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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相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和刍议科研的规律和科研生态的构建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分类:本科论文 原创主题:科研创新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09

刍议科研的规律和科研生态的构建,本文是科研创新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刍议和科研生态和创新类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摘 要:本文研讨了科研创新五个方面的规律性特点,即其革命性作用、巨大的不确定性、共性规律外的个性规律、创新人才的关键意义,以及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的不相容,进而提出了合理构建科研生态的五条基本要领.

关键词:科研创新规律科研生态

作者简介: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所)原所长、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一、关于科研创新的基本规律

探讨科研创新的基本规律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探讨的意义在于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服务社会.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科研实践经验中提炼出如下几个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谈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同志早在“”末期复出时就曾提到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志当时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最重要位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同志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并在1988年9月间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

孙晓倩:《1988年9月5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普中国网,2015年9月5日.

同志的这个认识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从学术上的解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再加上第四要素——科技.而是在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这个科技施加上去,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所提出并被普遍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是强调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的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内在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

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年第3期.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学上还有个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在实际生活里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这种保护期是有利于发明者的物质利益从而鼓励创新的,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在此之前,虽然有专利的保护期,其实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它在给创新者本身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助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使经济更繁荣,社会更能够适合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当我们对科研创新的重要性和意义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之后,就有了重视科研,并把它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实践看,科研创新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曾有一位中国科学界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我也曾问过丁肇中,在高能物理学方面的创新认识和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回答说不清楚.”因此,可以说,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能不能研究出来是不确定的,即使研究出来后它到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福祉也是不确定的.又比如爱因斯坦的公式刚公布于世的时候,全世界几乎只有10个左右的人能看懂,但是现在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已为世人所公认.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更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同引力波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了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这就是科研启始之初的不确定性.在目前,还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还不知道其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从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已被称为是“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能一飞冲天了.这方面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应用,在中国本土已经产生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巨头又加上京东,但这种“风口上的猪”成功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失败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市场一线的企业人士,在努力地跟着互联网做创新,是直接面对市场的,但是那种创新的不确定性,等于是在烧钱,在比着谁能烧出最后一个成功的结果来.当时带领头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还想得起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它的带头人是一位女企业家,虽然后来这个瀛海威公司没有多么成功,换句话说它在创业之路上与阿里巴巴比显然是失败者,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是在马云等成功者的旁边默默无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他们最后的归结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与成功者相比,失败者是大多数,而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失败、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不要只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足够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败的相关机制,就有可能从头再来,像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这对于整个社会鼓励创新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从应用性成果的角度来考虑科研的规律性特征.

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都存有个性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阶段我们讲供给侧改革,是要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接下来在具体实施中,要设计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化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而不仅仅只是拥有一个“宏观调控”的概念框架.宏观调控概念下,过去被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个很简洁的认识框架:比如经济生活总体看热度偏高了,就要收缩流动性来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易懂.但是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强调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了,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都出现了.

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这里面到底怎样发挥各自应起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是非常复杂的.过去大家已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但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又放到一起,以伙伴关系实行合作的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现在又认识到政府和市场不可简单地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而需共同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当然还伴随着种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成为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对市场的以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继续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化的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这也是我们必须认同的要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问题.

