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本文是政治经济学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大纲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陈文通
（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 要：这是为编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撰写的写作提纲,共七个部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任务；中国道路现阶段合乎规律的经济关系；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同中国道路现阶段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趋势.提纲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依据,着重揭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后发展国家所走的一条特殊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第二次革命”纠正超阶段的错误而开创的,是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当代中国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亦此亦彼和过渡的性质.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特殊规律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言》（详见本刊今年第5期——编者注）中已经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总书记提出来的,其基本内涵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本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的确立——这是以第二次革命为标志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型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以前,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新主义革命的成果,它的现阶段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属于现代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只不过,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一段似乎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弯路,起初所走的是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扬弃,是对新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因此,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不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相应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中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任务,是正面阐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其主题和中心主要是总结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照抄照搬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超阶段）的经验教训；掩盖市场经济本质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的经验教训；以反复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
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必须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为什么只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归结为一点：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这里又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需要明确其内涵和实质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作为共产主义同义语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多重涵义——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而言的,是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的另一种形式和途径.社会主义道路仅仅适合于后发展国家,是后发展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另一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确切涵义应当是,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下,在以市场经济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阻止和排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确保社会可以以直通车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两条道路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层建筑（国家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方面,表现在和未来社会的联系方面.但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等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二)近代以来已经落后的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个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和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就总体而言,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必须经过”的,不可逾越的.但是,旧中国是很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商品生产普遍化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不可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通过一定的过渡形式,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三)社会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受阻的必然结果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世界大国,进入现代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世界列强的附庸,未能独立完成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不能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实践证明,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来承担,这就是新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不等于不能走一条有别于一般发展道路的特殊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成为一般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形式.
(四)社会主义道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大战条件下的产物
如上所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难以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上富强之路；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则需要一定条件——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一般来说,内因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然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则有所不同.如果说俄国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外部条件,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主要是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就是在前三个条件下成立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则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落后国家有可能走上特殊发展道路的论述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
(五)社会主义道路是新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
国内国际的各种条件造就了新主义革命.新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使中国“改朝换代”,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新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但是,新主义革命是由领导的,不容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容许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必然导致特殊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新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结果.因此,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是新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这个起点开始,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必然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资本主义道路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一般形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一部分后发展国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特殊形式.
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
新主义革命胜利后,本应按照的新主义社会理论,建立、巩固和完善新主义制度,进行新主义社会的建设.但是,趁热打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随之而来的“继续革命”,使中国步苏联的后尘,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后来遭遇严重挫折以后,才通过改革重新转向正确轨道.这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从理论上深入思考.这里要说明,中国开始走上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后来又扬弃这条道路,是否都具有不可避免性的性质.
(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后发展国家走上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毫无关系；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直接根据.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最初主要是通过俄国传入中国的,中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更多的是经过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专家解读和过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跨越论主要来自苏联.
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列宁没有认识到,或者根本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下述重要两点：第一,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第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列宁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发生,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薄弱环节论”和“单独取胜论”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改.
列宁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20世纪初,从革命的对象、动力、依靠力量看问题,从生产方式的性质看问题,俄国革命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列宁把俄国的革命提升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便完成革命的任务,从而大大贬低了革命的重要地位.这样一来,俄国革命就把消灭封建制度和消灭资本主义一勺烩了.模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是列宁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大修改.
列宁是从落后国家的条件和实践理解共产主义的.列宁著名的共产主义公式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虽然体现了工农劳动者当家作主,但看不到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更看不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而且政治上的国家仍然存在.这是对共产主义性质的重大修改.以至于后来,赫鲁晓夫把“土豆烧牛肉”说成是共产主义,中国人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成是共产主义.
列宁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必经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虽然也反对民粹主义（包括孙中山的民粹主义）,但他的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点.列宁不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而且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在苏联帮助下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始终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列宁的重大理论贡献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但他始终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他认为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虽然在“战时共产主义”遇到挫折以后实行后退,容许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但在他看来这只是战略退却,而不是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俄国尚不具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
列宁对合作制的观点表明他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晚年的列宁称,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把合作制这种改造小农的过渡形式和社会主义制度直接等同起来了.他不懂得,合作制固然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并不等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合作制既不能消除商品交换,也不能消除社与社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从而不能消除价值规律的盲目调节.这不过是恩格斯批评过的杜林的“经济公社”的翻版.
