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西谛藏书和郑振铎的小说，本文是关于研究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与郑振铎和西谛藏书和小说类论文范文例文.
作为２０ 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 作用的关键性人物郑振铎先生的小说研究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颇丰的藏书大家,西谛藏书中亦以小说类书籍为最.本文在充分搜集和梳理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探寻西谛藏书对郑振铎先生小说研究产生的影响.
从２０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郑振铎先生可谓是一位具有“承上启下” 作用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引进和学习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而且在古典小说的研究内容上亦有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看来,小说和戏曲一样,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而已,不仅历朝时有禁毁,中国古代的藏书家们亦多囿于传统观点,将其视为“闲书”, “随手弃置,辗转湮灭,亡佚无存者不知凡几”.因此,对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研究者们而言,如何更为全面地搜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便成为小说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郑振铎先生的小说研究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缺乏,他在研究伊始亦曾经走过一段“盲人骑瞎马,乱摸乱闯”的曲折之路.对于自己访书经历,他曾在《再说我的藏书生涯》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回忆：“在三十多年前,除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而其最初做的搜集工作, 亦不过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入购书,而即以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资料”.后来在鲁迅先生的指点和引导下,他的搜藏和研究之路才得以步入正轨,并逐步发展成为有比较完整体系的专门性*.按《西谛书目》中的记载,其藏书中《子部·小说家类》共收入小说类书籍９４种, 《集部小说类》共收入６８１种,另有小说类书目（《宝山楼通俗小说书目》）１种.其*小说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在现代藏书家中可谓首屈一指.与郑振铎先生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西谛藏书中的小说类书籍在郑振铎先生的小说研究中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讲,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西谛藏书中的小说类书籍是其编制相关书目的重要参考.早在１９２４年郑振铎先生即以“子汶” 为笔名,在《中国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文章全面介绍了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各方面研究的参考书籍,虽然此时其藏书资源中的小说类书籍尚不够全面,但文中已经介绍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６种古典小说以及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等４种能够反映当时学者研究成果的参考书籍供大家选择；而在１９２５年,郑振铎先生以“Ｙ．ｋ” 为笔名,在《时事新报鉴赏周刊》上连载发表《中国小说提要》一文,从其当时的自述看,他已经有志“对于中国小说做一番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可惜后来因故未能完成.文章共著录《开辟演义》《五代平话》等２０ 种“讲史类” 小说,对每一种小说的作者、故事内容和流变情况、版本、艺术特点等进行详细介绍,这也成为２０世纪小说研究史上“第一份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１９３１ 年,郑振铎先生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第２２卷上分７、８两期发表了《明清二代平话集》,文章主要介绍了《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２９种明清话本集,对于每一种话本的作者、故事内容和流变情况、版本等情况亦加以详细介绍,并在文章引言中详细论述了话本的历史及其特征.按郑振铎先生为这篇文章所作的跋语中的观点,“今所已知的明清话本, 本文所述, 大略已尽其要”.胡经之先生称其为“第一份有关明清话本集的书目提要”,足见其对于当时及后来研究者的指导意义.此外,郑振铎先生还在《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专题论文和著作中记述了自己１９３３ 年和抗战期间求访购得或友人赠送的小说类古籍,从中亦可窥见其在小说研究中对基础文献工作的重视.