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真正可做到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而他们在实现某一领域、某一课题、某一关键技术的成功突破之前,在相关的讨论场合、科研活动、创新团队中,往往是“少数派”,甚至是相当孤立的、很难“合群”的状态,不仅不受重视,还可能遭排斥、受打击.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往往某些重大突破是依靠一些特殊的人才,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人们所说的运气),来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可以有几千项专利的创新型人才,当然他的成果主要还是应用层面的.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得到培育和重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以及各个层次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能够让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涌现出来,就要具备适应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所谓科研生态——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形象化的说法.有了这样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够确定在多长时间之内产生大师;但是反过来讲,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这种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古代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四大发明,但到了工业革命这个阶段,我们在科研创新方面落在了后面,而且被甩在明显落伍的距离.落伍的原因属于“李约瑟之谜”,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与我们过去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对于创新型人才不能够提供适宜的科研生态有内在的关联?科举制度,可以说有一些正面的因素,但它主要是培养现在所说的文科人才,而对理工科的人才方面,则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培养环境和机制,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主要就是走八股文、科举之路.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不适合创新人才创新发展的因素,导致近现代中国科技创新的落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体制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时期还荒唐的取消了高考.改革开放之初恢复了高考,第一次恢复高考时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上了大学,现在已经达到75%即3/4的人参加高考以后就能够上大学,但同时却又产生出对高考负面问题的思考.被人们普遍指责的应试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应试,一直到上大学,学习者思想上的那些创造性潜力已经在重重考试的过程中被磨掉了,更痛惜一点儿的说法,他们的潜能已经被毁掉了.这种情况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五,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个别的领域里,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创新成就,比如陈景润在1966年就发表了《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这是一个数学上的认识突破.但是当时的陈景润只是在中国科学院宿舍的一个小拐角厕所内蜗居着,身体和精神状况几近到了崩溃的边缘.近些年,我们科研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但是一线科研创新人员同样碰到了诸多的苦恼.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一定要消除科研领域里的繁文缛节.2014年,时任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明确地说,不要把八项规定里用来约束官员的一些规则,简单地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之后依照官本位、行政化规则的这种套用,曾经大行其道,几乎包括所有的体制内的各项工作系统,包括高校、科研单位等,都开始了“加强管理”.以至于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到北大、清华调研视察的座谈中,在公众场合直截了当地发问:“教授、研究员出去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坐飞机只能是经济舱,这都是什么规定?”因为按照现行规定,若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级别,哪怕是用自己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的经费,外出开会、调研等乘高铁就只能坐二等座,一等座是不许坐的;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副部级级别,在国内出差的话,乘飞机就只能是坐经济舱,而不能坐公务舱.在过去几年没有这么严格规定的时候,一些做横向课题的科研人员在出差时有坐了高铁一等座或飞机头等仓的,并且票据已经报销了,怎么办呢?要退赔.在某高校审查横向课题报销单据时,要让课题负责人在每一张餐费报销单据上一一注明是和某某某吃的饭,然后以人均50元封顶,超过50元的费用即使已经报销了也要退回;按规定市内交通费一天80元封顶,可是从市内打车到首都机场需100多元,80元以上部分已经报销的要退出来.现在重申:科研人员应该有5/6以上的时间专心用于做科研.但是在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为应对检查,当时高校里的课题负责人都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来处理科研经费报销“过头”的问题,还要写很多的思想认识汇报,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做各种各样的表态,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压力.

李克强总理对这方面有所察觉,在2016年的上半年,国办专门发出了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这一套东西去套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社科界网站、新华网,也全文刊载了这个文件.这种用官场行政规则来套科研领域的管理方式,一定是严重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2016年时就传出,一些学术带头人不愿再接新的课题了,也就是不愿惹那些经费报销又退赔等等的麻烦.这反映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问题,更有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人格尊严问题.

2016年的下半年,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就是要解决科研创新一线人员所苦恼的问题,而且明确要求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2016年年底,有关部门要推出相关的实施细则.但是,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这个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必须有审计和纪检部门的认定.这就是中国现实的特约.

二、关于“科研生态”合理构建基本要领的探讨

如果从正面考虑“科研生态”构建的基本要领,可以强调这样几条.

第一,鼓励、支持创新主体(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前面已提到一些例子,面对不确定性这方面,要给予科研创新者以理解和鼓励.比如屠呦呦,她的科研突破是在“”期间,她依据古代文献里的一条线索,经过几百次实验,终于把的有效成分萃取成功.几十年以后,美国有关方面通过全面调查,认定与这个能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成果相关的最关键的贡献应该归功于屠呦呦,因而授予她诺贝尔医学奖.随后国内也授予她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种对于自然人的关怀和鼓励,对于成功者给予的奖励,其实是在向社会树立标杆和导向.但在科研人员所研究的成果成功之前,一定要特别理解、关照他们那种跟一般人不同的好奇心与科研情结、奋斗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努力.这是科研生态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于那些一时没有研制成功的科研人员,也要将他们作为探路者、试路者给予必要的肯定与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新技术成果应用的开拓领域,应形成充分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政府应该成为“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引导者与扶助者.

第二,政府主体方面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应该处理为以包蕴人文关怀和物质支持的制度和政策,来分类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创新活动.比如基础理论研究的很多东西是没办法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成功成果认定的,对此应匹配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国家的资金有限,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来支持哪些项目是需要不断摸索的.摸索的要领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即使依靠现有的比较前沿的科学家们问卷打分的方式,也会出现一些过于保守的偏差.比如问卷打分的结果有可能把真正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否定掉了.因而对创新科研领域必须制定可操作的经费支持和使用的规则.到了成果转化推广应用阶段,相对而言支持机制就容易制订一些,比如现在已经有事前、事中、事后政府支持规则的较多探讨和值得肯定的一些进展.如果仅从“事后”看,除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经验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之外,还有股权激励制度等等.现在已有权威的文件指导,就是有科研单位的个人可以在保持单位正式身份的同时,去参加创业创新的市场活动.这方面还需要匹配上到了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环节阶段的专利,所谓“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经验.这些经验需要依法使之贯彻落实、有效执行.政府要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研发投入的所得税抵扣优惠、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些机制去支持成果转化应用环节上的创新发展.