(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示范作用使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化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一方面,力图在后发展国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照猫画虎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漫画式理论蓝图（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经济模式,这就是：国家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垄断和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国家和农村集体之间按照国家定价进行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
几乎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不清楚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而苏联则提供了样板.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照搬,大同小异；只有南斯拉夫是个例外.这种模式的最大问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缺乏内在积极性.计划脱离实际,计划不反映实际耗费,经济单位之间和劳动者之间吃大锅饭,经济单位向国家上缴过多.
超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中国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的经济制度和苏联没有质的差别.如果说有差别主要是：农村土地名义上属于农村集体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大型农机具需要向国家购买,而不是无偿提供；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更为严重（征购过头粮和剪刀差）；平均主义更严重,而社会福利更欠缺.
(三)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列宁的理论指导下,苏联一开始就没有把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一方面,相对于同时并存的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道路）而言,是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相对于已经消灭的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概念同时并用,似乎没有质的区别.因此认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说明,在理论上,始终没有把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没有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区别开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后发展国家一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关系进行革命和改造.其实,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不能不存在和发展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包括资本主义经济.
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及其条件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不少理论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本身存在误解.误解之一是,认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认为,生产力越落后、越贫穷、资本主义经济越不发展,搞社会主义越容易.的“一张白纸论”和“三条驴腿论”,就是这种认识的形象表现.他把农民搞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看作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从而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认识和俄国的民粹派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特卡乔夫）完全一致.误解之二是,用抽象一般概念衡量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理论界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很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经济关系概括为（抽象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但是,从这三个抽象概念中,既看不出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也看不出生产关系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内涵.对这三个概念的进一步解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收归“公有”,建立以国家或者政府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资源由国家垄断,社会生产由国家统一计划,社会财富统收统支；在保持国家高积累和居民低消费的前提下,生活资料“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地分配给劳动者.这样一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和命令经济、没有剥削的分配”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也可以做到的,从而成为“穷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改革开放以后,把计划经济视为“方法和手段”,从而从“社会主义原则”中一笔勾销.于是,衡量是不是社会主义只在于：公有资产（所有权）是否占优势,劳动收入是否是主要部分.这时候,抽象概念本身也打了很大的折扣,离社会主义的本来涵义越来越远了.
(四)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绝对对立起来
在中国,对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混淆,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混淆,不仅直接导致超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而且直接导致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绝对对立起来了.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把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一切都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在这种理论认识指导下,中国不仅放弃了正确的新主义社会理论,急急忙忙“趁热打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和资本,而且,也力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其他落后国家,甚至力图消灭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正确的.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两条道路都是实现该阶段历史任务的社会形式,二者并不是直接对立物.把人类社会前后两种经济制度的对立用在同一阶段同时并存的两条道路上,是完全错误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如果党内真的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并没有错误.但是,把在中国道路的现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不正确的；“三自一包”和商品交换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将其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错误的.
直到现在,尽管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充分发展,但矢口否认我国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好像一旦承认改革开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理论上仍然没有把在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五)对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历史任务存在误解
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即首先把生产力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现代化.而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社会形式,在现阶段还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虽然必须建立体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形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因而,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但是,一开始就存在下述误解.
把新主义社会和马克思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混为一谈.新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第三种形式（非资非社,亦资亦社）；新主义社会本身包含着以新的道路和新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中国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异于消灭先进的生产力.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很快就否定“巩固新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从而也否定了新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把马克思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理论照搬到中国来,力图经过短暂的“过渡”就趁热打铁,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超阶段.
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和当年西欧大陆国家等量齐观.一方面,照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西欧大陆国家改造小农的论述（这些国家已经存在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在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基础上,以超经济的方式在农村建立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另一方面,盲目效仿苏联的做法,在生产力落后、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所谓“全民所有制”和普遍的国有企业制度,抹杀了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否定了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否定了商品交换,否定了资本的作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都离开现实生产力的要求建立名不副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传统社会主义表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混合物
自“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问世以来,世界上陆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或者实践的.就其阶级性质来说,不外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中,对落后国家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前者把国家、国家所有制、政府干预等同于社会主义；后者把土地公有制形式本身等同于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虽然力图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对号入座,但实际上形成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因而实际上属于非科学社会主义.农村基本上是农民共产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国家社会主义.整个社会以国家所有制或政府所有制为基础（就经济关系来说,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所有制）.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只是表面形式相似而已.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所谓社会主义必然是“穷社会主义”,必然同时把没有剥削的平均主义等同于按劳分配.
