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综述：2003-2019，本文是关于影响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与综述和公众和社会公众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关键词：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全面二孩；社会公众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03-03
1980年我国的生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全国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我国的生育水平三十多年低于平均水平.为了建立良好的人口结构,2003年全国全面落实“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全面两孩”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的生育政策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与修订,政策的落实则需要社会公众配合与支持.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一直是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界关心的课题.
生育意愿反映了人们的生育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生育行为,虽然存在偏差,但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王军在2016年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公众意愿生育水平从1985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2.4下降到2010年的1.86；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完全不受生育政策限制的情况下,中国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68；生育意愿高于生育水平的幅度随年龄的减小而逐渐扩大,可能预示中国未来生育水平会继续下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对于国家的人口均衡和老龄化问题有改善意义,了解社会公众的生育需求、心理因素,并寻找适当的解决之道,才能够将国家的全面二孩政策落到实处.本文通过对2003-2015年（全国全面“双独两孩”政策到“全面两孩”政策期间）在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社会公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调查文献和研究资料分析,对影响我国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概括和归纳,探索集体行为偏差背后的社会心理根源.
一、个体生理条件因素
(一)婚育年龄
年龄是生育行为的生理基础,妇女的生育年龄集中在35岁以下,这直接限定了生育情况.李龙等2014年针对北京市“单独”家庭的研究发现：第一,年龄和结婚年龄对理想子女数量没有显著影响,理想子女数量在各个年龄段上趋同.但二孩生育打算则与年龄因素紧密相关,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孩生育打算明显弱化；结婚年限越长,二孩生育意愿增强.第二,尚未生育的育龄妇女年龄明显小于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3岁,结婚年龄迟于已育妇女半年左右,呈现出p等于0.01的显著差异.
吕红洪2013年对于江苏农村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也有同样的观点：第一,结婚年限对意愿生育数量有影响显著,即结婚年限越长,意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性较小,意愿生育两个孩子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推迟结婚与生育年龄显著降低生育数量,也说明我国的晚婚晚育政策对于控制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妇女年龄对一孩妇女“男女双全”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表现为年龄越大越对孩子的性别没有要求.
年龄是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国家长期倡导“晚生晚育”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刚刚放开,短时间内无法对社会公众的结婚和生育年龄产生影响,故而使得公众的二孩生育意愿不高.一般来说,公众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16年各省份取消“晚婚晚育”假,增加60天产假,使得公众减少了生育年龄的顾虑,可以有效提高二孩生育的概率.
(二)健康状况
生理健康状况显著影响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胡静2010年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研究发现：影响女性是否愿意生育孩子的因素是双方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年轻的女性、年长的男性更倾向于不要孩子；身体偏瘦以及丈夫身体较差的女性生育意愿降低；医疗保险降低了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风险,增加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吕红洪的研究也发现健康状况差的妇女只愿意生育一个孩子.张晓青2016年研究发现双非家庭育龄妇女的年龄以35-49为主,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是身体因素.
一般来说,孩子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不可或缺.独生子女时代国家政策号召“晚生晚育”,公众不断推后生育年龄.高龄生产使得身体恢复缓慢,加上养育孩子耗费的时间、精力等对于女性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得身体瘦弱,丈夫身体状况不佳的女性生育意愿低,或者出现愿意生育女孩的倾向.生育保险政策对于女性生育期间的工作、经济给予一定支持,能够促进女性的生育意愿.
二、社会文化因素
(一)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可以衡量家庭为个人的成长付出的时间、经济成本,也可以判断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勤奋和努力程度.吕红洪调查研究发现妇女的教育文化程度对于生育孩子数量有影响,文化程度低的愿意多生,文化程度高的趋向于少生.同时配偶在生育性别偏好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的传统思想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配偶的意愿压力.李龙的研究有不同的发现,尚未生育的育龄妇女教育程度和就业水平高,对比已生育妇女具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对“理想子女数量”“二孩生育打算”有显著影响,高学历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意愿更为强烈.贾志科2015年针对城市“单独夫妻”的研究发现,青年夫妇的二孩生育打算与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呈现“U型”关系,专科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占比61.7%；研究生及以上打算生育二孩的占比56.7%；本科文化程度的公众打算生育二孩的占比49.0%.张晓青2016年研究发现大专文化程度的公众二孩生育意愿最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工作和结婚生子较早,生活满意度高,较少考虑经济压力和事业发展因素.
教育程度可能对性别偏好产生影响.吕红洪的研究发现妇女的学历越高,家庭生育男孩的意愿随着升高,具体表现为一孩家庭中具有大学学历的妇女,生男孩的意愿比文盲妇女高45.299倍.二孩家庭中妇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生男孩的意愿比文盲妇女高6.074倍.可能是因为男孩获得的机会比女孩多,较高学历的女性有更高的社会认识,追求较高,她们认为男孩更能实现她们的期望.
政协委员在2015年的中提出：“建议夫妇双方有一人为博士的,可以不受生育名额限制生育第三胎甚至更多,并享有国家一定的补贴,以优化国民人口素质”.教育程度高的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有更多的认识,经过系统的学习,思维更加缜密,不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和干扰,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教育程度影响夫妻双方的社会地位、工作状态、经济状况、年龄等,从而对于生育产生复杂的影响.
(二)经济状况
经济压力是社会公众抚养孩子的主要担忧,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会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生育决策.收入结构是影响妇女生育意愿的重要经济变量,表现为家庭持久总收入每提高1%,妇女期望孩子的概率减少8.13%,加入家庭收入结构变量后,同比期望孩子数减少4.92%.张建武2013年调查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发现,社会经济结构和水平产生的经济压力是影响80后群体初育年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当家庭所处城市生育成本较高时,青年面临工作和竞争的压力较高,生育意愿降低.
