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关于王彬彬的文学批评，该文是文学批评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王彬彬和文学批评和馈贫之粮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王彬彬为文绝少“曲笔”,总是昂然举起“正正之旗”,泰然摆出“堂堂之阵”,与“问题”或“论敌”周旋到底.有他发言的“研讨会”,不用进会场,老远就能听到满屋子高亢激越的声音,其文章风格跟说话架势高度一致,含糊躲闪、扭捏作态,这些文人惯技与他无缘.许多场合他扮演的角色就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男孩,率真耿直为他赢得不少“粉丝”,也招致或明或暗的许多敌人,但他我行我素,并不在乎这些.“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彬彬之谓欤？
他也没有许多文人那种悲哀,即主观上并非不想把话说清楚,客观上却好像被什么人勒住了舌头,硬是不能痛痛快快说明一件事.他不惮于“为浅人说法”,哪怕因此被诋为浅显、肤浅、浅薄,也绝不故作高深.“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他截取九华山九华寺这副对联的下联做口号,文章总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点像鲁迅所谓独秀先生的“韬略”,大门敞开,里面刀一目了然,不劳别人再来明察暗访.
文坛和学界对王彬彬的态度大可玩味.其直言傥论直接刺中许多人要害,间接令许多人怫然不悦,私底下群议汹汹,但公之于众却难得一见.似乎都商量好了,只当他是空气,“敬鬼神而远之”.这有欠厚道,也很不健康.他当然不会被默杀,倒是企图默杀他的“过于聪明”的直接或间接的被批评者们因此失掉“正衣冠”的一面镜子,未免可惜.我这回不嫌啰嗦,不知避忌,特来说说不怕别人攻击也无需别人帮衬的王彬彬,破了多年不说同行的“戒”,似乎也并非多此一举.
王彬彬或许刻意追求文章的“气势”,有人不喜欢,但我以为要具体分析.“文以气为主”,以至于盛气凌人、气冲斗牛,这在“尚力”的古代或者出于不得已,到了崇尚理性的当下,终非理想的为文之道.但如果“理直气壮”“气盛言宜”,如果立意、布局、逻辑、文辞甚至体魄等各种因素凑合而成一种自然的气势,则又何必大惊小怪.允许浅吟低唱,也该能欣赏引吭高歌.
遇到不爽利乃至不通的文章,王彬彬似乎特别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有生理上的不适,如鲁提辖初见打虎将周通,忍不住批评几句.这就是所谓“好斗”吧？但更多时候并非如此,乃是眼见显然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被肆意混淆,公众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于是忍无可忍,抗声奋袂而起.
他的“论敌”和批评对象可谓多矣,有文学界、学术界各种权威,也有同辈名流或后生小子,国内如金庸、梁斌、王蒙、刘心武、余秋雨、严家炎、徐岱、钱理群、黄子平、蔡翔、王晓明、陈晓明、汪晖、李扬、朱崇科、戴锦华、惠雁冰,国外如顾彬、王德威、唐小兵、刘禾、孟悦、李陀,四处出击,四面树敌,连我这个睡上下铺的老同学也有幸躺着中,彼此缠斗许多回合.当他质疑金庸武侠小说和“金迷”时,还迎头痛击过写来恐吓信的“广东惠州一群中学生”和央视“对话”节目现场来自北京大学一群女大学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她）们的“丑陋、浅薄和愚昧”！遇到觉得有必要一辩的问题,他就迅速进入状况,哪管海内海外、男女老幼、亲疏远近、有名无名,不把道理辩明白绝不撒手.有人说他专拣名家挑衅以求自己出名,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王彬彬曾侧身行伍,平时颇讲究进退避趋,偏偏在“论理”方面不忍恝置.多年前一则随笔《“予岂好辩哉”》可谓夫子自道.小而言之,这是个体的操守,大而言之,则是基于“公理”的思考克服了一己利害筹算之后的选择,不妨现成地解释为“精神界战士”与“鲁迅传统”.“好斗”“好辩”,不肯缄默,心直口快,曾经是鲁迅时代的普遍现象,如今只在匿名半匿名的网络多少还有所遗留,至于实体的公共空间,尤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专业圈子,则差不多已经绝灭.不能说,与上述国内外作家学者短兵相接,真理总在他这边.但真理愈辩愈明,一团和气,万马齐喑,“今天天气哈哈哈”,就只能听任谬论公行,学术垃圾漫山遍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此王彬彬所以为可贵者也.
