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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类有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和从清末翻译看翻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意识形态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0

从清末翻译看翻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该文是意识形态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跟意识形态和翻译和关系类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 要: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和操控最为明显.清末翻译思想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从翻译的内容上看,清末的翻译大致经历了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小说翻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在相应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进行的,科技翻译反映的是科技强国的翻译思想,政治翻译反映的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良的翻译思想,小说翻译则是自下而上唤起民众斗争意识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清末翻译的每一阶段都是在相应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进行的,都依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从清末中国翻译思想的变化研究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为研究翻译与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依据,对理解翻译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小说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 (2017)01-0043-05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from

the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ENG Zhi-min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0 726000,Shaanxi)Abstract:Translation is a social activity,and manipulated by various social factors, of which ideology is themost obvious one.The change of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learly reflects theattachment of translation to ideology.ln view of the content,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n begenerally divided in three stages:translation of science,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works,translation of novels.The three stages went with different ideologies.Translation of science is the reflection of a strong China byscience,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works is the reflection of a strong China by political reform and translationof novels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calling for the mass to rise up.Hence every stage of translation in the lateQing Dynasty went under respective ideology and was attached to a certain ideology.The study of change intranslation attached to ideolo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vides evid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and has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Key words:ideology;translation of science;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works;translation of novels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他不仅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还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更是译者意识形态的体现,从译者的翻译中,能清楚地反映出译者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是强烈而持久的,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一直很受中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西方翻译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意识形态操控翻译,从宏观角度看,它体现了翻译作为跨文化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从微观角度看,意识形态将影响译者的选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甚至译者的语言风格乃至措辞.伊格尔顿[1]认为文本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体现为意识形态生产中各种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交织冲突的深度与力度.这些研究揭示了翻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一个方面,强调了翻译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行为, 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对原文本中文化现象的处理.

20 世纪50 年代西方曾经掀起过意识形态终结论,但是到20 世纪90 年代意识形态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1990年,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出版了《翻译、历史和文化》[2]一书,正式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他们强调翻译和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且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了翻译标准的变化,寻求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诱发了西方翻译研究者对意识形态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勒菲弗尔译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翻译与主流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其思想为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斯奈尔·霍恩比[3]指出,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因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他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正如巴赫金指出的,“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意义:它代表、表现、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的某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符号.那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

国内意识形态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20 世纪80 年代起开始对意识形态进行介绍和评述性研究.国内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翻译始见于20世纪90年代末.吕俊等[4]指出意识形态问题在翻译中进行研究必须从文本内部找到根据,它是一种内部批评而不是外部批评.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化问题,还应关注意识形态.蒋小华等对意识形态对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的操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由此可见,翻译界开始意识到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把翻译研究从文本内转移到文本外,从注重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 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并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亮点.意识形态影响、操控翻译实践;但反过来翻译实践对意识形态也有影响.王晓元[5]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乃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翻译活动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有生产意识形态.这表明翻译活动对意识形态存在依附关系,但同时又有反作用.然而,目前为止,关于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很少用翻译史中某一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性研究.因此,探讨清末翻译的阶段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进一步深化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全面准确地理解翻译的本质着重要的意义.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以战争为标志,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同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也传入中国.救国图存运动风起云涌,同时翻译事业极其繁荣,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后来很多学者对清末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翻译事业繁荣的社会背景及翻译成果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阶段翻译思想的变化及这一变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很少有人研究为什么会有从科技翻译到政治翻译再到小说翻译的翻译选材的更替.本文借助于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理论,以清末中国翻译思想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翻译与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从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小说翻译的变化来揭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以此来说明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是一定意识形态的产物, 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翻译活动是依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的.

一、清末翻译的时代背景

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是闭关锁国,思想滞后僵化,对于西方世界知之甚少.以战争为标志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列强的入侵,西方先进的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也进入了中国.翻译事业非常繁荣,形成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

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 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 世纪60—90 年代,洋务派在全国掀起了洋务运动.这是一次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并没有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这些新式学堂的出现必然需要更多地和西方进行交流,需要更多的学者学习和翻译西方的文化.这一时期科技强国的意识形态强烈的刺激着那些西学的仁人志士,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繁荣.

