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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孙惠芬写作《寻找张展》,
本文有关作品的引用,均出自孙惠芬《寻找张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熟悉孙惠芬的人都会有她将会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的预感.她所建构的“歇马山庄”和“上塘”的乡土文学一定会延伸到走出乡村后的第二代城市人的精神世界,而这一代人正是当下“90后”一代.孙惠芬的创作一直在寻求对城乡地域空间和城乡文化差异二元对立模式的某种突破,努力寻找二者之间千丝万缕和无法割断的联系.她所接触、感受、领悟、表达、反思的现实经验世界有着很大的深广度和包容性,大到我们栖身和成长的时代和社会,小到我们身边的一人一物.孙惠芬一直试图以笔拨开潜藏在纷繁杂陈背后的某种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本源——事物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她之前的创作更多关注“歇马山庄”和“上塘”这两个乡村世界的内部秩序及其外部联系,乡村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如何离乡入城,怎样弃城返乡；走出去和返回来的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付出了什么,遭遇了什么.穿梭于城乡间的人们在有形的物质层面和无形的精神层面时刻都处于重构中,他们在快速发展和急遽变化的社会中经历的“精神风暴”是孙惠芬小说始终关注的焦点.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步入平稳有序的发展期,城乡矛盾不再像之前城乡差距大和流动性差时那样显著,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孙惠芬的小说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由乡村转向了城市,由相对固化和与自己同龄的中年人的生活滑向了正在成长且充满变数的青少年身上,即“90后”这一代人的身上.
相对于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70后”和已经表现出相对稳定文化属性的“80后”,“90后”是正在成长和未定型的一代,他们的发展有较大空间,也有明显的未完成性.他们出生和生长在中国社会多元化和经济水平不断上升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没有“80后”一代对艰苦生活的残留记忆和大同小异的成长轨迹；另一方面,作为第二代独生子女,他们受到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更多关切和塑造,与父母一代的经历和思想观念也大相径庭.他们观念意识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一代人自身的问题,而是作为发展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精神变迁的缩影和注脚.他们是整个社会*观和价值观的聚焦之处,这种聚焦塑造着“90后”一代的观念,而他们的观念在未来也必将会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在《寻找张展》中,孙惠芬试图以一位作家母亲帮助儿子寻找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张展为线索来靠近和还原“90后”一代的精神成长史,并观照上下两辈人思想观念的碰撞与重构；通过思辨被贴上标签的“问题少年”和“问题父母”,以及普遍存在于中国家庭教育中的不加辨析的先验逻辑,呈现近年来中国式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种种症候和几代人精脉相连的立体图景.可贵的是,孙惠芬在这部成长主题的作品中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在精神维度上,始终以理解尊重和交流沟通的姿态切近人物与事件；在叙事维度上,则以抽丝剥茧的方式穿过繁乱混沌的生活表象,直逼人们习而不见的真相和真实,完成了又一次兼有“思想”和“体温”的写作.
一、有意味的形式
《寻找张展》的小说标题与文本结构是同构的,上部为“寻找”,下部为“张展”.上部是寻们眼中的张展,下部是张展个人的自述,上下两部构成了“寻找”的整个过程.“寻找”是小说的中心线索,它不但决定了小说的主题、叙事、结构,而且为小说设置了悬念和话题,有了质询和发现的意味.从叙事比重来看,下部大于上部；从叙事节奏来看,上部慢于下部.虽然有人因此提出上部叙事节奏上有拖沓之嫌,但在我看来,这是由小说整体结构及其叙事目的决定的.毫无疑问,寻找是一个不断发掘、发现,不断迫近、还原的过程,与张展敞开式自述的单维度和唯一性相比,上部的寻找不仅要涉及更多的人事,还要涉及更多的角度,艰难曲折和漫长不易本身就是“寻”和“找”的题中之义,更何况孙惠芬要寻找的不仅是张展个人的生活,更是“90后”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经历.