“两种生产”理论和“成本-效用”理论认为人类的生育活动如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以争取特定利益的经济活动为基础.与社会公众普遍认识吻合的部分研究认为,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倾向于生育较少的孩子.也有部分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达区域以及富有群体的比重增大,但生育意愿并没有明显下降.国家生育政策侧重利益导向可以通过经济资助、精神鼓励提高社会公众的自身利益,人均收入的增长、拥有较多的资源也可能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生育多子女,但增加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公众对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需求没有产生替代,而是有了双重要求.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经济发达国家采用高经济补贴、延长产假等方法并没有显著提高生育率.可见经济对于生育的影响只是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影响生育的决定性因素.
(三)女性所处地位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所做的决策.家庭谈判模型采用家庭中物品和家庭劳动在成员之间的分配代表决策权力.文化程度、工作状态、月收入可以衡量女性的社会地位及生活境况的好坏,在家庭中的决策权代表女性的家庭地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婚姻一般向上选择,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较低,而这种梯度择偶模式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因此女性在家庭中对于生育有较少的话语权.
胡静2010年采用CHNS多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将相对教育、相对家务劳动时间、相对收入作为衡量女性家庭地位的变量,研究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收入因素产生的影响通过在家庭中与丈夫的相对收入实现；女性的相对和绝对的受教育程度均降低女性的生育数量意愿；女性的相对和绝对家务劳动时间越长,生育多个孩子的可能性越高；城市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和参加工作的机会较多,在家庭中的地位差距不明显,但依然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胡静对拉萨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发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越高越可以对于生育拥有话语权,而且男孩偏好降低.
三、家庭生育状况
(一)生育数量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机制,人们普遍认为生育一孩会弱化二孩生育意愿,相关研究中呈现相反的结论.针对农村外出妇女、农民工的生育意愿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已经生育的子女数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吕红洪研究发现,二孩家庭总人数在4-7人,主要与老人同住,家庭规模以4人居多.规模效应可能是导致二孩家庭“越生越多”的原因,因为在规模效应下,抚养孩子的边际成本较低.对于一孩妇女来说,家庭规模越大越倾向于生女孩,对于二孩家庭来说,家庭规模越大越倾向于男女双全.
李龙等研究发现生育状况对理想子女数量、二孩生育打算的影响均呈现出p等于0.01的显著差异,对比未生育妇女,94.8%的一孩妇女理想子女数量倾向多孩,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高出31.6%,干预组和控制组的组间差别具有p等于0.01的显著差异.这说明生育一孩能够显著促进育龄妇女多孩倾向.对已经生育的被试进行访谈发现,给孩子塑造良好的成长氛围、喜爱孩子、规避独生子女风险是三大首要原因,说明主观效用对强化二孩生育意愿具有现实意义.
生育孩子让人们更为迫切地意识到经济压力、事业和生活质量压力,但也可以让人们更为强烈地感知到子女对提升个人的主观效用.养育孩子的过程是一种学习、体验的过程,父母在孩子身上得到较多的愉悦、满足、幸福等主观效用,这是激发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但是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还需要结合特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才能形成.
(二)孩次结构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分为四种：等同论、无关论、大于论、小于论.发达国家表现为生育水平小于生育意愿,发展中国家则由于“非意愿生育”的因素表现为生育水平大于生育意愿.特别是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家庭在面对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依然想要生育多子女,主要是因为孩次结构问题,大多与想要男孩有关,当孩子性别构成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时,家庭可能超出理想生育数量继续生育.贾志科2012年总结20世纪80年代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发现,理想子女数多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高,两者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张晓青等2016年的研究发现单独女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最高.
贾志科2012年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研究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居民一直都存在生育性别偏好,集中在“儿女双全”,其次是“一孩,不论性别”,“两个女孩偏好”最低.计划生育政策加强了“男孩偏好”,多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贾志科等2015年调查分析发现,75.6%的被访者对于意愿子女性别无偏好,16.8%有女孩偏好,6.7%有男孩偏好,女孩偏好略高,不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一结果是否可以认为城市青年中双独夫妻、单独夫妻、双非夫妻之间的性别偏好已经发生了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印证.
(三)原生家庭因素
原生家庭是个体成长的主要环境和背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有着较高的影响.张丽萍等2015年研究发现：单独育龄人群的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67,低于全部育龄人群的平均计划数1.81,也低于单独平均理想子女数1.82；全部育龄人群和单独育龄人群明确生育二孩的不到30%,不打算生育二孩的超过40%,而犹豫中的人群相对生育意愿较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准备一年内怀孕生育的占9%,与目前的申请情况基本一致.贾志科2015年研究发现,非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独生子女.这可能与家庭的代际传递有关——个体沿袭了家庭的生育方式.中国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家庭结构,虽然现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但依然受到独生子女政策长尾效应的影响.
四、结论
通过对2003年我国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有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综述发现,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现象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公众的结婚和生育年龄对于生育数量有显著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拥有医疗保险增加了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二是教育程度影响夫妻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对公众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产生复杂的影响.三是经济对于处在生育成本较高地区的社会公众有重要影响作用,经济发达区域及富有群体对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双重需求.四是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家庭的生育抉择,并对性别偏好产生影响.五是生育一孩会显著增加社会公众的多孩意愿,主观效用对强化二孩生育具有现实意义.六是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公众的女孩偏好略高,不存在显著差异.七是原生家庭中非独生子女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独生子女,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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