅使得“私权利空间”获得了广泛的保障,进而也开始影响到“公权力空间”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作为公民权利让渡的结果,其理应体现民意、公意的理念深深地植入了民众心里,因此,西方民众对于自身权利有着极大的关注度.由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两党以及政治,使得各党派在竞选期间往往需要制定符合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竞选纲领,而又由于社会福利所涵盖的范围、影响的群众之广,使得很少有政治团体愿意冒险去去将福利依赖的矛头指向福利享受者———公民,而只能是通过各种措施来增强福利供给的有效性.
由此观之,西方国家限于传统福利思想和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对于福利依赖的解决更多的偏向于从制度层面予以管理,而忽视了个体福利文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改造.笔者认为这正是西方一直以来无法完全破除福利依赖的深层次原因,受其影响,我国学者也一直致力于通过经济、社会、个体、家庭和制度的改造来实现福利依赖的破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针对福利依赖主体改造的研究对于福利依赖破除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上述外因、内因分析的基础上,再来对其福利依赖解决的理念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明确我国当前阶段应该选择的福利依赖路径.
二、福利依赖的理念选择
理念作为思想的一部分,其体现的是个体在价值选择上的判断倾向.就福利依赖问题解决的理念而言,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福利依赖本身,如何对其发生进行归因,如何使其与客观环境有更高的契合性.我国学者将管理理念作为破除福利依赖的指导思想,虽有着对于制度缺陷的理性思考,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突出表现在对福利依赖问题自觉性不强,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研究范式的制约,相对忽视了对内因的分析.因此,伴随着既有制度的不断完善,应不断提高对福利依赖问题认识的自觉性,立国国情,将问题的关键聚焦在个体身上、将管理的理念转向教育上来,最终实现由“管理理念”向“教育理念”的嬗变.
（一）管理为主的外部控制型
所谓管理为主的外部控制型理念,就是力图通过制度、环境等外部环境的约束和改造来消除福利依赖产生的外部条件、或对外部条件进行转换,进而抑制福利依赖产生的一种行动策略.这种行动策略在福利依赖解决的初期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通过自身的不断优化来实现对个体的规范和制约.然而,这种反福利依赖理念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难以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制度本身的优化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在外部条件不够成熟时,制度设计便成为了无源之水,很难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实现管理为主的制度运行,需要大量的成本,而由于管理导向下的“低保制度”,其最优效果的运行成本往往要大于其可能产生的预期收益,因此,使得政策实践往往不能达到最优.
当前我国所采取的针对福利依赖问题解决的途径大多都是遵从该种理念进行的,例如严格“低保制度”的审核、推动“规范性学习”的实施、改革１００％边际税率的“低保扣除制度”、提高用工劳动力报酬的建设等,这些举措虽然显示出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低保制度”刚刚建立时期,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制度的设计便只能凭借一些理论以及他国经验进行,这难免会使政策出现“水土不服”,因而这个时期,需要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对政策的完善上,即通过信息搜集系统来获取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指导下一步的政策优化.然而,当前我们已经经历了近２０年的实践检验,制度模型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现有的经验和理论已经为我们之后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再加上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搜集系统,这使得制度改善这一循环系统已经初步建成,而我们也应适时得将工作重点进行转移.
同时,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其认为在进行决策时由于存在的诸如信息不完全、个人理性等因素的影响,最优决策很难实现.因此,西蒙建立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他认为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而所做的决策并非要实现最好,而是要在现有资源的条件下达到有限的最优.因此,面对福利制度的设计,我们并不能苛求其一次就实现制度的最优,而要考虑到现实状况以及人们的思考能力,对福利制度进行有限的理性设计.也因此,我们需要在不断掌握新资源的前提下,才能设计出更为优秀的制度框架,也就是说现阶段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要进行信息的搜集而非频繁的制度设计.
此外,制度变迁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本也决定了管理为主的外部控制很难完美地克服福利依赖.如张峻豪等人通过研究认为,由于存在成本约束,制度制定和执行的主体很难实现信息的完全掌控,尤其在政策执行环节过程中,由于政策完全执行的成本往往超过预算,这就会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降低政策执行的标准以求成本的降低.［１０］因此,往往出现政策效能大打折扣的现象,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素质和态度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正视存在政策成本约束这一问题.鉴于此,管理为主的控制导向型的理念在福利依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现实情况和长远的计划来看,仅仅依靠管理控制是很难实现福利依赖问题的.
（二）教育为主的内部转换型
当前,福利依赖的似乎陷入了海中漩涡,日益优化的制度设计却始终未能实现福利依赖陷阱的破除.这再次表明仅仅依靠外部规范,而忽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理念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的福利依赖破除理念进行更新、转换,即发展教育为主的内部转换型理念.
