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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讨会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和记2019年中国*和鉴定史国际会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研讨会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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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铀

浙江大学主办的中国*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于11月11日至12日在杭州浙大紫金港校区小剧场举行,会议邀请到17位海内外中国艺术史领域的一流学者.在两天的议程中,13位与会学者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会议内容精彩纷呈,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小剧场两层楼的座位几无虚席.此次会议主题是中国艺术史中的“*史”与“鉴定史”,或言“鉴藏史”.从报告学者的题目来看,则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关于书画作品的鉴定研究,二是关于鉴藏史的研究,而后者又可在宫廷鉴藏活动与文人士大夫鉴藏活动之间作一区分.

在鉴定研究方面,首先是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傅申的报告通过回顾两件宋画的鉴定研究,向大家展示了研究宋代山水画中风格断代及款识辨析等方面的问题,所举两例分别是日本澄怀堂藏旧传为李成所绘的《乔松平远图》,以及高桐院藏旧传李唐的《山水》对幅.关于前者,傅申教授通过对比诸多归于李成和郭熙名下的存世作品,指出《乔松平远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郭熙《早春图》的种种风格细节尤为相近,几乎如出于同一人笔下,而《早春图》又是学界所公认的最可靠的郭熙真迹,因此将《乔松平远图》重定为郭熙作品.另一个例子是高桐院所藏的李唐《山水》对幅,其中左幅的松树上部树冠右侧有隐约的款识,虽遭涂抹,但隐约可辨认出“李唐画”三字,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将之视为归于李唐名下.美国学者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也曾指出,如将此二图左右对调,则可组成一个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李唐《万壑松风图》类似的构图,并将之称为“离合山水”.不过傅申教授仍提出多点质疑:最显著的莫过于此画与《万壑松风图》的笔墨差异,通过对比风格细节,此二作应不可能出于同一人手笔,而高桐院对幅的年代更可能为宋末元初.其次,此画的绢本材质较《万壑松风图》疏松很多,并非同样的画绢.再者,如按班宗华的意思将对幅左右对调,虽然构图上大体可以拼合,但前中景中的树木细节完全对接不上,而且两幅一为夏景,一为秋景,本非一幅完整构图.更为重要的是,其实模糊的李唐款下还有旧款,已无法辨认,系被擦去后又添上李唐款,因此李唐款无疑是伪款.在报告中,傅申教授一再强调观察原作的重要性,如画幅的尺寸大小、材质等等.他在数十年的鉴赏课程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到了博物馆观察原作时才发现,画作大小尺寸及观感与他们在书本图录上所得印象往往相去甚远.

美国独立学者李慧闻(Celia Ca r ring tonRiely)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对董其昌的研究,此次的报告是聚焦于两方被修改的董其昌印章.这两方印记钤于董其昌为赵左《枕石漱流图》(现藏于台北石头书屋)所题的引首之上,赵左画作的年款为1611年,而李慧闻也发现董其昌的引首和题跋虽无年款,但书风与用印形式也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高度一致,然而十分蹊跷的是,引首上两方印的印文却并非同时期其他作品上的“玄赏斋”和“董氏玄宰”,而是“宝鼎斋”和“董氏思白”,而且此二印均为孤例,不见于任何其他作品.通过放大对比其他可靠真迹上的印章,可以发现,“宝鼎斋”印是涂抹“玄赏斋”印修改而来,而“董氏思白”同样是将“董氏玄宰”涂抹修改而来.那么是何人要将董其昌的两方真印刻意修改掉?真画上真印改假,这等奇事在中国书画的种种作伪高招中亦为前所未闻,李慧闻的推测是这幅画在20世纪90年代经人带出中国大陆,出售到国外时被人修改,以此牟取暴利.虽然这两方印被何人在何时改掉仍是悬案,不过李慧闻对董其昌作品的年代推定与分析对比依然十分精彩,颇见功力.