不知为何,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不知凡几,但研究鲁迅而兼治当代文学的并不多,把鲁迅精神实际贯彻到当代文学实践的更是寥寥无几,王彬彬无疑是研究鲁迅而兼治当代文学、将鲁迅精神实际贯彻到当代文学实践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1997年就有《鲁迅晚年情怀》行世,最近又推出《鲁迅内外》.顾名思义,“内篇”研究鲁迅生涯与创作,“外篇”则从鲁迅研究出发,延展到当代文化与文学.他辨析余华、残雪等“长得像鲁迅”的当代作家与鲁迅之异同的那篇《“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1992）,可说是“鲁迅与当代文学”名目下最切题的操作,其他不挂招牌而处处见出鲁迅影响的不胜枚举.他越是对鲁迅情有独钟,越是自觉以鲁迅为参照看取世道人心,外表反而越是不露痕迹.
王彬彬自言大部分时间研究历史（尤其党史）,文学只是一点余兴,或者说是一项“副业”.这倒不假,只要一览他历年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著作,便可知两者比重之悬殊.他委实不能算“职业批评家”,因为他不愿放下自己的阅读与思考,整天围着大多数不会成器的作家打转,甚至专等作家发表新作,即一哄而上,迫不及待评之研之,与作家们共进退,撑起文坛一片热闹,共享文坛“一套富贵”.他的文学研究与评论“以我为主”,即从他本人的历史兴趣和现实关切出发,不是听文坛什么人的将令.其文学批评因此独树一帜,自成高格.
关于他的历史研究本身,说来惭愧,因为知识储备不足,我不敢赞一词,只斗胆指出关乎文学的两个问题.
首先,他研究历史,区别于一般历史学家的在于始终有那么一股洋溢的文学性.所谓历史研究的文学性当然不是危害历史研究之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不必要的文采,不该有的情绪,不能有的想当然,而是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不时流露的如诚挚深情明敏睿智的文学家那样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切,以及优秀的历史学家同样十分珍爱乃至刻意追求的叙述与修辞艺术.
也许从更严格的历史专业来看,王彬彬的历史研究（部分结集为《往事何堪哀》《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路》等）可能存在这样那样不够严谨处,但就已有成果而言,似乎也已经很难再抹去他笔下的那些生动而鲜明的历史人物与历史场景了,比如“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写陈独秀）、“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于会泳——一张字条伴终生”、“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与胡适的敢骂”、“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写）、“时期的公分问题”……这些精心选取反复打磨的历史瞬间的光辉不也正是史学大师们不忍和不敢遗漏的吗？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关于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他那篇《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论之甚详,不必再来饶舌.另一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互动》更不啻这方面的宣言,有志于现代（包括当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同行们值得认真一读.但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一切流派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都将“美学—历史批评”悬为最高境界,历史离不开美学（司马迁离不开文学）,这个殆无疑义,但审美的文学批评离不开精深的历史研究,却并非人人都有深刻的体认.读王彬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文章,对文学研究之史学化的必要性应该会感受更深.王彬彬从历史研究里打了一个滚,再回头研究文学,这在普遍缺乏历史研究基本训练的文学研究界顿时就显得鹤立鸡群.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缺乏与之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基本功训练,只好孤立地就文学研究文学,这一直是本学科很难解开的一个死结,也是限制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并无经典性示范性操作,我们这辈人在求学和尝试独立研究的过程中,除了理论上知道必须将美学和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之外,具体如何结合,也从来没有人手把手地给予指教,大家都是暗中摸索.公认将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得最为出色的是鲁迅、陈寅恪,但鲁迅是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文学家,陈寅恪是具有卓越文学鉴赏力的史学家,他们二人术业有专攻,融合文史的具体方式和所造之境自然又有所不同.这中间是否存在着一成不变、可以师徒传授的具体方法论呢？有人说有,但我始终颇为怀疑.方法总是原理性和原则性的,而文学和历史的个案千变万化,如果以为学会了一种方法,掌握了一套话语,就可以在“诗史互证”或“文史互证”的天地自由驰骋,则我期期以为不可.在这方面,一定的理论训练和史料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但似乎有不少人总以为,进行“诗史互证”“文史互证”,就是要掌握一套最好的理论话语,建立一套最理想的方法论框架,抢到一系列最珍贵稀见史料,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解.王彬彬不信这个邪,他的融合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论著所要寻找的是文学和历史之间那些实实在在的关节点,他还要从这些关节点出发,阐发文学和历史如何在这些关节点上互相渗透、水融.这种追求不允许他局限于某些稀见史料的发掘,更不允许他躺在某些时髦理论上进行重复操作,他必须“杂学旁收”,尽可能多地读那些似乎与文学和历史的扭结没有直接关系的杂书和闲书,他更要在这些杂书和闲书以及文学作品本身发现那些“历史性细节”,帮助他实实在在地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建立真实而活泼的勾连,所以他很少煞有介事地抖出某些稀见之书、独得之秘,也绝少从引用某个理论话语出发,再来依样画葫芦地推演开去.
