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器官捐赠协调员：见证生命尽头的爱和痛，本文是关于生命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协调员和爱与痛和见证生命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多年器官协调员的经历,让吴平见惯了生死和人性.毕竟,吴平和中国众多器官捐赠协调员日复一日奔波经历的,就是一个个关于死亡和新生的故事.他们期盼每个故事都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
现实
原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向记者介绍,2016年,中国器官捐献者约达4000例,完成近1.6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比2015年增加50%.然而,这个看似乐观的数字,与焦灼等待器官的人数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据保守估计,中国每年有约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有移植需求.这残酷而庞大的数量对比,注定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日渐渺茫的期待中,走向生命的终点.按照中国目前的器官捐献制度,一个公民因疾病或外伤,现代医疗手段已无法挽救其生命的时候,才会被医院列入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并由协调员介入,与其直系亲属商议捐赠的可能性与后续事宜.
捐赠需经捐献者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全体认可,并在“公民死亡捐献同意书”签字.之后,协调员会把器官信息录入 COTRS（中国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此时遵循各项严格参数设计的分配程序启动,合适的受捐对象进入准备状态,直到捐赠者确认死亡,器官正式捐赠,一条或多条等待的生命将获得新生. 吴平告诉记者,2016年,他手头协调过的案例约有150个,其中,有可能成为潜在捐献者的大概110个,但真正做成的案例,只有10个.
另一位OPO协调员刘源的观察与之类似.他所在的北京佑安医院,每年大概有100名符合条件的潜在器官捐献者,但最终完成捐献的尚不到四分之一.他告诉记者,家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愿毁伤”的传统观念,是协调工作难以推进的最重要原因.
囿于这种观念,要捐赠者全部家族成员都接受捐赠行为,几乎不可能.很多时候,家庭成员内部观点的不一致,导致捐赠在最后一刻遗憾地放弃.2016年初,他经手的一位脑干出血的女性捐赠者就是这种情况,丈夫和女儿同意捐赠,但兄弟姐妹激烈反对,最终只有抱憾.甚至,部分家属会要求吴平严格保密捐赠的事情.理由让吴平很感慨,“怕回家乡被人戳脊梁骨”.
在不少农村和郊县地区,传统观念十分强势.曾经,吴平协调过一例山东的器官捐献,经过家属的许可,电视台播报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后来家属给他打电话,说邻里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压力很大.
吴平只得劝慰他,要他从心底相信这是一件善事,就能抵挡人言.可他的痛心并不亚于家属：那些慷慨赠出生命礼物的善良的人,竟要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再面对残酷的议论——“看,这家人连全尸都不给亲人留”.
在器官捐赠流程中,“直系亲属全体签字”的环节,在执行层面上非常严格.吴平记得,在他经
手的一例儿童器官捐赠中,父亲在北京儿童医院守护孩子,母亲因身体不好在内蒙古老家休养.为了母亲的签名,吴平连夜带着他家一个指路的亲戚开车去内蒙古,凌晨4点多赶到,拿到签名连夜驰回北京,路上奔波了十几个小时.那次,他曾致电国家OPO,询问是否可以使用电话授权等方式代替母亲签名,对方的回答是：不行.
在人体这台构造精巧绝伦的机器中,血液永不停息地流动,把氧气、水分和营养输送到各个中枢,维持生命的运转.然而,在血液停止运动,生命从机体慢慢消失的同时,器官也在一点一点发生着不可逆的损伤.肝脏,10分钟；心肺,15分钟；肾脏,60分钟；角膜6小时.这是医学理论上器官功能存留的最长时限,对协调员来说,就是争分夺秒的战斗,是从吝啬的死神手中抢夺拯救生命的机会.
希望
在吴平和刘源的协调工作中,最后一刻放弃捐赠的情况十分常见,患者病情过重或器官运输时间太长,导致器官失效的情况,也不乏其例.这对等待移植的患者而言,意味着刚刚被给予希望,又再度掉落到绝望的深渊里.
