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聊斋志异鸲鹆》中的侠义精神，该文是聊斋志异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聊斋志异鸲鹆》和侠义精神和侠义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小说《鸲鹆》展现出丰富的侠义精神内涵,它讲述的是一只八哥为了挽救贫困的主人,假装将自己卖给“王”,骗得十金后与主人远走高飞的故事.与一般的侠客不同,《鸲鹆》塑造了一个在义阿与利的冲突下坚持道义的侠,其外在形象是鸟而非人,它的机智巧诈也与普通的侠客截然不同.但是,正是这种差异性赋予了《鸲鹆》独特的艺术魅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商业*逐渐兴起的背景下的新的侠形象,并将这一形象深深地嵌刻在民间社会多样复杂的立体环境中,实现了艺术与现实的统一.
关键词：聊斋志异；鸲鹆；侠义；侠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鸲鹆》是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第七卷中一则故事,讲述的是一只鸲鹆（即“八哥”）为了挽救贫困的主人,假装将自己卖给“王”,骗得十金后与主人远走高飞的故事.《鸲鹆》的篇幅不过三百余字,是一篇极短小的作品,在铸雪斋抄本中明确记载为“毕载积先生记”.毕载积是蒲松龄的好友,曾在秦晋之地为官,这则故事是毕载积听来并草创的,蒲松龄对其进行了润饰,在收入《聊斋》时特意提到了好友的名字.与其他聊斋故事相比,《鸲鹆》的情节较为简单,人物形象也颇为单薄,一直以来,研究者和评论者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度远不及《婴宁》《花姑子》等名篇.1985年,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阐释了《鸲鹆》小说的结构主义特征,在他看来,《鸲鹆》表现了丰富的文学主题,包括人性、自然、金钱、统治、友谊等等,他将《鸲鹆》看作是一个“寓言”,“说明怎样利用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武器来返回自然或自然的文化” ［1］98.詹姆逊对《鸲鹆》的解读确实为我们理解小说打开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因为他将结构主义的客观研究方法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跨文化、跨时代的立场出发,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这部作品,为我们分析和阐释《鸲鹆》及其他聊斋故事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资源.在以往,对于《鸲鹆》的评价主要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比如张友鹤、王士禛、但明伦、何守奇等人的评论,他们所着眼的主要是鸲鹆为主人赚得黄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相比之下,詹姆逊的思考和解读要开阔得多.但另一方面,詹姆逊的解释又明显地存在着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的弊端,关于文化与自由等主题恐怕并不是生活在17世纪旧中国的蒲松龄能够想到的,正如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中所批判的,詹姆逊“从抽象出发的文本分析把握不好,极易消抹作品的文学特征,得出令人难以接受的另样结论” ［2］5－18.
本文认为,詹姆逊对《鸲鹆》的解释之所以既新奇又怪异,原因在于他不曾从中国小说的传统出发,而是采用了一种完全旁观的、外来的立场.《鸲鹆》中的八哥与主人之间的友谊并非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同性情谊,而是一种“恩”与“义”结合的侠义感情,如果将这种感情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侠义精神”中看,就能真正读出小说的深层意蕴.
二、《鸲鹆》中侠义精神的表现
余英时先生在《侠与中国文化》中曾经指出：“‘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 ［3］562 虽然西方有“骑士”和“武士”,但与中国的“侠”却有明显的不同,他进而指出：“‘侠’的主要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 ［3］566 这里所谓的精神气概,是指一种慷慨悲壮、正义凛然的威严和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侠”是一种人生境界和生命状态,而不是武功与暴力.中国文化中有“儒侠”“侠节”等词,这些词语的存在,证明人们并非以武力作为衡量“侠”的标准,而是以其行为背后的正义性的动机为依凭的.但另一方面,“侠”所秉持的正义又并非“公义”,而是“私义”,是一种民间的、个人之间的“恩义”.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是第一部将“侠”搬上正史舞台的著作,其中有所谓“布衣之侠”“闾巷之侠”,都证明了侠与民间社会的复杂关系,而《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则印证了“侠”与正统法制之间的冲突与张力.《鸲鹆》中的八哥形象完全符合上述关于“侠”的界定,虽然它是一只鸟而不是人,但它知恩图报、颇有“侠节”；它的行为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却完全合乎民间社会的“道义”逻辑.具体来看,《鸲鹆》中的侠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重义轻利的“侠气”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鸲鹆》中的八哥显然是在实施一场诈骗,王用十金购得了八哥的所有权,但这只八哥却违背了既定的“购买合同”,私自返回原主,让王蒙受了经济损失.这种看法将八哥变成了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一个毫无信用可言的骗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八哥如此行事,它自身所遵循的逻辑却并不是以上的“商人信用”,或许在它的眼中,正如詹姆逊所说,王是一个“反人”（inhuman）,是八哥与主人之间的自然亲近关系的破坏者.