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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内生秩序和治理之道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分类:本科论文 原创主题:中西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1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内生秩序和治理之道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该文是关于中西论文范文跟田野调查和内生秩序和型村庄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作者简介〕王向阳(1990—),男,河南上蔡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农村社会学.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厘清当前我国农村在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秩序.既有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视野下的相关主题研究问题视角突出,有将留守现象问题化、甚至道德化之嫌,忽略了留守议题背后丰富的家庭再生产实践和经济机会结构.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表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出现,起点是打工经济,调节因子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导向下的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留守生活只是其实践结果.这一留守局面,并非单纯由城乡二元制度决定,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因素,更是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主流家计模式的策略选择,不宜过分放大极端个案中留守问题的悲情之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高龄老人群体日常照料需求、困难家庭民政救济需求、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小农家庭便利生产需求等多重属性公共品需求突出,亟待国家切实履行公共品供给主体责任,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及时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 键 词〕乡村振兴战略;留守儿童;打工经济;家计模式;维持型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5-0065-07

一、问题源起:基于当前留守议题问题化的反思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厘清当前我国农村的基本现实、基本问题和基本需求.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近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人多地少、区域差异大是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政策体系等率先发展起来,成为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净流入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二三产业发育有限,非农就业机会不多,过剩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兑现自身劳动力价值,随即产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伴随着农民工群体的跨区域流动,留守现象同步出现.因此,可以认为留守现象是农民工群体参与到打工经济中的衍生物.当前,打工经济已成中西部农村一般常量,留守生活更是普遍现象.如何准确而深刻地理解留守议题并做出有效应对,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也是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和研究目标所在.

截至2018年6月21日,中国知网(CNKI)以“留守”为主题的文献共计31598条,其中期刊文章12418篇.第一篇关注农村留守问题的期刊文章是发表于1994年《农业·农村·农民》杂志的《“留守族”中多豪杰——来自江津市农村“留守族”的报告》[1]一文,该文主要论述打工经济兴起后四川农村的留守生活;2002年4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2]一文;2004年5月31日,教育部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专题研讨会.随后,留守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呈现井喷态势.参见下图1:

纵观既有研究,这些研究多关注留守群体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人口学特征,或从教育学和心理学学科角度关注以留守儿童为突出代表的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及其衍生的社会适应问题,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打工经济兴起后中青年群体外流对留守群体生产生活等带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以段成荣为代表的人口学学者[3-6]以五普、六普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留守人口尤其是留守儿童群体规模、结构、地域分布、受教育状况、家庭照料情况等做出了出色的量化分析,为我们从宏观上认识留守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人口学基础;以吴霓[7, 8]、范先佐[9, 10]、姚云[11]、李庆丰[12]等为代表的教育学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所面临的家庭教育缺失等问题及其对策做出了奠基性研究;以高文斌[13]、王东宇[14]、申继亮[15]等为代表的心理学学者,采用心理学量表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做出了测量和分析;以叶敬忠[16]、谭深[17]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学者,对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各个留守群体的生活及其影响机制做出了针对性分析,尤其是以叶敬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从生活照料[18, 19]、经济供养[20]、情感生活[21]、学习[22]等微观社会学层面对留守群体生活问题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勾勒和较为全面的分析.以上研究,不论是何种学科视野,问题视角尤其突出.

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多将留守议题问题化、甚至道德化,言必称问题,认为打工经济背景下的留守问题极其突出,极大地影响了在村留守人口的正常生产生活、成长教育甚至心理健康,因此亟需改变.当前,正如部分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农村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村庄社会性质、价值体系等相继发生巨变.村庄病症的出现,绝非单一因素所致,其背后均有复杂成因和作用机理.因此,问题视角下的留守议题研究,在忽略问题背后复杂成因的情况下,难免有放大打工经济影响的嫌疑,更没有看到留守问题的出现,正是中国农民家庭为实现高质量家庭再生产而主动参与到打工经济进程中的自为选择,即留守家庭本身是农民家庭半耕半工家计模式下的策略选择,更是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为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而自发融入到市场配置中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问题视角下的留守问题研究,难以揭示留守议题背后中西部农民家庭丰富的再生产实践,且将留守议题问题化、道德化只会遮蔽我们探究社会现象背后社会机理的双眼,关键是更容易忽略留守村庄、留守家庭和留守群体生产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般需求和一般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拟秉持经验研究进路,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引入村庄视角,在借鉴既有宏观和微观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观机制层面对留守议题进行再阐释,揭示留守议题背后丰富的家庭再生产实践和村庄社会机制,尤其关注在村人口内生需求,并以此来反思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治理形态选择问题.本文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2017年9月29日至2017年10月15日在鄂西D村的田野调研.D村,海拔高度750米,最高的村组超过1000米,属于当地典型的半高山村(500—800米).在当地,低山村(500米以下)可发展柑橘产业,高山村可种植烟叶,半高山村目前尚无适宜其海拔高度的产业类型,可谓产业空壳村.半高山村形成了与低山村、江边村等柑橘经济发达地带完全不同的村庄类型,农业剩余极其有限.打工经济条件下,中青年人大量外流,在村人口寥寥可数,属于典型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因此,D村具备个案意义上的典型代表性.

