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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伯牛
响应民意的太后改嫁
清初有三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H{家,雍正篡位；经孟森、郑天挺、王锺翰等学者辨证,顺治、雍正二案真相大白,惟太后下嫁之案,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科尔沁博尔吉济特氏,本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庄妃,因其子福临后来做了皇帝,遂升级为皇后,死后谥曰“孝庄”.
福临登基,犹是“”,处治不了国家大事,廷议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称为摄政王.多尔衮是皇太极之弟,即是福临之叔,故被称为“皇叔父摄政王”,简称“叔工”.然据郑天挺考证,“叔王”之“叔”,并不是指多尔衮的皇叔身份；“叔王”乃是一种爵秩,比亲王更高级,与辈分、地位及年纪无关（《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蹊跷的是,多尔衮被尊为“叔王”三年后,又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字少了一个,级别则提升到无以复加.福临本来是有个爸爸的,现在又出来个“皇父”,算怎么同事呢？难道真如郭德纲相声所谓“您的父亲们”？恰在这时,流亡海外的反清复明义士张煌言写了一首诗,中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春官指礼部,仪注即礼节制度,盖谓太后改嫁是空前的大事,以往没有定章,礼部赶紧新订了一套婚礼的执行方案.显然,这是听说改称多尔衮为“皇父”后,有感而作.于是,太后下嫁之谣风传于世,历数百年不息,直到今天,犹有信以为真者.
然依孟、郑二氏的意见,“皇父”即如“皇叔父”,不过是加恩尊尚之义,与通常理解的父子之父不一样.古代帝王尊称大臣为“父”,事不一见,如周武王对吕尚、庸德宗对郭子仪俱称“尚父”,齐桓公对管仲、秦始皇对吕不韦俱称“仲父”.以此,福临尊多尔衮为“父”,不算没谱.当然,反对这种解释的人也有,如胡适就写信给孟森,谓“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王锺翰则用满文字书解释“父”( ama)字之义,谓“生我者之谓父”,此称不宜滥施（《释汗依阿玛》）.然则各执一词,两不相下.但是,即算“皇父”就是皇帝他老子的意思,也不能证明孝庄真就嫁给了多尔衮——最多可以说叔嫂通奸,但不能说举办了婚礼.至此,传谣信谣者碰到一道逻辑难题.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不讲逻辑,如王锺翰,即日：“多尔衮既可称为‘皇父’,太后当然可以下嫁多尔衮,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这个说法近乎宗教信仰,不足语于考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太后下嫁的“铁证”——大婚诏书.
可惜,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没能找到这份诏书——如果确实存在的话.看似最接近的一次,在1946年,刘文兴发表《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册跋》,说其父在宣统元年任内阁侍读学士,整理宫中文档,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遂以闻于朝”,缴了公.此后,诏书不知下落.消息传出,波澜冉起,前此信以为真的人好似吃了定心丸.然稍作思考,小难发现,这还是在绕圈子,终究没人见过诏书嘛.人证不如物证,其理易明.不料,再过三十年,人证竟“翻供”了.清官史专家朱家滔是刘文兴的朋友,当面问他,太后下嫁诏到底是怎么回事.刘氏直承：“不过为了题几句,加一点噱头,容易卖出去而已”（《研究清代宫史的一点体会》）.原来,这是一场“炒作”.
由此可作总结：孝庄、多尔衮之间或有暖昧,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决不能说太后下嫁王爷.然世人多好奇,若非有类似奇闻不断涌现,终觉往事不足叙,今事不足闻.于是,历史不妨戏说,新闻必须炒作.常言作者引导 读者,不如说民意塑造了历史.
左宗棠的“美容”事故
历史事件的意义不断被后人修正,历史人物的面貌亦因此不断改变.譬如,曾国藩的面貌,自晚清以来,就经历了数次“整容”.一开始,是“中兴名臣”；及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便成了不知大义的“民贼”、“元凶”（章太炎《检论·近思》）；自唯物史观占了上风,更被全面否定,变成“汉奸、刽子手”（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近二十年来,风尚又变,才渐渐恢复了“文正公”的庄严.依有难同当之义,他的战友和同事——左宗棠,自也逃不过“整容”；惟宗棠之“整容”,非如“变脸”之类大手术,而更像点痣、纹眉的“美容”小手术.因为,宗棠除了参加内战,还与英、俄等帝国主义作过斗争,他的事迹是吾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少数几个亮点之一.尽量弱化他在内战中的表现,甚而表明他有积极、进步的另一面,是对他进行“美容”的根本原因.
于是,范文澜撰《中国近代史》（1947年）,乃云：“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这段叙述的深意在于,宗棠并非自始即甘心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而是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甚至有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易言之,不是宗棠拒绝革命,而是革命家不带他玩；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若然,可说手术成功.
但是,手术真成功了么？我们来做个鉴定.
先看看“比较可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早于范氏,对太平天国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史家,萧一山为最著.他写《清代通史》（1932年）,就提到了宗棠与秀全的故事,只是,他注明“传闻之辞,未可轻信”.更早,提到这段传说的则是日人稻叶君山撰《清朝全史》（1914年）,略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日《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此说或不诬也”；按,《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故稻叶说,“据长沙人言”.那么,宋、黄等青年长沙人又听谁说的呢？还得往更早的时候查,最好能找到咸丰二年长沙保卫战时的第一手材料.找啊找,天佑宗棠,果然找到了.