熟悉中国现代史,除了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各个方向的书面材料,还要有来自生活的活泼泼的常识,和事实的反反复复的教训,——俗称“生活这本大书”.这一点王彬彬丝毫不屑于掩饰,反而引以为自豪.他的许多与历史有关的文学研究与批评频频援引个人经历与见闻,不乞灵于各种时髦理论,也不完全仰仗煞有介事的“史料”.比如,他比较张炜《古船》与贾平凹《浮躁》对80年代初农村社会矛盾的不同描写,以及《古船》和《九月寓言》不同的创作心态,指出蔡翔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公分”制的误解,分析王朔所属“大院文化”在六七十年代的“辉煌”和80年代的“失落”,强调冯德英《苦菜花》、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胡发云《如焉@sars.com》描写“打狗”“杀狗”的一脉相承,品味青年作家鲁敏对寒素之家母女心态的刻画,尽管都有不少书面材料可资佐证,但还是忍不住直接动用个人经验储备,并不怕这样一来会有损论文的“学术性”.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主流要么是贩卖各种理论,要么是炫耀各种“史料”,总之都囿于书本知识,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似乎万能的“理论+史料”的模式可以让一篇鹦鹉学舌的“论文”熠熠生辉,但与此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常识匮乏综合症”（恕我生造一个词语）又极其严重,明明凭常识就可以说明白的道理,非得煞有介事搬出一大套理论和一大堆“史料”,绕了许多弯子,费去许多笔墨,最后的结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或者压根儿就拿不出任何足以称之为结论的东西.更有甚者,许多所谓的学术问题,仅凭一般常识就可以判断根本不是什么真问题,而学者们好像如临大敌,又似乎如获至宝,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证明其实是在常识水平之下完成了一次无效劳动.
许多人辛辛苦苦,用一知半解的“理论”和极不完备也远未充分消化的“史料”垒起一座座看似巍峨的学术城堡,不料这时候跑出一个名叫王彬彬的人,仗着不多一点常识,轻轻踢出两脚,便轰然倒塌.真是何苦来哉.这大概也算是近数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一个滑稽而有趣的略图吧？
重建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历史关联,确实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大势所趋.文学研究走向历史研究的深处,必然遭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老问题.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80年代中国学术一度的“去政治化”似乎终于因此而得矫正,但可惜这一新的学术取向一上来就变了味.比如,当下各大学术刊物套路化的所谓“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研究”,二三提倡者或许有长年积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更多的追随者却不过是想急于“预流”,只是摆出历史研究的架子,对相互关联的社会史和文学史交叉问题并无切实体会,难免乱说一通,不知所云,非但没有像样的历史研究,也丢了文学研究的老本行.