因此,八哥绝不会考虑王是否得利的问题,而首先关注的是它与主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小说一开篇就强调了主人与八哥之间的关系“甚狎”,而且,主人此时处于“资斧已罄,其人愁苦无策” ［4］203 的艰难境地.正是在这种困境面前,八哥的侠义精神表现出来,它宁愿牺牲自己,来为主人筹得归路之资.在危难之时选择同舟共济,甘愿以自己作为牺牲,成全他人,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称颂的“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5］125 的侠客精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舍生赴死,救人危难的“侠客”层出不穷,《史记》中的荆轲,唐传奇中的聂隐娘,《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提辖等等,蒲松龄的《鸲鹆》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这种重义轻利的侠客精神在《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中都有体现,比如《侠女》中侠客女子勇敢为父报仇；《聂政》中写聂政化为鬼神复出,为民除害；《崔猛》写崔猛为了替朋友报仇,抗击匪寇.可见,侠义精神始终贯穿在《聊斋志异》的众多故事中,因此,《鸲鹆》小说的侠客情结也就不难发现了.
2.知恩图报的“侠节”
当主人遭遇危机时,八哥是自由的,它可以自由选择帮助他,或飞走不帮.八哥选择伸出援手.从动机来看,《鸲鹆》的开头已经点明,八哥是主人所养,主人“教以语言”,使得八哥具有了吸引人的本领.可见,主人是八哥的恩人,八哥选择出手相助,主要原因是它与主人之间的施恩与报恩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王与八哥的关系却是寡恩的,王与八哥之前并没有深厚的情谊,虽然王对八哥的各种要求皆予满足,但毕竟只是将八哥当做一个玩物,而且是关在笼子里的玩物,如果不是八哥装作要沐浴,它便会永远被囚禁,成为王的宠物.从王与主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主人并没有将八哥看作自己的财物,而是伙伴关系,“出游必与之俱” ［4］203 .因此,在王与主人之间,八哥并没有选择前者,即使八哥选择前者就意味着锦衣玉食,但选择后者,则是对一种“报恩价值”的体认.我国明代的少儿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曾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人们经常使用的俗语,可见,“报恩价值”是多么得深入人心.报恩的行为是被动的,是首先收到某人的恩惠,然后在恰当的时候将这种恩惠回报给施予的人,然而,所谓的“涌泉相报”证明了报恩行为并不是一种交换行为,更深层地看,报恩是对他人心存感激,进而不惜代价地回报施恩者.报恩不是功利地、理性地,而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八哥的报恩行为就是这样,虽然在提出建议时,八哥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事情并不一定按照它的计划发展,为了报恩,它不得不将自身置于险境.从报恩的角度看,八哥的行为充满了侠客的精神,正如卢照邻的诗歌《刘生》中所写的“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这种为了恩义而牺牲自我的精神,直接与中国文化中的侠义精神相通.
3.锄强扶弱的民间正义逻辑
在《鸲鹆》中,主人与王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深陷在贫困当中,不得不变卖自己钟爱的鸟,后者则可以毫不吝惜十金,果断地买下八哥,还为它“呼肉啖之”“金盆贮水” ［4］203 ,可谓奢华至极.从二者的对比中不难看出王与主人巨大的贫富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八哥骗王的行为便带有了一丝“劫富济贫”的意味.抛开八哥与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看,八哥骗得的钱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他人牟利,是为了帮助弱者.八哥的行为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均贫富的理想模式,在一个存在阶级差异和贫富分化的世界,已经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着破坏性的力量,他们不仅是促进社会革命的动力因子,同时也成为了寄寓百姓的理想情感的精神依托.八哥的行为看似是一种欺诈,但在民间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对人人有其食的社会理想的寄托呢？
4.友谊与自由
侠义之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由的友谊.如果我们将侠义之情与宗教感情、亲情、爱情相比,就能看出侠义之情的特殊之处.宗教感情和侠义之情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指向一种“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平等与自由,但不同之处却在于,维系宗教感情的是对神的共同的崇拜,是基于相同信仰的价值体认,而侠义之情则与“恩”“仇”相联系,侠客追求的是一种道义担当,同时也是对自由意志的守护.侠义之情与亲情不同,亲情有着先天必然性,与血缘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父母之爱子,乃是一种天然地,近乎本能的感情,而侠义之情则是自然选择的关系,侠客与被助者,侠客与侠客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友谊关系.侠义之情与爱情也不相同,爱情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使两颗灵魂之间发生共鸣,而纯粹的侠义之情则是“君子之交”,是不图回报的.虬髯客善望气故不与真天子争位,聂隐娘化药为水,真正的侠客往往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鸲鹆》中的八哥便是如此,王的善待是以牺牲自由为条件的,虽然是衣食无忧,却被囚于笼中,终究比不上和主人在一起的自由和亲密无间的友谊.正如陈平原所说：“游侠不同于求职谋生的浪子游士,其漫游并非出于形而下的生活需求,而是追求人类平等这一崇高而渺茫的理想.” ［6］235 从这个角度看,《鸲鹆》中的八哥从笼中振飞,便全然是一个追寻自由的侠士意象了.
