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体育故事的述和听一一兼论叙事何以成为一种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该文是关于体育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体育故事和兼论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在梳理国内外体育叙事研究的基础上,从解释和剖析叙事研究相关概念出发,归纳出借助叙事方法进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思路.梳理叙事学方法的发展脉络及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现状,指出从“验证”到“诠释”是叙事学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价值诉求.同时,从故事文本、叙事者对体育故事的讲述、研究者对体育故事的分析三个层面分析了叙事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特点.
关键词：
叙事；体育故事；研究方法；体育人文社会科学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而言,叙事学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日渐丰富.在我国学者中,郭玉成（2018）基于范式理论、口述史方法、武术史现状等,建构了以武术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范式\[1\]；郭军（2017）选取傈僳族“爬刀杆”为个案,以田野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对身体叙事进行了解读\[2\]；程卫波（2016）以历史叙事的手法,从“天下”、“国家”、“社会”的角度,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发展复杂历史进行解读\[3\]；赵轩（2015）借助叙事学的方法对台湾体育电影中以叙事渗透文化蕴藉的“台湾主体意识”进行了分析\[4\].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虽然叙事方法和叙事学理论在体育人文科学研究中有所体现,但是其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匮乏还是反映出众多学者对于叙事研究方法还存在诸多理论和应用上的不足,同时目前学界也缺乏在学理方面的方法论研究以及经验研究方面的系统梳理.更为直观地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为何应该研究叙事方法、如何借鉴叙事方法、如何运用叙事方法”仍需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在梳理一系列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解释和剖析叙事研究相关概念出发,归纳出借助叙事方法进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思路,并结合不同的研究主题,明确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力求能够在诸多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另辟蹊径,进一步丰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1从边缘到中心：叙事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演进与发展
叙事学方法起源于西方,但是在产生早期,叙事学方法只是在文学和语言学中得到认可,在社会科学中还难以得到正名.1935年美国学者Bain（1935）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曾明确指出：“叙事研究对于社会学而言并无价值,社会学中可以超越常识的知识,在本质上都是统计”\[5\].在他看来由于叙事学缺乏社会科学所必要的精确数字,因此叙事学方法下的社会学研究难以保证基本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Bain所处的20世纪30-40年代,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客观精确的数字以及数字背后所反映出的“结构”是解释社会的唯一途径,“故事”和“意义”只是社会结构发展的衍生品,充满着主观的态度及不可衡量的内在价值.
叙事学的边缘地位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叙事转向的来临使得叙事学方法从边缘逐渐开始中心化.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开始在其发生学科文学领域中开始转向,之后这种“转向效应”一直持拓展到了历史学领域.第一阶段的叙事转向更准确的可以理解为一种“转向叙事”,即学术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了叙事学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性,而非限定于“文学”一隅.叙事学方法不仅开始被学者引入到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之中,同时也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进一步被学界分析［6］.
20世纪80年代,叙事转向迎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文学领域,许多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从之前的语言学剖析逐渐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更加看重文本之外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其认为文学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审美和语言的分析,更应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历史学领域,推动第一阶段叙事转向的学者White Hyaden在其发表的《叙事性之于再现现实的价值》（1980）更为深入地讨论了历史研究的叙事问题,Hyaden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高度肯定了叙事学方法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叙事学方法修辞性、意识形态和*性\[7\].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Hyaden对于叙事学方法的态度更加理性和客观,认为任何历史叙事都无法呈现过去的全部,历史学家们的叙事话语同样也包含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心理学领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Bruner提出了有关人类组织经验和构建现实的两种模式,“叙事模式”和“范式-科学模式”,其认为“所有人讲述的关于所有事情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思考其他可能讲述的方式,被更好地理解.和其他故事一样,我们的生命故事也一定如此”\[8\].Bruner对于叙事学方法的贡献不仅在于心理学领域,同时也拓展到了教育学领域,生命故事的讲述是其所推重的重要研究思路.
20世纪90年代,叙事转向迎来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叙事学也迎来了其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叙事转向可以用“后经典转向”来形容.20世纪80年的叙事学方法不再单纯地青睐于建构主义叙事学所标榜的形式主义倾向,转而将*转向、文化转向和认知转向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叙事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研究对象,而是逐渐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发现相结合,开始以一种研究方法的身份介入到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简而言之,这一阶段的叙事学兼具“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双重身份”.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学作为与体育人文社会学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其对于叙事学的应用足以说明这一阶段叙事学方法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叙事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身份已经由一种单纯的“材料”逐渐转向了理论深入和方法创新的发起点,Abbott（1992）指出：“在变量范式的影响下,叙事长久以来都作为一种辅证变量关系的角色,但是具有革命性的尝试是将叙事作为了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以此来展开故事和过程的分析”\[9\].在这一时期,社会学中对“变量关系”的验证不再单纯依赖于精确的数字统计和逻辑推算,而是能够将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看作是由故事建构而形成,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本身就是对社会故事的讲述过程.
