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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红眼里,陈凯歌是知识分子脾气,耻谈金钱,“我跟朋友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帮我们包个票呗.他说你这不是跟别人讨钱吗？”“我这人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就想把一切事情都帮你做到最好,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但这不是讨好你.”
年近50岁的陈红,年轻时候的剧照,仍然会出现在网络上各种*盘点帖里.在许多80后90后心目中,她的太平公主或嫦娥仙子,定义了“古典美人”的概念.
而后,她的婚姻被认为是一件走大运的事情——毕竟,她除了“美人”这个标签之外,看上去并无其他.而他,却是中国最负盛名最具思想的导演.乃至于她之后放弃了自己的演员事业,专心给丈夫当起了制片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应当的牺牲：毕竟,那是陈凯歌.
连陈凯歌的朋友都这么问过他：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女明星？
陈凯歌回复：陈红的美,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美.
确实,她不做*已经很久了.她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当网友还在感慨,以她盛年的美貌,演《妖猫传》杨贵妃才最有说服力的时候,她成为了电影里整个唐朝背后的人：唐城建设,小到细节统筹,银幕上看到看不到的地方,背后都有她的付出.
所以,在《妖猫传》的片头字幕里她和陈凯歌的名字先后出现,结尾字幕又是并置出现,以总制片人的身份.
“我成就了我自己”,不做*的陈红那么自豪于自己这份成就.
弥合导演需求和现实难题的人
大众最容易激赏的亲密关系,是两个艺术工作者的相互成就,比如,导演在缪斯妻子身上不断被激发起创作灵感；而女演员借着丈夫的镜头凝视,把自己最具灵韵的飘忽瞬间定格在银幕上.
但陈凯歌陈红夫妇的彼此成就,却是另外一种模式.对此,陈凯歌也心有感念,“15年来,她干的活都是比较脏、比较难的.”
“是你不愿意干的吗？”
他突然有一点紧张：“也不是我不愿意干,这个东西还是有分工的,这是制片人的责任.她做制片人的能力就体现在,她可以拿到一份条件非常优越的合同,而且使得对方在和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诉求.”
在《妖猫传》这个案例上,条件优越指的是,剧组不仅不需要承担建设唐城的费用,甚至,从内装到墙面,从竹帘到壁画,都由投资方负责——剧组只需要把桌子椅子等道具搬进去,换言之,只有道具费,没有置景费.
尤其,投资方不光置景,还得是,“符合陈凯歌标准”的置景.比如电影里惊鸿一瞥的“北齐壁画”,其实所费不赀：先找美院的学生作画,再由美术团队做旧,“一面墙就是五六十万.”陈红说.
“我等于提包入住.”陈凯歌说,“很难,但她就能成.”
唐城建于湖北襄阳.当地企业家姜付军希望发展文化产业,而剧组需要一座长安城用于拍摄,双方一拍即合.但开始时投资预算是2.5亿,到现在,整个唐城项目投资已经到了17亿,其中用作《妖猫传》拍摄的唐城影视基地部分有7亿.
2013年夏天,唐城影视基地就已竣工,而《妖猫传》正式开机,却是2016年7月.陈凯歌这3年在唐城种了两万棵树,并等待它们长大——对一个艺术家,等待是实现他的构想不可或缺不容妥协的部分,但对企业家来说呢？
“从贷款开始3年,你剧组不来拍,我这个景压在这里,也不能租给别人,也不能做旅游.因为是给你们拍电影,我不能让别人先用了去.”陈红解释投资方的压力.
而陈红的工作就在这里：在导演需求和现实困境之间,她总是解决问题、弥合关系的那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她一面用自己的私人资源去帮助姜付军,一面“帮他转换观念”：“我告诉他,你不是在做一个旅游景点,你是在造梦.”
使人不断追加投资固然是很大的困难,但还不算《妖猫传》最大的困难.“我拍戏最大的担心,就是景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但这点我得靠谁呢,其实就是得靠陈红.”陈凯歌说,“一共6年,她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去当地进行检查、督促、沟通的工作.”
进行过装修的人,可能都能理解这个过程中的痛苦.拍《无极》的时候,在香格里拉搭建的海棠精舍存在质量隐患,剧组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已经投入200多万元的建筑,此后,陈红一直狠抓质量.在《妖猫传》里,观众看到的每一帧精美构图,其实现基础,都可能是依靠陈红的争取得来.
“比如说,建筑上他们给刷那个绿的漆不行,我们要求重新刷.对方就说,不都是绿色吗,已经刷好了,再改又得几万块,凑合下算了.我说这怎么可以,一定要绿里偏点蓝,蓝绿里偏点绿.”陈红回忆.
这样的吵吵闹闹牵牵绊绊,6年里陈红和姜付军发生过不计其数,“恨不得都能打起来”,但也因此成了好朋友.这类战役中,陈红总能取得胜利的原因,除了绑在一条船上的无奈,一定意义上,投资方确实也服膺于艺术品质.如今唐城要进行第三期建设,姜付军还是希望请陈凯歌团队做美术设计,“你们已经把我的眼光提升了,不可能再回去了.”
