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沪港通机制能够降低企业盈余管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该文是盈余管理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跟盈余管理和港通和模型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7—2016年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测试了“沪港通”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 “沪港通”机制的开通有效地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沪港通”在审计质量相对较低的、分析师跟踪更少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低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对于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 “沪港通”机制同样可以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说明“沪港通”机制具有优良的公司治理效力.本文映证了“沪港通”机制的公司治理效用,揭示了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效用.
【关键词】“沪港通”机制；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
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主要文献回顾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Scott,1997).大量早期研究探讨了盈余管理的动机,涵盖了管理层自身因素(Guidry等,1998)、满足契约要求(Sweeney,1994),以及外部的税收制度因素、资本市场收益等诸多方面的动因(祁怀锦、黄有为,2016).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机制正式开通,作为我国联通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首次尝试,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沪港通”机制的市场反应、供求冲击、市场联动以及A-H股票溢价等问题的探讨（严佳佳等,2015;闰红蕾、赵胜民,2016;徐晓光等,2017）.不同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本文以盈余管理问题为切入点,借助“沪港通”机制的推出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对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公司治理效用进行研究.
(二)研究假设
“沪港通”机制的开通,不仅实现了两地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同时也意味着内地股票市场与香港联合交易所管理规则与监管规范的逐步接轨.对于内地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方面,“沪港通”的开通,可以为内地资本市场引入更多理性投资者(刘少波和杨竹清,2012),作为公司价值分析的基础,公司会计信息必然受到更多关注.并且,来自香港市场的成熟投资者,具有相对更高的专业分析能力,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余操纵行为被发现的可能(高雷和张杰,2008),从而对试图进行会计信息操纵上市公司形成施压,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沪港通”机制引入内地市场的投资者,由于香港资本市场相对更加严格的监管规范与执法机制,对公司诚信度和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更高,故而对盈余操纵行为的容忍度相对更低(Baeet al.,2006; Bae et al.,2008;刘少波和杨竹清,2012).例如,上市公司财报等未如实披露财务信息,导致香港投资者出现人为的“失信损失”,则投资者将遵循在香港市场的反应惯例毫不犹豫地起诉内地上市公司.因此, “沪港通”的实施也有助于强化盈余操纵行为的监管与惩罚机制,从而约束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沪港通”机制的开通有助于约束标的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标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为了对“沪港通”的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讨论,也为上文结论提供进一步佐证,本文将基于公司审计质量、分析师跟踪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检验.
1．审计质量
上市公司的审计活动作为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监管手段,高质量的审计有助于约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高质量的审计更容易发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错报或违规,更有效地制约公司管理当局的盈余操纵行为(Becker etal．,1998).若前文逻辑成立,则在高质量审计的公司中, “沪港通”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空间被压缩,而在未经过高质量审计的上市公司中,“沪港通”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故而本文预期“沪港通”机制与审计质量在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效果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的相互替代关系,即相比审计质量较高的公司,“沪港通”在审计质量相对较低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推断：
假设2：相比审计质量较高的公司,“沪港通”在审计质量相对较低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
2．分析师跟踪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外部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信息分析与发掘角色,通过其专业的分析与预测活动,可以及时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操纵行为,从而起到外部监督作用.分析师的专业能力,有助于发现公司会计信息操纵等不当行为,并向投资者披露,从而起到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作用(李春涛等,2014).若前文逻辑成立,则本文预期“沪港通”机制与分析师跟踪在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效果呈现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即相比分析师跟踪较多的公司,“沪港通”在分析师跟踪更少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推断：
假设3：相对于分析师跟踪较多的公司,“沪港通”机制在分析师跟踪更少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
3．机构投资者持股
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活跃参与者与成熟投资者,其股权地位的提高使得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的规范与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角色,对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使得机构投资者得以在抑制公司盈余管理方面发挥出积极的监督效应(高雷和张杰,2008;汪玉兰和易朝辉,2017).若前文逻辑成立,则本文预期“沪港通”机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在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效果呈现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即相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沪港通”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低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推断：
假设4：相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 “沪港通”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低的公司中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更明显.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为保证制度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本文关于“沪港通”机制的研究样本为2007～2016年间所有沪市A股数据样本.1基于初始研究样本,本文进行了如下的筛选和处理：(1)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和报表结构与其他行业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按照前人研究的一般处理方法,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年度行业内少于10个公司的行业样本,保证盈余管理指标构造的可靠性(Dechow等,1995)；(3)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4)为排除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8 060个公司一年观测值.
(二)变量的选择与度量
1．盈余管理程度(DA)
借鉴Dechow等(1995),本文采用操控性应计项目(Acc)的绝对值度量公司盈余管理程度(DA).首先运用模型(1)进行分年度、行业回归：
其中,TA为总应计项目,它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净流量；Asset为资产总额；△SALES为销售收入的变动额；△REC为应收账款的变动额：PPE为期末固定资产.
2．双重差分(DID)模型虚拟变量
(1)时间虚拟变量(Time)：标志“沪港通”机制开通与否的虚拟变量.由于“沪港通”机制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开始交易,本文变量为年度指标,因此时间虚拟变量(Time)以2014年末为划分时点,即2014年末及之前年度Time取值为O,之后年度取值为1.
(2)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标志是否为“沪港通”标的A股的虚拟变量,上市公司股票为“沪港通”标的则取值为l,否则取值为0.由于“沪港通”机制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开始交易,本文变量为年度指标,因此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取值以2014年末、即2015年初标的信息为准.为保证本文主要结论的准确性与稳健性,本文剔除了标的资格在之后样本区间内有变动的样本.
3．审计质量(Big4)
本文采用是否为四大审计虚拟变量度量审计质量,当公司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四大审计时,Big4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O.