从历史角度的梳理来看,叙事已经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深入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所梳理的不同领域学者关于叙事的论述来看,“作为社会理论节点的叙事概念”、“所谓研究方法的叙事分析”、“作为研究材料的叙述内容”、“作为研究结果的文学作品”是叙事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四个主要呈现方式.第三种虽然可以归于访谈或口述史一类的质性研究,但是其只是在体育人类学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且尚未成熟,因此也需要体育学者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第四种则承接了人类学对“观察与再现形式之张力”的兴趣,已有大量后现代风格的批判民族志进行论述,因此本文对于第四部分内容不再论述\[10\].
2从“验证”到“诠释”：叙事学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价值诉求
2.1中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殇：实证主义主导下对“诠释”的忽视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其背后的元理论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复制,其将社会看作是自然界,力求分析客观的现实,忽视了人们行动和事件的背后意义.Guba和Lincoln总结了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四个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Positivi）、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后两种范式都涉及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诠释\[11\].批判理论范式也重视对现实的考查,但是其认为现实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性因素所塑造而成的,虽然看起来是客观现实,但是实质上是主观因素的沉淀和塑造；社会建构理论范式则将构成现实的主观因素直接指向了人,认为现实是人们互动协商的结果,客观的社会现实世界实际上来自于人们的主观互动和努力.虽然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论两种研究范式也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但是从实证主义的“验证”到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论推崇的“诠释”,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有力升华.
就体育社会科学而言,同样面临着“验证”与“诠释”的问题,且这种问题还面临着很大程度上的“失衡”.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定量研究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问卷调查”、“影响分析”、“实验研究”等方法几乎充斥着每一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包含着以下几个基本的假设：（1）体育运动所包含的社会世界是客观的现实；（2）人与世界是简单的二元分离；（3）语言在认识体育社会现象或问题时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是绝对透明和中立的,其作为一种完全中立的工具通过调查问卷清晰地反映着客观世界.
在这样三种假设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就面临着诸多研究束缚：首先,整体性研究较多,忽视差异.在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更加注重在研究中揭示出一种“普适规律”,“地区现状”、“群体现状”、“项目现状”等均是研究中的一些热门词汇,例如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现状的研究”,简单地将青少年看作是无差异的整体,性别、年龄、生活环境、家庭状况、成长经历等因素都被人为的忽视,此类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体育参与,相比应该值得认真商榷\[12\].其次,重视宏观研究,微观研究不足.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经常给人一种全面、大概的“画面”,这种全景式的研究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只能够借助于调查问卷,因此是否包含对现状各方面的讨论以及问卷设计的全面性时常是判断研究质量高低的首要标准,但是这种“画面”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只能呈现出模糊的状态,无法给予微观和细致的内容以足够的关注,因此一些问卷调查方法下的研究似乎总是能够得出大家意料之内的结论.再次,功利性研究居多.目前鉴于体育科研工作者学位提升、职称提升的紧迫要求,都希望将研究成果快速发表,因此长期的实践追踪调查或者对某一细节的深入探究与这种功利性的目的时常产生冲突,定量研究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出研究结论,且以“准确数据”为依据又能够获得足够的“认可”,因此更多的受到了学术研究人员的青睐.但是在这样一种缺乏长期深入实践研究过程的研究,往往问题从实践而来,但是却难以回归于实践,提出的建议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千篇一律的重复研究和“空想式”研究大大降低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总体研究质量.
2.2中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思：从“验证”到“诠释”
中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忽视“诠释”的困境如何消解,或者说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值得每一个体育学人的关注和重视.体育运动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是具有丰富社会文化意义的群体活动,单一的、片面的、固化的研究模式不可能深入多元地洞悉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复杂关系背后所呈现出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对于体育运动的研究仅仅从定量研究方式出发,那么更多的只能够对体育运动的现状做出一个“验证”的考查,如何诠释这种“现状”背后的意义是定量研究难以逾越的“瓶颈”.定量研究范式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其总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是可以重复的,或者人为的处理为可以重复的,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才可以实现“验证”的目的,同时也可以被后续的研究来“验证”.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由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组成的社会,其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重复、社会发展阶段及历史事件同样也不可重复,近似的对照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等同.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定量研究的“验证”,以便实现研究上的广度,但是其更需要在“验证”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诠释,虽然这种诠释必然会牺牲研究的广度,但是却可以针对体育运动中的特殊事件来深入挖掘内部规律.
