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本文是政治哲学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政治哲学和价值前提和建构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男,山东安丘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
[摘 要]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关键工作之一和最终目标之一,就是确立价值论上的主张,并设计完备的价值理论.我们不应当轻描淡写地来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而应当本着哲学本有的一种“前提}生追问”的问题意识来从纵深层面予以把握,关键是要辨析、厘清与这个问题根本相关的三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应当基于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考察来设计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二是应当基于对现代价值的把握来证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三是应当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来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价值理论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6-0005-07
中国学术界近些年政治哲学研究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和飞跃,就是开始从“我注六经”式的单一学术译介和学术阐释,自觉地转向“六经注我”式的独立性理论阐释和原创性思想探索.在这一情境下,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话语和理论体系,开始凸显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整体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尚属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有许多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澄清,这为这一课题的开展设置了前置性的困难.只有从根本上澄清关乎本课题的那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才可能实质性地推进这一课题.我们需要着力澄清的问题之一就是价值理论问题.
不同于描述性的实证理论,政治哲学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规范性理论,其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证立某种或某些价值,来提供一种规范性目标或勾画一种理想的政治和生活图景.所以简言之,价值理论是所有政治哲学最关键的内容和灵魂.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理论往往各不相同,有的主要研究国家,有的主要研究社会分配,而有的主要研究身份认同.然而,这些研究不同对象的政治哲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某种或某些政治价值基础上的,最后都可以归结和还原到价值这个共识性平台上,价值问题构成了其原则性的“根’问题.这样来看,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关键工作之一和最终目标之一就是确立价值论上的主张,并设计完备的价值理论.不过,我们不应当轻描淡写地来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而应当本着哲学本有的一种‘前提性追问”的问题意识来从纵深层面予以把握,也就是要辨析、厘清与这个问题根本相关的前提性问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必须基于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考察加以设计
1作为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
在理论形态上,哲学可区分为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而政治哲学就从属于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最根本不同之一,就在于它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比后者更强,而这也是我们把握作为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时所应看到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政治哲学史来看,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政治哲学都是在把握各自历史时代之问题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都是各自历史时代之精神性原则的理论表征.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具有宏大历史视野的黑格尔政治哲学或马克思政治哲学中,而且也体现在看似最不具有历史性的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理由就在于,柏拉图虽然是通过勾绘理想国这个超感性世界来建构其政治哲学的,但这个理想国所表达的主导性观念和原则却是和古希腊时代的社会历史正相吻合的.权利和自由等近现代政治哲学所强调的价值原则之所以没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因为理想国本身与现实感性世界保持着不可打通的超越性,而是因为在古希腊时代,缺少权利和自由所由以滋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在此意义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依然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依然将古希腊时代的精神性原则完整地展现了出来.黑格尔正是由于洞见到这个事实才这样指出,“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成为一个成语,指空虚理想而言）本质上也无非是对希腊*的本性的解释,.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理论具有根本启示.
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兴起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学术事件,而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理论上所激起的一个必然回响,是以市场化转型为中轴的社会全面转型在学术层面上的一个必然反映.所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理论,这不是一个纯粹学理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用学理来回应和概括现实的问题.要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必须通过针对“当代中国”所关涉的历史语境的深刻考察来加以设计,在这一语境中所展开的重大现实性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实体性内容.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关涉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语境？我们应当从何种视角来对这个语境进行考察？
2．“当代中国”关涉的历史语境及其要义
由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所以总体判断,其所关涉的历史语境乃是一个多维度的、多层级的、包含多重矛盾性背景的历史语境,而要考察和廓清这个历史语境就特别需要综合分析以下四点：一是现代化转型,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全球化.