三、《鸲鹆》中侠义精神的特点与价值
从侠义的角度看《鸲鹆》,其艺术特征是极其丰富的,这是因为,在蒲松龄笔下,《鸲鹆》的侠义性并非完全以正面价值出现的,也就是说,蒲松龄用《鸲鹆》的短短三百余字,展现了一个民间的充满张力和矛盾的“侠”的形象.
1.《鸲鹆》中侠义精神的特点
总结起来说,《鸲鹆》中的侠义精神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殊性,这四个特殊性使得《鸲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对侠的固化了的表达模式.
第一,《鸲鹆》表现了商业社会中的侠义精神.明清时期的市民经济和城市商业已十分发达,《鸲鹆》中有两处描写间接表现了一种逐步完善的商业文化开始在社会中崭露头角.一处是八哥在危难之中,提议将自己售出,并主动在街市上表现异能,招徕顾客,与王商定.一处是小说结尾,写主人“携鸟在西安市上” ［4］203.这不禁使读者陷入了猜测之中,是否主人与鸟又在别处“故技重施”？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再次出现了“市”,表明一种商业化的行为方式已经不再陌生了,“市”具有自由和交换的双重含义,主人与鸟在市中的自由,正与笼中之鸟相照应.因此,与古代史传文学中的游侠、唐传奇中的侠客不同在于,《鸲鹆》中的侠义精神被放置在了一个商业逻辑的大背景下.
第二,《鸲鹆》表现了侠义精神与契约精神之间的冲突.《鸲鹆》问世后,评点者从道德角度对八哥的巧诈行为进行了批评,如何守奇的评论：“鸟诈,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7］398 这类评论的出发点都是从道德*的角度对八哥违背诺言的行为的评论.一方面是主人与鸟的亲密关系和劫富济贫的侠义担当,一方面是信守承诺的契约精神,这两种价值都是传统社会中十分强调的,特别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交换的频繁进行,契约精神开始超越传统的“信义”的*要求,具有了更多的制度性内涵.《鸲鹆》之所以在评价者那里得出了另类的解读,原因就在于二者的张力和冲突是明显的,虽然八哥选择了侠义,放弃了与王的契约,但后者依然作为一个潜在的十分强大的价值约束,存在于读者的心中.
第三,《鸲鹆》提供了一个另类的“侠”的形象.作为“以武犯禁”的勇士,自古以来,侠客都与暴力和武功紧密相连.司马迁笔下的聂政、荆轲,《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无不勇武有力,身怀利器.但在《鸲鹆》中,侠义精神被赋予了具有人性的动物,这在以往的叙事文学中并不多见,是作者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完美体现.《鸲鹆》中的八哥是一个另类的侠,它具有鸟的外表,其智慧却比人还要高明；同时,它还具有狡诈、机巧善变的特征,在与王的博弈过程中游刃有余；它对待主人却又极其忠诚,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主人.将这些特点集于一身,八哥的形象便鲜活生动起来.
第四,《鸲鹆》展现了一个机巧狡猾的“侠”的形象.在其他史传文学或小说中,侠客的形象通常都是正义凛然,刚正不阿的.因为在侠的身上附带着作者和读者对公正和节义的期待,读者渴望看到一个新秩序的缔造者,一个打破压迫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先驱.然而在《鸲鹆》中,这样的期待没有被满足,八哥被囚于笼中时,不过是王的玩物,除了会说话逗人开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在与王的对抗中,八哥能够取胜的关键在于它的智慧和巧诈,这是一个新的侠客形象,与以往的侠是完全不同的.