叙事学方法经过了叙事转向之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叙事”由研究对象向研究方法的过渡也体现出了一种“诠释”转向,因此叙事所具有的“诠释”价值就可能成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有力补充.在叙事的“诠释”转向中,语言被看作是承载了社会文化的,因此任何解释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在文字的层面上落实的诠释都是不够的\[13\].人们的理解是通过语言沟通来实现的,任何语言游戏所产生的意义,都来自于人们特定的生活模式\[14\].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每一个研究者都带有自己的“自我”进入到研究过程之中,这种“自我”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载荷之下的,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外在环境等都会受到这样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研究者忽视了对这样一种文化价值的考虑,那么极容易用自己具有的文化观念解释来自于“异文化”中被研究者的行为及其实践中所蕴含的意义.例如对“青少年群体”体育参与的研究,如果研究者以“成年人”的文化观念来审视“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力图用数字来解释现象,则往往会出现“课业压力过大影响体育参与”、“学校体育课程枯燥单一影响体育参与”等常规的、普适的结论.这些结论虽不能算错,但是青少年群体是否存在其体育参与上特有的影响因素,或者说是否有一些因素是成年群体不了解、不知道因而没有体现在调查问卷中的,这同样也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由“验证”转向“诠释”的发展思路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质的研究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更加普遍.尤其是在体育人类学以及对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中（例如谭广鑫等人对“抬棺人”的研究；汪雄等人对“女子舞龙”的研究等）,民族志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应用.然而,研究者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中使用的技巧—例如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常常在资料收集之后的材料分析中对被研究者的语言进行片段式的处理,断章取义或人为塑造的来支持自己的某种研究思路或理论框架.即使这种方法能够洞察到被研究者的主观行动的背后意义,但是却无法构建起被研究者当下语言与行动之间的桥梁,形成有结构的故事形式—叙事,同时还因为使用这样的技巧往往遗漏了微观互动的情境对被研究者的影响（叙事脉络）,因此这些方法很难做到完全意义上的“诠释”.
由此看来,将“叙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既是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补充,同时也是对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方法在“诠释”能力上的完善.叙事方法使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现了“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使得被研究者的身份从“被研究”向“参与研究”转变.作为研究的叙事,能够将当下的语言与行动紧密结合起来,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记叙或体育经验的收集,而是要在具有完整结构的故事中将被研究者放置于当下的微观互动之中,揭示出一系列的体育场景与行为关系,真正触摸到体育人物在特定体育场景中的心灵颤动与行为诉求.
3体育故事：作为研究文本的故事
叙事应用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案例在近年来不断增加,“叙事”方法之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洞察力和剖析力也逐渐得到了学者的认可,但是叙事中的“事”所指如何,如何能够判定出叙事研究的“故事”,这是叙事方法应用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即什么样的“体育故事”能够成为研究文本的故事.
3.1叙事语句与独特结构：体育故事作为叙事文本的完整结构性
美国语言学家William Labov（1997）将叙事定义为：“通过匹配子句的字面顺序与真实发生过的事件顺序来重述过去的经历”\[15\].在Labov看来,叙事的基本架构是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语句,其中包含自由语句和叙事语句两个类别,其中叙事语句是叙事的核心要素,其不同于自由语句可以任意调换语句的顺序,其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来保证整个故事能够达到叙事的意思和目的,也就是说作为研究文本的“故事”,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情节”.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研究文本的叙事故事虽然必须具备一定的情节,但是这种情节并非单纯指向“跌宕起伏”或是“悬念丛生”,其也可能是一种“生活平常”,是一种日常体育参与经验.虽然相对于文学或戏剧来说,作为故事的呈现必须要具备跌宕的剧情,但是作为体育叙事的故事而言,每个人的体育参与经验之于他人来说都是独特且不可复制的,而叙事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在充分挖掘“独特”的前提下揭示出其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例如魏烨（2015）在对孙庄武术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口述资料的描述：“①西南方位有“拳神”,②练武者在晚上12点左右（子时）,③面向西南方向磕三个头,④然后再练武术,⑤可以快速增长功力”\[16\].从这样一段基于叙事方法的“故事”来看,首先五句话整体呈现出了完整的因果关系,因为西南有拳神,所以在“子时”向西南方向磕头后可以提升功力；其次,五句话均为“叙事语句”,无论是拿掉或是调换某一句话都会改变原本的意思（有可能变为“尤为增长了功力,所以才要向‘拳参’磕头致谢”）.