到了19 世纪后期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投资场所,帝国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在中国投资建厂,进行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之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提出了政治改良的主张.政治改良的意识形态指引着有识之士大量翻译社会科学著作,如《天演论》《原富》等这些西方有价值的进步思想比较系统地传输到中国,使僵化已久的中国思想界开阔了眼界, 满足了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渴望,更进一步促使了中国清末翻译事业的兴盛.

戊戌变法失败,使改良派自上而下的改良破灭.他们认识到,中国要强大,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思想,其简单的方式莫过于小说.于是他们又开始了小说的翻译,企图通过小说来改变民众的思想,出现了小说翻译的,政治小说的译介风云一时.小说翻译的兴盛叩开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心扉,在新国必新小说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政治小说翻译达到顶峰.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清末的翻译事业异常繁荣.无论是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策略、还是翻译目的上都清晰地说明了翻译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充分体现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二、清末翻译的主要阶段

清末翻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科技翻译、政治翻译以及小说翻译.

中国近代的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开始的.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救国救民.通过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来翻译大量的工程技术、军事装备和自然科学书籍,开始了科技翻译的.据统计“, 当时创办的学堂有7个,京师同文馆译有200余种西书,有记载的有30余种.”江南制造总局译书199种[6].这一时期翻译的西书数量很多,但大部分为科技书籍,掀起了近代中国科技翻译的.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阶级矛盾激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迫切需要政治改革.于是,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的强盛并不仅仅是其科技发达,而且还在于其先进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社会科学领域,着手翻译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尤其以政治翻译最为突出.严复1898 年翻译的《天演论》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学习并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的热潮.随后出版了大批政治作品的翻译书籍.严复当属政治翻译方面的佼佼者“其翻译之书籍,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思想皆有较大之影响”.除《天演论》之外,他还翻译了《群己权界说》《穆勒名学》《群学肄言》《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社会学著作.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使僵化的中国思想界开阔了眼界,为维新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始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翻译.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的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出现在科技翻译、政治翻译之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外国文学的翻译很少.“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揭开了文学翻译的新纪元”[7].据统计,1840年至1895年,翻译小说不到10部.1901年一年便有7部翻译小说出版,1902 年15 种,1903 年18 种1907 年激增到208种.整个晚清时期翻译出版外国小说1000 多种[8]37.此时小说翻译是晚清翻译数量最多的两年.当时小说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小说通俗易懂,为大众喜爱接受,一些仁人志士借助小说翻译展示爱国救国抱负,激起更多的民众来保卫国家,富国强民.

三、清末各个翻译阶段的意识形态分析清末翻译呈现的三个阶段,都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形成的,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源.

(一)科技强国支配下的科技翻译

战争失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加重.在此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思考,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国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发达.因此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 想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来制“夷”.要学习西方之“技”,就必须克服语言障碍,科技翻译应运而生.科技强国成为这一时期救国的意识形态,并逐步成为顺应当时形势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洋务派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 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1862 年奕诉提出设置同文馆, 培养翻译人才,翻译西书.1865 年李鸿章、曾国藩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主要翻译科技方面的西书.这一时期著名的科技翻译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先后翻译了大量科技书籍.1861年到1898 年,翻译出版图书464 种[8]36,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翻译事业的繁荣.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组织中西学者翻译与出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由陈修堂与英国医士合信共同翻译的《全体新论》,是第一部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学知识的书.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 卷,随后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相约共译《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在墨海书馆刻印《博物新编》,这是一本早期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书籍.清末科技文献翻译家徐寿、华蘅芳等均从中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先后入馆.据统计,该馆先后翻译了170 多种科技书籍[8]37.徐寿、傅兰雅翻译的《化学鉴原》首先刊登了中文的化学元素表.其次,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了地质学名著《地学浅释》,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傅兰雅与赵元益翻译了《西药大成》,把西方医药学介绍到了中国.

在当时通过翻译富国强兵、救国救民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这些科技翻译家大量翻译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书籍,希望通过翻译西方的科技书籍进而学习西方的科技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说明翻译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是依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的.

(二)维新思想支配下的政治翻译

“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往往会对翻译过程发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中的政治越敏感,涉及到政治的翻译所受到的压力就会越大.这种制约既有来自政府的出版检查方面的, 也有发自译者个人的政治意识的”.由此可见,翻译活动是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大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只是从外部进行改变而不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并没有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于是维新派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维新变法是这一时期维新派的主流意识形态.