上部通过儿子的一个电话,拉开了整部小说“寻找”的序幕.“我”在寻找中,不断面对困难和遭遇矛盾,疑问接踵而至,真相扑朔迷离,不同信息、立场、心态呈现出一个差异巨大和立体复杂的张展.在申一申眼中,张展是他的偶像,“这个张展,是我见到的骨子里最倔强、最我行我素的人”；在大学辅导员眼中,张展是个“乌啦巴涂”、“爱戴毛线帽”、从不与人交流的特性学生；在父母眼中,张展是一个感伤忧郁、身在福中不知福、丢尽了父母脸面的孩子；在交换妈妈耿丽华眼中,张展是“一个恶魔,是一头不能控制的野兽,无药可救”；在特教学院老师眼中,张展是一个有耐心、有爱心,极具绘画天赋和业务精湛的教师.这个在人们印象中,既叛逆、无情、滥情、不学无术,又体贴、温情、通情达理,兼有“魔鬼”和“天使”双重形象的张展,令“我”陷入了巨大困惑中,也激起了“我”对生活更多的怀疑和好奇,引发了“我”对一代人成长和自我更深层次的凝视与反思.“我”由此闯入了“90后”的生活世界与精神空间,这里有儿子高中时期所经历的感情痛苦,有闫姐夫妇对儿子鲍远的放任式教育,有祥云对女儿非常态的爱和对生活的怨恨,还有流浪女孩儿月月、热爱美术的发廊女斯琴、以卖豆饼为生的黑脸男孩儿等人的遭际.
在“寻找张展”的过程中,寻找者“我”与儿子、教师、官僚的对话和辩论,呈现出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人对“90后”一代的各类认知,以及现阶段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隔膜、冰冷、功利等被遮蔽和习焉不察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当“我”意识到儿子所遭受的困惑与痛苦,是“我”这个自以为了解儿子的母亲丝毫没有察觉时,“我”所有的感性情感和理性思考彻底被唤醒.此时,“寻找”不再是事不关己和外在于我的勘察,而变成了“我”与“90后”精神世界的融合与互动.“我”试图找回的不仅是张展和“90后”的生活,还有那些被错过、丢失、忽略的父母子女间的真挚情感.
小说的下部是张展的自我揭谜,因为是他的个人讲述,所以一气呵成,内容紧凑,情感充溢.当“我”最终见到张展时,张展并未与我交流,而是以回信的方式诉说了自己的心灵史和成长史.这种类似于书信体的叙事方式显然是特别的和有意味的.孙惠芬没有以“我”与“张展”的交流来呈现这一切,是因为与零散、随机、口语化的对话相比,书信更为连贯、系统、完整,更有利于心灵世界和成长轨迹的全面揭示.在张展提供的“我的童年”“我的绘画”“我的转学”“我的爱情”等线索中,不仅呈现了张展真实的内心世界,而且表达了他不断反思自己家庭中的种种问题.信是张展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是他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和解的开始.在这封信中,寻找的主题向纵深延续,只不过是寻找的主体由“我”变成了“张展”.他找寻着失去的父母亲情,找寻着从未了解的家族,找寻着真实的父亲,找寻着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寻找中,张展不断地丰富和成熟,他不仅意识到父母对自己的不解,也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隔阂——“我们的父亲,从没试着了解我们,我们也从没试着让父亲了解”.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
孙惠芬在上下部中使用的相异叙事策略,让“寻找”主体的切换贴切自然、精巧机智,下部既扩大了叙事表现思想心灵的深广度,也与上部构成了对比与互补,但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更接近真实,正如作者所说,“觉醒就在寻找中发生了”.舒晋瑜：《孙惠芬：觉醒就在寻找中发生》,《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22日.
二、代际的隔阂
在有关张展的双向寻找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毫无疑问是充满隔阂和痛彻心扉的亲子关系,这本应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支离破碎、遍体鳞伤,两辈人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这自然来自于双方的隔阂与误解,但根源则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分歧,是世俗功利与心理诉求的冲突.
