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马旭创作论从《史诗角度看《善居》与其它作品，本文是关于角度看毕业论文范文跟史诗角度看《善居和马旭创作论和《善居》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邢康丽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也是历史,是以特殊形式记录人类成长进步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因为它需要用史诗来记录下漫漫成长征途中每一滴族人的血汗与眼泪,浩瀚历史银河里每一颗明星的升起与坠落.史诗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和灵魂追索,作为一种文化识别标志,被誉为“一个民族的族徽”.我们需要史诗,不仅是因为史诗的形式,更是因为史诗的气魄.
也许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太悠久,掩埋在历史帷幕下的秘密太多太沉重,中国文学史上能够真正称得上“史诗”的小说作品并不多.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中,能够与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相匹配,庄严厚重、规模宏大的作品更属罕见.究其原因,一个是文学市场化、利益化的结果,一个也是因为创作史诗小说要求高、难度大,不仅需要作家有精确的把握现实能力、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与文化厚度.具备这种综合素质,加上有敢于揭开历史幕帷、触摸现实灵魂的勇气,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作家可谓少之又少.
在小时代、小情感占据文学主流的今天,山西作家马旭却一如既往地坚持严肃地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与思考,并把他的批判与思考用文学形式严谨地呈现出来,而史诗性正是他这几部作品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
马旭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始写作,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善居》《血祀》《红与白》《大地方》,中篇小说《肉圪瘩正传》；短篇小说集《心祭》；报告文学集《潮颂》；诗集《天心集》《天声集》《天风集》《天戈集》《天放集》《马旭诗选》《山雨集》《震电集》.其中的《善居》既是他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最有分量的一部.
《善居》上部写于1995年上半年,1997年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黄河》,之后完成了下部的写作.为求出版,这部作品从1999年开始了周游全国的历程,历时十二年,终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后又于2013年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本.《善居》描写了吕梁山脉、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小村子,本名善居,原本自给自足,自生自息,但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雨的洗刷,遭受了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变动后,原本的原生态宗法文化系统被逐渐破坏,老一辈固守的传统*道德也最终被后代弃若敝履,就连原本颇具象征意味的名字“善居”也在斗争中被改为“兴无村”.作者用五十四万字的篇幅,描绘了一副鲜活生动的山西民俗画卷,也为传统文化核心“善”的失落唱了一曲带有悲剧意味的挽歌.
马旭在创作《善居》时对史诗性的追求,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其对主题的选择上.这部书写的是农村现实,关注的是农村题材,描述了几十年来复杂难辨、变动不居的农村社会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带给新老农民的精神撞击和心理蜕变.农村题材一直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不能不关心农民,特别是当代史最撼动人心的变化,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潮动,都是体现在当时当下的农村和农民身上的.马旭的巧妙之处在于,他是以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原生态小村落——善居为点,展示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变化史,传统宗法文化在自然状态下的延续,以及在被人为涂抹撕扯后的沦落与衰败.这样小的村子,如此大的时间跨度,又试图展现这么深刻的主题,对作家来说是实属不易的.
善居文化的核心正如其名,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善”字.全书由一个极具讽喻色彩的故事开篇：很久以前,善居村出了一个为非作歹、欺男霸女的泼皮石骨头,在村子里干尽了恶事,村民们敢怒不敢言.而他在一次强抢民妇,办完婚宴开赌场庆祝时,被一块天外飞来的黑石头砸碎天灵盖,当场死于非命.这个故事留给了善居村一条刻在青石上的家训,归根到底就是四个字：礼义道德.而具体到村民恪守的行为道德准则,则可归为两句话：“名重如山,财轻如毛.”善居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守着家训行事,行善之人如石顺来,身无长物,死后却享受村葬,仪式隆重得无以复加,不仅影响了方圆几十里的人,也在村人的心中埋下一颗积德行善才能极尽尊荣的种子；行恶之人如富贵,幼年时就因偷吃供品被动家法,挨打灌尿受尽苦楚,长大后即使大权在握名声也臭了一地.这种以“善”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带有一种精神上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在自给自足的旧式生活模式下,善居百姓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无不符合这个自有的逻辑传统.
然而,原有的道德系统一旦收到外来系统的冲击,就不可避免地被一步步打破、整合、直至被完全占领.这种变迁从上世纪四十年始就初见端倪,爱动歪脑筋、被村人嫌弃的富贵因为率先入了党,靠上了区里的领导牛崇善,逐渐掌握了村里的大权,而实心实意、向来被视为村里顶梁柱的心锤地位却越来越动摇,在今后的一系列运动中被几度边缘化.从土改到入社,再到大跃进、,善居原本固守的传统道德文化系统被一点点背离、破坏,直至分崩瓦解,外来系统取得了最终胜利.最明显的两个标志就是作品后半部善居的改名和牌楼的被烧.“善居”和牌楼在村民的心目中是德诚的化身,千百年来始终屹立不倒,可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为“封资修的黑货、旧货、”,被革命小将强行改名为“兴无村”,意在“兴无灭资,革旧布新”,远近闻名的善牌楼、真牌楼、德义牌楼也在造反运动中被心锤等人的后代亲手烧毁.即使后来心锤费劲周折要重修牌楼,但早已坍塌的道德信义价值体系终究无法重建,善居不善的现实让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心锤黯然神伤,只能借种树远遁,躲入深山.至此,老善居象征的善文化彻底画上了休止符.