通过改革,经济关系趋于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但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甚至进一步倒退.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公有资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劳动收入＝社会主义.虽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避而不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所有和联合劳动）,而是提出名不副实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主体”不过是“公有资产占优势”和“劳动收入为主”.在国有经济中,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已经分离了,国有资产已经资本化了,劳动已经是雇佣劳动了,生产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但仍然说成是“公有制为主体”；在农村,生产方式已经是个体的了,种田大户已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了,但仍然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七）以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形式进行经济建设
革命战争时期把军事和政治放在首位,为了战争胜利和夺取政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经济的和生命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般规律.问题是,建国以后,我们把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做法直接运用到经济建设当中来了.例如：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和加速国家资本积累（造成严重的全国性饥荒）；不惜一切代价拉动经济增长；以超经济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经济建设（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工农业生产中违背自然规律和不惜一切代价的情况比比皆是——大炼钢铁,轴承化,深翻土地,垦荒造田和围湖造田；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开辟道路；抓革命,促生产；等等.
三、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任务
人类社会按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质的区别,可以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任务.历史定位是否正确、历史任务是否明确,至关重要.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任务,决定现阶段（当代中国）的经济关系,决定改革的方向.
(一)从现实经济关系入手确定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定位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阶段（三大形态）的理论,第一阶段为人的依赖关系；第二阶段为物的依赖关系；第三阶段为自由联合关系.经济形式分别为自然经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劳动的直接交换.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就总体而言,既不是人的依赖关系和自然经济,也不是自由联合关系和劳动的直接交换,而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或市场经济.据此,中国道路的现阶段（初级阶段）,应当属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而不是第三阶段.
问题的关键是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并存——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两条不同发展道路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不同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不同经济制度的区别.同一阶段两条道路的现阶段,固然有一定质的区别,但不是直接对立物,它们是实现同一历史任务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因此,在经济关系方面必然有某些相似性和共同点.
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是历史地形成的.中国的新主义革命大大滞后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新主义革命胜利后应当进入新主义社会——这是中国道路的起点.在中国道路的起点,落后的生产方式处于主体地位.中国道路的现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和独立的社会形态.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
把中国现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异于确认中国已经进入了人类社会第三阶段,这是脱离实际的人为拔高.而且,这种定位等于否定中国过去存在超阶段的问题,不能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中国没有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进入人类社会第三阶段.
(二)从和其他经济制度的比较中确定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定位
和中国道路现阶段有关的经济社会形态主要有：资本主义道路及其制度（社会）,新主义制度（社会）,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社会）,理论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
资本主义道路及其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形式；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殊形式,也是替代形式.“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概念仅仅适合于后发展国家,而且是一定国内国际特殊条件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在现阶段,作为同处于第二阶段的两种社会形态,必然具有更多的共性；但作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必然有一定质的区别.区别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不是经济基础方面.就经济基础而言,区别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形式上.我们在理论上既不能否定特殊道路,也不能扩大质的区别.
新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应当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代替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适当的形式.可惜,新主义社会基本上没有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经济社会形态（撇开由于偏差和失误导致的异化不论）,和新主义社会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和国际环境的区别,只是螺旋式上升的区别.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社会）是超阶段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前身,是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这种形式作为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形式,虽然已经被扬弃了,但对现阶段制度建设的影响不可低估.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呈现出来的假象.好像改革改变的只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原有所有制关系的外壳基本保留下来,但经济关系的内容已经大大改变了.
理论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并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理解.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只有当世界主要文明国家都具备条件的时候,这样的社会形态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这样的社会形态只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未来目标.所谓“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只有作为未来目标理解才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明确地做到“五个区别开来”：第一,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第二,把第二阶段历史任务的实现形式（路径）和所趋向的社会形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第三,把两种不同涵义和具有质的区别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道路现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区别开来；第四,把中国道路现阶段的过渡形式和目标形式——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和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区别开来；第五,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同时并存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三)中国道路现阶段的任务只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任务不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不是人为地消灭的,不是用超经济的手段取消的,更不是用暴力消灭的,而是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将它否定和抛弃的.只有到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会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道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当代中国处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应当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是消灭一切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出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只有资本才能消灭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条件.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建设符合质的规定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超阶段”的核心是把消灭私有制和资本的时间大大提前,其实质就是把未来的任务拿到现阶段来完成；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决超阶段的问题,就是为发展“资本的生产力”创造制度基础.在这个阶段,由于存在社会主义道路的作用,社会主义因素有可能逐步积累；但是,建立符合质的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现阶段的任务；否则,必将同发展“资本的生产力”相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扬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新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因此,所谓“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等提法是不确切的.这种提法只会降低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和模糊与资本主义质的区别.
