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一部值得走出去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著作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本文是关于图书馆情报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和走出去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顾烨青,张路路
摘 要 于良芝著《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为逻辑链,实现了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共有核心内容的有效融合.较之国内外同类著作,该书所架构的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最具贯穿力和解释力.作为教材,该书在案例教学、思考题设置、学术规范教育等方面具有借鉴价值.文章还就《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人文性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建议《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出版外文版,推动中国图书馆情报学著作“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 基础理论 走出去 国际化 书评
引用本文格式 顾烨青,张路路. 一部值得“走出去”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著作——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J]. 图书馆论坛,2016（12）：44-53.
A Theoretical Book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orthy of “Going Out”
——A Book Review of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GU Ye-qing,ZHANG Lu-lu
Abstract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earch and those associated with information access is the logical chain of th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roduction）by Yu Liang-zhi which integrates effectively the common core cont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mpared with the similar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structured by Introduction is of the most penetrating and explanatory power. As a teaching material,there are reference values in the case teaching,questions settings,the academic standard education and so o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shortage of humanities and other issues in the Introduction. Finally,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s of Introduction be issued,which will promote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book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basic theory；introduction；going-out；internationalization；book review
2003年,于良芝博士出版以图书馆职业理念为核心,不同于以往图书馆学概论类教材风格的《图书馆学导论》,迅速在图书馆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2007年的第五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以“构建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为主题,引发了学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框架的重新思考.《图书馆学导论》出版后,作者经过多年教学实践,通过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许多基础概念的进一步思考和梳理,先后发表《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的使命与视域》[1]和《重归基础：使用演绎法重新定义信息及图情领域的基础概念》(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again：A re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and associated LIS concepts following a deductive approach )[2]两篇重要论文,完成了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融贯的概述.以此为框架基础,经过充实,于良芝教授出版力作《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8月版).
通读《概论》,并对比国内外同类著作,笔者认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告[3]所言的“国内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情报学融合之作”“为图书馆情报学领域提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一部全新的图书馆情报学领域入门之作”“理论研究水平国际领先”等并非溢美之词.《概论》称得上是近年来国内外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难得的佳作.
1 从名到实：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融合贯通
发源于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的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与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逐渐融合,出现了作为并列学科名称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日本将“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翻译为“図書館情報学”.中文翻译情况相对复杂,除“Information”的译名有中国大陆的“信息”和我国港澳台的“资讯”之称外,还有《概论》所言的对“and”一词处理方式不同造成的中文名词不统一的问题,“有些学者省略and,有些将其译作‘与’,于是有‘图书馆情报学’等于‘图书馆与情报学’”[4]6.此外,现实中还常见“图书馆学情报学”这样将“‘图书馆’+‘学’+‘情报学’”连用的情况.《概论》出于因循传统和简练省略的考虑,省却“and”,逐一对应地将“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译为“图书馆情报学”,保持了与日本的一致.笔者认为,这一译名可起到中文名称统一规范的效果,而且在汉语语境下,容易被理解为偏正结构的“图书馆”的“情报学”,可在公众面前更容易地解释因“情报”的多重含义而带来的“图书馆情报学”与“军事情报学”“情报学”等“**情报学”的差异.