首先是现代化转型.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全面转型时期.虽然人们会从多种角度来概括和界定这个转型,但都应当承认这个转型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转型.我们虽然不能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排他心态下将传统与现代绝对对立起来,但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以及自由主义等各种政治哲学思潮在中华大地上的先后出场及相互激荡,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这个背景性的问题.而西方近代之后的政治哲学,同样也是“现代化’转型的产物,我们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的政治哲学统称为“现代政治哲学”,根本原因也就在此.然而,正如现代性并非一个单数概念,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样,现代化转型也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这种转型往往是大不相同的.当代中国所面对的现代化转型,既具有一般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特点,又是一种在特殊社会基础上、以特殊的方式进行、具有自身独特性的转型.比如说,在这一转型中,我们既要确立现代社会的价值准则,也面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这一转型既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相对应,也在一定意义上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工业化实践相衔接.这个情况决定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哲学问题,必然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中所形成的政治哲学问题有着重大不同.而设计和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既要考虑到现代化转型的一般性,也要考虑到其特殊性.
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中国20多年来现代化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中轴.但我们又不能仅仅用市场经济来描述现代化转型,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不能仅仅用现代化转型来概括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表明,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向来存在一种紧密关联.西方近代之后,特别是霍布斯、洛克之后的政治哲学,实质就是伴随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建构起来的,因为不同于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按照契约原则进行平等的商品交换.这个要求本身就蕴含了所有权、契约精神以及公共理性等现代政治哲学的重大原则和主导性价值观念.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催生出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必然同时也包含了重大的规范性问题,亦即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也还不单单是道德“爬坡”还是“滑坡”这样的表层问题,更根本来看,则是如何确立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价值原则这样的深层规范性问题.这样的规范性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和价值目标.
再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现代化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要与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相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或者用黑格尔的观点来说,就是有其必然性和最切实的内在真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发展逻辑、必然性及其所表征的真理,同时也包含着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需要政治哲学研究者们从理论上来加以回应和研究.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既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逻辑相一致,也要用其特定的方式来概括和表达这一逻辑.
又次是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是一个处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而应建立“向外看”的视界,放眼于全球.大致说来,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是从罗尔斯开始的.在契约论的框架内,罗尔斯将其正义理论主要限定在他所界定的‘组织良好的社会”中.但罗尔斯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全球正义和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哲学界普遍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独特的中国智慧.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就应责无旁贷地建立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和高度,遵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来构建自己的价值和规范.
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必须基于对现代价值的把握加以证成
1．政治哲学的历史形态及其价值规范区分
在历史形态上,我们可以将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区分为两种,一是古典和传统政治哲学,二是现代政治哲学.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及以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都属于前者.而西方近代之后逐次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如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基本都属于后者.这两种政治哲学的区别,不仅仅只是在于它们是在根本相异的历史时段形成的,同时更在于它们在价值理论上论定和讲述的是殊为不同的价值规范.具体来看,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论定和讲述的主要是德性、卓越、目的、永恒等超越性价值规范,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论定和讲述的主要是仁爱、诚信、民本、和合等人世性价值规范.而现代政治哲学论定和讲述的则主要是权利、自由、平等、公共理性、公正、、法治等现实性价值规范.与政治哲学的历史形态相对应,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讲述的价值规范,可统称为古典和传统价值,而现代政治哲学所讲述的价值规范可统称为现代价值.古典和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不同,主要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内涵上的.在内涵上,现代价值之所以不同于古典和传统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价值所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基础存在根本差异,故而其所包含和表达的问题也判然有别.具体一点说,现代价值主要是在现代性和市场社会的历史基础上生成和凸显出来的,其所包含和表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为平等的权利及以之为基础的公正分配作辩护,而古典和传统政治哲学中之所以不讲现代价值,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缺少现代性和市场社会的历史基础.
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及其细化
从现代化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全球化等方面来看,我们无疑要把“当代中国”置于现代社会的历史界面上加以把握,故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也必然是一项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应当是一种基于现代价值而得到证立的理论,宽泛地说,这一价值理论所要容纳的价值规范,应当包括平等的政治人格和权利、自由、理性、契约精神、公民意识、公正、法治等等.这一结论大体来讲是正确的,在一个现代社会的历史地基上构建的政治哲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一种与现代社会之要求相顺应的理论,而不应当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复古理论.然而,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的、可以一目了然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了多个维度和多个层次的复杂问题.要对这个问题作出透彻的把握,则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细化”.
