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唐代校书郎、正字任职经历对士子仕途的影响，该文是关于经历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校书郎和正字和仕途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校书郎、正字是唐代士子的释褐官之一,通常需要有明经、进士或制举出身.其出任校、正职务须经过吏部试判考试,判人等方能授官.唐代后期任校、正除有明经、进士出身,书判人等外,还须制举登科,任职条件颇高；校、正的本职丁作为图书文字校对、注释等,此外,还从事一些临时性的丁作；校、正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足以保证其家庭的正常开销,至少生活不拮据.唐代后期校、正的月俸甚至高过比其秩品高的官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颇受世人推崇.他们甚至和官位比他们高得多的达官交往,往往是达官望族择婿的理想人选.校书、正字的任职经历对唐代读书人日后的仕途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影响.
符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国朝以进士擢第为人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阁者,非名声衰落,体命憾轲,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全唐文》卷六九O）符载此语说得非常明白,校书、正字的任职经历对读书人的仕途影响至关重要.
封演的“八偏”使我们明白校书、正字晋升的路线图：校书、正字职满后,其第二任官应任畿尉,再迁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再任为拾遗、补阙,而后为员外郎、郎中,中书舍人、给事中,中书侍郎、中书令,这是最理想的升迁路线.
白居易在元和元年（806年）校书郎任满后,为参加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其在“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条中讲到校、正的升迁途径：“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这里,丞指尚书省左、右丞,郎指侍郎；给者给事中,舍者中书舍人；遗乃拾遗,补乃补阙.白氏所论,与封氏所说基本相同.从白氏所言,校、正为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
唐代规定,校、正任满后的第二任官应为畿县县尉、主簿.这也是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元和三年（808年）三月诏：“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判人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唐会要》卷六十五）
比起其他释褐为中、下县官员的士人,校、正所处的政治地位要优越得多.任中、下县的簿、尉,在晋升速度上远逊于校、正.校、正的第二任官便可出任畿县尉、簿,而这样的位置是中、下县的尉、簿数次迁转才有可能得到的.
唐代县的等级划分,前期有赤、畿、上、中、下.后期因选人多而官少,又划分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而这些县的官员品级也不一样,要从上县尉升到畿县尉,也得迁转数次.（关于唐代各县等级的详细划分,参见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一文,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l期第9-17页）
紧县以上的簿、尉,是一些土子人仕后的第三任或第四任官,而校、正第二任官便是畿县簿、尉,比起一些上县、紧县甚至望县之尉、簿,校、正所需晋升时间要短得多.
也有释褐为紧县尉的,但其要求颇高,和门荫的高下有关.欧阳詹《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始人仕,一有县尉,或中、或上、或紧,铨衡评才,若地称而命之.至于紧,无得幸而处.而紧中之美者,尤难其人.今年孝廉郎高阳许君授常熟尉者,实紧中之美.君十三举明经,十六登第,后三举进士,皆屈于命.去冬,以前明经从常调,荫资贵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全唐文》卷五九六）
许君释褐授紧县尉,一方面固然是其才高,另一方面则是其门荫较高.许的任命,反映出唐代任官的基本要求.
进士如果判不入第三等,其释褐官只能授紧县尉,如果要进位到畿县尉,除特殊情况,至少要经过望县尉之任.元稹以明经出身（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及其他史料讲元稹明经及第,惟《旧唐书》元稹本传讲元稹两经及第）,判入第四等即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第二任官便可任畿县尉.这样,在晋升时间上较其他县尉为短.
唐人如此重视各县的等级,与当时的守选规定大环境密不可分.等级的不同,守选的时间长短也不同.所谓“守选”,指士人每任一官后,必须停官若干年,也就是说,在停官的若干年中,无俸禄和职田地租收入.若干年后,方准集于吏部,参选第二任官（关于唐代的守选制度,可参读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各县等级的不同,决定了其官员守选时间长短.一些县的县令守选时间比畿县尉、簿的守选时间还要长.如天宝五载（746年）春正月,“乙亥,敕大小县令并准畿官吏三选听集”.唐玄宗此敕中的大小县应当指的是畿以下的县,包括以后的望、紧县.从敕文看,这些县的县令原来的守选时间比畿县的尉、簿守选的时间还要长.畿县官的守选时间为三年,畿县以下县的县令守选时间在天宝五载以前要超过三年.县令如此,其他官员更遑论之.
