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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学方面硕士论文范文 跟融汇和拓展中国音乐史学高端论坛学术综述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音乐史学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10

融汇和拓展中国音乐史学高端论坛学术综述,本文是音乐史学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跟史学和融汇和综述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彭 丽

15年10月23日至24日,融汇与拓展——中国音乐史学高端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这次论坛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与山东艺术学院主办,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承办.期间,云集了来自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二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界专家、学者四十余位,共举办了三场专题讲座、五场大会发言,一场学术研讨会以及一场专题音乐会,提交文论成果25篇.

中国音乐史学会正式成立于1985年10月26日,在最初的会长吕骥、吉联抗以及杨荫浏、廖辅叔、冯文慈等人的努力下,“学会”为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今恰逢中国音乐史学会成立3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扩大学术交流,促进音乐史学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与贯通,深入对中国各地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积极筹备并组织了这场学术盛宴.

本次论坛根据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现状,主要围绕多学科方法融合研究、音乐文献研究、齐鲁等地的区域音乐史研究三个议题展开讨论,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个板块.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

史料是音乐文献中最为原始、真实或最接近真实的资料,史学研究应建立在丰富、详实而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在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史料的价值尤为突出.

上海音乐学院的赵维平在题为《多视角、深层次的关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以汉唐音乐为例》的发言中指出,历史上的中国与其他地域及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流,要重视“上游文化”和“下游文化”这些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文化风格”,作为对中国音乐史料的补充.他以汉唐音乐为例,从丝绸之路的起点及整体线路,结合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邻国的资料以及相关考古学、文献学等成果具体探讨了史学研究方法与观念问题,并提出了对中国音乐史分期的新认识:远古及夏商至汉代,我国固有的文化时期;汉至隋唐,多元音乐融合时期;宋至明末清初,民族文化绽放时期;明末清初至当代,世界音乐发展时期.

天津音乐学院的方建军在题为《论出土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中指出,包括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等涉及音乐事物的古文字资料,其中涉及到的音乐名物、音乐史事、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有的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有的可补传统文献之缺,具有重要的音乐史料价值”.

许多学者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与考证,展现了更加丰富绚丽的古代音乐风貌.如西安音乐学院叶明春的《西汉长安宫廷音乐曲目及表演形式》,将长安宫廷中的雅乐与俗乐分别进行了梳理,认为汉高祖、戚夫人、汉武帝、昭帝等人均参与了宫廷俗乐的创作.湖南科技大学彭岩的《“广陵散曲世有二谱”考》,通过大量古琴文献史料,对琴曲《广陵散》的流变过程进行了细致考证.贵州师范学院葛恩专的《前后蜀教坊的性质及功能》,认为前后蜀教坊不同于盛唐,其教坊权利在扩大、乐人地位有提升,反映出中唐至五代期间雅乐与俗乐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也是导致北宋教坊乐礼俗兼备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周婧的《唐代胡乐华化及其对中国音乐思想的影响——以白居易诗文为例》,通过对白居易诗文中有关歌词、乐器及乐舞等信息的解读,阐述了胡乐在中唐时期的“华化”,并通过白居易诗文中对“乐与政通”的两种不同解释的现象来说明胡乐对中国音乐思想的影响.山东艺术学院李娜题为《从史料的角度看清商三调》的发言,以目录书和类书为工具,搜集、梳理了有关“清商三调”的文献史料,认为《通典》中关于“清商三调”“平调以角为主”的记载最为可信.

有些学者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对古代音乐史研究有了进一步拓展.如南京艺术学院的钱慧在《音乐历史学与艺术经济学的结合——对宋代音乐史研究的跨学科探索》中,以对宋代演艺市场的研究为个案,试图将音乐历史学与艺术经济学进行有机结合,深入探讨社会经济基础对音乐发展的深刻影响及二者的互动关系.西北大学张俊杰的《西汉“太一”祭祀礼乐的文化史考察》,借鉴了文化学研究方法,从“太一”的来源、西汉武帝时期“太一”祭祀的四大动因、礼仪与音乐、意义等层面进行了文化史考察.