从思想深度上来说,马旭的《善居》讲述的正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如何被粉碎、被打击的过程,而这个问题也是历来引发文学家严肃关注的一个问题,从沈从文的《边城》,到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不约而同地为宗法文化的失落唱了一曲挽歌.
为了将这种善恶对比、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凸显到极致,马旭在人物塑造上有意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他没有像一般作家一样去刻意追求人物形象的丰满与立体,塑造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也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常见的“零度写作”方式,有意与作品保持客观冷静的距离.马旭将自己的主观情感与价值判断毫无保留地灌注到笔下的人物形象中,鞭挞丑恶,讴歌至善,直抒胸臆,淋漓尽致.读者在阅读其作品时,很容易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好恶与爱憎,并且被这样单纯鲜明的人物所感染,与作者在不知不觉间达到情感经验与审美趣味的趋同.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曾提出扁平人物的概念,《善居》中作者花大力气塑造的主角心锤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是扁平人物的代表.扁平人物在作品中,主要就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甚至简直就是为了某一个固定念头而生活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之中,一出场,很快就会被观众富于情感的眼睛看出是个怎样的人.心锤在作品刚开始时就是以实心实意、从不说谎的形象出现的,即使他那时只是个不大懂事儿的娃娃,村里的大小纷争只要他亲眼见过,就是说一不二的见证人.心锤从小谨记父亲的教诲,一辈子不说谎,不坑人,一心行善,就为了能留下一个亮汪汪的名声.为了善名,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时,坚决执行村规家法,把儿子打得死去活来；儿子参加造反运动,他觉得违背了祖训,对儿子破口大骂,甚至不惜断绝父子关系；村里闹饥荒,他为了让村里人多吃一口饭,冒着被批斗甚至掉脑袋的风险,违反规定偷偷给每个村民多分了半亩自留地；孙子卖假药阴差阳错害死了村里最后一个善人吴老大,他一度想把孙子告上法庭为其偿命,遭到全家反对后又亲自为吴老大披麻戴孝将其厚葬.
心锤这个人物在塑造上有理念化的倾向,作者有意将其作为善与诚的化身,与善居的牌楼一样,成为一个道德文化符号.这种写法更接近于中国古典主义的脸谱化,要刻画某一性格的人物,就把这一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浓缩在这一人物身上,比如《三国演义》中“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马旭的这种创作方式也许会被认为不太成功,或是有些过时,但却自有其打动人心的力量.福斯特就曾说过扁平人物有两大长处：一是容易辨认,二是容易记忆,并且说：“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永恒的东西,即使阅历很深的人也如此,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因,我们都希望看到经久不衰的、人物始终如一的作品,以作为逃避现实的寄托,这就是扁平人物受到青睐的原因.”
相比之下,拴柱与翠花在书中可以说是个性更丰满,也最讨读者喜欢的两个人物.栓柱不像心锤那样死守村规家法,也不像富贵那样行事只顾私心,他自有一套行为准则与处事标准,而其底线就是“自由”二字.为了追求自由,他在入社后宁可去做世人不耻的乞丐,也要挣脱合作社这个捆住人手脚的牢笼：“我一直觉得从入社开始,我就像叫人圈进笼子的瘸腿麻蚱蚱,一点点自由也没啦.这些天,我时常盘算：人活着为甚？为吃穿,就该受这份洋罪？入社前,吃不愁,穿不愁,身子活套,海阔天空,如今成球甚哩？成了囚犯！想不当囚犯,没路走,只有讨吃.”翠花作为男权社会中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则是以爱情自主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概念：“要能嫁个我相准的,打死我,也不跟外人睡.”这个一开始貌似放荡不羁、不知检点的辣女子,其性格中敢爱敢恨、有情有义的一面越来越凸显,直至结尾为与爱人栓柱合葬而殉情自杀,人性的光辉在情爱的淬炼下升华到顶点,也将作品后半部隐隐流露的悲剧氛围烘托到最.
《善居》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在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巧妙地编织与统筹历史.人物性格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而历史情节也在人物命运的推进中实现通达与连贯.两者的巧妙融合,使得作品可以被定位为文学化了的历史、历史化了的小说.
《善居》是马旭对史诗性创作的一次有力尝试,也是山西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其表现主题的深刻性、人物塑造的独特化、叙事风格的张力感,都让人不得不细致品味.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就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作者自己曾说过,这是一部自然流小说,生活流到哪儿,它就流到哪儿.这种自然主义的写法有其优势,比如更凸显真实性；也有其遗憾,比如提炼度似乎不够,把大量的生活素材全都摆到读者面前,枝枝叶叶过多,不免给人以芜杂的感觉.历史常常是一团乱麻,但如果把历史的一团乱麻还原成文学上的一团乱麻,充其量是做了历史书记官的工作.历史还是需要通过文学的审美观照而变得更加纯净鲜明.相应的,在人物塑造上也更注重用对话和行动来推动故事情节演变,很少有对人物肖像、心理等方面的描写,使人物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平面的符号化,而无法从纸上跳出到读者脑海中,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具象化的人.特别是书中出现了大量的次要人物,常常草草带过,辨识度不够明显.