“体育故事”均由叙事语句组成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用于叙事研究的“体育故事”在结构上呈现出一种完整性.就体育故事完整结构性来说,还需要尤其特有的情节,以避免在结构上的雷同.美国社会学家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设计一个田野研究只为了找一个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的答案,是很笨的；同样地,将书中的内容转换成适当的经验研究,即转换成事实的问题,之前便自以为彻底理解了这些书,也是很笨的”\[17\].按照Mills的观点来看,田野调查（包含叙事方法）目的就在于通过实践来寻找出问题答案的特殊性,而非验证或支持某一个已知的理论性问题.在叙事文本中,任何一个体育故事都应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每一个叙事者的体育经验都是极具特点且有别于他人的,因此从故事本身来看,并不存在一个前置的故事结构,同时就叙事方法来看,其目的就在于挖掘特殊事件的背后意义,如果本身故事情节或结构就出现雷同,即通过相同结构的故事来反复研究一个毫无内涵的问题,那么也就失去了叙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从更为直观的层面来看,如果叙事刚一开始就让读者完全知晓了叙事的目的,同时让读者也猜出了故事发展的后续情节,那么这样的叙事研究在质量和效率上都是低下的.
3.2“真实”与“平常”：体育故事作为叙事文本的情节特征
叙事方法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叙事”的过程,这里的“事”就是指“情节”,连贯而完整的情节即构成了故事.从文学角度的叙事来看,故事作为文学叙事的基本载体,在情节安排上具有一定的固定性：既定秩序→突发性事件或反面人物出现→既定秩序被打破→主人公作用→恢复既定秩序.这类情节首先需要足以吸引读者的需要,这就要求其在情节上必须呈现出起伏跌宕、曲折婉转.但是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叙事方法应用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故事主人公或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深层次意义,且这种深层次意义的来源必须是真实的,是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和现状的.体育叙事重在求真,这种“真”不同于文学创作所依赖的“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种“真”即是真实,是真实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一种“平常”,具有定式化的固定剧情并非体育叙事方法所需.正如加拿大学者Clandinin和Connelly（2000）所说：“研究文本写作中的一个危险是好莱坞情节,那些在结尾一切都水到渠成的情节,也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矛盾而设计的完满结局”\[18\].体育生活并非如虚构的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故事的情节并非如“好莱坞情节”一般,体育叙事的过程也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设计以便满足某种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叙事文本的体育故事对叙事者“平常生活”的关注促使了在体育故事的选择上不需要过多地关注“典型性”.从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看,质性研究的运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同定量研究都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在极为有限的质性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都在力图通过对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时段”的分析来达到研究的“典型性”,认为只有具有“传奇人生”和“辉煌经历”的故事才值得进行研究和分析,这其实也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于追求“好莱坞情节”的一个直观体现.但是从体育叙事角度而言,作为研究文本的体育故事并不完全需要“好莱坞情节”中所需要的激动人心或矛盾纠结,用于叙事研究的体育故事更需要接近一种日常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可以是叙事者荡气回肠的传奇体育人生,也可以是叙事者平淡无奇的日常经历.从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有情况来看,更多的体育参与者所具有的都是波澜不惊的体育故事,但是这种体育故事更能够反映出作为普通人的真实体育生活.即使是作为职业运动员而言,一些非“明星”运动员的真实经历才能够真正反映出运动员群体的真实生活写照.