科技翻译,没有使中国富强.1895 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有识之士焦虑不安.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后,他们试图通过“改良”“变法”来实现国家强盛.高风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代人犹知讲术.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鲜有留心,译者亦少.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里也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末各议成,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

由此可见,改良派是想通过这些西方启蒙著作的翻译,使中国走向维新之路,改良中国的政治,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严复怀着这样的心情选择翻译《天演论》.在富国强政醒世觉民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严复翻译《天演论》凸显了他的政治动机.他希望通过《天演论》系统地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激发民智,试图改变中国固步自封的陈旧理念.他认为要实现救亡图存,就需要改变陈旧的社会体制,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在翻译《天演论》时,他深信社会的发展进程必须遵循适者生存原则.他希望通过翻译开启民智,对抗顽固的封建陈旧思想,开辟振兴中华之路.于是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他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误读,并偏离了原文中的语言风格和内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爱国抱负.

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翻译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翻译活动总是紧密的围绕着他的政治活动,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的翻译一直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认为与西方科学技术相比,健全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来说更重要.所以需要通过翻译来开民智,满足政治上的需求.从他的选材上看,他翻译了《佳人偶遇》反映了强国欺负弱国,很符合当时时局的需要.在《俄皇宫中之人鬼》都非常符合开启民智的需要.在他翻译拜伦的《哀希腊》中透露出他急欲“新国”“新民”的思想.在《哀希腊》中拜伦突出了希腊人不愿意做奴隶的主题,表明了拜伦敢于反抗,崇尚独立,自由的精神,梁启超翻译这部作品是希望国人能以拜伦为榜样,以此来激励同胞抗敌御辱,奋发图强.

1895—1900 年译书之风大盛,“各报馆翻译东西文报纸及书籍者约30 余家”[9].从严复和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可以看出翻译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

(三)大众救国思想支配下的小说翻译翻译有一定的目的性,并以一定的翻译观念作为引导.清末处于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封建保守思想与激进思想并存.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有识之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寻找一种根本的工具”.要实现救亡图存,必须唤起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封建制度的没落才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以梁启超、林纾等为代表的文学倡导者及实践者, 主张用文学翻译来改造社会,发挥文学的“觉世”作用.此时的意识形态为“开民智,求变革”,要促使变革成功,需要一种工具,小说因其极易普及便成为政治改良的工具.因此小说翻译兴盛, 林纾当属小说翻译的领军人物.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创立《清译报》,随后他翻译的《佳人偶遇》和周宏业翻译的《经国美谈》相继发表在该报上.这两部小说刊登后,在评论界广受好评.被称为“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经国美谈》讲的是一群士人因奸党篡国而亡命.

经过几年卧薪尝胆,终于在克服重重磨难后推翻专制制度,使国家恢复了.小说以名士反抗专制统治为线索, 刻画了人们对社会的向往.在《佳人偶遇》中,小说主人亡命天涯,周游世界各地.途中他们与其他国家的流浪者相遇彼此交流对未来国家的看法.他们在追求政治变革、民族发展和情感中几经磨难,最终探寻到人生的意义与社会未来的出路.这些小说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的国家意识和保家卫国的行动.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动机与目的十分明确.19世纪40年代,中国广东沿海一带成千上万的贫民被拐骗到美国开矿,修筑铁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付出了难以忍受的磨难与痛苦.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腐败的满清政府不敢对美国政府提出强硬的政治交涉,林纾认为华工之所以受尽欺辱, 关键是中国的国力太弱.他翻译这部小说就是要中国人正视这种“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事实.希望通过翻译此书给国民警钟,使人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

从梁启超、周宏业和林纾的翻译活动可以看出, 翻译活动是一定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翻译活动是依附于意识形态的.

四、结语

清末明初的翻译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过程,它与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变革息息相关.翻译活动从来都是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受到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清末这段翻译史,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起着支配作用,都是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体现.译者们选择翻译作为武器来实现自己的爱国抱负,救亡图存.在文本选择时,他们选择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需要的科技、政治以及文学小说等方面的著作.多种翻译策略综合运用,尽可能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服务.翻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更深的层面理解翻译的本质, 同时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开展翻译批评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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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9]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7:366.(责任编辑:李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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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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