张展的父母是由“乡”入城的“奋斗者”和“成功者”,由于无法兼顾事业与家庭,张展小时候就被寄养在姥姥家,这在“90后”家庭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张展父母的奋斗历程一直被商业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挟,他们的价值观也自然打上了与之相关的深刻烙印,这是其与张展心灵价值的对立焦点.张展父母完全以现实得失和利害关系为原则处理亲情关系,以利益驱动的方式达到其兄弟姐妹帮助照顾张展的目的,以自家得失为准则处理小梦梅的车祸.与此同时,为了不让张展沾染农村文化,母亲强行切断了他与乡下族亲的联系,少准他去大槐树家乡看望爷爷、奶奶,偶尔回乡也不准吃饭；即使他喜欢烙土豆饼,母亲也以它是“穷滋味”而粗暴干涉；将他转学到大连读书,动用关系为其找了一个形式上的“交换妈妈”.这些做法显然与张展秉持和追求的情感逻辑与心灵价值背道而驰,在他看来,父母是冷血和自私的.这不仅是张展一个人的感受和处境,而是具有某种代际的普遍性.正如张展的同学所言,“我们的父亲都算事业有成,我们都在小时候被一心奔事业的父母关进小黑屋,我们都在享受父母给予的物质和权力的同时,精神上承受着父母关爱的缺失”.为了释放压抑和寻求情感价值,拒绝与父母沟通和浸泡在自我世界成为很多少年唯一的选择.张展逆反和叛逆,离家出走,与流浪女孩儿做朋友,还迷上了画画和做土豆饼.他无法与父母沟通,父母同样难以理解张展.他们不明白孩子为何离经叛道和不明事理,为何无视他们的良苦用心和精心培养.
《寻找张展》对“90后”家庭生活中代际隔阂的反思也伴随着文化反省,其主要指向长幼关系的不平等和家长的专制主义作风.中国式家长除了有普遍的“唯我独尊”的意识之外,还常为孩子设定成人化和功利化的高难度成长路线与人生目标,作为唯一的价值,它不仅高蹈难以实现,而且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儿童成长的特殊需求和个体化的精神诉求.导致张展与父母决裂的父辈价值本位主义倾向普遍存在于中国家庭中,身为叙事者的“我”在找寻张展的过程中,震惊地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张展父母同样的作风.“我”也曾粗暴地干涉了儿子的个人爱好,并为了自己的前途将他寄养在亲戚家里,以致于儿子反复声讨,“我向你讲这些,是想让你了解我的思想,并不是让你管我,也不是想让你为心！……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正是“90后”一代对父辈强加给他们的管束和观念的拒绝.
孙惠芬在作品中揭示了“90后”一代的价值观念与生活准则,这种揭示一方面围绕着张展及其同龄人的感受展开,另一方面也围绕着他们父辈一代的生活理想与行为方式展开.“90后”的父辈基本上是“60后”一代,这代人今天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他们是艰苦奋斗的一代,他们体味过物质生活从匮乏走向富裕,个人事业从平凡走向成功的艰辛不易,加之社会风气中物质主义中心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大半生都消耗在对权力、金钱、地位的向往与追求中,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快乐、爱好.张展的父母认为,张展所热衷的绘画不过是小混混从事的不入流的职业.这已经不是功利与偏执层面的问题,而是人性意识与人生观念的残缺——“确有一种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艺术为何物,不知道在所谓的知识之外,还有更宽广的东西,它们和美有关,和内心有关.他们似乎只有升官,从没有内心”.在作者看来,这种残缺是“90后”父母一代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所处的历史环境造就的,他们是被这种观念教育出来的,也是观念的受害者.孙惠芬在反思“90后”的家庭教育时,虽然给予了“90后”父母一代的价值观以大尺度的反思,但是仍然秉持着理解与同情——“我们养育孩子的年代,千千万万个孩子都走在一条独木桥上,没有家长会允许孩子抛弃书本向生活学习；我们养育孩子的年代,西方文明犹如洪水猛兽,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冷眼昭示着进步”.
三、缺失与弥合
在《寻找张展》中,孙惠芬不仅试图接近“90后”的精神世界以及家庭代沟的真相,也对包括自己在内的“90后”父母一代人乃至所有国人观念缺失予以正视.