再如,欧阳詹在任四门助教时《上郑相公书》谈到：“噫,四门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选,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太学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四门,若如之,则二十年矣.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国子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太学,若如之,则三十年矣.”（《全唐文》卷五九六）
按欧阳詹所讲,学官守选时间为五年,三十年才干到国子助教,国子助教为从六品上阶,与员外郎为同品.
如果我们将欧阳詹所讲学官的晋升速度与符载所讲校、正的晋升速度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校、正的晋升速度之快：前者三十年方升到员外郎的位置,而后者“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真有天壤之别.
校、正晋升的途径,以李绛的晋升最符合封演“八備”之路线.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既登太常第,又以词赋升甲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岁满从调,有司设甲乙问以观决断,复居高品,补渭南（畿县）尉,擢监察御史.未几,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居中转尚书主客员外郎,历司勋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遂出为户部侍郎,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白居易为张仲方写的墓志云：“贞元中进士举及第,博学选登科.初补集贤殿校书郎,丁内忧,丧除,复补正字.选授咸阳县尉.酈坊节度使辟为判官,奏授监察御史里行,俄而征拜.历殿中,转侍御史,仓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文苑英华》卷九四五）张仲方的晋升途径前期也是按“八偏”的路线前行的,只是张仲方任郎中后,因得罪了当朝宰相,才出任外官,但最后官秘书省秘书监,官秩三品.
元稹虽然只是明经出身,但其解褐官为秘书省校书,甚至没有㈩任畿县官吏便直接进入拾遗.元稹迁左拾遗,固然是因其参加制举,对策第一,超资授官,但与校书郎的职历不无关系.最明显的是,牛僧孺进土出身,亦曾参加制举,为敕头,但仅授河南伊阙（畿县）尉.从有关资料分析,伊阙尉不是牛僧孺的释褐官.据《旧唐书,杨嗣复传》等记载,杨嗣复为贞元十八年中第无疑,他与牛僧孺同榜,则牛僧孺也是贞元十八年中的进士.
按杜牧为牛僧孺作墓志称,牛僧孺元和四年（809年）应贤良直谏科,诏下第一,授伊阙尉.这就有一个问题：牛僧孺是贞元十八年进士及第,那么贞元十九年到元和三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在干什么？杨嗣复贞元十八年进士及第后,第二年以博学登科,授秘书省校书.按牛僧孺的性格,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第二年没有参加制科考试,但进土守选时间为三年,期间牛僧孺应该参加过吏部选官.依牛的才华不至于试判落选.故在贞元十九年到元和四年间牛僧孺肯定任过一官,伊阙尉不会是牛僧孺的释褐官.笔者揣测,牛僧孺的释褐官不是校、正,不属“八偏”范畴,故杜牧隐而不提,一者“为君子隐”,二者以直接提人官为畿尉以增声望.
以元稹、牛僧孺二者相参,可看出任校、正对仕途发展的重要性.元稹以校书郎直接出任拾遗,并非个例,另一例就是杨嗣复,其从秘书省校书直接出任右拾遗直史馆.
唐代士子从校书、正字做起,最后官至宰相者达27位（少杨嗣复）.其他校、正出身者大多数后来也官居高位,兹举两例：卫次公,进士及第,选补崇文馆校书郎,改渭南尉.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转司勋员外郎,权知中书舍人,真拜中书舍人.迁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旧唐书》卷一五九）.崔邻,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兵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旧唐书》卷一五五）.
一般来说,唐代读书人任校书郎、正字之后的第二任官通常为畿县尉、簿,这一职位是其他释褐为上县以下各县官员迁转数次才能达到的职位,与这些官员相比,校书、正字在官场晋升竞争中,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校书郎、正字的前途非常光明,除少数人仕途坎坷外,大多数人后来都能做到五品以上的高官,一部分人甚至成为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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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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