四、中国道路现阶段合乎规律的经济关系
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是由当代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任务决定的.主要的经济关系表现在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上.这里要说明,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具有过渡性和两重性；具有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同时并存的性质.但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不过是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占优势）的掩盖下,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关系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核心是资本.
(一)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形式和交换方式
这里所说的“经济形式”是经济运动的表面形式或外在形式,也就是交换方式,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方式”.由表及里地分析当代中国的经济关系,可以首先从分析经济形式开始.经济形式是表层的经济关系,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社会分工（是否存在社会分工,以及分工发展的状况）,进而决定一定的交往方式或交换方式（是直接交换劳动,还是交换产品；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还是以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交换）.真正的社会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开始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不过是同一种关系的两种表现.在财富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情况下,在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里,交换必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财富必然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内部,才采取劳动直接交换的形式.
当代中国不仅仍然处在商品生产的时代,而且要求商品生产进一步普遍化.也就是,一切产品都作为商品来生产,一切服务都作为商品来提供,一切生产要素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用商品生产商品.这种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区别于简单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以价值增殖为目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市场经济可以以公有资产为基础（就法律所有权而言）,但生产资料必须采取资本的形式,劳动必须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即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确切的概括；实际上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市场经济”.
目前,中国还存在大量的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以及家庭自我服务,因此,和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
社会主义道路要求限制商品化的范围和程度.一方面,鼓励劳动者的合作经济和联合劳动；另一方面,限制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的商品化、资本化.
(二)中国道路现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
所有制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所有制是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离开生产方式谈论所有制的性质毫无意义,只不过是“资产法律所有权”这个外壳.
在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关系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必须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必须同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要求相适应.总体而言,应当是公私兼顾,社资兼有,劳资两利.
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社会所有制）而言,公有制仍然是低级形态的.第一,公有制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部分社会成员共同体所有制的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是政府所有制）.第二,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是名不副实的,居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权利.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要求国家所有制为主导,国有经济掌握经济命脉,但不能要求公有制为主体.第四,在竞争性领域,为了同市场经济相适应,公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必须发生分离.公有制体现在法律所有权上；而经济所有权体现的是资本的利益.第五,集体所有制主要存在于生产要素相对稳定的农村.城市的集体所有制已经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形式.
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不是单一的.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剩余价值为目的.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存在于私有制经济中,也存在于经过产权制度改革的公有制经济中.在公有制中,除了极少数真正的共同体以外,当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分离以后,当劳动制度改革而实行雇佣劳动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成为普遍形式.其次是个体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主要存在于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性商业服务业.再次是为数不多和并不纯粹的联合劳动的生产方式,存在于劳动者共同体中.
(三)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
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背面和表现,既不是独立于生产方式的,也不是和生产方式平列的.生产方式一旦确定,分配方式也就确定.如果生产方式是多元的,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元的.如前所说,中国道路现阶段主要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补充形式的还有个体的生产方式和联合的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有如下几种.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通行的是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及对资本增殖的贡献分配,即通常所说的“按资分配”.资本所有者得到利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企业主（经济所有者）得到利润（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雇佣劳动者得到工资（劳动力价值或）.按照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种分配方式包含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在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已经分离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方式仅仅决定于经济所有权的性质,而和法律所有权无关.因此,经过产权制度改革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资本的经济所有者和市场主体,也必然采取这样的分配方式.很显然,把改革后国有企业的分配方式仍然说成是按劳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企业以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形式把部分利润上交给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那么,可以看作是国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凡是存在资本所有权和雇佣劳动的地方,都存在这种分配方式.在资本所有权关系完全分离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方式将延伸到借贷和租赁领域,利息、股息和地租就是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上的实现（但不包括劳动者来源于消费基金的银行储蓄）.
在个体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那里,例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和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分配方式表现为自劳自得.在农村,在土地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已经分离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农民个体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是包含着集体股权的乡镇企业.后者也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在实行规模经营的所谓“种田大户”那里,完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分配方式也必然与之相适应.