从明星变成会算账的女强人
在成为这个独当一面的女强人之前,此前30年的人生里,陈红所需要做的,只是作为演员保持“自我的纯粹”：“每天听音乐、看书,琢磨角色,锻炼身体.”无论是她或陈凯歌,一开始都没有想到,她将会成为制片人,除了成为导演的生活伴侣,更成为他工作上的左膀右臂.
促使她转变的第一个刺激是《荆轲刺秦王》.那是1998年,两人婚后不久,剧组超支100多万美元,原因是“资金上的浪费,管理上的混乱.比如剧组跟某一个灯光摄影器材公司签了合同,那可能有人去跟他们借东西,其实是私活,但账都挂在了剧组.到最后你查一下账,用掉的大气罐、胶带、色纸……这些消耗品,都能拍三部电影”.
这100多万美元,最后全落在导演身上.她把多年拍港台剧的全部积蓄都拿了出来,加上陈凯歌的积蓄,对方公司打了个折,把账平了.“可以说为那部戏我们家一分钱都没有了.那段时间经常做梦,抱着孩子在外面晒太阳,孩子被人抢走了.或者推着婴儿车,忽然发现车里孩子没了.”陈红总结,“其实就是焦虑.”
她开始意识到嫁给艺术家意味着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既然要和这样一个人生活,那我就得要去捍卫这个家庭.”
2000年,陈凯歌在英国拍米高梅的电影《温柔地杀我》,陈红生完老二,带着孩子去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开始还是希望在演员的角度学习,但一经接触,就被好莱坞的制片机制所吸引.
“像一起工作了几十年,运转自如.”演员们提前进组,剧本围读时间不少于7天,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到片场,下午还给安排一场下午茶.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如果第二天的戏需要一个烟灰缸,那么前一天美术部门就会给导演六种方案,方便他根据现场的颜色或预期的效果进行选择.“不仅比导演想的多,还比导演想的好.”
“我那时候也拍了十五六年戏,从来没有在这种井然有序的环境下工作,我特别羡慕.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太幸福了.”陈红感慨.
唯一可能觉得不幸福的,是像陈凯歌这样的导演.陈凯歌之后曾评价,好莱坞的电影机制,一定程度束缚了导演的创作力.陈红说这种机制在剧本阶段,就需要公司、制片人、导演三方签字确定,“现场可调整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但其实大家公认的是,剧本是一度创作,导演对剧本的再加工是二度创作.从艺术创作者的角度,确实是会觉得自由度下降了.”
两年后,陈红开始担当制片人.陈红的制片风格不同于过往国内制片,也不同于好莱坞,若要总结,大约只有一句话：全心全意为导演服务.
她拒绝剧组惯有的待遇三六九等,导演主演第一阵营,主创工作人员次之,而场工之类工种在待遇上居于末位.“我发现我们的场工住在非常非常次的地方,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被子脏了也没人换,他们在现场干的是最辛苦最脏的活,回去竟然没有热水洗澡.哎哟,我那个难受.”
而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她也断然无法接受吃盒饭,尤其是冷掉的盒饭.
从《梅兰芳》开始,她就推行“场工住宿一视同仁”、“根据拍摄同步放饭”的方式.《妖猫传》片尾字幕里,把14位厨师名字都放上去了.
提高伙食、住宿标准自然会增加制片成本,但陈红觉得,完全值得.因为,“大家吃得好,相处开心,每个人都很自觉,都愿意多干点活,让导演高兴自己也高兴.我们每天完成9个镜头,最后按期完成.一般电影没有按期完成的,延7到10天是正常的,这就相当于帮我们省了350万到500万.”
显然,她的花钱标准,相对于“省”,更在意“值”：既符合国情不会掉坑,也能凝聚人心激发积极性,唯一的代价,或许就是制片部门操更多的心.但反正,这位制片人,从事这行的直接原因就是夫唱妇随.
她所有账目的总栏,都是“帮到导演”.
保护他所有艺术家的部分
《妖猫传》里令观众惊艳的“极乐之宴”,拍摄之前面临三大困难：建筑内部没有轮毂灯槽可以吊灯；当地找不到适合扮演公子仕女的群众演员；开拍一周前,花萼相辉楼还是没有完全建成.
陈红负责解决所有问题：技术部门做了一个飞碟似的大铁架,挂了400多盏灯几十吨重,想尽办法给吊了上去,“完成了导演和曹郁要的八重光”.专门从北京找了二三十个群众演员拉到襄阳,“考虑到预算,也考虑到拍到脸的时候不让观众出戏”.
最后一个问题最为棘手.当时投资方和施工方存在纠纷：投资方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拒绝支付款项,要求整改；而施工方知道开机计划后,不仅罢工,并且拟向剧组施加压力讨薪.陈红知情后,一方面找律师和施工方谈话,告知他们此事与剧组无关,不可诽谤.另一方面,要求投资方把款项给施工队结清.“唐城其实也是一肚子苦水,因为确实施工队在技术上材料上偏差很大.我说,这个景里他们做了多少,还是给结清算了,下面就不让他们做了.”而后,陈红从剧组调集70个工人,当地又招募了50多人,重组团队紧急施工.而两笔施工费用相加,超过预算的部分,由剧组给予补齐.