所谓教育为主的内部转换型理念,是基于非货币给付的教育形式,通过对个体意识、动机等内部因素的改造而消除福利依赖产生的内部动因,进而从源头上遏制福利依赖的滋长和蔓延的一种行动策略.这种反福利依赖理念在实践和运作过程中,相比控制型理念而言,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教育为主理念的着眼点在于实在个体,也在于福利依赖产生的本源,因此,其针对性更强、目标也更明确,可以消除目标转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成本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其着力于提升个体的工作*意识和动机,因此,其更有益于从根本上福利依赖这一问题.
当前,在社会政策领域,“发展”这一命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其中何为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也业已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命题.然而,就现有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来说,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控制型的管理理念,其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为个体提供发展的机会、能力、空间和兴趣,而缺乏对个体心理、情感、意识、动机上工作*的唤醒和教育.因此,虽然现有的发展型政策范式构建出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社会资产积累、重视个体能力和机会给予的政策模型,却依然很难摆脱福利依赖的漩涡.基于此,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进行“发展”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即应将教育理念融入到政策制定和政策实践中,将着眼点落实到个人,这里的个人不再仅仅是关注个人能力的积累、个人工作可能的提升,也包括个人意识的改造、动机的提升,以此使个体真正实现工作的自觉.
同时,教育为主的福利依赖控制理念,其目标和目标群体更为明确,更易于直接向目标群体进行工作,因此可以减中间环节和目标锁定环节过程中的成本,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在传统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政府的家计审查是确定被助者资格获取与否的关键,为获取真实信息,政府部门不能仅仅针对被助者进行调查,而是需要通过走访、公示等一系列间接措施来保证目标的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使成本上升.反观教育理念的反福利依赖实践,其针对的是有意获取福利帮助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往往会主动进行福利申请,与此同时,由于该理念并非要为福利寻求者提供货币支持,因此,并不需要对其实际的家庭收支进行调查,这就大大减少了成本支出,可以将资源集中利用在进行教育服务上.
此外,非货币式的教育形式有利于规避福利依赖产生的经济诱因,进而降低个体对于货币的依赖,便于其实现从依赖货币救助到自觉寻求货币以实现自救的转变.当前,我国也在不断地发展教育救助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觉醒,然而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公民责任的唤醒教育,而非仅仅停留在个体和家庭生活、能力上的救助.所谓公民责任的唤醒,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受助者传达有关公民义务、公民责任的理念,树立其公民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意识,并努力激发公民原有的公共精神和自立品质,从而使个体摒弃有关福利依赖的思想.当这种公民责任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个民众心里时,即使防止福利依赖的措施全部废除、即使滋生了更多诱导福利依赖的制度,民众也断然不会产生福利依赖这种思想,也就不会产生福利依赖这种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福利依赖的理念应当由“管理导向”向“教育导向”转变,在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的基础上,应加强对“软控制”,即教育模式的探索.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和西方国家文化、社会背景的差异,我们应展开立国国情的“软控制”设计,以期实现中国福利依赖问题的解决.
三、福利依赖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学者已经就制度设计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框架.虽然,在制度框架中,体现“教育理念”的因素仍然不够充分,但是,其为我们增添有益因子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可能,因此使我们可以借力既有的制度框架来发挥更大的效能.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最大化其资源效能,使我国福利依赖的早日实现.
（一）在规范性学习过程中,增强公民义务教育近年来,我国政府针对“低保群体”就业能力不强、薪资水平不足等问题,开展了为其提供学习机会、助其能力增长,以此加强其就业能力、提高竞争优势的培训、教育活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存在“低保群体”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够等现象,致使学习人数、学习效果不能充分保证,为此,要大力开展规范性学习活动.所谓规范性学习,是指“低保群体”所参加的学习活动由原来的自由、松散模式,转换成为定期学习、定期报告、固定形式、固定内容的学习模式,是一种旨在通过规范性学习来督促个体学习,以此提高学习效能的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模式的建立对于当前加强教育理念的贯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内在地将公民义务构建到了学习模式当中,从原先的权利模式转换成为了义务模式.在加强基础技能、技术学习的同时,就学习内容而言,应增加有关公民义务的教育.“低保群体”作为正在享受特殊权利的主体,很容易忘却自身担负的义务,这就需要教育、培训工作者在注重提高其实践技能的同时,加强公民义务的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避免出现个体的权利意识膨胀,甚至淹没义务意识的现象.其次,在教学形式上要进行变革.公民义务教育的实现必须使个体在实践中进行锻炼,缺乏实践的理论学习是空洞的、形而上的,是很难引起被救助者公民义务意识的教育形式.因此,必须将教学活动从教室中解放出来,使个体在实践中感知、认知,进而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信仰,最终落实到实践中.在实践活动的选择上,我们要注重同受助者个体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相联系,由此唤醒个体内心的对于义务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使个体真正理解公民义务的意义.