在《概论》之前,国内在书名上连用两个学科名称的,除一些工具书外,具有概论类教材性质的只有一部来自日本的译著《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津田良成编,楚日辉、毕汉忠译,喻醒尘校,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的日文原版为《図書館·情報学概論》(勁草書房,1983),是日本第一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类教材性质的著作.此后日本的类似著作相继出版,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手册》(《図書館情報学ハンドブック》,図書館情報学ハンドブック編集委員会編,丸善,1988)、《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再版(《図書館·情報学概論》,第2版,津田良成編,劲草书房,1990)、《图书馆情报学入门》(《図書館情報学入門》,藤野幸雄、荒岡興太郎、山本順一著,有斐閣,1997)、《图书馆学情报学手册》再版(《図書館情報学ハンドブック》,第2版,図書館情報学ハンドブック編集委員会編,丸善,1999)、《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入门》(《図書館·情報学研究入門》,三田図書館·情報学会編,勁草書房,2005)、《现代图书馆情报学论考》(《現代図書館情報学論考》,磯貝幸彦著,青史出版,2006)、《图书馆情报学》(《図書館情報学》,上田修一、倉田敬子編著,勁草書房,2013)、《图书馆情报学基础》(《図書館情報学基礎》,根本彰編,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新时代的图书馆情报学》(《新しい時代の図書館情報学》,山本順一編,有斐閣,2013).欧美相关著述更多,这里仅列举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多次修订再版的两种.一是由罗杰·C·格里尔(Roger C. Greer,1928-)、罗伯特·J·格罗弗(Robert J. Grover,1942-)、苏珊·G·福勒(Susan G. Fowler,1958-)三人合著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s,Libraries Unlimited),该书初版于2007年,2013年修订二版.书名中的“Professions”指需要专门知识和训练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书中的论述既针对作为职业的图书馆情报学行业,也可用于作为学科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是兼顾在职人员继续教育和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入门用的概论性教材.二是理查德·E·鲁宾(Richard E.Rubin,1949-)先后于1998年、2000年、2004年、2010年、2015-2016①年出版第一版、第一版的更新升级版、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图书馆情报学基础》(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该书每隔几年就根据业界的最新发展而修订再版,影响甚大.日本当代著名图书馆学者、日本图书馆情报学会会长(2011-2013年度)根本彰教授在2013年领衔组织其他8位日本学者出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之后,又独自翻译出版鲁宾第三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译名为《図書館情報学概論》,リチャード·ルービン著,根本彰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
较之日本和欧美,直到2016年《概论》问世,我国才出版了第一部本土的书名涵盖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概论类理论著作.从《图书馆学导论》到《概论》,绝不仅仅是内容上简单叠加一个学科的内容,诚如《概论》所言：“把‘图书馆情报学’作为融贯的学科加以概述,要比课程体系同时涵盖两个领域的课程或学术期刊同时发表两个领域的论文困难得多,需要首先在学理上解决两个学科融合的正当性及其逻辑体系.”[4]自序页1-2任何一个想被社会承认,想在学科之林有立足之地的学科,都需要明确学科自身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其逻辑起点是什么、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宗旨是什么等基本的核心问题,作为融合的图书馆情报学学科同样不例外.可喜的是,《概论》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搭建起了一个合乎逻辑,且结构清晰严密,具有极强解释力的学科知识体系.《概论》将人类对信息查询和获取这一天然永恒的基本需求作为逻辑起点,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为逻辑链,串联起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共有研究内容,从而融合成图书馆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并基于此架构了一个以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为两翼,每翼均从哲学基础、理论、技术三个层次展开论述的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
在这一框架内,图书馆情报学被定义为研究信息的组织整理,以及通过图书馆等平台实现信息传递与传播,从而保障信息有效查询与获取的学问[4]8-9.《概论》全书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两章介绍核心概念,述及数据、信息、知识、文献、作品、图书馆信息职业、图书馆情报学及其发展史等基础性的概念和学科/职业的基本问题,这是全书的总纲.第二至第四部分从三个层面,由宏观思想到微观技术操作,围绕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这一逻辑链展开论述.第二部分以一章的篇幅先从哲学高度阐述影响和指导图书馆情报学的重要哲学思想和观念.第三部分在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基础理论方面分三章阐释了相关的信息分布规律和用户信息行为理论.第四部分分四章介绍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相关技术原理.最后专设一章展望职业和学科的未来,作为第五部分.以上五个部分围绕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这一逻辑链,逐次层层展开,篇章结构在布局上紧凑而又合理自然.