从以上的总结可以看出,《鸲鹆》展现出的侠义精神与一般意义上的“侠”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主要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鸲鹆》的篇幅十分短小,作者要用三百余字讲述一个完整的,甚至是起伏跌宕的故事,这本身就极具挑战.因此,文本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就比较少了,比如主人的名字、长相和细节、动作等,读者都无从知道.当然,这也给了读者无限的讨论和想象的空间,并且使小说具有明显的寓言性,它要求读者跳出对情节和细节的追问,而更加关注故事的内涵与教益.其次,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深入地改变中国文化的走向,其对社会思想、市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蒲松龄的写作不是一种纯粹的士人文学,而是深深地扎根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他对新兴的商业文化并不陌生.事实上,在《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甚至写出了一个花妖做生意的故事,还提出了“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4］536的观点,从这个角度看,在《鸲鹆》中出现一个介于侠义与利益、契约之间的八哥,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使得《鸲鹆》成为一篇独具特色的侠义小说,在中国小说文学史和侠文化史上,《鸲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2.《鸲鹆》中侠义精神的价值
《鸲鹆》反映的是一个具有冲突性和矛盾性的侠的形象,在八哥身上,既体现出传统侠客的那种不怕牺牲,知恩图报的价值观,同时,作者又特意将它放在一个具有冲突和对立关系的情节结构中,去考验、反思和追问这种传统价值的意义.信用和契约也是中国传统价值的一部分,但在不得不面临选择时,八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用“义”去替代“信”,并最终使难题得到解决,收获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为了强化这一选择的正当性,作者又在王的身上加上了贫富差距和剥脱自由的限制条件,在主人身上附加上了友谊和自由.这使得八哥的选择所具有的侠义精神内涵部分地被遮盖起来了,但另一方面,它又使这种侠义精神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其所包含的选择性最终确认了侠义精神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鸲鹆》同时塑造了一个逾越规范、逍遥自由的侠客形象.侠义精神、侠客形象本来就是民间社会的产物.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都具有混杂性的特征.一方面,民间文化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可以不断从生产实践领域和精英阶层获取灵感和想象力,它所展现的奇异绚丽的民间社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庙堂文学的典雅庄正形成了鲜明对比,表现了普通百姓对自由的渴望、对正义和平等的追求、对压迫与不公的反抗.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同样是藏污纳垢之所,奸诈狡黠的八哥是民间社会的一员,它与主人长期混迹在闹市之中,在八哥身上不仅体现了侠客的义气,同时还体现了商人的精明.虽然它对主人的情谊是忠诚恳切的,但无论如何,他帮助主人化险为夷的方法并不为人称道,特别是对于正统*观念的守卫者来说,八哥的行为是无信义可言的.但民间社会就是如此,善恶交织、正邪一体,民间社会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蒲松龄用八哥的形象将民间社会的真实面全面地体现了出来.
从文学价值来看,《鸲鹆》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侠的主题,体现出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精准掌控语言的能力.短短三百余字不仅完整地铺展出了一个颇为曲折的故事,而且带给了读者无尽的思考和想象.全文主要是用语言和行为的描写构成的,作者并不着力于塑造人物的细节、性格,而是为了打磨一个故事,因而作者大刀阔斧地削减各种修饰,仅仅展现出一个故事的情节结构,这使得整篇小说具有了寓言的特质,它带给读者的道德追问和理性思索要远远多于单纯的审美价值.
四、总结
综上所述,小说《鸲鹆》展现出丰富的侠义精神内涵,设计救主的八哥可谓是一个奇特的侠客,它与主人之间具有深厚的情谊,为了报答主人的恩情甘愿冒险将自己出售给王,虽然采用诈骗的方法赚取了王的钱财,但其欺诈行为又包含着毫不为己,劫富济贫的“侠盗”精神.与一般的侠客不同,《鸲鹆》塑造了一个在“义”与“利”的冲突下坚持道义的侠,其外在形象是鸟而非人,它的机智巧诈也与普通的侠客截然不同.但是,正是这种差异性赋予了《鸲鹆》独特的艺术魅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商业*逐渐兴起的背景下的新的“侠”形象,并将这一形象深深地嵌刻在民间社会多样复杂的立体环境中,实现了艺术与现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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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 莹）
括而言之,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写作《聊斋志异鸲鹆》和侠义精神和侠义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聊斋志异本科毕业论文聊斋志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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