二、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在村人口与生成机制

留守型村庄,顾名思义,主要指以留守人口为在村人口主体的村庄,多分布在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典型特征是打工经济发达,人口外流程度较高,留守现象突出.既有研究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留守群体关注较多,但对村庄层面的人口分类研究有限,且对其生成机制阐释不足,本节关注重点正在于此.

(一)在村人口

当前,打工经济已成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常量,凡是具备基本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均选择了外出务工.因此,以打工经济参与程度高低为基本维度可以对在村人口进一步细化区分.

D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2286人,其中跨省外出务工者有约850人,另有800人左右在县城等就近务工或陪读,常年在村人口有600人左右.究竟哪些群体在村生活呢?据笔者观察,目前在村人口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55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按照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群体走向了年老体衰阶段,逐步退出了外部劳动力市场,回归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甚至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从未外出打工,这一群体大约有450人.二是病残弱群体.这一群体主要是由于大病、残疾等因素导致劳动力贫弱而无法正常参与打工经济,成为村庄生活中天然的弱势群体,也是目前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大约有60人.三是好吃懒做群体.这一群体客观上身体健全,但主观上发展动力不足,不愿意出力挣钱,多为老光棍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当地村庄50后光棍有14个、60后光棍有32个、70后光棍有36个、80后光棍有30个,7080后群体尚可正常参加劳动,5060后光棍群体基本丧失劳动意愿,拒绝外出务工而选择留守在村,因此当地好吃懒做群体约有50人.四是中坚农民群体.这一群体多在当地从事养殖业、红白事一条龙、村医、跑运输、农资*、开超市等职业,多是中年人群体,因长期生活在村,对村庄生活高度熟悉,人情关系发达,也是村干部的重要来源,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中坚农民”[23].中坚农民群体每组均有两三位,全村约有40人.此外,当地县城就近务工或陪读的800人多属于季节性返乡,即农忙时回村生产、农闲时外出务工或进城陪读,当然,遇到村中红白喜事他们一般多选择回村过事.有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对当地在村人口做出勾勒,参见下表1:

(二)生成机制

以D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秩序的实践起点在于打工经济的兴起及其普遍化,扮演*变量的调节因子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导向下的家庭劳动力分工,与之相匹配后衍生的逻辑结果是留守人口的在村留守生活.

1.实践起点:打工经济

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而言,打工经济普遍化已成大势所趋,全家务工经商或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也已成为农民家庭家计模式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农户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全家务工经商户,打工经济参与最充分,家庭积累能力最强,属于村庄生活中的上层家庭,约占比5-10%;二是半耕半工户,一个家庭,两份收入,家庭积累能力适中,属于村庄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约占比70-80%;三是老弱病残懒户,属于劳动力贫弱群体,家庭积累能力较差,同时消耗性支出较大,往往是村庄生活中的边缘群体,也是当下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约占比5-10%;四是中坚农民户,约占比5-10%,数量不大,但意义非凡,属于在村生活精英群体.务工经商户和半耕半工户,在村时间有限或长年不在村;后两类老弱病残懒群体和中坚农民群体成为在村生活人口的主体,并且在长期的留守生活中形成了留守型村庄秩序.简而言之,打工经济是留守型村庄秩序的实践起点,留守现象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并参与到打工经济中而产生的衍生物.