美术学院副教授黄小峰给出了他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宋人《却坐图》的新看法.不同于着重风格分析的鉴定和断代方式,黄小峰的研究集中于画中的衣冠制度和器物.通过考证画中武士手持的仪仗武器“金瓜”和文臣服饰上的“方心曲领”二物,黄小峰认为此画很可能是明初宫廷的制作,并举出与之相近的元明图像资料加以佐证,而此画的人物造型风格也与明初诸宫廷赞助制作的寺庙壁画及水陆画十分相近.虽然目前仍需更多资料论证此推理,但这种对背景信息不明的旧传宋画的再思考提出了许多有趣的新问题.如果这个新推论能够成立,那么此画在明初的政治意涵也同样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以揭示被文人画话语所埋没和忽略的明初宫廷艺术.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在题为《*与鉴定史漫议》的短暂报告中囊括了十个相对独立的议题,内容包括六朝文献中的早期书法作伪、“神龙本”《兰亭》的神龙玺问题、宋代独尊“定武本”《兰亭》的原因、赵孟頫书迹辨伪、文徵明小楷辨伪等,均十分精彩,但囿于时间未能一一详尽.最后王连起先生还提到前辈著名书画鉴定学者犯的一些错误,有些因书画买卖利益关系牵涉其中,所持标准自然不一,有些则对作品不加详查,误引前人谬误等,很值得当今学者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要对材料仔细辨析,不要偏信前人结论.

在皇室鉴藏史方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李慧漱分享了她对唐代皇室女性鉴藏活动的研究,其报告主要关注武则天与太平公主对于书法作品的鉴藏活动及其文化意涵.通过考察《万岁通天帖》的制作事迹,以及存世书迹上和书史文献中所记录的唐代皇室女性*印记,李慧漱指出,唐代女性的艺术鉴藏活动显示出她们从亦步亦趋地向皇室男性学习效仿,到发展出一种与前者有别的趣味.她们将这些宫廷藏品转变为表达自我的载体,以之呈现自我,一方面彰显了个人文化品位和政治权威,一方面塑造出了有别于男性的性别文化空间.

故宫博物院张震带来了他关于故宫藏乾隆朝大禹治水玉山的最新研究.通过仔细检视此规模巨大的玉山的制作过程,以及乾隆诸多词臣的题詠诗作,此玉山及乾隆朝的一系列大型玉雕制作,均有着强烈的记功意义,是乾隆本人功业和权力的象征.一方面诸多的词臣题咏已反复点明将乾隆治世功业与相类比之意,另一方面,玉山的材质本身—新疆和田玉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这些玉材本身需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从新疆运入北京,而取材于此正是象征着乾隆帝本人对新疆准噶尔回部的彻底平定和征服.

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余佩瑾同样带来了关于乾隆鉴藏活动的研究,她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埏埴流光册》入手,结合造办处活计档档案,和台北故宫院藏的相关瓷器,揭示了乾隆制作此册的过程、意图,以及乾隆陶瓷鉴藏知识来源的相关问题.余佩瑾指出,乾隆在制作此瓷器图册时彰显了自己的鉴藏知识,而这些知识实际直接来自晚明鉴赏家的意见,尤其是高濂的《遵生八笺》,可以说,乾隆通过高濂的见解重视了自己的*,一方面有寄暇怡情之用,另一方面也意欲构建一套宫廷藏品的知识体系.

在士大夫鉴藏史方面,来自美国布朗大学孟絜予(Jeffer y Moser)的报告聚焦于北宋的两部最重要的金石学著录—欧阳修的《集古录》与赵明诚的《金石录》,向大家提出了其关于二者区别及金石学起源的新看法.相较而言,欧阳修在面对拓片时对碑石物件本身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换言之,即是相当关注文字载体的物质性(materiality).孟絜予认为,欧阳修的题跋文字中处处透露出他十分在意这些残损的物质痕迹所带来的历史沧桑感,甚至在一些论述中还将此种视觉感受引申出一层道德意义.赵明诚则并不关注这些,他仅将金石文字当作文献和史料,注重考证,希望补之不足或修正传世文献.欧阳修和赵明诚之间的差异,与清代学者关于金石学中是否应该包括书法的争论遥相呼应.在孟絜予看来,欧阳修对物质性的关注其实是为这门学问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一般文人学者不易迄及,而赵明诚则是真正定义“金石学”的人,这种只重文献的态度使得后来学者易于效仿跟进,可谓是为后人建立了一套范围明确的学术标准.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卢慧纹的报告题为《金末元初北方士大夫的法书鉴藏活动》.她首先指出宋金的对峙政治格局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士大夫不相交流,即便蒙元统一南北,使得士人南北流动,文人圈子相互交集,但在元初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南北隔阂的情形仍然存在,因此选择一批由金入元的文人群体的鉴藏活动入手,以探究此时北方士大夫间有怎样特殊的鉴藏品味.通过爬梳以王恽为中心的一批金元之际文人文集中的题跋,可以发现他们的书法品味有着倾心于颜真卿的楷书、苏黄书论、怀素的狂草大字等一些有别于南方士人的北方特点,而这些品味也与他们的书法实践相呼应.