《概论》这一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极具贯穿力和解释力的知识体系是其最耀眼的亮点,足以使其傲视国际图书馆情报学界.通过对比上文中提到过的近年来美国和日本最新出版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图书馆情报学》、根本彰编日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新时代的图书馆情报学》这五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类著作,可得以充分证明.由于没有围绕逻辑主线的层层演绎,几部国外著作在章节安排上缺乏系统性的不足显得非常突出,基本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融合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即便有融合的努力,也显得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比如,《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分章论述图书馆的历史发展和情报学的特征内容,甚至将图书馆情报学共有的数据、信息、知识等基础概念后置在第七章单独的情报学章节中阐述.《图书馆情报学》和日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努力糅合图书馆和情报学,倘若没有《概论》问世,是两部尚可以接受的简明扼要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类著作,但一旦与《概论》相比,其没有灵魂主线的弊端就显得格外突出.《新时代的图书馆情报学》基本上只是书名和部分章节加了“情报”二字,内容还是图书馆学方面的.只有《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部分内容沿着信息→知识的创造(Creation)→传播(Dissemination)→流转(Diffusion)→利用(Utilization)这一轴线展开论述,但没有彻底地剖析图书馆情报专业的本质特性,理论框架的解释力不如《概论》.此外,《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的书名里虽然有“图书馆”,但在全书的章节名中,“图书馆”几乎被湮没,只在两小节的名称中出现,该书的“情报学”比重大大超过“图书馆”.就覆盖的“情报学”内容而言,《概论》作为对《图书馆学导论》的升级拓展,大量新增的“情报学”方面的阐述也并不亚于国内外的相关教材.比如,弥补了国内最新《情报学基础教程》(第二版)中情报(信息)需求与行为研究缺失的不足,其对信息行为中信息搜寻行为的论述也比国外几部图书馆情报学著作丰富和深刻.诚如《概论》自序中所言,国外“有些教材虽然在名称上针对‘图书馆情报学’,但在内容上依然比较偏向传统图书馆学”[4]自序页1,不仅《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较少涉及信息问题的哲学思考、信息内在属性决定的信息分布规律(仅两页篇幅介绍了洛特卡定律和布拉德福定律[5]371-372)等方面的“情报学”内容,《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和《图书馆情报学》都完全未涉及信息分布规律,日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虽然有计量情报学的专章,但也未涉及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信息分布规律.
在全书中基于核心问题建立起完整逻辑理论框架的一大好处是容易具备整体的全局观.正因为如此,《概论》在第四部分围绕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进行相关理论、技术、实践应用等要素环节的阐述后,另设一章“图书馆之外的信息查询与获取”,专门介绍非图书馆信息职业的其他类似的信息查询与获取渠道/职业群体(包括人际关系、大众传媒、咨询机构、搜索引擎、门户网站、机构网站、社会化媒体、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平台),并分析其异同.相比之下,其他几部国外著作少有与其他信息职业的类比分析,仅有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虽然在导论中专列一节讨论包括图书馆员在内的各信息职业间的异同[6]12-17,但其差异分析的主要方式只是逐个介绍各职业的特点,没有《概论》那样深入透彻.
除了全书的整体理论框架外,《概论》在相当多分支内容上的论证也很注重逻辑的正当合理性和严密性.比如,对“图书馆”这一重要概念,《图书馆学导论》援引的是1983年版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情报学专业词典》的定义——“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知识或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交流,以便用户能够从文献实体(physical)、书目信息(bibliographical)及知识(intellectual)三个层面上获取其资源的一种社会机构或服务”[7]17,《概论》若继续延续这一定义,已不能适应作者所搭建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框架.为了逻辑上的合理衔接,作者进行了修正,紧扣人类对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的永恒需求这一学科的逻辑起点,抓住图书馆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稳定的功能特征,将图书馆重新定义为“通过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传递、传播,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与有效获取的实体或虚拟平台”[4]53-54.这样不仅保证了学科逻辑链的贯穿性,定位为“虚拟平台”也可解决“去机构化”给“图书馆”概念带来的解构危机,从而持久地巩固带有“图书馆”之名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又如,对于“保障信息有效获取”这一全书的一大核心问题,作者透过未发生“有效获取未得到保障”的假象场景(用户自认为没有信息获取需求或认为已经得到需要的信息),深刻地认识到单纯地表面看待信息有效获取的保障存在缺陷,需要增加前提条件来填补逻辑链上的漏洞,即必须将充分的信息可获得性考虑在内,否则会成为没有意义的保障,因为信息可获得性限制的客观存在会促使用户意识不到其问题可以通过获取信息辅助解决或用户自动调整自己的期待,以降低对信息相关性、质量等方面的要求[4]203-204.
