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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跟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再批判《1857-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逻辑起点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经济学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07

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再批判《1857-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逻辑起点,该文是关于经济学方面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与蒲鲁东和蒲鲁东思想和马克思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摘 要: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与《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两个文本的共通点之一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且《1857-58年经济学手稿》的撰写正是从马克思对蒲鲁东派的批判开始的.在“巴师夏和凯里”部分里,马克思在历史方面对巴师夏的批判与对蒲鲁东的批判如出一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再次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并阐明自己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在“货币章”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批判,揭露了蒲鲁东派“劳动货币”幻想的秘密.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41-03

《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突出成果,但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前,马克思专门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撰写的著作屈指可数,其中为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而作的发表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是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那么,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到《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下文称《57-58手稿》),其中有着怎样的思想关联?我们认为,蒲鲁东正是二者的共通点之一,也即是说,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领域,马克思始终没有舍弃蒲鲁东这一论战对手.且前者借着对后者的批判,其政治经济学思想逐渐展开.本文旨在研究自《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如何对蒲鲁东进行再批判,而这一再批判的直接结果即是开启了《资本论》及其诸手稿的论域.

一、马克思笔下的巴师夏与蒲鲁东

《57-58手稿》的开篇即是“巴师夏和凯里”一章,其中记载马克思对巴师夏与凯里二人思想的评述.乍一看,似与蒲鲁东并无关系,但请注意的是巴师夏其人,尤其是巴师夏与蒲鲁东之间的关系.1850年曾发表巴师夏与蒲鲁东关于“无息信贷”辩论的一书,即《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关于二人的辩论内容,在“资本章”中屡次被马克思引用并批判.马克思在1865年《论蒲鲁东》一文中对此书的态度不无讽刺:“他(即蒲鲁东)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1]23言外之意,蒲鲁东弱到连巴师夏之流的攻击都抵抗不了.在“巴师夏和凯里”这一章节中,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之一恰恰是当年那场辩论的主角之一——巴师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2]11,蒲鲁东在当时可以说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尽管巴师夏与蒲鲁东曾有过辩论,但在马克思看来二人不过一丘之貉.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仅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的“论工资”部分进行了批判.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最后一节“罢工与工人同盟”的开头所谈恰恰也是工资问题.调和论调使得无论是巴师夏抑或蒲鲁东都无法真正洞悉工资的秘密,同时其背后亦是资本的秘密.关于这一点的共同原因在于二人都不懂历史.

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一信中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蒲鲁东不懂历史,诸如“完全不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等等.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也没有放过蒲鲁东的这一缺点.这里仅举两处例子,其一,蒲鲁东认为君主的专横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马克思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3]121-122.其二,马克思在第二章第四节“所有权或租”中引用了蒲鲁东的原话:“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在经济之外: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4]638继而说道:“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4]639马克思在“巴师夏和凯里”一章中同样对巴师夏做出类似指责,如巴师夏与凯里“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2]11.紧接其后的是马克思对此判断的解释:“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2]11且巴师夏将固定性当作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甚至作为产生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基础,这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永恒史观的解释范式.由此可见,蒲鲁东与巴师夏虽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分别持对立观点,但在历史领域二人是同样的无知.

对巴师夏的批判因为马克思认为“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2]17而中止.之后,马克思抛开巴师夏,进入到起草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总的导言的工作中,尽管这一工作最终还是被他压下,但其中对蒲鲁东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仍值得我们思考.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曾在《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第一节以七个说明加以阐释,但马克思并未在那一文本中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完全阐明,而这一工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下文称《导言》)中得以完成.

《导言》中谈及蒲鲁东的地方至少有三处,分别涉及三个方面.开始所谈是从事生产的个人与社会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越表现为依赖整体.而当历史发展至18世纪即所谓“市民社会”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而言表现为外在必然性.社会关系最发达的时代反而产生出孤立的个人.但马克思认为,“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生产”是罕见的,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而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却把这一看法郑重其事地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去.马克思对蒲鲁东以及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一行为嗤之以鼻:“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方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2]25-26

紧接着在“生产与消费”部分讨论生产与消费关系时,马克思批判那种把生产与消费等同起来的行为.这一做法对黑格尔主义者而言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紧接其后的一句话值得玩味:“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2]35“社会主义美文学家”与“平庸的经济学家”这两个头衔放在蒲鲁东之上都是适用的.“社会主义美文学家”是马克思用来形容庸俗社会主义者的字眼,他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之赋予卡尔·格律恩,又在之后的《哲学的贫困》中将之赐予蒲鲁东,而格律恩与蒲鲁东关系之亲密也是为后人所熟知的.随着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出版以及马克思的回应之作《哲学的贫困》问世,“平庸的经济学家”成为马克思冠以蒲鲁东的头衔.

最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部分,马克思第三次提到蒲鲁东:“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即从地租、土地所有制开始,是不行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2]49我们从上述所引文字中至少可以读出以下几层意思:其一,马克思在此延续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并点出他们二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不同;其二,马克思同时也点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不同,后者显然是把诸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其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力于深入研究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诸经济范畴,他旨意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要澄清的是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不同,以及自己与庸俗经济学家诸如蒲鲁东等人的不同,继而表明他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批判.考虑到当时蒲鲁东思想的影响,以及后来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一批蒲鲁东主义者妄图占据理论与实践高地的行径,这些颇费心思与笔墨的划界虽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但确是至为重要的.

