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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创造性贡献评述不足,朱德发先生费数年之功,完成著述《为大中华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下简称《胡适与现代文化》）,探究胡适的现代文化思想与白话文学观念,重估其思想观念的当代价值.这本著作的出现,既开拓出五四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也为当代中国的新文艺复兴再造了思想资源.
朱德发先生认为,通过《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论的书写,胡适设计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方案,这个抽象的文学革命设想与鲁迅等作者的杰出文学实践彼此共振,相互呼应,从而在短期内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实际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设计离不开对文学历史的研究,胡适通过对文学史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解读,在《国语文学史》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进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史》.从这个方面来看,胡适也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通过校勘作品、分析义理、考镜源流,胡适形成了一系列创见迭出的作家作品论,这也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大中华造新文化”.胡适在文史哲各个领域都有学术实践,其新文化观不仅是开放进取的,而且也是科学辩证的,因此能够出色地运用新方法在不同学术领域形成创造性的成果,其著述《中国哲学史大纲》《墨家哲学》《庄子哲学浅析》等等,皆能成一家之言.在《胡适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朱德发先生尤为推重胡适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在《胡适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朱德发先生认为胡适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确立了一个现代性标准（形式上的白话化、内容上的人道主义）,一切新兴的文化创造、学术研究都必须以此标准衡量之,以判断其是否属于中国现代文艺的范畴.实际上,胡适在学术研究中重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在创造性的思想转化,而非因循性的学理爬梳,这个“重估一切传统”的方法论本身,即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价值立场的体现.
《胡适与现代文化》经由对胡适文学思想的考察,朱德发先生发展了其“通二统”的五四新文学论,重构了一个辨证古今、融汇中西的复调五四文学观,即五四文学革命并非是彻底反传统的,乃是在批判中承传、在承传中发展的,进而将中国文学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五四新文学是继承传统与革命创造彼此纠缠,形式发明与内容更新并举,并在胡适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体现.
在朱德发先生看来,五四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的继承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文学运动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命名为“中国文艺复兴”,认为五四文学运动有意识地复兴了中国文学中的白话传统,进而建设起现代白话文学,这不仅不是断裂传统、反传统,而是自觉地弘扬传统、光大传统.朱德发先生认为,胡适掀起“整理国故”运动是以复古为革命,使古代文学为建构新文学提供用之不竭的资源.中国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既源自现代欧美,也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
其次,五四新文学的本土渊源是民间文学传统.“文学史是有两种潮流”,民间文学则属于下层潮流,其是古代文学的最有价值的主潮,也是一切新文学之源.所谓白话文学起源于民间文学,其实是为建设国语文学提供历史根据,进而说明从民间白话文学发展为现代白话文学是一个历史必然.胡适的民间文学系中国传统文学主流的说辞,对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产生了积极效用,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开掘出取之不尽的历史资源.实际上,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学,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发展,都得益于民间文学.从鲁迅到莫言、从《小二黑结婚》到《许三观记》,民间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另外,现代白话文学的建构脱胎于古典白话文学传统.言文一致其实一直是民间文学的核心竞争力,其之所以能够在与贵族、庙堂文学的对立中长盛不衰,便在于其言文一致带来的无限生命力——民间文学具有世代口口相传的时空传播效应.胡适主张,新文学作家首先必须选取古代经典小说中达意达的妙,表情表的好的白话艺术语言,多读多学习先人创造的传统白话文学典范,如：《水浒传》《红楼梦》等.推崇白话并不意味着偏废文言,胡适认为在创造新文学时,如若语言不够表情达意,也可以借用文言来创造新文学的语言.这说明,五四时期创造的现代国语,非但没有和古代白话发生断裂,而且自觉地赓续白话传统、再造文言价值.
当然,承续传统文学并不意味着否认五四新文学的革命性.实际上,将古代中国文学分裂为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两个系统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种颠覆传统经典论述的革命性策略.朱德发先生认为判断五四时期文学主张是否具有革命性质,最重要的依据是看它能否体现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精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破坏与建设并举,具有较鲜明的针对性和革命性,只不过在朱德发先生看来,这个所谓“革命性”不仅是推陈出新的否定传统,而且是以陈带新的创造性地扬弃传统.