2 对学科教材编写的启示
除上述笔者感触最深的特点外,作者对新兴研究的与时俱进(如对数字人文、替代计量学的关注),对职业和学科的未来既不妄自菲薄(确信服务于人类永恒基本需求而具备的职业正当性和合法性),又保持足够警醒(对学科研究兴趣泛化的忧虑)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洞察力等优点还有很多,不一而足.而该书作为教材,其在编写方面的几点改进很值得中国图书馆情报学教学界借鉴.
作者在《概论》中善于通过列举场景实例来帮助读者理解抽象概念,如开篇用家族老宅拆迁案例引出人类对信息查询与获取的需要,用实例加图示方式解释数据、信息、知识、作品等概念以及全书的脉络框架等,这些都比空洞枯燥的说教更直观.而每章末精心设计的思考题也值得称赞,多以案例、材料问答、检索操作来锻炼、考察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灵活运用能力和多视角的思维能力.每章末另设的“推荐阅读”栏目列举了与每章主题相关的中外经典文献清单,这也是与国际一流教材接轨[如《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每章设有“Selected Readings”],对拓宽读者视野大有裨益.
《概论》还通过教材这一载体,在教学中向学生(或入门者)灌输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该书对使用他人论著中的图表都获得了相关出版社和个人的授权,在书中都有明确的标注.比如,使用的“奥特勒对有关世界的经验材料、认识过程、科学、文献学之间关系的刻画”一图标明“图画来源：经许可复制自：Ducheyne S.‘To treat of the world’：Paul Otlet´s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and the circle of knowledg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09, 65(2)：226.”[4]85.这是西方学术出版界学术规范的惯例.《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中有类似的表述,如标注“Source：Bates 2007.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5]360.但在以往的中国图书馆情报学出版物中,这种情况很少见,《概论》此举具有示范意义.
3 需要探讨的问题
《概论》的学术价值很高,但也有值得进一步讨论之处,笔者提出了部分拙见,愿与作者和学界同仁探讨.同时,笔者指出的《概论》在个别地方阐述不周全、片面化,相关介绍滞后、使用二手数据和不尽符合史实,以及校对疏漏等不足,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概论》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作为串联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主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维护了学科逻辑的完整性,但似乎少了点学科主干中“图书馆”元素富有的人文气息.《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将未来的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的角色定位于教育、信息和社会/文化,认为图书馆情报学作为一种专业,其令人瞩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在于能帮助人们解决人性问题,提升生活品质[5]289-292.傅荣贤亦曾对与保障信息有效查询紧密相关的信息组织整理提出过深刻的反思：“今天的文献信息组织,崇尚客观化‘技术’,实质上是把从业者变成了无关乎人文素养的‘技术训练狗’……书目工作的具体业务活动如何与人文教化相联系,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参与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追求在职业之外担当更多的社会道义,应成为今人深刻反省的内容.”[8]《概论》在讨论图书馆信息职业/图书馆情报学的定位及其未来时,还忽略了作为同族一级学科的档案学/职业[《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有述及[6]13-14]以及国内外业界已多有讨论的三馆融合之一的博物馆[《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也有多处述及[5]xii,16-23,473-474].如果考虑其与档案馆、博物馆学科/职业的区别与联系,或许教育、文化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一大维度.