在实行联合劳动的场合（这种场合少之又少）,由于实行劳动者共同占有,不存在凌驾于雇佣劳动之上的资本所有权,那么,将实行联合体（或共同体）内部小范围的按劳分配（不过,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有质的区别）.但是,如果一个劳动者共同体同时雇用外来的雇佣劳动者,那么,这里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都是双重的.
(四)中国道路现阶段经济运动的主要规律
经济运动的规律具有历史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基本性质,但同生产方式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里主要说明,在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尽管社会主义道路会影响经济规律实现的形式和程度,但主要的规律是资本运动的规律,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还不可能存在.例如：直接满足社会需要的规律、以自由时间为目的的规律、等量劳动直接交换的规律、按需分配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传统社会主义之所以说是超阶段的,突出表现在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上.
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基本规律是普遍化商品生产的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值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表现为规律,因此,价值规律本身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必然衍生出资本主义的分配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等.除此之外,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例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的规律,同样会起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直接地实现的,而是借助于价值形式实现的.
但是,既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因素也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也会从经济规律上表现出来.例如：保持较高就业率的规律,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规律,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规律,避免普遍两极分化的规律,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减低经济危机程度的规律,等等.这些规律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劳动阶级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五)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条件下,一切使用价值都倾向于商品化、价值化、市场化乃至资本化,一切领域——只要是合法——都可以成为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因此,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有表现为交易关系或金钱关系的趋势；非交易关系主要是由人民政府、不参与资本竞争的国有经济以及慈善事业等等体现的.交易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取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如果理论上对市场经济的实质认识不清楚,交易关系和资本关系就会起支配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主要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存在阶级和剥削属正常现象.主要的阶级是资产者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个体劳动者阶级.资产者阶级和劳动阶级不过是资本和劳动的人格化的整体表现.认为当代中国不存在阶级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阶层是阶级的细分化,不能用阶层代替阶级概念.按照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所有凭借资本（土地）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都属于剥削现象.但是,由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其阶级关系有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异,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
在当代中国,存在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因此,取得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应当主动地激化劳资矛盾,更不应当制造阶级对立和发动阶级斗争.但是,理论上不能把“先进生产方式”的功劳说成是“剥削有功”.
在当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阶级和剥削的存在,所有和它相联系的社会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对贫困、工人失业、经济分化、经济危机等现象都不能完全避免.应当而且可以控制的是问题严重的程度.人民政府应当理直气壮地直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合法权益.
五、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宗旨是,发现和确认同现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关系,落脚点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之大小和代价之高低,不仅取决于经济关系的性质,而且和发展理念是否科学、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关系极大.因此,在揭示和阐明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应当进入对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研究.科学发展观和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在于为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新的发展理念是作为以往非科学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机制的对立物出现的,因此,在正面阐明新发展理念之前,有必要说明,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历史背景,特别是说明同下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同传统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关系；二是同“市场化改革”偏差和失误的关系.
(一)传统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和成因
1． 传统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
传统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速度为中心,即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完全以速度为中心.主要表现是：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总量,轻结构；重外延,轻内涵；重成果,轻代价；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财富,轻人的发展.可见,速度并不是发展的指数.
2． 传统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和弊端
在我国解放以后的工业化初期,传统发展方式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和国家资本积累；有利于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的建设.在转向市场经济以后,传统发展方式有利于城市的开发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银行的迅速扩张.但局限性和弊端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发展存在片面性：比例失调,结构扭曲,城乡发展差距扩大.
二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效率低下,保护落后,资源滥用和浪费,生态环境恶化.
三是发展不可持续：超出了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能普遍严重过剩,经济泡沫,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两极分化达到极限,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3． 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根源
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是基础性经济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穷二白,希望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早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把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二是主要理论根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存在误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可以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国一直把劳动生产率等同于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速度看作是判断经济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志.
三是重要经济根源.我国长期实施速度型财政和以工业、建筑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对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的依赖性很强.
四是过度倾斜政策的助推作用.为了实现超高速增长,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我国持续实行了向工业、城市、国有企业、政府、资本过度倾斜的经济政策；这种过度倾斜的政策反过来又诱导政府机构和企业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五是新经济关系成为传统发展方式的基础.“市场化改革”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开辟道路,但其中的偏差和失误所形成的新的经济关系,更加强化了传统发展方式.一方面,仍然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所有制基础,政商结合和官商不分普遍化；另一方面,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同于一般的“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的名义下不仅全面资本化,而且,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职能异化,市场化成为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谋取特殊利益的手段.在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国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成为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主要受益者.一方面,增长速度成为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的政绩；另一方面,虚假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泡沫成为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增加收入的大好机会.
