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高饶事件前，心目中的高岗，本文是事件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高岗和*心目和高饶事件类论文如何写.
高岗是党史中很难回避的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在1955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对高岗问题作了多次政治定性的讲话.在3月21日会议开幕时,讲：“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在3月31日会议闭幕会上,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作了补充解释和阐发深化.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开除出党.由此,“高饶事件”前,对高岗的正面评价就很少被提及,因而鲜为人知.
曾表示要挽救高岗
其实,据现有史料和知情人回忆,对高岗也曾非常青睐,不断重用,评价颇高.甚至“高饶事件”发生之初,在处理高岗问题时,也曾对高岗的历史进行过肯定,表示要挽救高岗.
当高岗写信给表示要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检讨自己错误时,致信刘少奇要求：“关于四中全会歼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也认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并打算“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高岗自杀事件发生后,才突然改变了主意.
长期担任秘书的叶子龙对态度突然变化有简要回忆和分析：“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一直还想挽救他们.让一位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向来认为自杀只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且他一直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讲,自杀不是什么本事,而是软骨头的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上述史实也可以多少反映与高岗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十分重视对高岗的支持
高岗曾追随刘志丹转战陕甘边、陕北,为开创西北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长征到达陕北后,将高岗看作西北根据地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有意加以培养和重用.这也是高岗能迅速在党内崛起的重要原因.
当初识高岗之时,高岗已经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性人物.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但是,当和红军抵达陕北前后,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历史将高岗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将高岗视为西北根据地地方干部的领袖加以培养和重用.延安时期曾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对和高岗之间的关系有过评价：“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把高岗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2年2月1日,在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时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在谈及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亙相学习的必要性时,拿自己与高岗作比较,称赞高岗是群众领袖.说：“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因此,十分重视对高岗的支持,并树立其威信.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对当时自己与高岗的矛盾以及的态度有过回忆：“当时的军政关系,主要是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关系.而高岗是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这个问题说起来是有历史渊源的.刚到陕北时,陕北红军中‘左’的路线正在打击刘志丹同志,也包括高岗.了解到这个情况,及时地将他们解救出来……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高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最高领导人.同志对陕北的干部是非常尊重的,他特别注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认为这是保证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条件.而我对这一点则认识不足.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在我当军委参谋长的时候,高岗从三边剿匪回来,决定让他暂留在军委一局*局长,高岗得知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安排太低.后来,他当了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司令.成立留守兵团时,保安司令部隶属于留守兵团.因而,在一个时期里,我把对高岗的关系仅处理为一般的隶属关系.有一次飞机场正在修理,有飞机要降落,我让高岗去督促快些把机场修好,结果任务没完成,我还对他发了火.以后,高岗成了西北局的领导.我当时认为,留守兵团属于军委直接领导,与西北局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所以也没有经常向西北局报告工作.对此,同志多次教育我,批评我,要我尊重高岗,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
高岗在党内迅速崛起
七大期间,在讲话中还明确肯定高岗在创建西北根据地方面的功绩.在检讨自己初到陕北时处理军队和地方关系时还讲：“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
还非常注意维护高岗的形象.虽然在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之间,亲切地直呼高岗为“高麻子”,但是对外宣传方面则十分慎重.胡乔木回忆：“（西北高干会期间）《解放日报》发表过一整版新闻,是我写的,里面提到高岗.我本来在新闻里写了,边区老百姓讲‘我们的高麻子’,把它改为‘我们的老高’.”在讲到西北根据地历史上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时,说：“群众承认的领袖是高岗、刘志丹等等许多同志.”
将高岗视为西北根据地的元勋,对高岗的崛起意义至关重大.
在七大期间,曾对“山头”问题有过重要的讲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进而强调：“过去的委员会,即七大前的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
毫无疑问,高岗在心目中则是西北“山头”的代表.因此,七大期间及之后,在照顾“山头”政治思想主导下,高岗在党内迅速崛起,由地方领导人一跃成为领导层的重要成员.
高岗曾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
高岗曾遭受过西北党内错误路线造成的“陕北肃反”的迫害,如果没有和在千钧一发之际迅速制止“陕北肃反”的恶性蔓延,那么高岗也必将成为这场“肃反”的冤魂.