《概论》第一章重点讨论了数据、信息、知识、作品、文献这些图书馆情报学学科的基础概念,却删除了《图书馆学导论》中对“情报”概念的介绍.《概论》虽然因循传统,将学科名称中的“information”翻译成情报而非信息,但在全书其他场合,“information”仍被称作“信息”,如称“图书馆信息职业”而非“图书馆情报职业”.在中文语境里,“情报”具有多重含义,公众常将之与谍报意义上的“情报”相联系,在中国本科生和研究生学科目录里也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情报学”“图书情报”等多种内涵不同的“情报”专业.近年来中国情报学界有关“情报”应对应“intelligence”一词的讨论和呼声也很多.笔者以为,图书馆情报学教材不应当回避对“情报”一词的阐释.事实上,中文的“情报”引自日语“情報”[9],是日本在19世纪最先使用“情報”一词,并将之对应为英文的“information”,《图书馆情报学》中对此就有介绍[10]12-13.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界更是早在1970年代末就关注了在图书馆情报学中引入“intelligence”的问题[11],而且时至今日,日语中也没有“信息”一词,其“情報”也对应“intelligence”.在很多场合,日本的“情報科学”相当于中国的计算机信息科学.这些作为东亚文化圈内对图书馆情报学界核心术语独特而复杂的理解,具备国际视野的《概论》不宜忽略.除此之外,《概论》也没有介绍国内外同类教材普遍讨论的“智慧”(wisdom)[5]362-363,[6]10,[12],[13]22-26.毕竟由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所形成的DIKW概念链已经是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相当成熟的模型体系,即便作者对此有不同意见,作为教材,也应向读者介绍.
在“信息行为”的章节中,《概论》将检索(search)和浏览(browse)作为信息查询的两种基本方式,并将信息查询行为(information searching behior)视为信息搜寻行为(information- seeking behior)的一个重要但非全部的子类.这一划分,基本符合国际主流看法,笔者也认同,但《概论》对浏览行为的界定并不完整.《概论》界定的信息浏览行为是“按照特定的浏览路线(如学科领域—期刊列表—期刊名称—卷—期)浏览相关内容,直到找到与需求相关的信息或确认不存在与需求相关的信息”[4]140-141,这是目标导向型信息浏览行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目标导向型的信息浏览行为,信息需求完全没有被用户所认知,这部分信息需求是用户潜在(未知)的信息需求,可以认为用户并没有任何目标,只有在用户接触到符合其信息需求的信息时,才能将潜在的信息需求引导出来[14].这种信息浏览行为发生时往往会相伴另一种信息行为,即信息偶遇(information encountering),这也是当前图书馆情报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日版《图书馆情报学基础》即有涉及[15].此外,《概论》虽然对信息搜寻行为给予了重点论述,但也遗漏了部分图书馆情报学界同样比较关注的、除信息搜寻行为外的其他信息行为.比如,与具有即时性特点的信息搜寻行为所相反的、非即时的、具有延迟性的,为了未来的某个需求而在平时定期或不定期所进行的信息采集(information gathering)行为未被关注,《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对此亦有专门的辨析[5]375.
《概论》将“针对图书的查询工具称作书目(bibliography),针对论文、专利、标准等非书文献的查询工具称作索引(index)”[4]175,这种解释与划分也有待商榷.索引所针对的对象非常广泛,它是记录和指引文献事项或知识单位,按一定系统组织起来的检索工具,依据被检的对象,可以分为篇目索引和内容索引[13]101.篇目索引所标引的除了非书文献外,也可以是图书,特别是丛书,各种“丛书子目索引”的工具书和综合性的《中国丛书综录》就是明证.内容索引也包括针对图书内容的书后索引.
《图书馆学导论》中有部分“图书馆”的内容因无碍于《概论》的框架而被整体迁移,作为同一个作者,这本无可厚非.但作者在《概论》中的“图书馆”部分有不少内容是新增的,《概论》在迁移旧有内容时或许没有注意到与《概论》新增部分的不协调.比如,《概论》在讨论数字图书馆对现代各类型图书馆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时,“作为空间的图书馆的设计”一项[4]244复制了《图书馆学导论》的内容[7]60,认为由于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资源本身已经不需要很多贮存空间,但很多大型图书馆仍拔地而起,不少大学也在扩建图书馆.作者将之作为一种尚不知确切答案,不知是明智还是盲目的“问题”.数字图书馆刚兴起的时候,这可能真是个问题,但发展到今天,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对空间的重视程度空前加剧,纷纷利用空间来强化或扩展数字网络无法取代的功能,改造原有的阅览区域,压缩书库空间,新建密集贮存书库、信息共享空间、创客创意空间、开放学习空间、小组讨论空间等.这些内容不仅在《概论》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服务设计部分有涉及[4]244,更在最后讨论图书馆信息职业的图书馆发展时,专设了一项“空间图书馆强化策略”进行详细分析[4]308-309.强化空间的重要性已经完全不是面对数字图书馆还需要犹豫和困惑的问题,原来《图书馆学导论》中的这部分内容似不应在《概论》中出现.