在这个背景下,王彬彬从历史（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角度看文学,又从文学角度看历史,就格外显出其卓尔不凡的见识.《文心雕龙·神思》所谓“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倒是可以借来解释王彬彬“文史互证”之法.“贯一”,不是偏执某一套理论话语,天天念咒式地用来用去,而是坚定地追求文学和历史的那些实实在在的扭结点.“博见”,就是不要迷信一两件稀见史料,独得之秘,而必须尽可能详尽占有一切资料,从中挑出最能说明问题的那几件.
比如,和赵树理一样,丁玲最近也突然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其中有关丁玲新时期以后不肯忏悔、反感“伤痕文学”、刻意左倾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彬彬从基本史实的梳理出发,认为主要还是丁玲对革命领袖铭心刻骨的感激和依赖有以致之.在众多晚年丁玲研究中,他的《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可谓翘楚之作,许多莫测高深甚至有意无意将水搅得更浑的“论文”扯不清楚的问题,该文已剖析得相当成功.
他将1950年发表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和1983年发表的陆文夫《美食家》连贯起来考察,通过文学这个并不起眼的角度一窥1949年以后“城市”和“城市文学”被改造、被扭曲以及慢慢复苏的过程,处处见出清醒的历史脉络,所用的方法,则是老老实实的文本细读,而并不完全依靠将这两部作品与《接管上海》等历史文献进行简单的“诗史互证”.
他对杨沫《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刘世吾、宗璞《红豆》中江玫、韦君宜《露沙的路》中露沙四个青年知识分子革命者串联起来研究,没有陷入琐细的文本分析,乃是目光如炬,探骊得珠,发现四位作家笔下1930至19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与革命的关系竟然与真实的历史若合符节.《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一文将四个小说人物分为两组,首先是林道静、露沙等在1936年“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之后奔赴延安与“敌后根据地”的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其次是江玫和刘世吾等在“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第二批青年知识分子,追踪蹑迹,抽丝剥茧,逐一考察不同年代投身革命的两组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后先相继而大致相似的遭遇与精神变化的过程,虽然并没有做出锐意穷搜、旁征博引的架势,却真正做到了文学与历史的互相参证,正所谓“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
他反复辩证王朔与“大院文化”的关系,褫夺不明真相的学术同行加给王朔的“京味小说”和“反体制”“反文化”的桂冠,还原其“自来红”的本色,最后将所谓王朔的“躲避崇高”“调侃一切”归结为大院子弟在新时期的身份认同危机所激起的不平之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平之鸣非但与平民的反抗意识了无干系,反而处处与权力者的顶层设计不谋而合.该文或许过分依据王朔自述,又直接将王朔笔下人物等同于王朔本人,而且将“大院”出身彻底罩住王朔后来的写作生涯,缺乏发展变化的眼光——尽管有种种白璧微瑕,但他对“大院文化”深入细致的分析还是为过于忽视作家传记研究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贡献了一篇难得的“知人论世”的典范之作.
《余秋雨是否应该忏悔》是王彬彬最长的一篇文章,也最见功力.该文并非反对德国式的“全民忏悔”和基督教“原罪”思想所包含的“忏悔”主题,而是认为对于刚刚过去（其实远未终结）的当代中国历史的反思比宗教“忏悔”更加切迫.他反复强调,在类似巴金的泣血而呼始终遭遇不可抗压力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如果用陈义过高的“全民忏悔”和宗教“忏悔”取代清醒而实用的历史反思和历史问责,其结果必然是对新时期与其前后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惯性缺乏基本判断.在这样的舆论空间,余秋雨个人当然有理由不忏悔.论者要求余秋雨忏悔,或者因为“文化名人”余秋雨竟然不肯忏悔而大失所望,不仅严重看错了人,也更加严重地看错了时代.这是一篇极能体现王彬彬历史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的长文,虽然通篇没有涉及文学,但到处都是文学界必须正视的根本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谈余秋雨、王朔、金庸的文章,结集为《文坛三户》,2002年1月大象出版社初版,2009年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了增订版.书名取自鲁迅1935年一篇同题杂文,但并非简单重复鲁迅当年对上海滩上“破落户”“暴发户”“破落暴发户”的观察,而是通过“余秋雨现象”追问当代文学对于远未结束的沉重历史为何不肯进行应有的“忏悔”；通过“王朔现象”提醒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们注意,和我们自身血肉相联但恰恰容易被我们自身忽略和遗忘的那些由深厚的历史沃土所培植的精神病灶是经常要发作的；通过“金庸现象”或曰“拜金现象”,王彬彬力图阐明,所谓“雅俗共赏”其实是骗人的神话,被上上下下追捧的金庸武侠小说正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精神的低俗与反动.“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鲁迅那篇杂文的结论也正是王彬彬《文坛三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判断.这无疑是鲁迅所推崇的具有五四精神的“扎硬寨,打硬战”,王彬彬在中国文学界鲜明的立场也由此清楚地彰显出来.他绝非无条件的“歌德派”,而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清醒的批评者.