在这一点上,一些优秀的国内外体育叙事研究都体现出了在体育故事选择上的“真实性”和“平淡性”：Carless和Douglas（2013）对21名职业运动员进行了叙事访谈,分析了体育文化如何引导运动员形成了特定的身份和行为.在所有叙事者的故事中,并没有异于常人的“传奇人生”,每一位叙事者的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运动员的日常生活而展开,但是研究者却成功的从21位运动员“普通”的体育故事中解释了体育运动如何让运动员牺牲了人际交往并形成独特身份认同的\[19\].同时作者也指出,21位运动员的故事在作为研究文本的有效性上同运动成绩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这也反映出作为研究文本的体育故事并非只能来源于优秀运动员的“传奇人生”；万义等人从叙事与话语解构的角度对湘西三村女性体育参与进行了研究,其在文中有这样一段叙事文本的呈现：“1957年和1960年我两次到过北京,打苗鼓给看.从北京回来后,经常参加各种表演活动,忙得很.我还去武汉的大学里面教过苗鼓呢！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但也教过大学生呢,学生都喊我Ｌ教授,羞的我脸都红了一大片”\[20\].从这段叙事文本可以看出,叙事者口述的故事几乎和日常的聊天并无区别,同时也并没有出现任何情节上的反转和矛盾冲突,但是从文本中强烈反映出了湘西农村女性在体育参与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性,最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湘西农村女性体育参与行为的基本现状.之所以上述案例能够呈现出理想的叙事效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叙事文本能够最为真实和直接地指向研究的目的.
4讲述体育故事：作为研究基础的叙事行为
深入故事文本内部固然可以做出极为精致的结构化分析,但这种深度解码也同时造成了它的困境.首先,在叙事方法中,如果只将关注点放置于体育故事文本之上,就会将研究的焦点放置于故事系统的内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掉这一故事背后的社会情景.在这样一种叙事方法下,研究者往往将故事假定为一种“事先存在”.其次,叙事者在讲述故事时更接近一种访谈聊天的状态,因此难以保证整个故事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呈现给研究者,如果研究者完全投身于故事本身,力图以一种时间或情节的顺序来整合故事,则很容易在主观上遗漏一些故事的信息,从而影响到整个研究的客观性.从叙事研究的整体来看,叙事者讲述故事是其与研究者之间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的互动过程,保证这样一种互动过程能够符合研究的需要,就需要研究者在叙事情境效应、叙事者效应及叙事行为效用上给予必要的关注.
4.1叙事情境效应：体育故事的社会环境
叙事环境主要是指讲述故事所嵌入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主要是指故事的组织环境和制度环境.叙事环境的第一个方面叙事时间,即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哪一个时间段.就叙事时间来看,其并不意味着具体的时间节点,而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下故事外部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状,包含着这一时间节点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状况、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这就要求讲述者需要明确交代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便于研究者能够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来聆听和分析叙事文本.就体育运动而言,无论从全球来看还是从我国来看,不同阶段的体育发展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性,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体育运动,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受到这一节点下的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能够以故事的社会背景为基础,才能够洞察到故事所蕴含的研究价值.例如,在杨海晨等人（2017）对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叙事文本：“那时候（1945年）,政府虽然不准搞封建迷信活动,但管得并不严……除了教武术,师傅还教了我们怎么样做师公道场.但那时候我们刚学,道行不够,不能在演武节中用,只能是看师傅们用”\[21\].显然,这段叙事文本体现出了明显的时间节点特性,如果叙事者事前没有交代出故事的发生时间在1945年,那么研究者就会对故事中所描述的一系列封建迷信活动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从而对叙事者产生一种抵触情绪.
叙事情景的另一个方面是指叙事蕴含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就大多数用于叙事研究的故事而言,其并不是叙事者单纯的个人产品,而是夹杂着多人的互动合作,同时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背景的作用下产生的.叙事者如果将故事完全限制在自身一人的作用之下,那么就会让研究者失去了解故事所包含的多人互动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这对于整个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体育运动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人际互动与交往,每一个体育人的故事都不是单纯的个人经验,总是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来共同构建出故事的发展脉络.虽然从目前国内体育学者一些等于口述史研究或叙事研究来看,呈现在论文中的叙事文本几乎都只是出自一人之口,但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从故事的叙述中了解其中所蕴含的人际关系和互动行为,这是挖掘故事意义的必要途径.例如,Laytner（2014）通过对一名前拳击手的Bodner的访谈,通过叙事方法分析了拳击运动在犹太人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27\].叙事者Bodner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反复强调了拳击对于犹太男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但是同其他一些类似研究存在差异的是,Bodner在讲述拳击运动以及对自我的价值时,时刻强调了拳击对于自己的价值更多的在于能够回报在赌拳中支持他的人,同时也为了通过赌拳更快的获得收入.如果Bodner在讲述中忽略了这种人际关系,那么研究者很容易会认为拳击为Bodner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勇气和身份的象征,但是一旦介入到这种人际关系之中,叙事文本的内涵就会迅速发生变化.