第三,从企业这个角度上,要有鼓励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冒险精神、敢于大胆试大胆闯相适应的机制.对这样有胆识和独特的企业文化,社会各方应当给予理解.应该讲企业家也注定是带有明显不同于常人特点的一类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为稻粮谋了,他们是有更高级的追求,这同样需要有冒险精神、有闯劲儿、要大胆实验等等.这也属于继续在“烧钱”,只不过由于有些运气因素或有些特定的技术路线上的不同,一个可能一飞冲天,另一个可能归于失败.因此,这方面也需要有相关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机制,使这种试、闯的空间更开阔些.李克强总理在说“鼓励创新就要审慎包容”时,专门提到几年前讨论微信的生存时,有一派意见说微信的弊病很明显,会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和漏洞.但李克强总理的态度是,不能把微信一下子掐死,要给出一定的空间,让它在发展中再观察.到了现在,微信不能说已十全十美,但是已没有人敢把微信否定掉了.微信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确实也有机制上的作用.据了解,微信这个技术最早是中国移动掌握的“飞信”,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它没有运行机制来承担“烧钱”烧到多大能够成功.在体制内发展你每走任何一步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烧钱”如不成功责任谁来负?顾虑重重,很难批准,但如果没有这个鼓励烧钱的机制事业就做不大.另外一个现在风生水起的快递业中的顺丰也是一飞冲天,但是最早在这个领域里捷足先登的,可是体制内中国邮政的EMS特快专递,但是它也没能做得很大.至于说风投、创投、天使投,为什么不适合由政府做?就是机制问题.风投、创投、天使投是内在于硅谷经验的,它的有限责任和它的比较优势,是国有企业体制内学不来的.对企业家、创新者的宽容方面,其实有些事情很简单.硅谷表面上看不到政府有多少作用,但这就是它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大格局,就是它符合科研规律方面我们必须注重的经验.并且要以文化和舆论的包容性,来宽容、理解、消化失败冲击.

第四,社会上的科研生态建设除了应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有限责任”等规则之外,公益性基金会的多样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视和发展.许多不适合或难以做到由政府直接支持的基础性研究、风险型开发研究项目,多样化的公益性基金会却有可能提供支持资金.这个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美国早就做得相当大了,在中国亟应重视和培育,要促其健康发展起来.

国际上可给我们启发的还有一些案例,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能够引发成功是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社会配套条件的,包括这项发明以后怎么样能得到规模化的应用,如果没有当时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的配套条件,没有制度环境这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演变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的.

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硅谷的故事”前面已说到,高下之分其实是在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比较之下.

第五,改革的攻坚克难对于构建好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前面所说制度创新在打开可能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潜力空间方面要起龙头作用,以制度创新为龙头,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解放生产力,使所说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创新发展,真正能够引领后面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应该讲是相当清楚的:这样的科技创新在第一生产力意义上,在中国条件下,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仅就科技谈科技不解决问题.吴敬琏老师多年前就讲到,要强调“制度高于技术”.

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决策咨询》1999年第4期.如果意识到改革任务的重要性,这句话的积极作用就非常明显.

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一个很难做的要点是去行政化的问题,谈了多少年,这一轮科技改革又在谈.目前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改来改去,行政化的东西不是少了,感觉是更多了.直率地讲,科研单位怎么符合所提出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方向?改革实际落入了“说一套做一套”的状态.当年有非常明确的文件下达,要求体制内科研单位、事业单位,以三年为期要完成改革,基本原则就是去行政化,要一直走到取消行政级别,与社会需要接轨,人员可进可出可上可下.但后来呢?文件要求的这些都没有兑现,一直到现在,反而是越来越严格地按照官僚机构的方式来管理体制内的科研单位了.

所以,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在十九大之后能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配套改革里所有值得肯定的顶层设计作为基础,进一步给出实质性地冲破既得利益阻力、深化改革的全盘指导,实质性地搞好科研事业单位和高校的改革,使科研人员真正能够在好的科研生态环境中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贡献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类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孙晓倩:《1988年9月5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普中国网,2015年9月5日.

3.彭鹏、贾康:《从新供给视角重新梳理和解读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科学》2016年第3期.

4.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5.贾康、苏京春:《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6.吴敬琏:《制度高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科技产业》,《决策咨询》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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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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