2.调节因子:家庭再生产目标导向下的家庭分工

究竟哪些群体将成为在村留守人口呢?当前,老弱病残懒群体和中坚农民群体是在村生活的人口主体,其中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又占绝大多数.如果将打工经济放置到家庭内部来看,我们将会发现:家庭内部,作为中青年人的儿子和媳妇,多选择外出务工,作为中老年人的父母多选择在村生活,年幼的子女多根据实际需要而选择是否随行外出.一个家庭,两份收入,年轻人务工,老年人务农,由此也便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和家庭再生产模式.这已经成为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农民家庭家计模式的主流.之所以称之为主流模式,不是部分学者或媒体报道话语中的主观想象,而是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和当前打工经济背景下外部市场机会结构相匹配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是打工经济背景下外部市场对劳动力结构进行筛选的结果,也是农民家庭内部基于家庭再生产需要而进行劳动力分工与协作下的自发自为的选择.通过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内部分工,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根据家庭目标不同或人生任务重点差异,家庭成员可以灵活安排劳动力去向,进而实现家庭劳动力结构的最佳配置,继而实现劳动力价值、家庭积累和家庭再生产之间的有机均衡.由此观之,留守现象,现实中的确没有那么美好,但也绝不悲情,关键在于是否能实现中西部农村家庭高质量家庭再生产.

3.逻辑结果:留守型村庄

当前,对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打工经济背景下,人口外流是大势所趋,更是村庄面子竞争和家庭高质量再生产的现实需要.在家庭目标的指引下,中青年群体普遍外流,中老年群体在村生活,照顾家庭,料理家务,同时从事农业生活,极少部分群体来填充或捕捉人口外流后产生的市场经济机会.由此观之,留守人口的出现,只是打工经济背景下家庭劳动力结构内部分工和村民家庭自觉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实践结果,与农民工群体大规模流动现象同步发生.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留守现象呢?

正如部分学者所指出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心理健康、社会交往等方面其实差别有限[24].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极有可能是被部分媒体和部分研究放大极端个案不良影响的结果.首先,针对老弱小等群体留守在村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留守人口是打工经济中外部市场对老弱小等非正常劳动力进行排斥的结果,并非单纯由城乡二元制度决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因素起作用.其次,对于中西部农民家庭而言,不论是在村从事农业生产或规模种养殖业,还是选择外出打工经商,均建立在对家中老人、儿童等相对完善的安顿的基础上,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抛家弃子或置年迈父母于不顾.但凡长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家庭,大都是孩子已经长大住校和老人生活可以自理.且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支持网络发达.父母外出打工,对子女成长和老人生活的确有影响,但未必是不良影响,更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最后,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我们必须看到留守的成因及其积极效果:留守现象的实践起点是打工经济,打工经济中农民家庭劳动力价值将得到更充分的释放,由此会带来更雄厚的家庭财富积累,进而完成子女教育、进城买房等更具发展性的家庭目标,继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家庭再生产.换言之,没有打工经济,也就没有留守人口,但同样也丧失了家庭财富的有效积累和高质量的家庭再生产.

简而言之,认识留守议题必须回归常识,这一常识就是:留守问题的起点在于打工经济,而关键是家庭高质量再生产.留守现象只是外部经济机会、劳动力结构和家庭再生产目标匹配后的实践逻辑结果,即留守人口是市场选择,而非单纯的制度决定.在当前以及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经济结构不改变,打工经济将不会改变,中青年群体持续外流的局面将持续存在,留守现象也就不会消失.

三、中西部留守型村庄:需求结构及其应对策略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对党和政府而言,留守现象背后的真问题是:对巨型中国中西部留守型村庄而言,庞大的在村留守人口的真实需求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的公共品供给才是有效的?

(一)需求结构:多重属性并存,且公共品供给需求突出

梳理留守型村庄需求结构,必须回到在村生活的具体留守群体.具体如下:

1.高龄老人:日常照料需求

老年人是留守型村庄在村人口的绝大多数,7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一般生活尚可自理,更是农业的重要种植主体,只要无病无灾,自养能力一般较强.加之目前国家每月按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低龄老人晚年生活质量较好.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随着年纪增长,尤其是疾病缠身的高龄老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逐渐进入失能状态,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亟需子女照料.一旦出现子女无法或不愿床前尽孝的情况,高龄老人群体晚年生活往往极其悲惨,甚至日常饮食都难以保障.笔者调研所在的D村,近些年出现了不只一例留守高龄老人在家中去世却长时间无人知晓的案例.这一需求,属于典型的生活需求,其本应由家庭子女承担,但在目前打工经济兴起、中青年子女外流和村庄孝道观念式微等综合作用下,高龄老人养老问题逐渐凸显,亟待做出有效回应.

