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和时代、历史、文学对话评《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该文是关于文学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和历史和对话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勒内·韦勒克与奥斯丁·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学的“外部研究” 与“内部研究”,把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不属于文学本身的研究统统归于“外部研究”,把文学自身的,诸如叙述性作品的性质与存在方式、类型、文体学以及韵律、节奏、意象、隐喻、象征、神话等形式因素的研究划入文学的“内部研究”.其实,“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１］,无论是“外部研究” 还是“内部研究”,都离不开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细致解读.青年学者李松睿的《文学的时代印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１０篇研究论文以及３篇书评,上讫晚清,下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其中既有对《上海的狐步舞》《山山水水》等作品的文本细读,也有对鲁迅、老舍、沈从文等现代经典作家的专论,还有对早期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文学史现象的分析.这些文章都以文学的形式特征为切入点,通过考察作品中的叙述语言、人物形象、景物描写以及情节结构等形式特征,展示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在文学形式上留下的深深印痕.
问题意识是学术之本.纵观《文学的时代印痕》一书,每篇文章都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并且行文逻辑清晰,节与节之间环环相扣.比如《另一种进化论———威尔斯〈星际战争〉的晚清译本》一文,作者首先分析了目前学界在处理晚清翻译文学时的研究现状, “要么探讨晚清翻译文学是否忠实于原著；要么讨论晚清翻译文学如何影响了清末新小说以及后来的‘五四’ 新文学”［２］,并指出了这两种研究思路的欠缺,提出“以‘对抗’ 的观念代替‘过渡’ 的观念来看待晚清文学”［２］３,认为心一对《星际战争》的意译实则故意为之,心一通过意译来想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戳穿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谎言,这种对抗式的文本翻译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在《做现实主义者, 为不可能之事———１９２５年的鲁迅》一文中,关于１９２５年鲁迅的思想特点,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研究界的盲点,“题材的改变及其进步性使得这些研究者认为鲁迅的思想在此时出现了变化.然而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果说鲁迅的思想真的在１９２５年开始改变,那么这种变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上发生的？鲁迅杂文的意义是否仅仅建立在题材的进步性上？鲁迅杂文是否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也具有自足的地位？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是上述研究没能有效回答的”［２］１５.于是,李松睿选择“以鲁解鲁” 的方式,直面文本,从解读《野草》的部分篇章入手,进而探讨鲁迅在这一时期杂文的形式特征及内在意蕴,由此思考鲁迅杂文的当代意义,并最终得出“鲁迅在１９２５年给我们展现的形象,既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执着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理想主义者”［２］３１这一结论,鲁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形象,在今天依然熠熠闪光.
作为一名学者,发现材料很重要,但是材料本身并不是学问；学问是一种创作,要求学者既要有创作能力也要有真知灼见,如果没有反抗权威的勇气、淡泊名利的性情和大胆的开拓意识,是无法做出真学问的.可贵的是,李松睿甘愿坐学术的冷板凳,平心静气地搜集文献史料,通过《文学的时代印痕》一书,我们能够领略到他那晓畅的语言表达能力、沉稳冷静的学术品格、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开阔的学术视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左翼批评话语及早期革命文学》一文,是作者在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他在后记中写道：“在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到北大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查阅民国期刊,占有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仔细研读吴晓东、贺桂梅以及姜涛等老师的精彩论文,揣摩论文写作的技巧,寻找适合表达自己思想的学术语言.”［２］３４６正是通过刻苦钻研,该文成文后得到了众多师长的赞赏.这篇文章研究的出发点是思考左翼批评家选择现实主义批评话语来表达其意识形态诉求的原因,思考现实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支配左翼批评家话语实践的原因.文章选择了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０年间出现的早期革命文学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左翼批评话语为研究对象,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出发,梳理了左翼批评家如何构想所谓“现实” 地书写革命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中否定了茅盾对“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发展从“加” 到“乘” 的描述,指出这是一种进化论式的线性描述,因为“革命” ＋ （加） “恋爱” 公式的代表作品有不少是１９３０年创作的,而“革命” × （乘） “恋爱”公式的代表作品则很多出现在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８年间.这种忠实于史料、敢于质疑的怀疑精神是可贵的.