第一,权利、自由、平等、公共理性、公正、、法治等价值虽然都可以被一体视为现代价值,但历史地看,这些现代价值并不是平行出现的,有些价值实质是“前端”价值,而有些价值则是‘．后端”价值.可被视为“前端”价值的主要是权利和自由,而可被视为“后端”价值的则主要是平等、公共理性、契约精神、公正及法治等.这种区分的理由何在？
大致可以认为,西方近现代具有强规范意义的政治哲学起始于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哲学确立起来的主要价值原则就是权利和自由,洛克虽然也重视平等这一价值,但他是围绕权利来界定平等的,具体来说,其所讲的平等是指“平等的权利”,而基本不具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平等”二字的内涵.实质上,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哲学是顺应早期市场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历史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理论,其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为早期市场社会确立基础性的规范.但西方市场社会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得以确立的,在现实层面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生成和积累的过程,其显性的矛盾之一,就是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之间的矛盾.休谟在《人性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都曾对这一矛盾作出过深刻说明.如果说这一矛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利和自由这一现代市场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原则的不断膨胀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如何在政治哲学层面重建现代市场社会的价值规范,则就凸显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政治哲学家们自然不会通过简单地取消权利和自由的方式来探索这个课题,事实上,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政治哲学,无论是诺齐克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还是罗尔斯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甚至还包括穆勒代表的功利主义,都是以权利和自由为立论基础的.毋宁说,政治哲学家们要做的重点工作就是如何在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为现代社会补入新的价值,从而也为权利和自由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卢梭建构平等以及康德建构公共理性,实际都是在做这项工作.从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来看,平等、公共理性、契约精神以及法治等现代价值,实际是在卢梭及康德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把权利和自由视为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前端’价值,并把平等、公共理性、契约精神、公正及法治视为‘‘后端”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家,不仅是基于“前端’价值,同时也是基于“后端’价值来建构各自的理论体系的.
需要注意的是,‘前端”价值和‘．后端”价值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更根本来看则是内涵上的.在内涵上,“后端”价值的确立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理论反思水平.这是因为不同于传统人依附于人的社会结构,现代市场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在政治解放的视界内确立起权利和自由的原则,从而使人成为有人格、有自身独立性的人.然而,要使权利和自南成为针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原则,由此构建一个既利己又利他的和谐关系结构,又不能仅仅就权利和自由来强调其重要性,而恰恰应当把平等、公共理性等“后端”价值纳入进来作整体性考量,特别是在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一点更为重要.这个情况启示我们,基于现代价值来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我们特别需要把握“前端”价值和“后端”价值的层次性及其关系,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只有这样,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才能够既具有理论的概括力,又具有现实的解释力.
第二,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总体来看,是在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相统一的关系结构中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理论要求之一就是使理论与现实保持一致,具体一点说,就是理论要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然而,现实历史的发展却常常打破这种一致性,从而使理论总是难以跟上现实的步伐,体现出某种滞后性.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价值设定上的片面和偏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性视野的缺失.亦即,西方政治哲学家们通常是通过一种自然论证的方式来静态地把握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及据此提炼价值原则的,而基本没有通过历史性的考察来为之.马克思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从历史性的视域来考察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讲的基本价值,由此不仅追溯到了政治哲学的根基之处,而且也建立起了一种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具有历史大跨度的思维视野,从而根本性地解决了理论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克服西方政治哲学所不能克服的弊病,就应当按照马克思所确立的历史性原则来确立自己的价值理论,不仅要深刻考察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迁,而且也需要做到这一点,即当为某种价值积极立言和为之提供辩护时,还应本着一种长远的、历史性的眼界,思考是否能够为这种价值赋予新的内涵或是否能够以其他价值来作补充的问题.例如,当我们为与市场经济相顺应的价值提供辩护时,我们还要将超越市场社会的价值包容进来.大概只有在这种长远的、历史性的眼界中来探索价值理论的建构问题,才真正能够使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成为一种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思想引领性的理论.