其次,西谛藏书中的小说类书籍是其研究小说版本问题时的重要助手.在郑振铎先生看来,对“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故事与变迁”进行梳理和考辨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基础,如果研究者忽视这一工作,就会在进一步探讨“小说之‘史’”或“小说之内容”时遇到困难甚至发生偏差, “是有多少的不方便甚与不正确的”.因此,较之于胡适、鲁迅等前辈学者而言,郑振铎先生在小说版本的研究上可谓用力颇多,除撰写了《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关于游仙窟》等一系列旨在介绍、梳理和考辨各种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的专题论文外, 其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篇小说的进展” 一章中亦花费大量笔墨对《水浒传》和《西游记》的版本源流进行详细论述.如书中在谈到“《水浒传》的改编”问题时,首先说明其祖本“虽创作于施耐庵,编纂于罗贯中,然使其成为今样的伟大的作品的,则断要推嘉靖时代的某一位无名作家的功绩”［１］, 继而通过“简本的《水浒传》”与“嘉靖时出现于世的繁本的‘水浒传’” 加以比较, 说明“嘉靖本《水浒》之对于原本《水浒》, 不仅扩大、增饰、润改而已,简直是给她以活泼泼的精神,或灵魂,而使之……由平常的一部英雄传奇而直置之第一流的文坛的最高座上.”［１］８８７按《西谛书目》的记载,郑振铎先生所藏的《水浒传》版本多达２２ 种,其中有被郑振铎先生判定为“现存水浒传版刻中,再没有比它更早”的明刊本《忠义水浒传》（存五回）,虽然耗费巨资,“以一百二十金从中国得之”但文献价值极高（“唯此本每回有引诗”）,“传世绝为寥寥”“足以傲视诸藏家”的明嘉靖刊本《忠义水浒传》（存四十四回,存卷之十一册）［２］以及郑振铎先生１９５８ 年为“水浒研究工作亟待进行,此书乃是绝不可少的一个版本”而“尽倾囊中所有”购得的清杨定见刊本《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四回）,还有如日本享保刊本《忠义水浒传》（十回） 这样的海外孤本.正是以其丰富的藏书资源为“宝库”,郑振铎先生才能够在《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上做出如此清晰、透彻的论述.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振铎先生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对吴承恩本《西游记》地位问题的探讨.文中详细列举了“明刊吴本《西游记》” 的各种不同版本,通过不同版本之间的相互比较及其与《永乐大典》中《西游记》残文的比较,说明“《永乐大典》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本之祖源”,并由此进一步推断出“古本《西游记》”的存在；且这个古本“文字古拙粗率,大类《元刊全相评话五种》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 当时元代中叶（或迟至元末）的作品”.随后文章又通过朱鼎臣本《西游释厄传》与杨致和本《西游记传》在章节回目、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比较, 说明在“古本《西游记》”与吴承恩《西游记》之间“是别有一部杨氏书介于其间的”； 《西游记》故事的演化问题亦由此得以勾勒出一个更加清晰的轮廓.在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考辨过程中,郑振铎先生既有对图书馆的公共藏书资源（如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日本村口书店明版《西游记》两种,其中有四大套“明刻吴本《西游记》”）的利用,又不忘对自身藏书资源（文中提到其曾在访书过程中,“在某书封皮的背面,发现明刻本《西游记》一页,诧为奇遇.后此页由赵蜚云先生送给了我,这一页万历刻写本西游记的发现,便是这四大套明刻吴本发现的先声”［３］） 的充分发掘,充分体现了藏书资源在其小说研究过程中具有“指南针”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谛藏书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小说版画资源同样是郑振铎先生研究小说版本问题时的“资源宝库”.据郑振铎先生自述,其最初对于小说版画的关注完全是“喜欢搜集某一类玩意儿……后来,突然热心于有彩色的画片———特别是《三国》人物像,《岳传》的人物像等的纸烟画片———的搜集.曾为了一张不经见的画片,而破费了新年时压岁钱的一半”；后逐步转为有计划、有目的的专业性*,并最终将其纳入自身的学术研究之中.具体到郑振铎先生对小说版画的研究而言,他一方面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对小说版画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另一方面他还将对小说插图的研究纳入小说研究的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视野.如其在《劫中得书记》中述及明万历刊本《新刻明皇开运辑略武功名臣英烈传》时特别提及其书中“插图形式,大类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及周曰校本《三国志演义》,自是同时代产物也”［２］３４, 可知书中的版画插图亦成为郑振铎先生断定其“注为嘉靖刊本,实则为万历间所刻”［２］３４ 的有力证据之一.而在叙述清雍正甲寅句曲外史序刊本的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时,郑振铎先生特别指出该书的特色在于“首附人物图四十幅, 笔致及赞语均臻上来”,同时根据这一特点推断其“颇疑即为翻刻老莲《水浒叶子》者”；后来他又将自己收得的原刻老莲《水浒叶子》与这一版本的图像相较,指出“原刻本所缺刘唐、秦明二像可以此本补之.惟此本将武松、戴宗二赞互易,大误.李逵亦易为手执二板斧,与原作异”,进而得出“原作神采奕奕,词本则形似耳”的结论.既从古典小说文献研究的角度厘清了原刻本与清雍正甲寅本之间的关系,又从美学价值的角度对二者笔法之高下进行了比较,以当时学界对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情况来看,这样的研究视角可以说是比较新颖而独特的.