4.2叙事情境效应：体育故事讲述的身份差异
作为叙事文本的体育故事出自于叙事者之口,但是叙事者作为社会一员,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的社会差异,这些差异既来自于遗传因素,例如年龄、性别等,又来自于社会因素,例如种族区隔、社会经济地位等.
首先,故事的讲述者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从笔者对一些叙事者的访谈来看,男性在通过故事讲述来分享自身切实感受和体会方面要明显的好于女性.就体育运动来说,女性的性别角色使得其在体育故事分享上面临更大的障碍.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相对男性更为边缘的身份阻碍了她们讲述目标明确、感受真实、逻辑清晰的体育故事.相对于男性来说,她们在讲述体育故事时更多的夹杂了感性色彩,这与男性叙事者较强的逻辑性存在一定差异.下面是两则不同性别叙事者的叙事案例：
案例1：农村女性M：“刚开始参加龙队的时候,也没觉得怎么好.后来,我们的舞龙队叫得响了之后,有些老板经常请我们去舞龙,一场有2000多块呢,呵呵,比家里生产强.”（万义等：《工具的展演与逻辑：村落女性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人类学阐释——湘西三村女性群体的口述历史与话语解构》,2014）.
案例2：陈式太极拳传承人：“1984年由于政策的变化,少年儿童开始苦读,青年人忙于外出打工挣钱,地弓拳接受着严峻的考验,眼看着这一武术瑰宝就要失传,老木子和李云龙等老拳师门心急如焚,他们于1984年在在本村开设了一处拳场,命名为‘金顺武馆’,来学习的青少年很多,热情高涨.”（戴志勇：《一个家族和一门绝艺：陈家沟陈氏太极拳断而复续的故事》）
从上述案例来看,女性对于体育故事或者体育参与体验的叙事描述夹杂了更多的情感因素,叙事的重点都在于抒发自己的情感体验,而非解释故事或情感体验的产生原因.同时,案例1中女性叙事者在讲述故事时并未严格按照原因结构的逻辑顺序来进行,许多观点均是主观判断,并未解释原因.但是案例2中的男性叙事者在故事讲述之前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之后叙述了开设“金顺武馆”的原因,完全按照原因-结构的逻辑顺序来进行.虽然仅从几个案例的角度还难以准确区分出不同性别叙事者在故事讲述时存在的差异,但是不同性别个体在整个体育参与中具有不同的性别角色以及该角色下的情感体验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有时也会影响到叙事者的叙事行为.就体育运动而言,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叙事者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不同经济条件叙事者对于故事的讲述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Bourdieu（1984）认为工人阶级在叙事中会更多的使用与男子气概相关的一些词汇\[23\].Lareau,则发现中产阶级儿童更多使用正式的、书面的、复杂的词汇,而工人阶级儿童则倾向于使用口语化的、简单的词汇\[24\].例如,
运动员B（农民家庭出身）：“我说咱都结婚了,这个房子的事儿是全运会的时候说的,咱没要求太高,就是你们下来的那个房儿啊,别说是大院儿（在运动队里）给我房儿,就是S市周边哪个地方你给我个房儿,给我一小间.”（摘自陈祥岩博士学位论文《优秀运动员的生命历程研究——基于个案的叙事探究》）
运动员A（高干家庭出身）：“那时候就是小孩儿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就是觉得踢球真有意思,特别感兴趣,挺刺激的,小男孩都喜欢.那时候确实大部分生活水平都不高,都挺困难,很多人进入球队是为了改变命运,谋求好的发展,但我属于个例.”（摘自陈祥岩博士学位论文《优秀运动员的生命历程研究——基于个案的叙事探究》）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虽然两名运动员都在描述自己运动员生涯中的一件事,但是在用语上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异.出身于农民家庭的C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全程用了儿化音,同时也称自己为“咱”,包括其中的“一小间”、“大院儿”等,都是口语色彩较重的语言表述方式.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运动员A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则运用了“命运”、“谋求”、“个例”等书面色彩较重的词汇,在叙事语言风格上同C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
4.3叙事行为效应：体育故事讲述的独立影响
在整个叙事情境中,讲故事相当于整个过程的结果,叙事者、研究者与组织制度环境相当于原因.但是就讲故事来说,其也存在独立影响,讲故事在社会秩序、组织运行及政治动员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1\].符号互动论认为,讲故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互动或角色互动,所有的参与者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完成了整个故事的讲述.虽然作为社会互动的讲故事并无明确的规则,但是却维系着常识社会的正常运转,与日常生活相互建构.