李松睿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高度重视研究对象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其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和文学史特质也由此得到凸显.在《论老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一文中,作者直接关注作家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小说创作,考察地方性特征在文本中的展开方式,并进一步思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老舍在作品中加强地方色彩的原因.在深入分析之后,作者发现老舍通过赋予地方性以抽象和普遍的写作手法,将地方性故事作为负载民族、国家的象征手段,从而使得地方性特征在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得以回归.同样,在《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这篇文章中,作者创造性地运用柄谷行人的认知“装置”概念,通过对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小说作品分析以及不同时期文学研究者的分析,阐释了认知“装置” 的运作方式.不同时代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是存在差异的,作者认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解放区批评家习惯“将地方性的方言土语在文学表达的层面上与地方状况、工作作风等问题联系起来”［２］２１０, “在谈到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时,几乎全都从这些人物对于中国革命的启示意义的角度来说明赵树理作品的特殊价值”［２］２１２.正因为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压抑了生命个体鲜明的个性,以一种集体命运、集体经验的形式呈现出来,解放区批评家便将其视为那一时期的典型人物形象,而当这一认知“装置” 消失后,文艺理论家以新的标准重新审视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则发现了这些文学作品的地方性与局限性.文学作品的产生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文学作品也凝结着作家的生命个体体验.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研究者,既要关注文学与时代之间互动及能动的反映关系,使文学研究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识；同时,也要对文本本身有敏锐的直观感受力,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深入文本内部进行解读和阐释.李松睿在《文学的时代印痕》一书中,将文学的形式特征作为文学研究的*物,这一研究思路特色鲜明,特别是他擅长用饱含生命质感的文字进行文本细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小见大,感情细腻而真挚.比如《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一文,作者创造性地选取了渡船与商船这两个主题意象,通过《边城》的小说文本分析,指出商船意象“指称着其所具有的诸如壮大、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等特性,带有明显的男性象征意味.而在商船的对比之下,渡船就显得渺小、脆弱,传达出较为明显的女性象征意味”［２］１２４,商船和渡船的每一次出现“都暗示着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多舛的命运”［２］１３４,商船和渡船作为交通工具,李松睿却敏锐地觉察到它们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展开文本研究工作.
在《误认、都市与现代性经验———读〈上海的狐步舞〉》与《政治意识与小说形式———论卞之琳的〈山山水水〉》这两篇文章中,也都体现了李松睿对文本的独到分析.在前文中,作者从穆时英小说创作的描写技法、结构等方面入手,发现了作家作品中的“错格” 现象,并以“错格” 现象为切入点,分析叙事中的误认情节,指出贯穿《上海的狐步舞》始终的便是误认.误认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穆时英触及了却也逃避了,这或许正是作家的写作困境.同样,在后文中,李松睿将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与历史发展脉络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山山水水》“回环往复” 的结构特征,进一步阐释了小说的象征意蕴,“或许,小说《山山水水》真正意义并不是其本身的文学成就,而是卞之琳通过这部小说的创作所提出的问题,即作家如何处理他的文学与他所身处时代之间的关系”［２］２４８,个人能否在时代变迁中保全个性获得“螺旋式的进步”？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在《文学的时代印痕》后记中,李松睿回顾了每一篇学术文章的创作经历,这些文章大都源于他就读硕士、博士期间的课程作业.作者认真对待,不辞辛苦地去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后又花费时间构思写作,它们见证了作者的学术成长道路,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领略到李松睿扎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正因如此,这些文章已经显现出较大的学术价值, 《论沈从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入围提名“唐青年文学研究奖”； 《做现实主义者,为不可能之事———１９２５年的鲁迅》被《新华文摘》转载.时间是学术的试金石,真正的、独特的学术思考不仅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且会愈益发出夺目的精神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松睿的《文学的时代印痕》是经得起时间淘洗和历史检验的,因为它注入了作者充沛的生命之气,是作者的生命印痕,是与时代、历史、文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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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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