其时,长沙知府为仓景愉,他有一部回忆录——《静叟自述》,“咸丰二年”条云：“茶陵牧刘旭,失守降贼,献攻城论及诗文甚多.于城外空屋中获之.念此等乱臣贼子,登诸奏牍,于国体有关,毙之狱”.按,景愉闩始至终参与了长沙之役,诸凡布防、捕匪、抓间谍之事,无不躬亲,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不会不知道.同时,他与左宗棠相处极不融洽,并因“私铸大钱”案被宗棠严厉查处,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决不会为贤者讳.可见,当日长沙城外,确实有人投奔太平军,为革命事业献计献策.只是,这个人不是左宗棠.
其实,要对“传说”进行证伪,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只要考察宗棠与时人的往来书信,以及相关人士的年谱、日记,以确定他的行止,再比对洪秀全的行踪（譬如罗尔纲撰《太平天国史·洪秀全传》）,就能发现,左、洪不仅在咸丰二年缘悭一面,终其一生,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至此,町以鉴定：左宗棠的“美容”手术不成功,这是一个医疗事故.然而,这样的事故实在太多了,且都成了故事,且将不断地“传说”下去.奈何？
近代的天宦
天宦,不是说天生为官宦,如今语官二代也,而是说天生为宦官,别名天阉也.
其名最早见于《灵柩·五音五味》中黄帝与岐伯的问答.黄帝问：“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答：“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按,黄帝之问略谓,有被称为天宦的男子,并未受到阉割（“未尝被伤”）,却像受了腐刑的宦者一样,不长胡须,这是为什么.岐伯的回答则谓,这类男子先天不足,冲脉不满,任脉失养,以致外阴（宗筋）未能长成,体现在面貌,则是嘴上没毛.
唐人王冰撰《玄珠妙语》,有“五不男”之说,谓“天、漏、犍、怯、变”,“天”,即天宦.其他,“漏”,谓遗精早泄,“犍”,谓宫刑,“怯”．谓阳痿,“变”,则俗称阴阳人者.对天宦,清代学者陈梦雷解释得更明白,他说：“天宦者,谓之天阉.不生前阴,即有而小缩,不挺不长,不能与阴交而生子,此先天所生不足也.”（《医部全录·脏腑身形》注）
西医没有这个词,一般认为,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症与肥胖性生殖无能症,即是中医所说的天宦.前者外形瘦长,腿特别长,窄肩宽臀,体毛稀少,后者脸肥,下腹肥,大腿粗,肤白,嗜睡,贪食,体毛稀少.总之,不论肥瘦,无须是关键特征.
然而,近代被传说为天宦或天阉的几位名人,从现有画像与照相,或以文字记叙看,又非全无须,甚至有以髯称者.先看看有哪些人人列.
梁同书.据佚名《慧凶室杂缀》：“山角<同书号）一生不近妇人,娶妻别室而居,朔望会于中堂,交揖而退.人疑其为天阉也.”
潘祖荫与翁同稣.据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潘祖荫有洁癖,不与其妻同寝处”；又引陈庆溎《归里清谈》谓：“（潘祖荫）尚书天阉,与翁常熟（同铄）同.一门生不知,初谒时,询问老师几位世兄,尚书日,汝不知我天阉乎？”
张亨嘉与清德宗.据胡思敬《国闻备乘》：“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谓之天阉,同时在位大臣若大学士翁同龢、礼部侍郎张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闻德宗亦系天阉,疑莫能明.或官人因其无子而诬之,未可据为实录也.”
李瑞清.据郑逸梅《近代野乘》：“或谓梅庵天阉,故无子,盖捷南宫时,夜读中寒所致.人以书若画及不娶无子,为其i绝嘲之.”按,瑞清不仅娶妻,还曾续弦,郑氏所记有误.叉据高阳《梅邱生死摩耶梦》,至谓瑞清的天阉,已经上海宝隆医院出具医学鉴定,确凿无疑.
梁鼎芬、于式枚与志锐.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于式枚）侍郎、（梁鼎芬）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及得交志伯愚（锐）将军,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
沈曾植.据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造物弄人,大抵丰于此者啬于彼.寐叟（曾植号）学问之博是无人可及：而身体上却有无可弥补的缺憾,他原来是个天阉.郑海藏（孝胥号）和他说笑：严又陵（复）是天演派哲学家,你可称天阉派的博学家了.他不以为忤”甚而笑说,“忉利天（佛经称欲界六天中之第二为忉利天）中人,不是相为拥抱,即为究竟吗？海藏竞无以难”.除李瑞清、张亨嘉与清德宗（即光绪皇帝）的照片,显见无须,其他人都有胡须.潘祖荫须少,而翁同龢是长须,梁鼎芬更是外号“梁髯”.是则天宦“故须不生”之说并非定沦.