(二)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精神实质
1． 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容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
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二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补充、发展和创新.新发展理念的灵魂和根本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发展的基本要求来说,新发展理念注重协调、绿色和共享,是同以人民为中心相适应的；从发展的途径和手段来说,新发展理念特别重视创新和开放.
2． 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具有革命性质
一是发展内涵的革命——现阶段“发展”本身的涵义.发展最重要的是以什么为中心.过去的发展往往以物质财富和政府为中心,而不是以人和人民群众为中心.在社会主义道路条件下,发展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人的解放和发展,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是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现阶段发展的核心任务仍然是消灭贫穷；但贫穷不仅仅是生存条件的贫穷,而是包括生存条件在内的各方面、各层次、各种形式的“贫穷”,特别是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贫穷——教育,医疗,利益诉求、社会地位、社会交往,等等.这样的内涵可以为更高的发展目标——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发展思路和方法的革命——现阶段促进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的一般社会力——劳动的社会结合形式的发展、变革和创新；通过科学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力.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所谓“创新”,主要是劳动的社会结合形式和借助科学利用自然力的方式的创新.
比例关系和生产结构合理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比例和结构合理是最大的节约；比例失调和结构扭曲是最大的浪费.产能过剩本质上是资本和劳动、政府和民众分配关系比例失调的结果.
现阶段的发展必须借助于价值形式、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和纽带.这是虽然有历史局限性但在现阶段不可替代的形式.这种历史的形式具有世界性质——全球化.所谓“开放”就是为充分利用这种历史的形式创造条件.
人和自然和谐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以人为中心,意味着利用大自然为人类服务.但前提是,必须敬畏大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绝不能单纯为了“人的利益”和眼前利益而肆意违背自然规律和破坏自然生态.
(三)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奠度基础
1． 重点处理好四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关系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包括企业主和雇佣工人、资本利润和工人工资、企业（资方）和工会、利润最大化和发展利益最大化的关系.必须在发展利益最大化的框架内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包括赋税（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官员和百姓的关系.二者必须统一而不能分离和对立.政府不能在背离民众利益的前提下谋发展.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和资本、宏观和微观的关系.资源配置以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为基础,不等于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决定”.市场不仅代表等价交换和准入平等,而且代表资本和优势要素.政府不仅代表社会一般利益,还代表社会主义道路.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包括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关系.自从城乡分离以来,城市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中国,不仅必须改变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的做法,而且必须防止由资本统率城乡关系、乡村成为城市附属物和提供劳动后备军的情况再现.
2． 纠正“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
“市场化改革”的提法,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背离了“第二次革命”的宗旨.主要的偏差和失误是：
把作为一定经济关系的市场经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说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把改革的核心归结为解决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产业化、商品化、价值化、市场化就是资本化.
把市场经济嫁接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导致市场经济不伦不类.既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以独立商品生产者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把市场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一方面,市场经济关系扭曲了；另一方面,应当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关系（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异化了.
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同于一般的“市场化改革”.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政府机构的改革,都是按照“市场经济一般”的要求进行的,根本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国有企业改革一味实行“国退民进”,而不是根据双重身份有留有退；政府机构改革归结为“简政放权”,而不是根据双重职能有取有舍.
“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是过度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不仅导致政府机构的市场化,国有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而且导致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市场化——普遍的金钱关系或交易关系,唯利是图、投机钻营、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成风.
3．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的科学定性和合理定位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都应当具有由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双重性质和双重任务.
双重性质：一般性（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属性）和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以一般性为基础,以特殊性为导向.作为一般性,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既要为发展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又要远离国内一般营利性、竞争性领域；作为特殊性,二者都应当成为在竞争性市场之外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基础和实现形式.政府必须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维护者；国有经济不能背离“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不能混同于民营经济,不能唯利是图.
双重任务：一般任务（一般市场经济中的任务）和特殊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任务）.以一般任务为主体,以特殊任务为主导.一般任务在于,完成民间和市场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任务；政府不能成为市场主体,不能以超经济的手段为自己创收,不能转嫁负担.特殊任务在于,探索创造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型经济关系；保护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合法权益.