再次,西谛藏书中的小说类书籍亦是郑振铎先生开展古典小说校勘工作的重要基础.关于古籍的校勘整理,郑振铎先生曾在《世界文学编例》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整理’,至少是有两项工作是必须做到的.第一, 古书难读,必须加上标点符号；第二,必须附异文之校勘记.新序和必要的注释也是不能免除的.”而要想做好这两项工作,校勘书籍版本的选择便显得尤为重要.诚如前文所述,郑振铎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和普及事业.早在１９２５年５月,他便在《时事新报·鉴赏周刊》第一期上发表了《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一文,在简要介绍书中所选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同时亦直接指出其存在的三大问题———遗漏佳作过多、特别偏重“传奇派”而忽略“平话派”、所列作者姓名错舛颇多.有鉴于此,郑振铎先生开始着手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选编工作, 并于１９２５ 年５ 月、１９２５年８ 月、１９２６ 年６ 月、１９２６ 年９月先后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三集（共四册）,从郑振铎先生所作总序及各册序言可知,他在选编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了“小说的艺术性与内容性” “小说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等问题,在选文版本的选择上亦可谓慎之又慎.如他在《中国短篇小说第一集序言》中谈到唐人小说时指出, “唐人小说,大都为《太平广记》《唐代丛书》《龙威秘书》《古今逸史》所采录.《唐代丛书》诸书,谬误极多,惟《太平广记》成于北宋人之手,最为可靠,故本书所选,大都依据《广记》”［４］.而郑振铎先生之所以能够在版本选择问题上做到广泛比较、严选善本,其藏书资源的助力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诚如前文所论, 自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数量众多的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系统地校勘整理,并以此促进古典文艺作品广泛普及和深入研究便成为郑振铎先生的工作重心之一.如他曾在１９５０ 年夏与王利器、吴晓铃等一起参加了１２０回本《水浒全传》的整理校勘工作,该工作于１９５３年完成［５］.同年１１ 月,郑振铎先生亲自为《水浒全传》作序,序言不仅简要概述了各种《水浒传》版本的流变情况,还在比较其优劣的基础上对本次整理校勘的版本选择做了详细说明.全书“用天都外臣序刻本作底本,再用郭勋本残卷、容与堂本、芥子园本、钟伯敬评本、杨定见本、贯华堂等七种本子来做细致校勘”,而这些用来校勘的本子中的大部分亦可见于西谛藏书的“水浒”类书籍中,可见丰富的藏书资源亦是其能够顺利完成《水浒全传》整理校勘工作的重要保障.又如１９５５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大唐秦王词话》,在出版说明中特别强调该书“传本甚少,本社现根据郑振铎先生所藏明刊本作底本,并用傅氏碧蕖馆藏明刊本订补了底本中的残缺,影印出版,以供研究者的需要”［５］８４９, 而这也成为郑振铎先生直接利用其藏书资源,为古典文学作品的普及工作做出贡献的又一例证.
［本文系张鸿声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藏书研究” （项目编号：１５ＢＺＷ１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１］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３：８８７．
［２］郑振铎． 劫中得书记［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１４．
［３］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Ｍ］．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４８．
［４］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集［Ｍ］（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８２．
［５］陈福康． 郑振铎年谱［Ｍ］． 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０３．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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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郑振铎的口头禅 1931 年秋,吴晗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 当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 吴晗多次听他的课,成为他的学生 那时郑振铎名气已很大,却没什么架子,只要吴晗……青年学生做出一点成绩、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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