马旭严肃的创作态度及现实主义风格在之后的其它作品中也有鲜明体现.2012年,马旭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大地方》,描绘了一幅当代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文坛浮世绘,现实感更强,批判力度更是超前.其中一些对文坛权钱色交易的黑幕的揭露,领导贪财、沽名钓誉的嘴脸的描写,更是让人读来触目惊心.文联一把手阎文标在开全体大会时公然宣称现代社会流行权力腐败、金钱腐败、美色腐败,文联也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多搞搞“高雅腐败”,还鼓动下属放手搞,出了漏子,他来顶着！像这种奇谈怪论在书中比比皆是,每每读到,都不由得被惊出一身冷汗.《大地方》较之《善居》而言,笔锋显得更为犀利直接,仿佛作者的一腔愤懑之气已经郁结于胸,不得不发,而一旦诉诸笔端,就如同火山喷发,汪洋肆恣,酣畅淋漓.当然,作者可能是为了加大批判力度,某些黑暗面的描写有些太过,特别是放在文联的这个特定环境中,对于比较熟悉文联的读者来说,显得过于夸张而不那么真实.但其敢于直揭文坛遮羞布,披露体制内潜规则,写他人之未写、畏写的勇气,仍值得人心生敬佩,为之击节而歌.
《大地方》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其中大量旧体诗的穿插,既巧妙地记录世事、针砭时弊,将官场丑恶、民生疾苦、社会热点皆以入诗,而且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文化品格,使全书显得骨气清奇、意蕴深厚,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学功底.而尤茹菊、金鑫等一批有骨气、有才情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在书中发表许多对文学和诗歌的独特见解,比如“丛林社会,真正的文学必然是有血性的文学”“没胆就没识,没胆就别写诗”,读来不得不让人抚卷沉思、回味再三.
相比《大地方》雅化了的语言,马旭的另两部作品《血祀》《红与白》则有意采用了带有浓重山西风味的方言俚语,更接近于《善居》的语言风格,但不像《善居》那么“土得掉渣”,而是更简洁、更好懂一些,不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胡适曾说过,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正是在作品中使用方言的魅力.此外,作者还有意添加了不少对山西吕梁地区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描写,比如像《血祀》里写明礼村时兴有立柜才好娶上媳妇的嫁娶习俗,对土窑这种黄土地上特有的居住环境的描写,农民们下地时随口唱出的民歌,以及《红与白》一开头就花了大篇幅写的村里孝子们办白事时种种流程、礼仪、场面,都展现了浓郁鲜活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山西作家是有描写风俗文化的传统的,马旭在《善居》中也有大量的对伞头秧歌这种广场文化的描写,可以说这些描写既增加了作品的原生态风味,读来更真实、亲切、有趣,又加强了全书的民俗学价值,为今后研究山西地区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血祀》在出版时的题记中写到：“被阉割、遮蔽的历史真相,需要还原,而还原历史真相,是史家的义务,也是作家的责任.”马旭有意将之作为史书来写,还原土改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成为他的首要目标.这与他在其它创作中对史诗性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书中细致真实地还原了临县土改时期农民实际拥有的土地情况、地主与农民之间既隐隐对立又相互依附的关系、农民与土改队及土改队内部对土改政策的不同理解与冲突,可以说相对于传统主流的土改小说,有自己的新角度与新发现.其中提到的暴力土改中农民对地主的同情与庇护,作为土改领导者的知识分子为抢头功而不顾民意采用手段的做法,显然不同于早期同题材作品为追随主旋律而曲解生活、遮掩矛盾.作者将这部作品定义为“报告小说”,说明也是更侧重其历史参考价值的.
马旭曾说过自己要写出版社为难的书,这种说法并不是哗众取宠,当然也不是有意和出版方过不去,而是他坚持自己不会为了钱写作,也不会为了出版写作,他要为了后人写作.为后人写作,就不怕出版不了,只怕写不好.人生不过百年,为百年而写,尤其是为了百年间活得好一些而写,没有多大意思.他在乎的,是百年后对其作品的评说,时间是无情的,无情才公正.这些话听着有倔气、有傻气,也自有一股真气.荣格说过：“个人原因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不多不少恰好相当于土壤与从中长出植物的关系.”正是因为马旭严肃地对待生活,生活才会严肃地回报他,正是他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独立思考、用心体验,他的作品才能在辗转经年之后仍具有时代意义,仍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光芒.作品就是对他多年努力的最好回报,现在山西文学界对马旭的作品成就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认可,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也自会给其“真”的文学以公正和客观的评说.
此文结论：上文是一篇关于史诗角度看《善居和马旭创作论和《善居》方面的角度看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角度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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