2.困难家庭:生活救济需求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劳动力结构弱化往往是家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家庭成员身心障碍、遭遇车祸等致残或突遭大病等,均将极大削减家庭劳动力价值,甚至短时间内将家庭拖进贫困的泥潭.近些年,大病缠身所产生的高昂的医疗成本,往往成为沉重的家庭负担,群众戏称之为“一病回到解放前”,目前精准扶贫政策话语称之为“因病致贫”.一般性小灾小难,尚可通过村社内部既有的互助性亲缘关系网络得以缓解或解决,但是一旦出现大病,高昂的医疗成本动辄十万、几十万,早已超出了普通家庭及其亲友的承受范围.这一需求,属于典型的超出家庭承受范围的临时性社会救济需求,如果得不到有效回应就极有可能影响村民家庭的正常生活,亟需政府提供统一且有效的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

3.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

当前,打工经济是中西部农村常态,中青年父母进城务工,而其子女大多难以实现在父母务工地点随行接受城市教育.这其中既有教育政策城乡分置的政策因素,更有地方教育容量有限的现实约束.因此,留守儿童大多留守在村就地接受本地教育,日常生活由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照料.同时,众所周知,当前中西部乡村公立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相对不高,尤其是乡村学校中小学教师群体,工资待遇一般,绩效考核形同虚设,学生安全动辄得咎.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学生难管、教师难教、校方难调动等三难现象突出,进而产生了义务教育低效、私立教育发达与基层教育市场替代这一现象.对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未来发展的希望,也是父母在外打工勤扒苦做的重要寄托.因此,对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及其父母而言,重管、重教且高质量的在地教育,是其发展性硬需求.

4.小农生计:生产便利需求

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的基本现实.自古以来,我国是小农立国,目前以及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小农经济仍会是农业经营领域的底色.在小农家庭占据农业经营主体绝大多数的局面下,如何服务好小农经济就是我国农经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当前,对相当一部分小农家庭而言,尤其是南方低山丘陵地区,小农生计困境有二:一是土地细碎、插花,严重制约机械使用,增加劳动负担,与老人农业不匹配;二是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公共品短缺,农业生产难度较大;三是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不健全,严重制约小农经济发展.以上三项,均是小农家庭经营中常见的困难,与当前小农经济底色不匹配,更与老人农业便利生产相背离.这一现实诉求,属于典型的生产性需求,不论是现行土地制度,还是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均应当回应这一绝大多数农户的现实生产性需求.

简而言之,当前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内部,高龄老人群体存在日常照料这一生活性需求,困难家庭存在生活救济这一临时性社会救济需求,留守儿童存在重管、重教且高质量的教育这一发展性需求,小农家计的生产性需求突出.此外,对于村庄整体层面而言,水电路等基本公共品历史欠账较多,需求强烈,同样不容忽视.

(二)应对策略:坚持政府责任本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

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的农民家庭而言,村庄生活有熟人、有土地、更有难以言表的亲切、熟悉和温情,意味着低成本生活和一整套完整的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基于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形态,尤其是在打工经济条件下,村民家庭自给自足能力极强,大多数家庭需求由村社互助机制、家庭自助机制和市场机制来满足.但转型期乡村社会中的确存在相当一部分溢出家庭能力之外的公共品需求,单家独户的小农家庭难以解决或解决起来成本极其高昂,迫切呼唤政府责任主体介入,以满足新时代基层群众的迫切需求.

1.探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解决高龄老人日常照料需求

高龄老人日常生活照料服务,是当前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空白区域,但却是相当一部分留守家庭的迫切需求.有鉴于此,应探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的日常饮食、清洁卫生、休闲娱乐等问题,为无人照料的高龄老人群体提供基本有保障且有尊严的晚年生活.部分财政条件允许的区域可由政府投资建设运营,也可想办法将在村人口有效组织起来,借鉴以湖北沙洋村社内生统合下的老年人协会等方式为在村高龄老人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服务,以切实解决高龄老人群体的日常照料问题.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困难家庭提供及时性生活救济

相对城市家庭,农民家庭积累能力相对较弱,抗风险能力天然较差,一旦遭遇车祸、大病等天灾人祸,如无外部及时救济,极有可能将整个家庭拖入贫困的泥潭.因此,应继续完善既有五保、低保、临时救济、残疾人补助、大病救助等政策,分门别类地对困难人口进行及时救助,并在兼顾群众需要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基础上适度稳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切实加大对大病家庭的医疗救助力度,以此来减轻农村家庭高昂的大病医疗成本.在医疗成本不断攀升的今天,这一举措显得尤为必要.