王彬彬研究历史和文学之关系的文章,可圈可点的还有《禁欲时代的——红中的女特务形象》《〈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样板戏”的不断改与不能改》《1976—1979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2002—2010）》.显然,这些文章都体现了他对“当代文学”高度的选择性.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谈论什么,不谈论什么,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文学作品介入中国社会核心历史进程的深度与广度.比如散文研究,已经继小说研究之后全面铺开,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偌大国家,偌多作家,散文作品浩如烟海,如果不加分别,全部揽入怀中,势必如坠五里雾中.《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十年随笔挹滴（2002—2010）》只提取关心历史的那些清醒痛切的反思之作加以论列,这在职业的散文研究者看来,可能口子开得过小,未免以偏概全,但如果不这样“截断众流”,又如何能为涣散麻木的散文研究打开一道缺口？
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现实介入精神有利于凸显被忽略了的文学史线索,但也可能因为标准过于单一而片面抬高某些表面上符合这一标准的平庸乃至混乱之作,因为这种“批评的选择”过于看重作家“写什么”,而容易忽略作家“怎么写”和“写得怎样”.对阎连科《四书》的分析就有这个嫌疑.与此同时,如何看待历史意识不那么自觉或不那么分明的作品,对王彬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尽管他不甚看好“金庸那些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武侠小说”,还是非常耐心地逐一分析“金迷”们抬高金庸的荒诞不经的方式,真是“犁然有当于心”,所以我期待王彬彬将来有可能以他的敏锐和深细,对那些同样“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不一定是“武侠”但和“武侠”一样竭力发挥鲁迅所谓“中国的奇想”的私人小说、先锋文学、穿越文学,也能探骊得珠,发为餍心切理之论,岂不妙哉.
从文学中看见历史的纹理,除了历史研究的功底和文学细节的把握,以及文人心态的探究与追问,最后还须落实到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语言分析,最能见出王彬彬粗中有细的文学研究风貌.
盖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说法传入中国,又赶上所谓五四新文化“激进主义”在海内外不断受到反思和批判,新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急剧升温,一时间,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诸如此类纯哲学命题在文学批评界不胫而走,结构主义、叙事学、形式主义、“新批评”更推波助澜,在诗歌和小说研究与批评领域,语言分析的文章层出不穷,很快出现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语言研究甚至大有成为“学科”的趋势,围绕文学语言召开了不少“国际学术研讨会”.
但王彬彬全然不顾这些,他的文学语言研究体现了一贯的稳健扎实的作风.首先,他抓住鲁迅、艾青、赵树理、孙犁、汪曾祺、高晓声这六位作家的创作谈中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清理出一条作家谈语言的线索,再来对照他们以及同时代作家的创作,由此写出一系列结结实实的论文.这是极有眼光的,因为上述六位是真正的stylist,从他们的语言理论和创作实践出发深入分析中国新文学语言问题的来龙去脉,远比一开始就陷入语言学界的争论或哲学家如何如何、传教士如何如何、教育机构如何如何、报刊媒体如何如何,要直接爽快得多.有了这个高度再来研究铁凝、史铁生、阿城、刘庆邦、毕飞宇、阎连科、曹乃谦、鲁敏等小说的语言特色,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
最近王彬彬将他的文学语言研究文章结成一本《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出版,这是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一个切实的贡献.现在许多人都在谈文学语言,但像王彬彬这样实实在在研究几个作家的具体语言实践,裒辑成册,还并不多见.
