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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文系于1918年创建,其师资力量一直称雄全国,特别在1949 年前后,以“五老八中”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教授,将武大中文系推向鼎盛.而位居“五老”之首的,是系主任刘永济.
刘永济,1887 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的贵族豪门,祖父是曾任直隶总督的晚清重臣刘长佑.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显赫的家族背景不仅没有给他带来福音,相反使他的晚年生活变得坎坷悲凉.
1932 年7 月, 刘永济受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42 年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并*过校长.
求新生,自我批判
1949 年,62 岁的刘永济,虽然“已觉春光冉冉非”,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令他欢欣鼓舞.进入人生暮年的他,积极靠拢组织,主动进行自我批判,只求自己的人生重获新生.
这年8 月,武汉大学取消校长制,成立校务委员会,文学院院长一职由军代表、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徐懋庸取而代之.
这个徐懋庸,曾被鲁迅骂过“昏蛋”“以文坛皇帝自居”,因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而声名大噪.刘永济对徐懋庸取代他的文学院长,一开始感到不舒服,表面上却做出一副自命清高、心不在焉的姿态.但他毕竟阅历深,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抱定“忍”“舍”二字,以顺应当时“思想改造”和“交代关系”的大流.
1952 年6 月20 日,他以积极的态度书面检讨了自己的出身、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社会关系.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害了几十年重病”的人,把马克思、列宁、比作医学大师,下决心要揭发自己的症候、找出自己的病根,在人生态度与学术思想上彻底改正旧我.
他检讨自己“这63 年真白过了,真是虚度一生.但是昨日之我,昨日死了；今日之我,今日才生.那么,我还是三岁的婴儿,未来的日子正多呢！又正因为是三岁的婴儿,需要保姆的提携,所以我以满怀愉快的心情,来改造我自己,并希望群众永远帮忙我,使我随时在进步.”他还给自己扣上了“地主阶级立场”的大帽子,说：“读了毛选初集,才知道我的确脱离不了地主阶级的立场.地主是非常丑恶的名称,我心中感觉非常痛苦.我在入工会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徐懋庸先生,说我的‘封建斑点’不知何时才得洗净,就是痛苦的呼声.现在到了我洗斑点的时候了,我愿意洗他一个干净,洗他一个痛快！”
刘永济的检讨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中文系教授刘绶松说：“说以往63 年白活了,解放后婴儿初学,很使我感悟.”语言学家周大璞说：“‘忍’‘舍’二字很当,63 年的包袱放下,是真的舍得.”国学大师黄侃的侄子黄焯联系刘永济送次子刘茂蕤参军一事表扬他：“对党的认识和对祖国的爱护,表现在送子从军时那种欢送情绪.”经过评议,刘永济的检讨报告获得第一批通过.
同年9 月,刘永济又写道：“经过各种学习和运动,尤其是‘三反’‘五反’、改造思想以及交代关系运动,使我认识了我们恰是当整个旧社会与新社会划清界限的时候.……我们如果保留一丝一滴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便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不能得着明日的欢欣,不能与祖国成为子孙万代血肉相连的关系.”
刘永济尽量地顺从、歌颂新时代,毫无保留地批判自我.在检查报告通过后,他感到轻松愉快,写了《临江仙·自我检讨后书感》一词,歌颂领导下“河山皆锦绣,人物足风流”,并表示自己“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
评职称,好事多磨
刘永济主动开展自我批判的一腔热血,被接踵而来的职称评定泼了一瓢冷水.
1956 年6 月,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并相应开展评级工作.相对其他行业,大学教授的职级,不仅是工资概念,更隐含着学术水平的分级.
当年教授评级名额控制很紧,全国各类大学,所有专业最终只评出118 名一级教授.在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李剑农、数学家李国平和生物学家高尚荫等三人,毫无争议地被评上了国家一级教授,剩下的一个一级名额在中文系的“二刘”中取舍.具体操作湖北省教授评级的关键人物罗明,以前是武汉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他对“二刘”均比较了解.论学问,刘永济在刘博平之上,又是中文系和国学院的掌门人,还*过武汉大学校长.但“二刘”的家庭出身截然不同,刘博平出身贫寒,其先人是在河边劳动的渔民；刘永济的先祖经商发家,祖父刘长佑镇压过太平天国,曾任清朝两广、直隶、云贵总督,父亲刘思谦做过几任知县,也是一名封建官僚.
在罗明眼里,刘博平对人十分客气,对学生、青年不摆架子,刘永济则多少有些大少爷的派头.所以,罗明在第一时间就把刘博平作为一级报了上去,给刘永济只报了二级.
作为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刘永济把这次评级看得与诰封一般,他获悉自己被作为二级上报后,心中为之闷闷不乐.而他的同事和学生,更是为他打抱不平.已经铁定是一级的李国平教授去找罗明,为刘说话,可罗明不买他的账.李国平又直接去找教育部,教育部的领导质问他,你一个数学教授,怎么对中文系的评级发表起意见来了？这样,李国平就只得跑到北京大学,找到同样铁定了一级教授的著名楚辞学专家游国恩.
