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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戴秉国精神头儿十足,谈起退休后的生活,戴秉国显得很淡然,“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近日,《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京出版.书中戴秉国回顾了2003年至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
“朱总理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记者：你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退休后.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期间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戴秉国：写了三年左右.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写.开始我是做一些口述,有几个同志帮我整理,然后再去找一些同志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纲要,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修改.
前年,朱总理(朱镕基)碰到我还问,你那本书怎么样了？外交部的领导和许多同志都支持和参与了这个工作,因为要把那么多战略对话梳理清楚还是要费点功夫的,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另外,实际上写这本书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好多东西是过去就思考过.比如,苏联的解体和教训等内容,过去都反复想过.
记者：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戴秉国：有一张照片书里没用,是我跟姚明在美国的合影.那张照片太幽默了,他是个巨人,拉着我这个小个子.拿到照片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可以参展去,说不定能得奖.
“曾把苏联几位领导人请到中国闭门探讨”记者：你的外交生涯长达半个世纪,是否遇到过危险情况？
戴秉国：搞外交工作,要准备经历危险甚至牺牲.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我被派到苏联去工作.当时我就想如果打起大仗的话,这次去会不会被扣为人质.
坐飞机也曾经历过事故,有一次去巴黎磋商,飞机眼看就要着地了,突然一下子拉起来又飞到德国去了.当时可能是降下去有危险,就又拉上去了,拉不上去会是什么后果呢？搞外交得时刻准备着,上了飞机之后就得准备着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不要怕死,怕死搞不了外交,成天提心吊胆不行啊.
记者：回想自己的外交生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记忆中最精彩的一次外事工作？
戴秉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说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忘的.比如,“”期间,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的科员,曾去苏联驻华使馆外劝阻我们的红卫兵不要冲击人家的使馆.当时爬上墙壁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还有一次是2003年,我刚从中联部回到外交部.那时SARS已经开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异常寂静.东盟要开会讨论SARS问题,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会很被动.我通过一个适当的场合,推动东盟很快邀请温家宝总理去参加.那是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时,是不平凡的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点以后.因为境外火炬的传递是外交部门负责的.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每天必须看到火炬平平安安传递下去才能回家.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苏联解体后,我把苏联时期的几个重量级的领导人,先后请到北京来闭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等问题,很有收益.
“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思考了好几年”
记者：书中有个细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同志亲自敲定“只握手,不拥抱”等细节,这种领导人敲定细节的外事活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戴秉国：好像很少见.这个是特别需要时才这样.戈尔巴乔夫访华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了这次会晤,同志思考了好几年.“只握手不拥抱”就是要体现一种分寸,告诉人们怎么看这件事,今后的中苏关系应该怎么把握.
记者：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你在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曾开口夸她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这样的开场白也给双方的对话带来了良好效果.另外,你还在这次访美中带去了小孙女的照片.诸如此类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国：也不常用.这个要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我在会见美国国防部一个比较强硬的人物沃尔福威茨时,坐下来以后我就说,人们都说你是强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强硬啊.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后来谈得也很流畅.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坚持要坚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时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时也不是说凶神恶煞,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记者：你曾多次作为主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你的行为和言谈细节,自我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记者：退休三年来,你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什么？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记者：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政要,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做功课.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记者：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戴秉国：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的.我还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们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摘自《新京报》贾世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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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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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丁惠国：正确认识肝癌 丁惠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消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消化病系副主任 北京市高层次卫生人才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感染消化内科重点专业及&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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