“我都不能跟他说,我要跟他说了,他所有的情绪都在焦虑,还怎么去写分镜？”那是她和艺术家丈夫的一种分工方式：她负责保护他所有艺术家的一面,包括他个性里的“羞怯”.在陈红眼里,这个比她大16岁、人高马大的男人是知识分子脾气,耻谈金钱,别人欠了钱都没法开口去要,而陈红的一些做法,对他来说简直是震惊的,“比如我跟朋友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帮我们包个票呗.他就不能接受,他说你这不是跟别人讨钱吗？”
然后呢？“然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他觉得我要开始说了,就出去上厕所.不光不要提,连听也不要听.”
一个妻子的寻常幸福
就算在上世纪90年代的荧幕上,陈红也很少扮演少女角色.以她那张明艳大方的脸,再青春的角色也带着点端然.后来她成为制片人、大管家,随机应变,进退有据,印象里,总是一副陈凯歌保护者般的姿态.
前段时间,陈红去伦敦看一些私人*展,见到有意思的就发到家庭群里分享.中途她看到一些天书似的字符,也拍下来@陈凯歌,“考考你.”
陈凯歌很快回复,告诉她这是西夏文,并附以释义.
“他就是个移动的图书馆.他就是能永远带给你惊奇和惊喜.”她笑得像个少女,一点都不掩饰快乐和骄傲.
陈红描述她和陈凯歌开始认识时,“就像现在粉丝对爱豆的感情.”
“首先他很有才,我喜欢他的电影.而且人又高又帅,英文又好,受过西方教育骨子里又很传统,我觉得是个很有魅力的人.那时候真的是仰视的.”
但,就算是粉丝,她其实是性格坚定、自我强大的那一类.1995年1月,圈内朋友聚会,陈凯歌跟陈红聊着聊着,问她：“你怎么一点都不怕我？”她反问：“干嘛要怕你？”陈凯歌说：“我挺喜欢你的性格.”她答：“喜欢我性格的多了.”
“我做事没有讨好的意思.我这人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就想把一切事情都帮你做到最好,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但这不是讨好你.”陈红说.
可以理解“不需讨好”的来由：过去她在荧幕上总扮演些大小姐角色,而生活中,她的家庭条件也很不错,“我的父母非常恩爱,从小生活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波折,在非常稳定的家庭里长大.”
1996年戛纳电影节结束后,陈凯歌直接飞到温哥华向正在拍戏的陈红求婚.在《一望无极》里陈红写道：陈凯歌求婚没有戒指,只有要求——要求结了之后不能离婚.
在我们的理解里,这要求不仅是约束对方,更是以此限制了他自己.不过,结婚20年后,陈凯歌大约发现当时的多虑,因为,“她是把在感情上、婚姻上钟情于一个人的幸运带给我的人.”他曾感慨.
这对夫妻看起来性格迥异,陈凯歌一直被视为中国导演中最有思想的一位,而陈红,过去很长的日子里,大众对她仅有的印象就是美.“有时候他们哥们儿之间也会问他：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女明星？凯歌说了一句话,说陈红的美,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美.”陈红说.那或许是在这些文化人或女明星,大才子或大*的虚名之外,身为两个“人”的相互吸引化学反应.
陈凯歌曾在访谈中说过一个细节,晚上陈红以为他睡熟了,轻抚他的后脑勺,他继续装睡而心中感动：“我还是她20年前的陈凯歌,她也是我20年前认识的陈红.”
“陈红对我是一种存在,我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存在.就是你知道她在,这就是一个支持.”陈凯歌说.后来,他描述电影之于他的意义,也是“一种存在”.
陈红更干脆：“我觉得他是我们家的一个财富.”
在外界标签之外,日常相处里,他们只是一对寻常夫妇.陈凯歌在家里总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是工作,就是看书.他的房间挨着厨房,陈红一旦在厨房嚷嚷,他就开门出来,慢条斯理提出交涉：“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有时候他也主动开门出来,兴高采烈要找陈红说话,比如刚在网上看了个什么帖,“我就说你能不能别给我念这东西,我还有一堆事儿忙呢.”陈红在家总是忙得手脚不停,结婚21年,她所有的妆都是在车里化的,一起出门陈凯歌等得不耐烦了,她还在检查窗帘拉没拉好或者燃气关没关严.有时她洗完澡戴着浴帽浑然不觉地收拾东西,陈凯歌会忍不住提醒她能不能整理下头发——严重偏离了他对女性“应该如何”的认知.
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感情.“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交集,但每个人都还有一个自己的领地,那个领地你不要去改变,也不要去影响到对方.”尽管陈红说自己忙到飞起,“像个立交桥同时干好几件事”,但结婚至今,陈凯歌每天出门从头到脚的衣服都是她给搭配的.
陈红49岁生日那天正值《妖猫传》宣传期,她没有给自己张罗生日,倒是她哥特地到北京给她做了一桌饭.席间陈凯歌送了她一句话：“有你,是我们家三个男人的幸福.”
（周洋荐自腾讯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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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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