游国恩对刘永济的学问很崇拜,专门给教育部写了报告,不仅历数了他的著述成就,著有《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文学论》《小说法则》《十四朝文学要略》《宋代歌舞剧曲录要》等专著40 余种,指出他在屈赋、《文心雕龙》及词曲的研究方面,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说,如果刘永济先生评二级,我们这些晚辈就只能是四级了！
教育部对游国恩的意见很看重,把报告批转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部,湖北省委来了个折衷,给刘永济和刘博平都评为介于一级和二级之间的“1-2 级”.因为这个不一不二的“1-2 级”,刘永济好长时间都没开心过.
评,组织内定
当刘永济还在为自己的“1—2 级”纠结之时,一场意想之外的政治风暴悄然向他袭来.
1957 年4 月26 日,武汉大学开展了“整风运动”.5月16 日、17 日连续两个下午,校长李达邀请八位老教授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年届古稀的刘永济在会上谈了两个观点,一是对阿谀逢迎者要严加管教,二是学校的作风不够.这种对学校工作的善意批评,却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行为.
在后来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参加这次老教授座谈会的燕树堂、袁昌英、刘廼诚被划为“极右分子”,刘永济则被划为一般的“”分子,给他的定案结论有三项：（1）咒骂党、党员和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2）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为撑腰；（3）叫嚣争、争自由、争人权,企图把运动引向错误方向.之后,撤销了他的政协委员职务,“保留现在的工作,继续教书,不公开批判”.
对刘永济的处理意见,看起来比那些“极右分子”要轻,但是,不幸的是,刘永济终究未能躲过这场劫难,“内定”的帽子还是戴到了他的头上.事后,刘永济写了五言古诗《我过倘能补》,委婉地吐露了当时参加座谈会,是落入“阳谋”的陷阱,以致进退失据、痛苦万状的情状,表达了自己在人生余年改过自新的决心：“自怨自怍愧,自痛自循抚.
党实遇我厚,我自设阱罟.阱深罟网密,一陷难冲举.不有大力挽,我必长朽腐.……誓当改故辙,努力追前武.余年未即尽,我过倘能补.”
然而,刘永济做梦也没有想到,被划为“内定”,还仅仅只是他走向人生劫难的第一步,更凄惨的人生悲剧在等着他去上演.
出词集,引火烧身
刘永济是享誉词坛的名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曾专门为他开过“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自小随姑父读过古今词集,奠定了厚实的词学基础.吟咏词章以寄托性情、倾诉心声,是刘永济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中,他的同窗好友陈寅恪、吴宓、吴芳吉、刘豢龙、程千帆等人,以及胞弟刘永湘,都与他时有诗词唱酬.
刘永济对自己的词作很珍惜,陆续予以结集面世.早在1944 年,他的《惊燕集》就受到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推崇,称之为兼具周邦彦的“谐婉”、苏东坡的“明快”、姜白石的“冷峭”.在刘永济70 寿诞之时,武汉大学“五老”之一的席鲁思提议刻印词集以为纪念,并自告奋勇为之作序,邵阳老乡李剑农也附和鼓动.
刘永济经不起劝,于1963 年秋,向中文系副主任周大璞提及此事,经何定华副校长同意,由武大印刷厂刊印,费用由著者自理.
可是到了1964 年6 月,有人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报告刘永济出版词集一事,得到的答复是：“学校代印,学校就有责任”,要中文系仔细审查词集内容.系总支立即通知停印,并派专人审读词集.
1964 年12 月2 日,武大党委向省委宣传部呈送专题报告,将刘永济的词分为五类：一是“对解放、对新社会非常仇恨……反动思想相当突出”；二是“散布悲观、消极、对现实完全绝望的那种没落情绪”,在词集中所占比重最大；三是“散播厌战情绪”,表现为把抗日战争写得非常残酷、凄惨,把解放战争写得很可怕,反动思想更为明显；四是“宣传虚无主义思想”；五是“抒写封建士大夫的那种生活情调,在写景或记事中抹上一些淡淡哀愁和无名惆怅”……
最后的结论是,刘永济词“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说是有害的,其中有不少作品是相当反动的”.
从此,刘永济和“三家村”相呼应,抛出反动词向党进攻,成了武汉大学的要案.一夜之间,他全家成了阶级敌人,妻子和女儿受到牵连.他本人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先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后来升级到公开批斗.
1966 年的酷暑时节,两个女儿被勒令将身患重病的老父亲从床上拖起来,放在板车上拉去批斗.回到家后,刘永济跌坐在椅子上,突然放声痛哭.这位经历过母、兄病故,爱子夭折,视如珍宝的书籍被焚,贫病交加的逃难……从未落泪的刚毅男人,第一次放声痛哭.10 月2 日,吐血屙血不止的刘永济逝于家中.事隔3 个多月,他的夫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师的黄惠君自缢于自家厨房……
1979 年5 月, 武汉大学为刘永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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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丹：自然是大美，绘画是小美 阳光灿烂的日子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地区唯一一所高……美术学院 其前身是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校,首任校长为贺龙元帅 1949年7月由山西临汾迁至西安南郊兴国寺,1960年定名为西安美术学院 建校70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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