第三,政治哲学所讲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总是具有抽象性的特点,而抽象地来看,价值实际就是没有指涉面和内容的.但价值不能成为抽象的原则和概念,而应处理和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才是其内容.这样说来,只有将抽象的价值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特定的社会中,其内涵和意义才能得到彰显,否则只能成为与现实社会、与人们的现实生活隔河相望的、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基于现代价值来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代政治哲学所阐述的那些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通常意义上予以一般性的界定和认定,而应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我们的具体国情加以具体的理解,使其获得切实的内容.我把这一点称为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原则,或者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
在笔者看来,只有把握和处理好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对“什么是现代价值”这个问题作出更具有反思性的说明,进而也才能够对‘-应当如何基于现代价值来证成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作出更具有整体意义的把握.
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需要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得以确立
1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史研究密切关联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研究有两种基本工作,一是立足于当下问题的原创性探索工作,一是回到文本和思想史的解释性工作,前一种工作意味着理论创新,而后一种工作只是意味着一种哲学史的研究.很显然,这种观点将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对立了起来.但实际上,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史研究恰恰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前者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根据,都不可能是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在认真踏实研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获取的.黑格尔以及冯友兰先生都非常重视哲学史的研究,甚至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都知道,黑格尔在哲学理论的原创性建构上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而他的哲学建构显然就是在哲学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这也使他的哲学具有一种恩格斯所指认的“巨大的历史感”.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特别是确立其价值理论,是一项创新性的重大课题.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通过开展相关的哲学史研究来推进这一课题,而绝不可能在隔绝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前提下进行.
2中国政治哲学面对的三种政治哲学传统
在对待传统思想上,冯友兰先生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的研究思路.通过开展哲学史研究来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我们要做的关键工作不是简单地“照着讲”,而是在“照着讲”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接着讲”.对于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而言,“接着讲”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寻找哲学史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对接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寻找思想资源.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面对着三种政治哲学传统或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二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三是西方政治哲学.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三大不同的政治哲学传统或思潮,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对接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相反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界普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这个重大课题面前不仅不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且应当积极介入其中.由于根据过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和核心范式是“阶级斗争”,而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公正等现代价值并不占有一席之地,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与当代中国相对接,能否从中开发出思想资源的问题,就转换成了以下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马克思有没有与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相通约、且能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政治哲学？二是是否需要构建一种规范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虽然也有人因为受到挑起“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艾伦·伍德的影响而提出否定性见解,但大部分对这个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性的学者,都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给予了肯定性的解答.但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普遍认识到,不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能够在多大意义上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需要把握好一个从马克思到当代中国的‘变”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实践创新,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这一实践创新,而且应当责无旁贷地来回应、概括这一实践创新.这样一来,上述第二个问题就凸显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目前也成为一个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课题.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是否能够提供思想资源的问题.根本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立论基点,原因至少在于以下几点：其一,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时间内,无论在新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人始终是在一条“既非复古亦非西化,’的独特道路上,塑造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以及建构政治哲学理论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虽然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以及西方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政治哲学形成了相激互融的关系格局,但总体来看,前者无疑发挥着基础性和主导性的作用.这既是中国道路的一条独特生成逻辑,也必定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一条独特生成逻辑.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方位和时空中进行的,而唯有对这个历史方位和时空作出综合判断和深刻把握,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工作.与其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优势,就在于始终运用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方法,不仅将问题投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而且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级来建立研究和叙事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方法,才能够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所关涉到的历史语境、矛盾性背景、真实社会基础、实践逻辑及其所蕴含和链接到的“中国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才能够获得一个坚实的前提.第三,如果说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目标之一,就在于从理论上来回应和呼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实践创新,并形成关于这一实践创新的高度理论概括,那么显而易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哲学理论.而事实上,无论是西方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政治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都不能从根本上来回应和呼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实践创新,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理论,它既承认以权利为内核的个体性价值,也强调以平等为主旨的集体性价值；它既能够为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提供*规范目标和积极建设性言说,又能够对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进行历史性的批判,而这正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际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这一课题在已有的学术研究中,主要还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得到开展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们明确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任务和目标,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直接定位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上,而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所关涉的问题,也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所指涉到的核心问题,这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开展及其理论建构,不仅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也为后者确立了一个根本基调,这就是：无论要借助于何种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来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都要坚实地立足于“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方位和时空,在唯物史观的视域内,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独特的实践创新予以历史性的把握.我们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务必要看到这一点.