二、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研究

该板块,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史料和区域音乐研究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深刻的见解.

南京艺术学院居其宏在专题讲座《历史本体论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本体论”的概念.他从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阐释学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历史存在论认为有两种历史存在,即历史的实在性存在和观念性存在,史实和史料不可混淆;在历史认识论中,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有充分学理依据,不可知论非但在学理上无据,亦于治史实践有害;历史阐释学是史家对实在性历史存在进行观念性建构和系统化表达的理论,历史观与方法论则是其中两个重要命题.“历史本体论”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对本学科的体系构建起到本质上的提升.

关于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一直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对它的研究与突破预示着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迈入更为深广的阶段,为完善音乐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山东艺术学院的孙继南在题为《李叔同歌曲研究方法论思考》的讲座中,结合近期对新发现的李叔同歌曲《诚》的考证,例证了史学方法论的多元性以及音乐史料研究在史学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是史学进步的最重要的条件”,呼吁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努力寻找新史料,并对“史为我用”“古为今用”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提出了质疑.

音乐学院的陈荃有关于《与史学研究方法相关问题之散议——以中国音乐史学为例》的发言,提出“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学术视野的观点;又通过自身对访谈录的写作阐述了对“音乐口述史”的疑虑,认为治史学者不应过于重视口述性的“访谈录”;同时,对“孤证不立”这一传统史学原则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认为能够自圆其说即可,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河南大学的赵璞在《心理学理论与个体音乐思想研究的融合——从吕骥的“音乐技术情结”谈起》一文中,以心理学家阿德勒和荣格的部分理论作为支撑,对吕骥形成多面性特征的原因进行解释,进而探讨心理学理论与个体音乐思想研究相融合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张娟的《“网络田野考察”在知青歌曲资料搜集中的运用及思考》,结合自身在“知青歌曲”研究中对史料搜集的实例阐述了“网络田野考察”在知青歌曲资料搜集中的可行性,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资料收集方法具有启示意义.

史料的挖掘与运用是史学研究的原动力.在这次论坛期间,围绕史料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界在学科内涵提升方面做出的努力.音乐学院的梁茂春在其题为《浅谈“音乐史的边角研究”》的发言,介绍了自己近年来对“边缘化”的音乐家与事件进行研究的成果与心得,以中国早期音乐家李树化相关史料的发掘为例,对“边角”研究的理论及重要性进行了阐释,继而总结了音乐史研究中的“边角视角”特点,强调“音乐史的边角”重点是要追寻历史的原真性.音乐学院蒲方以《关注当代音乐史史料建设——从三本50年代初期文献说起》,以三本新发现的文献——《1950年的音乐运动》《把上海音乐运动提高一步》《解放以来天津文艺工作经验介绍》为切入点,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她呼吁大家尽快收集、建立当代音乐研究的第一手史料,确保历史真实性;积极整理“年鉴”,放下通史,着手专史,分地区、分时段、分领域、分专业地进行研究.

有些学者从具体的音乐史料进行分析与归纳,涌现出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的《君归来兮?——打开〈何日君再来〉的死结》,通过亲身经历的一次和刘雪庵相关的事件为线索,对《何日君再来》进行了创作动因、曲作者考辨、作曲家身份确认、歌曲版权以及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等问题,作了多立场阐释,显现出论题与各种方法论之间的天然联系及相通的内在理念.音乐学院汤琼的《解读〈马思聪全集〉》,以《马思聪全集》的讲解为切入点,阐述了“全集”性质出版物的非全面性,呼吁学界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可仅以“全集”为材料,还应全面涉猎其他史料不断对“全集”予以补充.南京艺术学院陈洁的《上海美专音乐教育史料钩沉》以丰富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就上海美专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和教学成果作了简要回顾.烟台大学孙小钧对黄自起草的《关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改制的计划草案》进行了深入解读,继而剖析了黄自的音乐教育思想.