胆道闭锁患儿萌萌的妈妈曾敬,经历过这样的一次波折.曾敬告诉记者,2016年9月初,她接到医院电话,说孩子有了.她做好了所有准备,可第二天就收到新的消息：出了问题,手术不做了.那时,孩子的病况已经很不乐观,皮肤和眼睛呈现出可怕的黄颜色,肚子鼓胀,鼓起的皮肤上爬满狰狞的紫色血管.除了哭泣,她们没有选择.但萌萌是幸运的,两个月后,新的来了.这次孩子顺利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不错.
萌萌迎着早晨8点半的朝阳出生,带着全家的幸福和美好期望.在萌萌生病前,曾敬很信命,她觉得可爱的女儿是上天赐予的美好礼物,她怎么也没想到,上天这么快就想要收回这份礼物.萌萌满月打预防针时,敏锐的医生注意到孩子的皮肤有些黄,建议她们去做进一步诊断.诊断的结果是胆道闭锁,那是每8000至14000个新生儿中仅会发生一例的可怕病症.
得这种病的患儿肝脏内外胆管阻塞,导致肝功能衰竭,肝移植是最好的治疗方案.萌萌的主治医生朱志军告诉记者,在COTRS系统中儿童的等待名单里,北京友谊医院人数最多,大概有60到100人.有孩子像萌萌一样迎来新生,也有孩子在没有结果的等待中死去.
等待复查时,曾敬轻轻抚摸着女儿的脑袋.萌萌头发很多,柔软而浓密,这并不是因为发育良好,而是她长期服用激素美卓乐片,导致毛发过度生长.曾敬常常想,这几十种药物以及扎过的上百针,在未来将给女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钱
曾敬说,萌萌从生病到术后的医药费,已经接近60万元,全部是自费,肝脏移植并不在医保的覆盖范围.她和丈夫在北京有体面的工作,收入较高,萌萌的病虽然是沉重的负担,但没超出他们的支付能力.
而此刻,和萌萌同院的小病友丫丫的妈妈高雅,还在为孩子每天的药费发愁.高雅来自农民家庭,在家乡无法治疗,只好来北京.丫丫和萌萌的病情一样,都是新生儿胆道闭锁.目前接近20万的医疗花销中,一半以上是举债.
丫丫由妈妈高雅为她捐肝,母女两人刚出院不久.女儿服用的十几种药物中,有一种叫伏立康的药片,每天一颗,一颗380元.高雅告诉记者,每一次计算剩余药片数量,她都会“陷入焦虑”.
朱志军介绍,在儿童肝移植领域,亲属捐献的花费在12万至15万元左右,但使用器官分配系统分配的捐赠器官,花销是两倍甚至更多.如果是成人需要移植,亲体捐赠的费用可以控制在25万元左右,使用系统器官则需要65万到80万元.这使一些经济能力较弱的家庭,选择用亲人的器官去拯救另一个亲人的生命.
吴平说,这样的现象折射出中国器官捐赠事业依然任重道远的现实.在欧美,亲体器官移植的费用通常高于捐赠器官,因为前者意味着医生更多的工作量,和远比后者沉重的心理压力.可在中国,这两个数字倒过来了.这在一方面说明医生的劳动力“并不值钱”,另一方面,意味着公民自愿捐献之路道阻且长,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
爱
张鹏的爱女丹丹发现病症仅仅一周就告别了人世,这对他们一家原本幸福的生活来说,同样是一个痛彻心扉的“偶然”.之前绝没有任何征兆.前一天晚上,在家门口的冰雪乐园,张鹏带着女儿玩了整整一天,滑冰、开冰车,女儿特别开心,一直笑一直闹,照片至今存在张鹏的手机里.
第二天上午,丹丹突然发病,头痛欲裂,很快就出现了失明症状.家人带着她迅速赶到医院,诊断出如同晴天霹雳的脑肿瘤,而且位置极其凶险,正好长在了左脑、右脑、脑干和脑垂体的正中间.手术结果几乎只有两种,根本下不了手术台,或术后变成植物人.