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的报告《无鉴而赏:〈杏园雅集图〉的阅读与回响》延续了他近年来对《杏园雅集图》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此画鉴藏史和接受史上.在简要梳理此画的*和阅读历程后,尹吉男教授集中回答了为何此图中人物官服补子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他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原画在绘成后的几十年内均秘不示人,因此残损严重,而现存藏于镇江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两本为16世纪初的摹本或修补本,画师不能辨识残损的原画中的细节,因而画错.虽然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仍出于猜测,但显然比前人的一些观点,如因补子错误而认定两幅存世画作是依嘉靖间刻本《二园集》所绘的看法要更加合理.

浙江大学教授薛龙春的报告是关于王铎家族的鉴藏活动.通过梳理王铎及其兄弟的*历程和主要藏品,薛龙春揭示出王铎作为明末清初北方士大夫鉴藏家的代表,在其品鉴活动中彰显出的有别于江南鉴赏家的趣味,其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是不甚推崇董其昌所偏好的倪、黄山水,而偏好以荆、关、李、范等一系五代宋初北方画家为典范,尺幅巨大构图繁密的作品.此外,薛龙春还指出王铎在清初由于自己*散尽,从而无意于*,转而追求自己在鉴定领域的声明和地位.在此期间,王铎的品鉴意见往往意在针对董其昌的鉴定权威地位,旨在树立一套自己的品鉴标准的典范,而王铎对于许多无款古画的鉴定意见依然沿用至今.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何炎泉的报告将视线放在乾隆朝后期士大夫的碑帖*上,通过梳理二位过去书法研究中不被重视的官员毕沅和陈淮的*,何炎泉指出,这两名乾隆后期高官的*实际为乾嘉之际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际一批最重要的碑学大家即便不是直接来自二人的幕府,也会是他们交友圈中的重要成员,毕沅、陈淮二人的碑帖*正是这批碑学书家学习研究的核心资源.因此,在研究清代碑学运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从*家和赞助人的角度理解和研究毕、陈二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本次会议最后一位报告人,浙江大学教授白谦慎为大家带来了他关于以吴大澂为核心的晚清官员*活动的最新研究.由于晚清历史背景的特殊性,此时士大夫官员虽仍进行着与历代精英文士相似的*活动,但由西方泊来的新兴科技手段而使得鉴藏活动的形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首先,吴大澂这批士大夫藏家均身居高位,通过邮政系统传递书信,使得获取文物出售信息的渠道大大拓宽.其次,晚清的票号和电汇支款功能使得托人代买、异地*成为可能.再者,吴大澂这样的官员一生为官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为官任中携带藏品随行是他重要的举措,而由于青铜器藏品十分笨重,一旦在水路运输可能时,吴氏便携大量青铜器置于官署,在工作之余品鉴研究不辍.最后,白谦慎指出正是晚清的技术手段使得官员可以快速积累过去私人藏家所不可能拥有的大量金石*,才使得金石学迅速发展,亦为清末民初的罗、王之学打下基础.

此次会议非但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次高水平盛会,而且其主题“鉴藏史”也呼应了近年来中国艺术史领域,特别是书画领域研究的一个新兴趋势.本次会议中,作为主办代表之一的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缪哲教授指出,本次会议议题最早来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过程中的思考,他说道:“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总集,有两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绕不开的.第一是全面性—怎样通过作品的选择,来体现历代绘画的全貌;第二是真实性,怎样处理入编作品的真伪?这两个问题,都与古代*与鉴定的历史有关.”确实,在当今的中国书画研究中,学者们需要依赖的总集性资料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海内外学者编纂的一系列总集性图录,而其中画作年代的信息的不足则有赖最新研究成果的加入.除此之外,书画研究并不似美术史学科中的墓葬美术研究,主要参照现代考古研究的成果,而我们关于传世书画作品的了解中则层积了大量古人的品鉴知识,鉴藏史的研究正可帮助我们层层剥除历代累加的前人意见,一方面还原画作更为可靠的年代,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时段不同文化圈中品鉴知识生成的情形,揭示其中的文化意涵,同时帮助我们继续重构美术史的面貌.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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