区域音乐研究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也是亟待开拓与深入的研究领域.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音乐学院戴嘉枋的题为《关于中国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从区域音乐史与重写音乐史的关系、区域音乐史研究中的名家问题处理、区域音乐史研究中的文献收集问题、区域音乐史与主流音乐史的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许多独到见解,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沈阳音乐学院刘云燕的《“鲁艺”之“旅”之“薪火”》,对“鲁艺”从延安到沈阳之间的历史发展及转型进行了史料分析,对几代“鲁艺”音乐家的传承与流动作了梳理,最后对延安“鲁艺”与东北“鲁艺”之间的个体个性的联系的传承提出了看法.山东艺术学院彭丽的《金西歌曲研究》一文,对山东作曲家金西代表歌曲中的“山东元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金西是当代创作山东风格歌曲成就最突出的作曲家之一.

此外,天津音乐学院明言的发言《中国新音乐史书写若干问题》,讲述了《中国新音乐》写作心得,对20世纪中国新音乐从文化属性、历史分期、形态特征、研究对象等方面进行了独到阐释并提出自己的分期方法,即:1901—1937,万象更新的时代;1937—1976,一元笼统的时代;1976—1989,思想解放的时代;1989后,多元并存的时代,后新时期.音乐学院项筱刚的《论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中的“外援”现象》,剖析了中国电影音乐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外籍作曲家参与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外援”现象,试图为今后的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及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总结和参考.

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代表主要围绕音乐史学中“口述史”的应用问题、网络资料问题、史料辨析与收集渠道等问题进行讨论,学者们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学术氛围浓厚.

两天充实而紧张的学术交流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几位中国音乐史学界前辈的莅临,像孙继南、刘再生、戴嘉枋、梁茂春、居其宏等参会,使论坛的学术氛围与学术含量更为厚重.戴嘉枋会长在闭幕式上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中出现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给予学者们新的启发.与会代表和师生们也在其间极大拓展了知识广度和学术视野,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纵观论坛期间老、中、青学者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在收获丰硕的学术成果与经验之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史学界学术梯队建设的良好态势与“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尤其在老一辈音乐史学家们的言谈中深深感受到治学的严谨性、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与学者研究中的专业精神.同时,对于史料的研究与应用,对于区域音乐史的拓展都应秉持着敏锐、谨慎的态度,尽可能做到还原历史以本真面目,这是每一位音乐史学工作者应遵循的原则.

(本文获“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彭丽 博士,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三高文化专项基金”在京成立

欧美同学基金会与三高文化艺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于5月17日在北京宣布正式成立“三高文化专项基金”.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三位中国男高音歌唱家宣布将在全国招收学生.欧美同学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三高文化专项基金”是由欧美同学基金会发起,本着公益的原则,旨在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海内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我国高雅艺术的普及和发展而设立的专项基金.“中国三大男高音”是2011年正式启动的国家级文化品牌,由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三位歌唱家领衔呈现.谈起专项基金成立的初衷,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长李春江说,对于“中国三大男高音”这样的文化品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传承和发扬光大.三高文化艺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扉表示,设立“三高文化专项基金”对这个品牌以及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中国三大男高音”的发展不仅需要艺术家及文化界同仁的长期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戴玉强介绍了“三高”办学招生项目的启动.

(季云忠)

唐世林作品音乐会在京举办

4月30日“中国梦,民族情”——布依族音乐家唐世林作品音乐会在北京民族剧院音乐厅成功举办.音乐会演出的18首歌曲以合唱、重唱、小合唱、独唱的形式,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唐世林对音乐梦想的追求.合唱《走在追梦的路上》《小康道路越走越宽广》表达出作者对于中国未来经济文化继续高速发展的展望;《黔南美》《布依六月六》《好花红》《我的贵州》《我爱你中国的天眼》《扶贫赞歌》《品一杯毛尖满城香》《彝族火把节》等众多由唐世林作词作曲的歌曲展示了作曲家对于自己民族和世世代代生活家园的依恋与对未来布依族美好前景的展望.

唐世林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员.音乐会由贵州省音乐家协会等主办,民族歌舞团承办.

(胡岩)

点评:本文论述了关于经典音乐史学专业范文可作为史学和融汇和综述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音乐史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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