(四)调整和完善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
1． 制定符合发展新理念的新要求和新标准
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者的权益为基本立足点,以满足现阶段的基本需要（生存,享受,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标志.废止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提高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现阶段发展中的地位和份额.把改变“奴隶般的分工”状态提到日程上来.改变边远山区农村仍然存在的孤立封闭的状态.向城乡融合和一体化方向发展.
把社会公平和“利益共享”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减少和防止对立的发展.兼顾资本和劳动,兼顾城市和乡村.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中,剔除负的GDP——损失浪费的价值物,失去使用价值的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对人的生活、生命有害的价值物.
2． 把现阶段重大比例关系（比重）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
一系列宏观数据在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中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财政收入,消费基金,社会保障,公共产品,财政赤字,广义货币M2,债务（率）,负GDP,过剩产能等等.
基尼系数（用于考察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情况）.
绝对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绝对贫困发生率）.
失业者在劳动人口中的比重（失业率）.
3． 现阶段的重点战略方针
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本身的发展.在“五大建设”中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但缺少教育和科学的内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不仅必须超前发展,而且发展的目的性必须正确.不能仅仅服务于提高企业竞争力、资本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且要服务于人的基本需要,服务于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强化德育和爱国教育,强化技艺教育,强化关键性自然科学研究,强化揭示客观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避免资本染指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和科学.
减少失业和扩大就业的战略.在市场经济和对立的生产方式中,就业是民生之本.减少失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充分认识和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进步和就业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有利于增加就业,有利于劳动的普遍化.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特色制造业和生活消费性商业服务业（超市、百货商店、和零售网点相结合；综合性和专业性；市场调节和政府布局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业不能完全由市场（资本）决定.技术进步应当成为不断减少劳动时间和增加自由时间的条件.进一步提高失业救济基金和贫困线标准.
减少和尽力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的程度有可能减低.第一,严把规划和投资关.经济建设落后不好,超前也不好.制定有益而不超前的建设规划和投资计划.强化规划和投资决策中的经济责任：规划和生产决策者（政府和企业）必须对错误的规划和决策承担责任,必须有人格化的责任承担者.第二,有效避免非正常产能过剩.运用多种对策和手段：投资控制,市场淘汰,信贷政策,政府强制（关闭或转产）.消灭现存过剩产能的原则：竞争性领域由市场决定；非竞争性领域由政府决定.第三,避免房地产泡沫.居民住房不能成为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支柱产业,居民住房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居民住房用地必须规定最高限价,不应当采取竞价招标的形式；居民住房不应当成为投资品和投机对象.房地产中的过多泡沫必须适时挤出,决不能为了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和投机者的利益,而实施反“去库存”的房地产政策和金融政策.第四,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战略.如果财政金融风险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那就是以速度为中心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的结果.关键是积累率和投资率不能过高.充分认识通货膨胀的害处,信贷不能膨胀,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充分认识赤字财政的害处,财政支出不能寅吃卯粮,不能实施赤字政策,政府债务不能常态化.
4．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战略
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许多国家还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部分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以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为前提的,主要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价值还是其次,充其量存在重商主义的动力.但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基本上是以资本为纽带并由资本主导的；表面上是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实际上是资本的运动.资本始终有一种向全球扩张的趋势——不管反全球化的力量有多么大.资本运动经历了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跨国公司、世界性的股份公司等发展阶段.现在,世界经济处于金融资本主导和资本虚拟化的新阶段,资本至少部分地变异了、畸变了.在这个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受虚拟资本引导和支配的.与此相联系,经济危机是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为表现的——虽然仍然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经过淘汰落后的企业、产能、技术、劳动力,可以较快地起死回生和复苏；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可以为过剩的产能开辟道路,为陷入危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解困,好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去不复返了；但被掩盖的基本矛盾终于在2008年的一次偶然的、局部的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在危机面前,各国都力求自保,以邻为壑,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都无济于事,于是,各国都纷纷陷入持续的衰退和低迷之中.现在,国际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和矫正已经发生变异和异化的资本.在资本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最终完成之前,需要有一些“资本的共产主义”和“政府的国际主义”.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大战略,是世界贸易组织功能受到局限、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排他性区域贸易机构盛行、国际社会应对经济危机无计可施的产物,是打破美国经济霸权的高明对策.其主要特征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历史为借鉴,以政府为主导,以利益为诱导,以项目为依托,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以金融为后盾.“一带一路”旨在创建共同参与、相互依赖、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关系网,形成新的世界经济联系,解决自由贸易中出现的新问题.“一带一路”仍然以资本为动力和纽带,但须同过去的资本输出和殖义划清界限.