（二）在政府扶持的岗位中,加强公民责任的锻炼“低保群体”在就业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制约,非正规就业现象十分严重.虽然,一些学者指出,非正规就业对于缓解福利依赖、改善受助者家庭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监管不善等原因,一部分“低保群体”工作后却拿不到工资,以及所得工资远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以来,原本愿意工作的群体也只能“被迫”放弃工作,专心于福利的依赖之中.政府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善就业能力较弱的群体的工作环境,要大力开展公益岗位供给和补贴私营企业以雇佣弱势群体的活动.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低保群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再加上该群体自身能力的限制,往往只能依靠国家的福利救助.［１１］而政府提供和补贴私营企业来为“低保群体”的就业构建一个良好的空间,不仅满足“低保群体”就业的需要,同时,也为开展公民责任锻炼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平台.正如古人云,在其位、谋其职.责任是一种身份的附属物,缺少社会身份的象征,个体责任的缺失便成为了必然.该项福利救助措施为“低保群体”赢得了一份工作的身份,这就必然使个体产生与之对应的责任意识.而这种责任意识,不仅需要被赋予救助者,更为主要的是通过教育使其从内心再次唤醒其本身的责任意识,使其时时刻刻都保持一种社会身份意识,以此督促其不断进行责任履行.在教育活动中要注意做到：通过明确制度化的岗位职责,使其能够肩负起最为基础的工作职责；领导者要通过动态的检查、监督,以此督促其按时、按要求履行好自身职责；通过一定量的授权,使其充分感受到自身作为社会成员,拥有着权利以及责任,使其切实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要担负责任的一分子.
（三）在服务救助的实施中,增加公共精神的输送伴随着救助模式多元化的发展,服务救助越来越显现出相对于货币救助更为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服务救助并非依靠货币方式进行,这就使得福利依赖群体很难通过这种模式继续蔓延自身的心理惰性；另一方面,服务救助并非仅仅针对“低保对象”个体,而是使受助对象扩大到有关“低保对象”的群体,这样以来,服务救助就更易于同服务对象产生共鸣.这种救助模式主要是通过社会工作者来进行的,其产生的效果也越来越为学界和政府部门界所关注.服务救助模式由于也是直接针对个体进行服务,因此,其在目标取向上同“教育理念”的社会救助模式有着共同之处.这就为其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基础,由于对象上的一致性,在进行服务救助时,只需进行理念和内容的转变,即可以达到较为良好的效果.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作为直接面对受助者的对象,其自身理念、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受助者转变的方向和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对社会工作者进行严格挑选、优中选优.具体而言：第一,要继续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职业资格的严格而科学的测评来对个体进行选拔,使具备基本社会工作素质的个体能够得以显现；第二,对初步具备资格的人员进行二次教育,使其将公共精神知识得以内化；第三,在进行工作之前,要依靠有经验的工作者对其进行指导和引领,使其能够在独立实践之前汲取更多有益的经验；第四,在初次独立工作时,应配备有经验的记录员进行服务记录,以有利于个体扬长避短,真正做好公共精神的传播者.
（四）充分利用社区学校和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重新唤醒个体的工作精神
社区学校和传统文化训练作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其对于我国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其具体使命而言,无论是社区学校还是传统文化训练班,其都是为了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而设立的,这就为福利依赖群体工作精神的树立提供了一条新路.为了提高工作精神教育的实际效果,应使其不仅仅局限在“低保群体”以内,而应使其扩散至“低保群体”生活的整个场域,以此使其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中都能充分感受到工作精神的洗礼,最终助力其工作*的觉醒.这就必然要求对社区学校和传统文化训练班进行优化升级.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强课程学习内容的建设,特别是要丰富有关公民教育、工作*内容体系的搭建,从而使教育对象可以充分感受到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应立足社区,加大“低保对象”以及相关弱势群体的成员比例,使福利依赖群体及其周边人群有更多机会获得社区学校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学校功能能够真正地影响“低保对象”及其所处场域；第三,在开展显性课程教学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隐形课程的重要作用,即应通过社区宣传栏、社区文化活动以及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构建,来推动个体在“学校”内外的成长,使个体能够真正感受到自己融入社会,最终激发其内心的工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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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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