8岁的大雪和丹丹情况一样,都是脑肿瘤,但发病要慢许多.2015年年末开始,大雪的爸爸苏北发现儿子写字歪扭、出格,总要擦掉重写,家庭数学测验经常超时,而且,他开始无端地摔倒,甚至在厕所小便时还摔了两次.
越来越不放心的苏北带大雪去医院看急诊,做眼科检查、脑部核磁、血检.眼科检查发现,大雪竟不能左右移动眼球.做完核磁,操作员初步判断脑中有东西.苏北祈祷那是男孩子打架造成的脑淤血.但结果击倒了全家人,是脑肿瘤,恶性肿瘤,而且长在关键位置,治不好.
作为两个案例的协调员,吴平从头至尾见证着这两个家庭如何陷入崩溃,从希望摔到绝望里,又从绝望中挣扎着爬起来.像这样“超越死亡的,纯粹的爱”,在他的协调员生涯中不算多,但这样的存在让他体会到爱和希望的光辉.张鹏说,器官捐赠是丹丹生前自己的意愿.
2014年12月31日晚上11点多,孩子还陷在昏迷中,张鹏失魂落魄地来到友谊医院,找到肝科和肾科,敲开两个医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寒暄,直接向他们倾诉想帮女儿捐献器官的愿望.他和医生聊了很久,走出医院大门已经是2015年.
医生很快通知了吴平.吴平出差回来就和张鹏约谈.这次,坐在他对面的是张鹏夫妻两个人.他那晚的冲动妻子并不知道,但回家告诉妻子之后,她理解了他,也知道了女儿的心愿.这一次没有冲动,深思熟虑之后,张鹏和妻子郑重地向吴平表达了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愿望：希望在女儿离开之后,延续她的生命.
在辗转几家医院,尝试过许多治疗方式之后,苏北渐渐接受了大雪的病情.他通过北京天坛医院的负责医生联系到了吴平.在医院门口的院子里,两人见了面.和张鹏一样,苏北很直接地向吴平述说了他和妻子的共同决定,假如孩子有失,就捐赠全部器官,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同时,由于大雪的肿瘤比较特殊,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吴平询问了他们是否可以捐赠脑组织,这个悲伤的父亲也同意了,他只向吴平提了一个请求,把孩子的遗容尽可能恢复完好.
“今天是2015年1月5号凌晨,这是2015年度北京市的首例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今天晚上是一个忙碌的夜晚,但今天晚上也是一个伟大不平凡的夜晚,因为这个7岁的小女孩,有3个人的生命即将得到重生.有两个人能重见光明,现在我们就向这个伟大的小女孩做缅怀默哀.”这是丹丹取器官术前仪式上的悼词,手术室内,全体医生沉默.此时张鹏在手术室门外,目送女儿被推车推进手术室.短短几分钟,他像用尽了一生的力气,但还是紧紧拉住悲痛欲绝的妻子,不让她冲进门,或者倒下去.丹丹捐赠的两只眼睛,分别给了两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妻子唯一的愿望,是看看那两个孩子的眼睛,因为眼睛会说话,她想听到女儿用可爱的眼神对她说话.
根据器官捐赠的双盲原则,张鹏和妻子原本不可能知道受捐者的信息.但丹丹的故事感动过很多人,一些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心人给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讲了丹丹的故事,对方很感动.最终,在那个叫小可的女孩完成手术之后,好心人带着丹丹的父母去了那家医院,没有走进病房,没有任何打扰,他们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望了一眼.张鹏回忆,当时女孩跷着小腿,“挺高兴的”躺在病床上,模样真的有点像丹丹.
那一瞬的远望,让夫妻二人极其欣慰和满足.得知将迎来新的小生命后,张鹏和妻子希望那是一个像丹丹一样可爱的女孩,如果宝宝愿意,他们会全力培养她成为一个好医生,继承天堂里姐姐的美好愿望.
（摘自《博客天下》韩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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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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