Orr（1996）的研究指出：部分组织任务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够达成,通过讲故事,职员之间实现了工作经验的交流、组织角色的界定、新技术的学习以及组织问题的解决\[25\].虽然这种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还尚未涉及对体育领域内相关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但是仍然能够为体育叙事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首先,就体育叙事而言,大多是叙事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作为故事的倾听者来说,故事来源于讲述者的体育经验,因此故事的倾听者并不知晓故事的全貌.作为讲述者而言,体育故事是个人体育参与的经验再现,讲述者往往在每次讲述过程中都会增加一些新的信息,因此一般并不存在完全知晓故事全貌的讲述者或倾听者.在体育教育叙事研究中,讲述者往往在叙事过程中出现“当时我想……”、“现在想起来……”、“如果有机会再上一次课……”等语句,体现出了故事讲述者对于故事相关的体育教育活动再一次建构和互动完善的过程.
5聆听体育故事：作为研究者的研究行为
5.1研究者的主体经验：从“裸身”走向“现身”
叙事方法属于质性研究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研究范式而言,对于研究质量和研究效果的保证更加依赖于研究者本身.从研究主题的选定、调查对象的选取、研究资料的筛选与分析、解释性理论的构建等,都需要研究者很大程度上的参与.正是由于研究者在叙事研究中所体现出的高参与度,我们需要对研究者在整个叙事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及其对研究过程的影响来进行分析,即关注研究者的主体经验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研究者以“裸身”和“现身”来说明\[26\].
所谓“裸身”,即研究者的主体经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过度彰显.在一些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在整个研究中过度彰显了自身的主体经验,其对于自我的叙述同叙事者的叙事几乎达到了一种等同的程度,割裂了研究者与叙事者之间的有效互动,用台湾学者蔡敏玲的话来说,就是“读来就像是作者突然跳了出来,专注地观看着自己,似乎忘了要做的事,搁置了要说的故事”（蔡敏玲,2010）.在这样一种“裸身”的主体经验中,研究者以一种“全知”的研究态度来对待叙事者和叙事文本,叙事者的主体性经验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被逐渐消解.在体育叙事研究中,故事的来源和起点是叙事者的个体经验,研究者和叙事者无论是在体育相关的态度观念或是体育参与的现实体验上都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研究者之所以通过叙事者的故事讲述来分析体育,原因就在于这种体育参与体验并没有在研究者身上出现.如果研究者一旦将主体性经验过多的带入到研究中去,则会给整个研究造成一种“主体支配”的研究假象.
相对于“裸身”,研究者在叙事研究中更应该保持一种“现身”状态.叙事研究其实是一种“讲”与“听”的互动过程,如果将研究者完全剥离于叙事之外,则会造成“讲”与“听”之间的割裂,因此需要研究者作为一个经验主体存在于叙事研究的过程之中.就体育叙事研究而言,讲述者的故事只是一种个体经验的直观表述,其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应用于叙事研究之中,就需要研究者的体育经验进行重新建构与表征,这种体育经验可以是研究者自身关于体育知识和理论的储备,也可以是研究者切身的体育参与.在体育叙事研究中,研究者的经验和价值观念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保证叙事研究效果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将研究者的“声音”排除于研究之外,而是如何利用研究者的声音与叙事者实现良好的研究互动.例如以下几则研究者的叙事互动案例：
案例1：您在文章中写到：“人文主义往往被用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权论、人道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现代社会许多观念都已经变了,也都在讲“以人为本”、“人道主义”,您怎么看待？（张军献：《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眼中的体育—吴翼鉴先生访谈札记》,2011）
案例2：根,如小区空地.（熊欢：《女大学生户外徒步运动体验的口述研究》,2017）
上述两则案例均出自研究者的“声音”,案例1是研究者访谈语句的直观再现,案例2则是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以转换为文本形式的主体思考,但是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均可以看作是研究者主体经验在叙事研究过程中的体现.案例1中研究者指出“现代社会许多观念都已经变了,也都在讲‘以人为本’、‘人道主义’”以及案例2中“女性特别关注空间的安全感,因此她们在选择运动休闲活动时更倾向选择那些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的场所”两句话是研究者在聆听故事之前的一种主体经验表达,“许多观念变了”以及“女性运动会选择带有安全感的场所”均是研究者给予自身知识储备和体育经验所发出的“声音”,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观点性的话语,而叙事者在讲述故事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对这两个观点进行回应,这就构建起了研究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叙事互动.