为了进一步探讨五四新文学的性质,朱德发先生又从胡适的论述出发,探讨了文学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关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胡适采取一种相对辩证的策略,既注意文学内容的更新,又重视形式的改革,但他更为强调语言形式的作用,因为在旧形式严重束缚新内容、新思想、新生活的表达时,突出形式革命的重要性则符合五四文学发展的趋势.朱德发先生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从形式入手,最终目的是为了“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更好地以白话语言和自由文体来表现“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
也许,朱德发先生在五四视野中研究胡适的目的,便在于离析出一个区别于“鲁迅道路”的“胡适道路”.前者表征了断裂性、革命性的激进五四面向,而后者则表征了继承性、建设性的保守五四的面向.朱德发先生以胡适为典范的五四新文学重估,固然不能忘怀唯理论的与科学,但是更为推崇经验性的自由与秩序.
重估胡适思想的历史价值,并不意味着单向度的推崇,而是在还原中蕴含着批判性的创造.朱德发先生认为,胡适在思想上否定唯物史观,而坚持“心物二元论”,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都能“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是一个彼此纠结互动的二元关系.在“心物二元论”的影响下,胡适选择了文化救国的道路,试图从根本上下手来挽救“国事败坏”,他在思想方法上坚信进化史观和实验主义,并认定它们是救国的绝好工具,这也是他倡导新文学的重要哲学基础.
与其它一切现代方法论一样,进化论和实验主义方法亦有其历史局限性,并不能应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切矛盾与危机,甚至其本身就是造成中国社会现代性危机的诸多渊薮之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胡适的文学主张和社会实践的局限性和矛盾性日渐显现,所谓“文化救国”“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失去其社会联动效应,变成某种局限于知识精英阶层话语场的自说自话.
在文学主张上进化的文学观,使胡适看到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时代区别性和联系性,但是看不到每个时代的文学还有阶级性,不能对每个时代的文学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在实践活动上,胡适白话文学主张很少强调文学革命如何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也没有明确地指出白话文学如何联动与以与科学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文学主张上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决心是脱离现实的,是与从事的文学革命活动和自己的写作实践相矛盾的.胡适明确地认识到,新文学运动既包括形式革命,又包括内容革命,其在刚刚开始倡导文学革命时,总是兼及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但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他虽然在强调白话形式改革的同时,也注意到内容方面的问题,然而相比之下是更多地注重了白话形式,甚至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对什么是真正的“白话”,胡适的解释不仅含糊,而且有矛盾的地方.虽然他注意到向古典白话的优秀传统学习,但他没有指出它是创造新白话的“流”,而真正的白话语言,惟有从人民群众生活中去找源泉,吸收群众中活的口头语言,适当地处理“源”和“流”的关系,才能创造一种新文学的白话语言.
朱德发先生认为,胡适强调学习西方文学名著的表现方法和创作技巧,但为了提高西方文学的地位,有时对古代文学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正因为他对中国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否定太多,把西方文学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所以他将中国新文学的创建推到遥远的将来.实际上,胡适对白话文学主张,并不像陈独秀那样坚定自信,斩钉截铁,不容任何人“匡正”.他对维护旧文学的保守主义者,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真正敌人不是对方,而是成见,是不思想.“使人‘同’于我的‘异’”,是胡适应对传统的主要策略.
也许正是因为思想方法上的局限,使胡适虽然具有作为一个善开风气之先的大学者必备的开放胸怀,但缺乏成为一个文化大家所必备的独特的艺术创造性思维,从而导致胡适在五四新文学建构上是首倡者、实验者,却不是一个集大成者,新文学的各类文体都不是在他手里成熟的,他的现代文体意识与实验效果没有达到统一.
在《胡适与现代文化》一书的的后记中,朱德发先生指出了这本著作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虽然近些年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胡适研究,可是仍未有大的突破,甚至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制,而对胡适的新文学主张产生诸多误解.如此说来,这本著作最大目的在于还胡适以本来的面目,并重新阐述胡适的现代文化思想与白话文学建设观念.从朱德发先生建构的新的问题意识和提出的新的研究方向来看,本书为胡适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设置了一个新的起点,指明了该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方向.
（作者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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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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