3.重视义务教育改革,提振公立教育质量,为在村留守儿童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

“一切为了下一代”是中国人最为核心的家庭*,农村家庭尤其如此.每一位留守儿童背后都有一对流动着的农民工夫妻,维系着整个农村家庭的生活希望.当下,城市教育难以容纳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随行接受更高质量的城市教育,而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教育又进入了“死胡同”——教师激励形同虚设,教育管理权被极度压缩,公立教育质量低效,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选择了县域范围内的私立教育,这无疑极大增加了农民家庭教育的支出成本.因此,针对乡村教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立教育改革,为教师减负赋权,为教育正名,提振公立教育质量,为在村留守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4.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村社统合功能,切实解决小农经济的社会化服务难题

在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下,小农经济不仅是农业问题,更是农民问题.因此,小农经济仍是当前以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经营领域的底色.我国当前阶段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和人地关系的紧张性决定了资本下乡经营的高难度.小农经济的优势在于精耕细作,缺陷在于过于分散、细碎的农业经营主体难以有效解决内生需要的公共品问题.有基于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这一根本土地制度,充分发挥村社统合功能,善用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优势,解决小农生计存在的土地细碎插花、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等难题.

综上,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而言,面对村庄内部多重属性并存的村民需求,应考虑引进政府投资或组织探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解决高龄老人群体日常照料需求;需要政府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困难家庭提供及时性生活救济;需要国家高度重视义务教育改革,提振公立教育质量,为在村留守儿童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需要政府重新认识并继续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村社统合功能,切实解决小农经济的社会化服务难题.换言之,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民公共品需求难题的解决,迫切呼唤坚持国家责任本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未来走向

当前,从人口流动情况来看,我国存在两种类型的村庄:一类是以长三角农村、珠三角农村等为典型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其二三产业发达,就业机会丰富,成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即人口高度密集的东部农村;另一类是以文中鄂西D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其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在地就业机会稀缺,受经济机会分布的区域差异影响,成为人口净流出地区,即人口高度稀疏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中西部留守型农村的出现,本质上是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工群体跨区域流动的产物,是外部市场与本地劳动力结构自发匹配后的市场配置结果,更是中西部农民家庭在既有经济机会结构中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家庭再生产目标而采取的家计策略,即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计模式和家庭再生产方式,体现在人口特征上,即中青年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留守在村生活,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就此产生.留守型村庄中,高龄老人日常照料需求、困难家庭临时性救济需求、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和小农生计便利生产需求突出,迫切呼唤政府践行公共品供给主体责任,通过组织或探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中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重视乡村基础教育改革、重新认识并继续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等多种举措,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切实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内生机制来看,东中西部区域性产业结构特征不改变,打工经济将不会改变;打工经济不改变,中西部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将是常态,留守型村庄秩序也必将持续下去.打工经济普遍化视角下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熟人社会由密转疏、由熟变生,在村人口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留守群体为主,基层群众真正需要和基层干部打交道的治理事务有限,多以开明、临时救济、矛盾纠纷调解等事项为主,治理事务细小琐碎,偶发性强,基层政权维持型特征突出.由此观之,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特征来看,基层治理内容以管理并服务好在村留守人口并为其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基本导向,维持性治理事务突出,发展性治理事务有限.因此,目前以及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任务在于为在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障在村人口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留守家庭致富在城市,基本保障在土地,晚年生活在村庄;中西部农村基层政权的要义不在于过分地追求中西部农村东部化,即标准化、职业化、程序化、精细化等,关键是要建设成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特征、治理资源流量等相匹配且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

综上而言:该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田野调查和内生秩序和型村庄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西本科毕业论文中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设计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想要进一步提高乡村的吸引力,可以从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入手 在以往的乡村发展中,对景观规划设计工作不重视,该工作在落实中所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 面对这种情况,在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景观设计以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水慢城景观设计为例 2018 年“一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描绘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让乡村旅游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和市场支撑,具有平台性、综合.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价值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是新时代背景下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过程中,必须挖掘好、使用好、发挥好乡村价值的引领作用、改革创新的驱动作.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特色小镇建设 林萌哲(内蒙古阿拉善盟党政专用通信局,内蒙古 阿拉善 750300)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新发展理念,要求逐步实现乡村 “产业兴旺、生态.

5、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摘要基于文化生态视角,以文化生态系统模式为基础,建构新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研究发现新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但存在保护意识淡薄、资源流失严重,传承秩序不稳定、与学校体育脱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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