在孙惠芬看来,张展与父母的失和,父母是主要责任承担者,他们给成长中的张展心理上造成的最大冲击就是完全实利性的生活观念,这种实利性的生活观念代替了真情实感成为亲人间交往互动的基本逻辑,而当这种隐秘的原则完全暴露在渴望真诚纯洁的少年张展面前时,他彻底地震惊和失望了.张展父母的“爸妈不当个小官,你能捞着在姥姥家住？你舅舅舅妈还不反了天？！爸妈不当个小官,你舅妈能让你舅舅天天围着你转,送你上学？！”这种观念,呈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真相.这个生活法则的制造者并不是张展的父母,也不是张展父母的家族,而是从历史深处绵延而来的.它真实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运行秩序,家庭*关系的依赖性与实用性,在人情化社会中又显现出它的虚伪性和功利性.家庭成员关系的本质是索取和被索取、交换和被交换的关系,这种在成年人看来早已是生活前提与历来如此的存在,对涉世未深和童心未泯的张展而言,却意味着亲情的淡漠和诗意的丧失.
造成“90后”一代对父母认同感差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化人格中的“社交人格”与“真实人格”的落差给青少年带来的关爱缺席与情感缺失,这在祥云母女关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外边,有着月牙般充满笑意眼睛的祥云在人前出现时总似一朵蔚蓝祥和的白云；在家里,祥云则是笑意全无,甚至表现得冷若冰霜和暴躁无情,以致成为女儿眼中的“疯子”：“她把所有的阳光都给了外面,回到家就是个疯子.你知道吗,从小到大,她除了管我打我骂我,就没说过一句温暖的话.我犯了错,她把我关在屋里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在女儿看来完全是失常的精神状态在祥云看来确是本应如此的——“我冲外人笑,是外人跟我没关系,她是我孩子,她爸是我丈夫,跟我有关系,我对他们好,当然不给他们好脸儿”.这是中国人人格的常态,即在社会交际环境中极力表现出社会性人格,以积极的人格和人性营造愉悦的交际氛围和人际关系,而在非社交环境中则表现出人性的随意性,甚至常常会任由消极人格和人性的泛滥.“和没关系的人在一起是一朵祥云,和有关系的人在一起就是疯子”.这种成年人已有较高认识力和适应力的中国式人格的存在方式,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家庭关系的当事人来说,意味着虚伪变态和不公平.
《寻找张展》这个作品表面上是寻求“90后”与父母两代人的沟通和理解,更深层则流露出“90后”文化价值观重构的迹象和努力.作品中,与其说“90后”一代抗拒的是父母的精神结构和生活逻辑,还不如说是表现出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改造与诀别的姿态.《寻找张展》文化重构的努力集中表现在张展一代人由决绝走向适应,由叛逆走向成熟的精神历程上.7岁的张展虽然一直在断裂的和缺少关爱的家庭中生活,虽然有过彷徨和痛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颓废、堕落,反而生出一种自信,他不断为生活和成长寻找某种支点.父亲遭遇空难后,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虽然已失去了当面与父亲交流的机会,但他依然用画作表达自己对父亲的认知与理解.而“我”在寻找张展的过程中,逐渐靠近“90后”的精神世界,发现他们已经学会应对冰冷和残酷现实的能力.面对“我”对当下高等教育机械化的抱怨时,儿子却说,“没有人关心你经历了什么,更没有人关心你在想什么……大学只提供你科研资源和学术资源,怎么利用这些资源,是你自己的事”,“这就是大学,沟通的主动权不在学校,而在学生”.“90后”一代能从对父辈秉持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反感和抗拒的精神扭结中挣脱出来,既没有不假思索地完全认同和照单全收,又没有放弃以自己的方式去沟通和理解,既彰显了文化的适应力,也体现了文化的改造力.
结语
《寻找张展》的结尾颇有意味,当“我”在电脑上读完了张展所有的来信后,信件突然消失了,屏幕一片空白.这些信是否客观存在过已不可知,来信的有无与信中所言真实与否也都不是关键.寻找的“过程”显然比“结果”更重要,结果是唯一的,而过程则时刻伴随着发现与反思,后者不但是个人成长的印痕,也昭示着文化的更新.
〔本文系吉林大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T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文淑,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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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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