“陕北肃反”事件对高岗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领导的西北高干会上,“陕北肃反”被重新定性：“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的企图,就把党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假若不是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断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則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上述关于“陕北肃反”的定性被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倾注了和极大的精力,集思广益,反复修订,因此是非常权威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关于高岗是陕北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得到认可的.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高岗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一边.在和王明的斗争中,高岗的表现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曾担任秘书的师哲回忆：“原来还让王明分管西北局,但他那云里来雾里去的思想根本同实际不沾边.西北局书记高岗曾对讲：‘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
高岗在西北局工作的成绩即使经历“高饶事件”的冲击,还是得到许多干部的肯定.虽然“高岗问题发生后,边区党史不好讲了”,但是熟知西北党史并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李维汉还是肯定了高岗的成绩：“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路线的.”这或许可以作为支持和重用高岗原因的一个史实材料.
由于高岗的特殊资历和现实政治表现,逐渐将其树立为西北根据地党内路线斗争正确路线的代表.在西北高干会上,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对刘志丹、高岗等的肯定就是典型例子.说：“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哪个根据地的干部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他在讲话中还多次赞扬刘志丹、高岗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楷模,对革命事业“一条心”.
高岗在西北党内的经历,尤其是其在“陕北肃反”中的遭遇,成为日后其政治地位不断攀升的重要关键点.由于刘志丹过早牺牲,高岗成为西北老干部同错误路线斗争,并遭受迫害的代表.和抵达陕北后,不但及时制止了“陕北肃反”恶性蔓延,挽救了刘志丹、高岗等人,而且逐渐将高岗树立为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与高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师哲回忆：“住到枣园以后,建立了一套会客制度,其中规定来人要登记、会见主席要经过通报等等,但高岗去见从来不让通报,而是径直去见.”高岗这些超于常规的行为能得到默许,这从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他们之间关系之深.
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
高岗有较强的领导能力,不管是领导西北局,还是主政东北地区,在工作中都成绩卓著,为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因此将高岗视为可倚重的高级干部,寄予厚望,重用有加.
高岗对革命事业也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杨尚昆曾这样评价高岗：“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过程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东北解放后,东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走在全国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表扬.”
延安时期,高岗的工作就得到的肯定,并得到其有力支持.师哲回忆：“高岗担任了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农民说：‘怎么雷公不劈死.’保安处的同志要将这个农民逮捕.高岗反映给主席,马上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高岗也曾向主席反映过整风运动中过激的做法.”高岗的能力也颇得赏识.
曾介入处理和裁断高岗和元老林伯渠、谢觉哉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胡乔木回忆：在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上,领导层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当时,实际上是林老、谢老在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后来派李维汉去,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林老、谢老年高德劭,高岗自恃正确,没有处好同他们的关系.他们两老又不大善于处理这种关系,认为他们说的话,高岗应该尊重.决定派李维汉去,李有组织能力,会处理这种关系.结果处理得比较圆满,同时还继续重用二老.”
高岗由于比较出色的表现,赢得了陕甘宁边区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戴和支持.1943年12月,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期间,高岗受到边区各界的广泛赞誉,戴上了“西北星辰”“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西北人民的领袖”“西北人民的灯塔”等桂冠.高岗在西北局出色的表现,为其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1946年,高岗已经抵达东北,但是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无记名选举中被选为参议会议长.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高饶事件”后,高岗形象发生的颠覆性剧变曾引起了轩然大波.“高饶事件”后,陕西省委奉命传达高岗问题后给西北局并报的文件,从一个角度再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响：“高饶问题传达后,关于高岗的错误问题,在陕北老区一些地区的群众中流传很多.有些群众表示关心,到处打问：有些群众不明真相,表示怀疑：亦有个别群众表示不满,甚至有坏分子趁机造谣.”针对上述问题,陕西省委请示西北局和：“为了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关于高岗的罪恶行为,我们意见似有必要在陕北老区群众中有重点地进行适当的解释.”这些材料也可以从某个角度佐证高岗在西北地区工作期间曾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这些贡献也为党内外部分干部、群众所认可和怀念.
倚重高岗还体现在委任高岗主政东北这件事上.在七大期间,多次讲话强调东北地区的重要性：“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最终将如此重要的战略区域交给高岗领导,足见高岗在心目中地位之高之重.
政治明星的遽然陨落
在的培养和提携下,高岗摆脱了在党内长期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斥的劣势地位,实现了政治上的崛起和腾飞.十余年间,高岗实现了从地方领导人到领导层核心圈的根本性跨越,先后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位高权重的职务.
正当高岗作为党内一颗光辉熠熠的政治明星,风光无限时,却发生了“高饶事件”“高饶事件”既是高岗人生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也是其与关系发生逆转的分水岭.
“高饶事件”使高岗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场沉重打击不但终结了高岗的政治生命,而且高岗最终还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自然生命.“高饶事件”也使对高岗的态度发生逆转.
（摘自《党史博览》魏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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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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