《〈野草〉修辞艺术细说》是鲁迅研究一项突破性成果.《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回顾了鲁迅、胡风、茅盾以及王瑶、唐弢等人对萧红大致相同的评价,由此对照“女权主义”理论盛行之后萧红文学史地位不适当的拔高,在这个学术脉络中再来谈萧红小说的语言问题,切中肯綮,振聋发聩；其他谈赵树理、孙犁、汪曾祺、刘庆邦、阿城的语言也皆有独到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续三篇谈高晓声小说语言的文章,其中《高晓声的几种遣词造句法》写得尤其到位.所谓“顺势借意”“词语的仿用、翻造”“大词小用,小词大用,歪词正用,正词歪用”,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在对高晓声小说语言的细心调查的基础上一个一个总结出来的,一旦形诸文字,就如板上钉钉,成为不刊之论,而我们从中也可以见出王彬彬本人在文学语言分析上的特长,他对作家语言艺术妙处的独特解会.
未能对王蒙小说语言展开研究,是一个遗憾.其实王彬彬对王蒙并无多少成见,那篇谈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剖析刘世吾形象就很精到.但我觉得王彬彬对王蒙的整体文学成就估计不足,即以王蒙小说语言为例,固然有不足为法的过度夸张和缺乏节制,但王蒙所特有的语言、力求将一切都“说个六够”的极度繁复,不说别的,和王彬彬本人不惮辞费而务求详明剀切的文风,就多少有几分神似.“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这种精神应该适应于一切作家.前面提到王彬彬谈阎连科《四书》的文章就收在这本新书里.阎连科的创作,早期《耙耧天歌》《年月日》《日光流年》是一个阶段,此后《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炸裂志》《四书》接踵而至,似乎迎来了一个更加丰沛的井喷期,作家在每一本书中寻求突破的努力显然可见,但在作品的完成度上显然远不及早期那些代表作.恐怕惟有《我与父辈》算是阎连科晚近创作一颗沉甸甸的果实,因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有神来之笔,但绝对不是拜什么“神实主义”之赐,而是脚踏实地的创作必然会有的语言灵感.王彬彬分析阎连科语言,舍《我与父辈》而取《四书》,眼光未免被俗尘所蔽.另外我所欣赏的那篇《〈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不知为何没有收进这部新作.或许他自己也担心过于“偏激”了？其实不必.
《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这是王彬彬研究中国作家语言问题的“总结陈词”,但我觉得他的“快乐”不仅来自对作家语言的品味,也包括他自己写文章时所经历的语言创造的甘苦.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批评家写文章何尝不也是在“写语言”？看上去是批评家使尽浑身解数,只是编织理想中最能贴近作品的语言,实际上批评家也在寻找并试图融入一条适合于他自己思想情感的语言之路,犹如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小径,又如进入暗室,惊喜地摸到电灯开关那根下垂的绳子.王彬彬是有自己语言风格的,简单地说,就是努力走在一条中国人熟悉的安全平坦的大路上,回避少有人烟的荒径岔道.有人不明所以,不服气王彬彬剀切详明的文章风格,以为过于浅近,也过于辞费,甚至过于偏向口语.如果知道口语亦能锻炼得十分雅致,“雅言”也可以如口语般通达,说王彬彬是“口语体批评家”也无妨,前面说他为文总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总是给读者以“辞若对面”的感觉.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语言的地图上,条条道路通罗马,王彬彬走的是一条大路,可惜现在太喜欢标新立异,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作家一直行走的那条大路,我辈反而极少有人愿意再踏上去了.有人说他批评汪晖和蔡翔,是以咬文嚼字之名行派别相争之实,因此完全忽略他挑剔学术著作病句错字的诚意和深意.这实在冤枉,恐怕也是当代“学术”最大的悲哀.我辈不仅容忍甚至敬畏大量混乱虚空的“思想”,还容忍、敬畏甚至装模作样地一直这么欣赏着许多不知所云的“文章”.
王彬彬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章,方面甚广,用力甚勤,积累遂多,一一论列,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胜任.好在他论著俱在,功罪自有定评.这里尝鼎一脔,讲点个人看法,原本就不怕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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