关于智识自由这一重要概念,虽然不必像《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那样用一章的篇幅[5]487-531进行详细阐释,但《概论》在第三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职业*准则之争”[4]101和第八章第五节“保障信息获取的职业*准则”[4]223-224等处加在一起不足一页的篇幅,以及论述上的不系统,有些令人失望.作为中国大陆汉语中不太常用的“智识”一词,入门性教材最好也类似范并思那样[16],对“智识自由”这一概念名称给出一个简明而清晰的说明.
作为学科概论教材,对照国外的《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 和《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概论》还缺少供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用的资源导引介绍.《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的附录A至C分别列举了重要的图书馆协会和相关学/协会组织、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项目和美国图书馆情报学硕士项目认证标准[5]581-607；《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不仅在附录中列举有重要的专业组织和专业期刊[6]179-188,正文中还介绍了专业领域内包括索引工具(数据库)、百科辞典、出版社在内的专业文献源[6]155-157.范并思提出的一个新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框架中就包括了从事这一专业学习研究所必须掌握的文献与机构信息源,必须遵循的科学规范与研究方法,以及作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所负有的介绍本学科经典文献与大师的任务[17].笔者对此甚为赞同,对照《概论》,书中正文介绍了部分大师,经典文献在推荐阅读部分也有间接体现,为不影响《概论》的结构框架,可仿照《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第四版) 和《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概论》(第二版),将需要补充的文献与机构信息源列进附录,在附录中还可增补部分重要的行业服务指南、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准则及服务宣言等.
相关概念和数据引用陈旧方面,《概论》援引的信息素养定义[4]143出自美国学院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在2000年制订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近10余年来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该标准已经被2015年2月5日ACRL理事会批准通过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所更新替代[18],信息素养有了新的定义, 《概论》没有采用.《概论》在使用世界期刊数量数据[4]112时,还是二次转引英国图书馆信息统计中心转引的《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2004年的旧数据,完全可以直接使用《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数据库中的最新数据,此库中国图书馆也有*.《概论》在介绍法国学者法拉丹1955年使用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术语[4]67这一史实时,所引用的文献是1999年的二手研究文献[4]78,给读者直接溯源查找初始原文带来不便,而《图书馆情报学》则直接引注了法拉丹1955年的法文原文[10]52.
《概论》的一些史实叙述也与实际不符.比如,“1807年,他(施莱廷格)将自己从事图书馆工作的经验整理为系统的著述,命名为《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4]60这段叙述中将《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的问世时间定为1807年,与国内外公认的1808年不符,学界的最新研究也将之定为1808年[19].目前还没有完全定论的是,至少中国学者还没有看到施莱廷格1807年最先提出“图书馆学”(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一名称的原始文献.又如,“20世纪70年代,谢拉率先在他领导的图书馆学院开设情报学相关课程”[4]68的叙述也不符史实.最早开设情报学课程的不是谢拉,也不在1970年代.早在1963年,艾伦·肯特(Allen Kent)就首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开设了第一个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课程,1964年该校的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更名为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21].始建于1951年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図書館学科”在1967年重点增加情报学课程,在大学院(研究生院)开设“図書館·情報学専攻”,1968年作为本科性质的“図書館学科”改名为“図書館·情報学科”[22].