变革过时的和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连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货币体系、世界银行）,都是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对后发展国家具有很大的歧视性.现在,部分地已经过时了,越来越不合理和不公平了.对原有的秩序和规则必须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和变革,进而形成新的秩序和规则.其基本方向是,秩序、规则和标准必须更多地考虑到后发展国家——首先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情、利益和诉求；治理工业化以来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六、同中国道路现阶段经济基础
相适应的政治形式
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代中国（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基础,决定这个阶段的政治形式.
(一)当代中国的政治形式必须适应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经济基础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是中国道路的特殊要求.第二阶段的一般要求是基本的,而特殊要求则是对一般要求的矫正.因此,中国道路现阶段的政治形式和走上一般道路的国家的政治形式相比,会有很多的共同点和相似性.但经过矫正以后,便成为一种变异形式,包含部分内涵的改变和质的区别.这就说明,矫正和变异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例如：共和国是一种一般形式,既不同于君主制,也不同于未来的社会共同体.但不同道路的共和国的内涵有一定区别.在一般道路中,共和国属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在中国道路中,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在共和国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前者不是建立在制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权力机构.中国实行和地方分权,地方政府有财权,有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和合众国制.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执政党”,而是一种创新的、特殊的政治形式.国家政治架构和的领导是融为一体的,党领导宪法的制定和“最高权力机构”；“党政分开”只限于具体职能的分工,而不是政治上的分离.
(二)当代中国的政治形式必须同现实经济基础相适应
当代中国的政治形式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和经济关系,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的.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社会主义道路是第一次转变.在这一变化中,为了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国家政治机器中增加了非劳动阶级的成分.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底线是仍然保持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但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资本的生产力”回归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资本家不再是“工业司令官”,那么,随着经济基础的再一次变化,政治形式的内涵就会以新的形式朝相反的方向改变.这时候,共产主义社会就为期不远了.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形式必须确保共产主义的前途
在未来社会,国家将失去政治性质.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形式必须考虑到未来社会的要求,必须确保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鉴于政治上层建筑可以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因此,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决不能固化,更不能允许发生西化的演变.绝不能在“和自由”的名义下,挑战和突破领导和执政的底线.
七、中国道路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道路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索,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的另一种实现形式.中国道路和一般道路的未来趋势,应该是殊途同归——共产主义社会.
(一)在中国道路上完成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
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生产都是世界性的.人类必须首先完成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是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主要是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但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主要是在后发展国家范围内）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第二阶段历史任务完成的标志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文明国家,劳动的一般社会力的空前发展,使直接劳动成为无足轻重的要素；劳动的社会结合方式和劳动的科学化程度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候,劳动没有必要采取价值形式了,资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孕育和积累,经济关系的变革由量变达到质变.在当代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特殊形式中,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绝不能重犯超阶段的错误.
(二)中国道路的优势和一般道路的衰落
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完成,中国道路的优势将进一步显现.这种优势主要取决于：应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效果——要素集中和规模经济效益,抑制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中国道路在后发展国家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进一步提升.
资本的畸变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衰落将是必然趋势,但不是直线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趋向衰落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是资本的过度积累,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一方面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是债务的积累.资本的异化和畸变（虚拟性、投机性和非生产性）,虚拟资本及其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政府干预的失效,反全球化趋势,等等,总有一天,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经济危机中难以死灰复燃.
(三)实践中的两条道路将殊途同归
具有显著差异性的两条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同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完成同样的历史任务,因此,最后的历史命运必然是相同的.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想和信念,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之上的.这种条件,总的来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借助“资本的生产力”创造出来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逐步地孕育和发展的.
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的条件是由主要文明国家共同创造的——至少包括现有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道路的未来趋势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变革和相互促进.中国不可能独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责任编辑 沈斐]
此文汇总，本文是一篇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大纲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政治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扎实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 尹才祥摘要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空间长期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挤压,面临萎缩淡化和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这一困境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客观上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以及这门学科自身理论发展和.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参考命题,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提出宝贵的经验用来借鉴,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大众化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共有三部分组成,分.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吴汉平／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当中,供给与需求需达到统一性,供给由需求所决定,需求由供给所建立 在这一辩证关系里,提出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这一论点相较于西方的供给学派的论.
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机制 摘 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5、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和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关系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践活动更是相继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