三、马克思对蒲鲁东派“劳动货币”幻想的批判

《57-58手稿》“货币章”的起点是马克思对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一书的批判.考虑到达里蒙其人即是蒲鲁东主义者,因此,蒲鲁东的思想又成了马克思绕不开的路障.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货币章”里完成了两项重要工作,其一是批判蒲鲁东派关于货币和银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幻想,其二是进而深入分析了货币的形成与本质.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前者.

马克思在开始就批判了达里蒙对实际流通环节的一知半解,且把信贷需要与货币流通需要混淆起来,达里蒙那“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2]60.达里蒙在《论银行改革》的开篇即谈到,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都来自于人们顽固地保持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继而将1855年10月法兰西银行采取措施制止库存不断减少之前的5个月的“银行的金属储备”与“银行贴现的证券”两组数字进行对比,以此说明银行待贴现的汇票数量同真正的货币流通的需要是一回事,马克思则不以为然.他较真儿地将两组数字进行仔细对比,证明这种变动并不如达里蒙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回事,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一方的增加与另一方的减少之间根本没有因果联系,达里蒙的统计例证反而帮了倒忙.但马克思又认为,如果在这两组数据之外加入“银行券流通”或“存款”一栏,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依此而得出的结论恐怕并不合达里蒙之意.照马克思的意思,他之所以讨论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2]65.

蒲鲁东派所设想的经改革之后的银行组织不会满足于废除金属货币、让其余一切照旧,而是认为这一新的银行组织会创造新的生产条件与交往条件,从而在新的前提下进行干预.接下来一段话马克思触及基本问题:“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2]69所谓“这种学说”,指的即是蒲鲁东派所主张的流通理论(马克思称之为“流通把戏”):他们一方面要避免生产条件改变和社会变革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是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认为他们并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且正是因为马克思认定他们不了解这些联系,他们所主张的“劳动货币”理论就越发站不住脚.

如果说以上所谈集中在银行改革,那么接下来所谈则集中在马克思对蒲鲁东派“货币改革”的观点上.尽管蒲鲁东派讨论的是废除货币的问题,但实际上不过是变换货币的形式.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有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2]69-70蒲鲁东派的立论起点是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弊病之一,达里蒙认为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应该归因于金银享有的特权,即唯有金银才能充当可靠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而消除危机的办法只需做到以下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2]72蒲鲁东派要废除货币,办法是把每一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赋予货币特性.这实际上陷入矛盾:“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当然,矛盾的源头来自本身就是“矛盾”的蒲鲁东倒也不足为怪.既然达里蒙认为金银的特权是造成危机的原因,那么如果抛开货币不说,即不考虑货币的情况,危机是否就不会发生呢?马克思通过分析一国的“谷物歉收”范例,说明即便完全不考虑货币的情况,该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因谷物歉收所引起的商品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归因于金银的输出,因为即便本国金银不输出,外国谷物不输入,危机仍然会发生.马克思在否定蒲鲁东派观点的同时阐明了他对危机原因的看法:“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2]78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2]77蒲鲁东派认为金所表现出的可靠价值决定其不可能贬值,而马克思则认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2]81蒲鲁东派迷惑于金属货币名义上的不可贬值性,从而只能在看到危机的一面,即金银与其他商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在普遍上涨的繁荣时期,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相比贬值了,且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升值.因此他们本应再往回走一步,即思考如何预防货币的周期性贬值.如果问题采取这种提法,那么资本主义弊病的难题将会立即解决:“这就是要取消的涨落.取消的涨落就是消灭.这也就是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要这样,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2]81-82马克思通过层层递推演绎出经济革命的必要性与实际意义,并指出蒲鲁东派试图仅通过银行改革或货币改革就能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设想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四、结语

以上所谈涉及的文本仅是《57-58手稿》“货币章”及之前部分.马克思意图借批判蒲鲁东派之机,彻底打击在19世纪50年代在罗曼语系各国广为流传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剥削可以通过货币改革与银行改革加以消灭.这类观点无疑会对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带来幻想的危险,似乎只需通过流通领域的变更就能使现存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而在占手稿篇幅最大的“资本章”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及蒲鲁东,提到他与巴师夏关于无息信贷辩论一书中的内容,其言辞自然多是嘲讽.甚至在马克思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之时,仍然插入一部分文字批判蒲鲁东对财产起源问题的错误看法.应当说,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对蒲鲁东思想的再次批判仅仅只是开始,此后即便蒲鲁东逝世,蒲鲁东主义依然是一股十分顽强的力量,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数次大会上,马克思也与他们进行论战,留下的诸多会议文件以及《工资、与资本》(1865)的会议演说等重要文本,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与蒲鲁东这对冤家的思想异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点评,本文论述了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蒲鲁东和蒲鲁东思想和马克思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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