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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施行,“终身”横空出世.近一年后,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成为第一个被适用终身的省部级高官.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并被判刑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 本文统计均不包括军队和国企高官) 已有28 人.白恩培是唯一被判处死缓的,终身也将使其服刑期限达到极限.
其实,其他高官的监牢生涯也不会太容易“出来”.从2014 年1月起,“三类罪犯”( 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犯罪、涉黑犯罪) 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被严格规范,全国还展开了大清理行动,一大批暂时“出来”的官员被重新收监.
严格控制死刑
距现在最近的*被执行死刑发生在2011 年,有三人,他们分别是,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和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罗亚平.
此后,贪腐官员获刑的最高纪录就锁定在了死缓.2013 年7 月8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因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缓.法院认定刘志军的受贿金额为6460万余元.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教授袁彬
认为,近几年,职务犯罪中死刑立即执行被掌握得极其严格；而刑九释放出的信号是,废除职务犯罪的死刑是大势所趋,增加终身是废除死刑的过渡性替代.
近年来,刑法学界一直有逐步废除职务犯罪死刑的呼声.“贪污受贿侵害的是财产,死刑剥夺的是生命,两者在性质上不具有对等性.”袁彬说,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职务犯罪的死刑一直保留.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看来,终身是一个创举.“因为严厉的和控制死刑的政策之间,既要控制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又要保持的高压态势,加之死刑的标准很难公平适用,可操作性差,才出现终身作为替代死刑的一个想法.但贪腐是趋利行为,过早废除职务犯罪的死刑,就会减少一个威慑,如果遇到极端恶劣的案例,不排除还会使用死刑.”
贪污案例减少,少贪不一定轻判
人们熟知的贪污案例并不多.仅有的3 人分别为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局原局长武长顺,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志和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梁,公开资料显示他们处于被提起公诉阶段,查看具体情形尚需时日.
“随着财务制度的完善,贪污变得更困难.”
袁彬说,贪污的机会少了,私下进行的受贿就多了.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例不少,数额大的也达到千万.袁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是对受贿罪的兜底,这些金额明显超出收入但难以查清.
从量刑上看,不管在何地审判,大多数官员的刑期基本上与其受贿数额成正比关系,可见标准已趋于统一.而从十八大之后的立法上看,对于贪贿犯罪的惩处,呈现两个趋势：一是提高数额标准,二是淡化数额因素.
此前刑法最尴尬的是,贪贿数额的标准严重滞后——五千元即构成犯罪,十万元以上就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人们对法律的执行产生疑惑.
2015 年11 月1 日生效的刑九,取消了贪污贿赂犯罪中关于数额的刚性量刑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项标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官员对此的解释是,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量刑指标不一定全是金额数量,比如在贫困地区,贪污救济金,从贫困人群、小孩嘴里抢食,贪污的钱数不多但是受害人多,情节就恶劣.
反过来发达地区的,通过土地给开发商牟利,几个亿的项目回扣百分之几就很高.不仅仅是数额,还有悔罪退赃等综合指标.”阮齐林告诉记者.
季建业只犯受贿罪,金额1132 万元,被判15 年；李春城受贿金额3979 万元( 量刑12 年),还犯滥用职权罪( 量刑2 年),两罪并罚13 年.两人同样都主动坦白认罪等等,李春城还多了个“重大立功”.
淡化数额因素不意味着不要数额标准,它最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2016 年4 月,两高发布《关于*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为“数额较大”；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为“数额巨大”；三百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司法机关考虑历年经济收入的增长变化,经过调查统计,让判处十年以上的罪犯跟过去达到一个相似的比率,所以额度定到三百万比较合适.”阮齐林说.他还认为,贪污或受贿三百万判处十年以上,已经是很重的刑罚,“贪污受贿者往往年纪很大,判个十五年和无期徒刑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对于贪贿案件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刑九的规定是,“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阮齐林举了个例子,“最典型的案例是获死刑的郑筱萸,受贿金额六百多万元,但后果是导致药价飞涨,甚至危及到我国医疗制度.”
“牢底坐穿" 的威慑力
2015 年11 月16 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发布公示称,该院将审理刘志军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案子.此时,刘志军的死刑缓期执行已执行满2 年.
不过,刘志军往下减刑的路子并不好走.这与政法委2014 年1 月21 日下发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2014“五号文件”) 有关.
根据“五号文件”,原判死缓并顺利改判无期徒刑的“三类罪犯”,需要再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 原为“二年”) ；减为有期徒刑后,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 原为“二年”),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原为“一年”).人大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曾测算,即使“到点就减刑”的最理想状态,死缓罪犯至少也要服刑22 年.
与“五号文件”相配套,最高法院还发文明确,“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袁彬注意到了法院发公示的现象,认为与以往相比“减假暂”的程序更规范,要求更严格.
而刑九中写入终身,可谓近年来严格规范减刑的“升级版”.终身是一种介于死刑、死缓之间的刑罚执行方式,比前者轻,比后者重.袁彬甚至认为,“如果是刑九生效前宣判,白恩培极有可能是死刑立即执行.”有了终身,无期徒刑终于真的无期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减刑假释的口子关闭,进而堵死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可能性.
在阮齐林看来,终身的威慑性质大于实际意义,“*久而久之会摸到刑罚规律,比如很少判死刑了,重大贪污的也都是五十岁以上的高官,即便死缓二十多年就出来了,容易放松警惕.现在出现一个终身,既起到威慑作用,同时对民众是抚慰和鼓舞.”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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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从白恩培起，让更多巨贪把牢底坐穿 据报道,云南省委原书记、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9日上午被安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不得减刑、假释 白恩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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