读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第四编《内分泌病》第一：章《天阉》,似能篇决此一疑问.其书引杨上善《太素·任脉篇>；“人有去其,仍有髭,去其阴（睾丸）,须必去者,则知阴核并茎为宗筋也”；以证“睾丸是和髭须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的”.并云：“古书如《周礼·司刑》郑注,以男子宫刑为割势,未言势者为何种器官,后人仍有称为势,似属误解.至元人熊忠等援《韵会举要》,始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即剥去睾丸之意以正之.若以‘势’为男子的解,则远非当时外科手术水平所能做到.”
然而鄙人完全不懂医学,钞这些文献,也不知是否可以解释历史.不过,胡思敬与刘体智在政见上,皆不满于当时的“清流”人物,而翁、潘、梁诸人,或是清流领袖,或是干将,是不是被编排了,不能无疑.最可疑的是传说文廷式与梁鼎芬为好友,因为鼎芬不能人道,竟南廷式代劳,绘声绘色,几成铁案（杨钧《草堂之灵》）.只是,诸人皆无子嗣,或才是他们被说成天阉的重要原因.
又查民国四年大理院（或可视为今日最高人民法院）给浙江高等审判厅（或可视为今日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的复电,可知天阉在当时已非不能出口的隐疾,而能公开讨论.案情大概是,鄞县某男天阉,与某女结婚,婚前并未告知,婚后为女方发现,要求离婚,而男方不许.官司打到县里,县长不敢定案,请示省厅,省厅也不敢判,请示大理院.终由院方据“前清”的《现行律例》,谓“男女定婚,若有残疾,务明白通知,各从所愿”,而“妄冒已成婚者离异”,终审裁定：“天阉系属残疾,其初若未通知,自应准其离异.”（《司法公报》,1915年第32期）
民初法律未备,判案执法,确多援引清代律例的现象.惟上述诸位名人,似从未听说夫人要闹离婚的,至如李瑞清与沈曾植,以及清德宗,还都有笃情的佳话.从知闺门之内,是非难断,恩怨不明,后人评说,不得不留有余地.
多活了一百零五天
近八十年来,德辉之死——尤其是死因及死状,人言人殊,迄无定论.谨撰小文,略叙其事.
金天羽是德辉的“忘年交”,称赞叶氏学宗汉宋,奄有扬雄、贾逵、辕固、杨伦（俱汉儒）及王应麟、刘敞、杨慎、焦竑（俱宋、明学者）之美,推崇备至（《叶奂彬先生六十寿言》）；德辉为金氏《天放楼诗集》怍序,则谓其诗“格调近高（适）、岑（参）,骨气兼李（白）、杜（甫）,卑者不失为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揄扬以极.此固不免“米汤大全”之讥,然二人惺惺相知,可见一斑.但是,金撰《叶奂彬先生传》,却说当时的“党魁郭某”（疑指郭亮）,在稠人广众中令德辉下跪服罪,其实“无意杀之”,而德辉“奋然日”：“头可断,膝不可得而屈”；遂“慷慨就死”.金氏不在现场,乃道听途说,加以想象,竟写出一幕《红岩》的场景,可笑复可叹也.
实则德辉受刑之经过,业经其子叶尚农披露于《辽东诗坛》杂志第二十四号.据云：4月8日黄昏,德辉被捕,押送长沙县署.4月11日,由县署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点“提讯一次”；四时,即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决,“身受两,一中头部,一中心部”（转引自王雨霖《（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此案审理与执行或嫌仓促,但绝无金氏臆想的“慷慨”,则无疑义.
死状如此,死因如何？周作人于1950年撰《叶德辉案》,谓袁世凯称帝时,德辉在民间征发少女,拟送人宫中,旋即帝制取消,无所用其“女官”.孰料德辉先将这些少女“用过了”,方令遣送回家.十年后,某女参加革命,做了“干部”,乃将叶氏“劣迹”报告党部,由组织出面行了公道.朱健撰《叶德辉之死》（1997年）,则谓德辉写对联讽刺当时的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触彼之怒,“自己找死”.二说流传甚广,然毫无根据,俱不可信.
吾友任继甫关心乡邦掌故,遍检群书,终于发见了真相.是年4月14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特别法庭审判书,谓德辉一贯“仇视革新派”,是戊戌政变时“惨杀革命人物”的幕后黑手；洪宪帝制期间,则赞成帝制,“促成袁世称帝”；此后勾结北洋军阀,阻挠“北伐”；同时,又是“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依照《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凡“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俱“处死刑”（载《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于是,德辉被认定“情节重大,罪无可绾”,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死刑”.
然近日鄙人读《易礼容纪念集》,于叶案又有一个算学上的小发现.是年3月25日,湖南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在《湖南民报》发表讲稿《农民问题》,他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又说,“一般土豪劣绅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考虑到他在叶案中的身份——特别法庭五委员之一——吾人不妨顺着他喊一句口号：“叶德辉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农协成立于民国十五年12月28日,屈指一算,德辉竟多活了105天,虽同驹隙,亦不幸之幸矣.圃
（选自《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谭伯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版）
归纳上述：上文是适合近代史和深沉和明媚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近代史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近代史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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