《概论》在正文和注释中存在一些校对硬伤.比如,第57页在“图书馆情报学”旁用括号注释的“详见第三章”,实际应是“详见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注释的第25条和第26条都漏了出版年.第115页所用的威尔逊1981年提出的信息行为模型图并非源自标注的原文出处[Wilson T.D. On uesr studies and information needs.Journal of Documentation,1981,37(1)：4.],而是采用了威尔逊2006年重新修正后的模型图,两张图存在较大差别,《概论》所刊的修正图还漏印了一个箭头.不仅如此,原本刊载这幅修正图的文章(刊载于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6年的第62卷第6期第658-670页,当时作为60年信息学最佳研究栏目里的威尔逊1981年论文的重印,但信息行为模型图作了修正)也已经被期刊所属的Emerald出版社于2015年6月撤回.当前在Emerald数据库途径已经无法下载到那篇重印文章,只有一则文章被撤销的通告,并告知读者如果想引用的话,还是引用1981年的原文.
作为既是教材,又是学术性很强的专著,《概论》在图书组成结构上缺少《图书馆学导论》原有的书前图表目录和书后内容索引,笔者感到不可思议.中国学术专著长期普遍缺乏书后索引的情况,多年来经过出版界、索引界(其中包括不少图书馆界人士)的不断呼吁,已经有不小的改观,原201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索引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3].《图书馆学导论》在2003年出版时能精心编制书后索引,实属业内典范,不知何故,改换到图书馆业内权威的级出版社出版升级扩展版时却出现了后退.
4 对中国图书馆情报学著作“走出去”的期许
20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人在学习西方现代图书馆学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一直努力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可与美国巴特勒“社会说”相媲美,经过刘国钧等人发展形成的“要素说”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说体系[24].黄宗忠甚至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研究“大有创新,其思想与成果都超过外国人”[25].然而由于语言的隔阂,中国图书馆学优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不大.特别是在图书学术著作的外译和直接出版外文版方面,长期以来并不被中国图书馆学界(也包括情报学界)所重视.国家社科基金中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组常年无人申报,出版的外文专著除吴建中的一些作品②外,寥寥无几.这与近年来我国图书馆情报学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据笔者在Incites数据库中统计2005-2015年间WOS(SCIE、SSCI、A&HCI)上发表的“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学科门类的文章数,中国大陆(4628篇)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63316篇)和英国(6681篇).
尽管《概论》的理论基础框架已经先期在本领域公认的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但较之篇幅容量有限的论文,图书著作的影响力更广泛、持久,内容也能更厚重.吴建中的外文著作主要是图书馆事业管理方面,而非针对学科的理论研究.只有部分章节曾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的《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编著)[26]可能是中国当代图书馆学界唯一被外译的理论概论性教科书,且还不是全书翻译.以《概论》最值得肯定的“理论研究水平国际领先”而言,该书值得代表中国图书馆情报学界“走出去”,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故此,笔者强烈建议《概论》尽快出版英文版,鉴于东亚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的共性,日文版和韩文版也可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软实力”愈发占据重要地位,而社会科学作为其中的核心构成,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图书馆情报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员,积极“走出去”,在国际图书馆情报学界发出强劲的“中国好声音”,无疑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期待更多如《概论》那样具备学术创新价值的中国图书馆情报学著作能持续“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图书馆情报学的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首见该书于2015年12月在英国图书馆和信息专业人员特许协会（CILIP：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旗下的Facet Publishing出版社先出版,2016年又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旗下的Neal-Schuman出版社出版.据笔者所见2016版全书内容和2015版的网上目次及章节摘 要,笔者判断两书在内容上应该都一样,可能因排版不同,造成两书在页码上略有不同（2015版648页,2016版628页）.
②吴建中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被译成日文,他还直接出版有英文版Libraries and society in Shanghai 1840-1949（后又被译为日文）,组稿日文版《中国の図書館と図書館学：歴史と現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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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新出政发[2012]11号） [EB/OL].（2012-09-24）[2016-10-06]. http：//www.gapp.gov.cn/contents/ 1663/103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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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烨青,男,江南大学图书馆馆员；张路路,女,江南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 2016-10-15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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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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