5.2研究的信度与效度：一把叙事研究的方法论“枷锁”
从常规的研究方法来看,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似乎是保证研究科学、准确的重要手段.就体育叙事研究而言,叙事方法的信度体现出经验的真实性,而效度则指向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从叙事方法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来看,最为普遍的就是研究者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入访谈、故事聆听、口述史整理等方法来获得真实性的、交往性的经验,进而通过这些经验来实现对研究主题的深描与诠释.从目前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看,除去少部分体育人类学、体育文化学等学科中运用到了叙事方法之外,其他分支学科始终难觅叙事方法的踪影,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叙事存在很强的“结构性预设”,虽然叙事者处于一种主体性很强的“参与”和“互动”之中,但是却难以完全避免“程式化”和“标准化”.也就是说,虽然每一个体育故事或每一段体育经验均出自于叙事者本身,但是其在叙事过程中会无形地迎合研究者的主观期待,或者按照一种常态化的故事发展结构来对故事进行主观的加工甚至篡改,从而将一种真实的“体育讲述”变为一种虚假的“体育表演”,这种“体育表演”对原有真实故事的“隐藏”和“美化”是否会对整个叙事研究产生一种误差.此外,每一个体育故事均出自于叙事者,而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差异是否能够对形而上层次的理论问题进行普遍性的诠释,这些都是体育叙事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直观来看,这就是体育叙事研究的信度与效度问题.
那么体育叙事研究是否需要关注信度与效度？对于这一问题,丁钢教授对于教育叙事研究的分析值得思考和借鉴：“教育叙事研究超越了信度、效度和普遍性.它通过时间、地点、情节和场景的协同来创生叙事的经验品质,这种经验品质因其有着经验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而具有特殊的价值”\[27\].体育故事来源于叙事者,作为一种经验式的研究资料,用于叙事研究的故事文本更多的指向了对于个体的分析.这种对于个体的分析不仅仅趋向于科学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人文性的追求,对于故事背后人文意义的诠释要多于对普遍性的论证.与此同时,之所以采用叙事研究,就是基于对叙事研究者以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来挖掘一种具有“典型性”的个体研究案例.因此,叙事研究无须也不能囿于信度与效度的“枷锁”,反而应该彰显出区别于普遍性之外的个体体育经验.
5.3前台与幕后：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
叙事方法应用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与传统的宏大叙事或理论思辨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在传统的研究方式中,客观世界往往呈现在研究的“前台”,而主观经验则居于“幕后”,为客观世界的呈现提供一种分析路径和思考方向.这就使得在传统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读者更多的看到了诸多用于解释客观世界的观点和结论,却忽视了产生这些观点和结论的主观世界.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导向十分明显,对于理论问题的分析目的就在于能够更好地发挥体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于这种目的,叙事方法很好地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研究者需要将叙事者的主观经验由“幕后”推向“前台”,通过对叙事者经验世界的深度描写和诠释,呈现出体育实践视野中的特殊意义.虽然客观世界被置于“幕后”,但是其所发挥的研究作用却同样不容忽视,客观世界的作用就在于保证叙事研究的真实性和意义呈现.
叙事方法将体育故事叙述者的主观经验推向“前台”是否会导致研究上的经验主义,这是许多研究者思考的问题.虽然叙事方法的基础来自于个体或群体的体育故事,但是其所参与的体育运动无法脱离现实社会完全“形而上”的存在,任何个体或群体的体育都是某种社会需求的产物,这种社会性的需求不仅为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限制了体育发展的方向.因此,体育来自于个体或群体,但是又受到了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限制,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来自于个体或群体的体育故事文本并不会让研究陷入到主观经验主义的“怪圈”.
由此看来,在叙事方法中,研究者应该按照叙事者在体育实践活动中的意义世界去理解他们的体育生活,无论是武术名家、民俗体育传承人抑或特殊的体育参与个体,研究者都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置于叙事者个体的真实体育生活世界之中.但是这种将叙事者主观经验放置于前台的策略,只是研究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策略,真正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赋予诠释的客观存在,因而,所谓主客观在叙事研究中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关系却极为密切,两者之间保持有一种适度的紧张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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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这是一篇适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体育故事和兼论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体育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体育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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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析高中体育的教学方法 谢 勇（内江铁路中学,四川 内江 641000）【摘要】体育作为高中阶段一项基础的教学内容,其教学方法的使用对于学生的学习具有极大的影响 高中教学一直关注学生的德、智、体、美综合发展,而体育不仅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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