其次,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上所述,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应当是一种基于现代价值而构建的理论.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本身并没有直接讲述任何一种现代价值,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之间是否能够对接亦即是否能够从前者中开发出思想资源的问题,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全盘否定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通常是在“传统和现代”这个二元对立框架中来立论的.他们往往认为,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哲学是在宗族血亲、纲常人伦的关系系统中建立起来的,反过来也要为这种关系系统作辩护,既无法与现代以平等的权利为价值基准的法治社会相融通,也不可能与现代政治哲学相对接.不仅封建传统的“礼教”是今天一定要清除的东西,而且“仁”的理念也无法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有益补充,甚至于传统政治哲学所提倡和尊崇的“民本”观念,与现代的和权利等价值也存在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别.
以笔者之见,尽管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不是现代政治哲学,它讲述的不是现代价值,但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却恰恰包含了与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价值相对接的丰富思想要素,这至少展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这里关键是要区分权利这个现代政治哲学价值的两种含义,一是基于自我决定的权利(by People),二是基于人们福利的权利( for People).儒家虽然没有第一种意义上的权利观念,但却包含了第二种意义上权利观念,这主要指的是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西方政治哲学家,特别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向来都比较注重将第一种意义上的权利说成是真正的权利,从而忽视了第二种意义上的权利.但其实,无论从西方社会权利概念提出的现实历史基础即市民社会来看,还是从洛克、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的权利概念来看,第二种意义上的权利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比如说,作为近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洛克所阐述的权利概念,主要指的是生存权、劳动权和财产权,而这些权利形式的原初含义,就是人们在占有自然物品上的福利.这正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所强调的,“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我们今天从儒家思想中挖掘第二种意义上的权利之思想资源,有助于我们澄清权利这一价值的完整内涵,从而构建一个既由人民作主也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体系,这与当前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恰恰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心性儒学通过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所构建的既有经验性更有先验性的同情心和良知概念.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首先要突出权利这一价值,但不应当强调自私自利,而应当在突出权利的同时,强调公共权利、公民意识、公共理性和自律,这其实也是在卢梭和康德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代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不同于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点.自由与义务和责任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仅有自由而没有自律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自康德之后政治哲学就一直强调这一点.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传统儒学虽然没有个体权利观念,但其所建构的同情心、良知及自律等概念和原则,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理性正相融通.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价值理论上的对接,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对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再次,关于西方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是否能够对接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虽然存在否定和肯定这两种迥然有异的见解,但比较起来,后者的声音要远远大于前者.否定者通常不是在古今之争而是在中西之争中申述自己的观点的,故而其立论基点往往不是现代市场社会结构,而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但因为由市场化转型及其由此所带动的社会全面转型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最为鲜活的历史实践,而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就是在市场社会的历史界面上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历史联系,所以,主张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社会分配的公正性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很容易在价值排序上被认定为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最优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学者都倾向于弱化中西之间的差异而强调两者的同质性,不仅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概念、命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究,而且将这些概念和命题认定为中西政治哲学研究的“常项”,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或以西方政治哲学作为基本的理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现实政治哲学问题,以及思考中国本土政治哲学理论的构建问题.然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看到,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尽管都是作为现代形态的政治哲学出场的,对于我们建构自己的政治哲学尽管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参照意义,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问题是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的,问题决定了理论建构的方位,所以,我们应当始终以“当代中国”为核心和坚实支点,来设计和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而不应当简单移用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既定结论.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话语和理论体系意义十分重大.
概括总结，上文是关于政治哲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政治哲学和价值前提和建构相关政治哲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下的地方政府和公众沟通制度 摘 要地方政府是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众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地方政府在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代中国与法制的政治架构下,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与公众沟通.
2、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孟捷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时,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发现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试图解决它们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眼镜”的,因为他们.
3、 差序格局的消解和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 （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要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 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
4、 中国公民政治参和的价值维度：有序基础上的有效 金霞,刘峰华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昌 330031）摘要中国公民政治参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而有所发展 然而,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尚不健全,导致的突出问题是参与的有序性与有效性的非一致性 公.
5、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视域分析 摘要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相联结 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为政治认同的生成提供稳定环境,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