4．分析师跟踪(Analyst)
本文选用上市公司i在第t年分析师进行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的数量总和进行对数化处理后的数值来衡量分析师跟踪.
5．机构投资者持股(Inshare)
机构投资者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公司总股数.
6．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 Vmiable)
借鉴已有研究(杜兴强等,2017),本文控制变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
本文以“沪港通”标的股票作为处理组,以其他非标的沪市股票作为控制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沪港通”机制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对于控制组的选取,本文还以倾向评分匹配方法(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3)检验前文假设1,即“沪港通”机制的开通是否能够有效地降低标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模型具体构造如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3报告了本文假设1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所有表格回归均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表3的回归结果说明,“沪港通”机制的开通有效地降低了标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表4报告了采用公司审计质量(Big4)进行分组的DID回归结果.为节省篇幅,下文中采用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将以Control Variables项的标注替代具体回归结果的报告.由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低审计质量,即非四大审计的组DID回归结果中,Treat×Time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采用四大审计的组DID回归结果中Treat×T1m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
表5报告了采用公司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的中位数进行分组的DID回归结果.由表5的回归结果可知：公司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相对较低的组的DID回归结果中Treat×Time的回归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相对较高的组的DID回归结果中Treat×Tim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
表6报告了采用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hare)的中位数进行分组的DID回归结果.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hare)相对较低的组的DID回归结果中Treat×Time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hare)相对较高的组的回归结果中Treat×Tim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4.
四、进一步分析
真实盈余管理是指企业利用构造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与利用会计方法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活动相比,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更为隐蔽不易察觉.因此,当公司利用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受到限制或成本较高,可能转而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纵(Cohen等,2008;李增福等,2011;龚启辉等,2015).本文基本假设部分主要探讨了“沪港通”机制对应计盈余管理活动的抑制作用,那么,对于隐蔽性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沪港通”机制是否仍然可以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呢？
“沪港通”机制能否有效地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虽然“沪港通”机制引入了更加严格的规范要求与更有经验的投资者,但真实盈余活动由于的确存在真实交易行为,其隐蔽性更高,被察觉的难度更大.因此,真实盈余活动的隐蔽性特征加大了“沪港通”机制有效抑制公司真实盈余活动的难度.另一方面,公司可能在利用会计方法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受限时,转而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进行盈余操纵(Cohen等,2008;李增福等,2011;龚启辉等,2015).这可能导致受到“沪港通”机制约束的上市公司转而替代性地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这样一来,若“沪港通”机制的监督效力不足,则标的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反而会出现“不降反增”的现象.因此,尽管“沪港通”机制能够有效制约公司采用会计方法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活动,但是其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一)测度真实盈余活动分项指标
本文采用Roychowdhury (2006)、Cohen等(2008)的研究方法,构造真实盈余的度量变量.借鉴Roychowdhury (2006)的研究,本文首先从3个方面测度真实盈余活动,分别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分年度、行业的回归进行度量,具体如下：
为了全面分析“沪港通”机制对各方面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不同方面真实盈余管理相互抵消的作用,本文将分别使用3个不同的综合真实盈余管理指标以及3个单项真实盈余管理指标进行公司的真实盈余分析.首先,本文应用真实盈余的综合指标探究“沪港通”机制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表7报告了采用真实盈余的综合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由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综合性真实盈余管理指标来看,“沪港通”机制可以有效地约束标的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接下来,本文应用真实盈余的分项指标,进一步探究“沪港通”机制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具体方面的影响.表8报告了采用真实盈余的分项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8的回归结果说明,从分项真实盈余管理指标来看,“沪港通”机制可以有效地约束标的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等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现从控制组样本选择、其他度量方法和样本区间选择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3.
(一)倾向评分匹配
为了排除“沪港通”标的公司在盈余管理问题上可能存在的“自选择效应”影响,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为“沪港通”标的公司选取成为标的股的“倾向”最接近的控制组样本,进行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本文对成为“处理组”的倾向进行评分,即以本文选取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市值账面比MB、杠杆水平Lev、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会计信息透明度Abacc、是否国有So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l、已上市时间Age、董事会规模Lnboard、是否聘用“四大”审计Big4、是否“二职合一”Dual等变量,关于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进行逻辑回归,并以回归的拟合值作为“倾向评分”进行样本匹配,并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样本进行“沪港通”机制的双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模型)回归.以上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果不变,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对于不同控制组样本的选择方法具有稳健性.
(二)其他度量方法
为保证本文变量度量的稳健性,本文采用Jones模型(Jones,1991)重新度量了盈余管理程度变量DA再次进行DID回归检验.以上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果不变,说明本文主要结论对于不同变量度量方法的选择具有稳健性.
(三)样本区间
为了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对样本区间的选择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检验：(1)考虑到融资融券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Massa等,2015）,本文选择我国融资融券机制开通后的时段(2010～2016年)进行稳健性检验；(2)考虑到DID回归分析中“沪港通”机制开通前后时段是否对称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选取“沪港通”开通前后的对称区间（2013～2016年）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上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果不变,说明本文结论对不同样本区间的选择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探究了“沪港通”机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的开通有效地约束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说明“沪港通”机制可以作为现有公司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监管与规范机制的一个有益补充.此外,对于更加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沪港通”机制同样可以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说明“沪港通”机制具有优良的公司治理效力.
本文的研究从盈余管理的视角,对“沪港通”机制公司治理效用的相关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丰富了公司盈余管理影响因素与监督约束的相关研究,特别是交易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此外,本文研究揭示了“沪港通”机制的公司治理效用,对充分发挥“沪港通”机制的积极效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能够有效的抑制其盈余管理行为,虽然这在短期内可能使企业的机会主义收益出现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无疑能够规范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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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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