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专栏导语：行为公共管理学：用心求理，本文是公共管理学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与导语和管理学和专栏导语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心理学已然成了一门枢纽科学.心理学不仅与许多经典学科有密切联系,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这些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渗透,而且在不断互动过程中,催生出新的学科（杨玉芳、孙健敏,2012）；如组织行为学、行为经济学与政治心理学,并迅速成为各自母学科——管理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内充满活力的热点或前沿领域.行为公共管理学( Behioral PublicAdministration)正是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联姻”播下的种子.
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前者研究个体行为及其内部机制,走微观路线；后者探索政府行为及其内部机制,走宏观路线.可见,对于“行为”的共同关注,是两者互通的基础；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出现,则架起两者互通的桥梁.张书维和李纾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以下简称《探新》）中一语道破：行为公共管理学“旨在通过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微观视角来分析公共管理（现象）”,或日“实现公共管理场域的‘心理学+’思维”.如何为之？一方面需借助心理学的成熟理论,此乃《探新》的写作初衷；另一方面要善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李晓倩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基于SSCI期刊(1978-2016)相关文献的分析》（以下简称《实验》）,即服务于这个目的.有了理论和方法,再深入到政民互动的某个具体环节,则会为解决传统问题带来新思路；贾奇凡、尹泽轩和周洁的《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以下简称《满意度》）就提供了范例.三篇文章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合在一起诠释了行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用心求理”的特色.用“心”,用的是“心”理学和学者的好奇“心”；求“理”,求的是公共管“理”的科学道“理”.《探新》首提“政府行为一公民体验”的双轮模型,就是用“心”求“理”的大胆尝试.而《实验》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已有的实验研究进行细致梳理,将研究话题巧妙地嵌入其中,再次验证了“双轮”模型的创新性和自洽性.《满意度》则更进一步把“双轮”模型的理念用在对“政府满意度”的抽丝剥茧,以小见大.形象地说,《探新》一文恰似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全景画卷,重在理论层面的着墨；《实验》一文好比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局部特写,聚焦方法层面的渲染；《满意度》一文仿佛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细节刻画,突出个别部位的素描.三者的有机结合从大到小淋漓尽致地展现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无限魅力.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无疑是“新鲜”的.因此,《探新》《实验》和《满意度》均将注意力集中于描述现状和展望未来.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缺乏传统；事实上,行为公共管理学出身不凡.读者有必要跟随我这个向导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再细细品味三篇文章,能更全面透彻地领悟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精髓；于本专栏而言,亦可弥补其美中不足,尤其是《探新》的意犹未尽.
20世纪40年代,古典公共管理（行政）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52年,赫伯特·西蒙( Herbert A．Simon)和德怀特·瓦尔多（Dwight Waldo）围绕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称“西瓦之争”.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影响深远：一方面正式结束了公共管理学的古典时期,使之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深刻影响了随后半个多世纪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走向,其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颜昌武、刘云东,2008）.特别是,“西瓦之争”也延伸到了两人如何看待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问题上.
西蒙整合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前期努力体现在他1947年出版的代表作《管理行为》 （Administrative Behior）中(Simon,1947a).该书专辟一章谈“管理决策心理学”,开创性提出关于个人寻求满意的“有限理性”( BoundedRationality)决策模型,不仅让西蒙在二十年后收获了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时至今日被（公共）管理学者引用最多的基本概念之一( Meier,2015).在该书的序言中,西蒙这样写道“决策是管理的核心,管理理论的概念必须从人类选择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中导出”.同年,西蒙在评论罗伯特·达尔( Robert A．Dahl)的《公共管理的科学性》一文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想探索纯粹的管理科学,至少需要一个扎实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Simon,1947b:202).此观点在西蒙与他人合著的《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中得到更加系统的阐述.该书聚焦政府组织,首次将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论用于分析公共部门的管理问题,特别是组织内部的个体行为与群体形成( Simon et al．,1950；Augier&March,2001).在该书的序言中,西蒙一再强调：“为避免毫无新意的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公共管理教科书必须彻底植根于研究组织人际关系的心理学”,“我们坚信想要清晰理解组织高层存在的问题以及管理对政治的关系,只能借助于分析卷入管理的基本心理过程才能达到” ( Simon et al．,1950: xxviii).由此可见,西蒙当时把公共管理视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尽管达尔与西蒙在很多方面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达尔同样认为公共管理学应该与关注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紧密合作(Dahl,1947；Wright,2015).
相比于西蒙对心理学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的大力倡导,瓦尔多则对此保持警惕和审慎的态度.在他1948年出版的代表作《行政国家》（The AdministrativeState）一书中,认为心理学对人性的描述即“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难以抵挡自私动机、负性情绪及的驱使”并不适用于公共管理,因为公共管理自身的结构更多是基于人的理性,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在很多方面是理性主义的最后坚守”( Waldo,1948: 26).
面对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之间存在的学科藩篱,数年后西蒙再次撰文呐喊：“（寻求）心理学知识与公共管理理论的中途需放置标记石,便于提醒两个方向的旅行者遵循正确的道路前进”( Simon,1955: 100),在这过程中的互动是双向的,心理学同样可以从公共管理中学习获益( Olsen,2015).瓦尔多的态度则在二十年后有所缓和——开始承认心理学对于组织理论的贡献,并由此渗透进了公共管理领域.但公共管理研究对于心理学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心理学能够快速识别理论和技术,然而却没有深入到（公共管理）专业的层面和领域”( Waldo,1965:5).
综上,西蒙和瓦尔多对“心理学之于公共管理的作用和价值”的不同判断和认识亦折射出这场争论的焦点——习惯将自己标榜为“科学”的心理学更关注“事实”,遵循实证主义,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这与瓦尔多主张公共管理学是专业而非科学,强调价值层面与规范研究的立场是格格不入的.由此不难理解瓦尔多对于心理学融入公共管理的排斥.究其本质,瓦尔多是在抵制行为主义对公共管理的改造,而这恰是西蒙管理理论的基石（颜昌武,2009）.应当说,两人观点的差别不在心理学是否该引进公共管理领域,而是如何更好地引进.后者正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目标和动力.简言之,行为公共管理学可视为“西瓦之争”的衍生产物——它既是对西蒙“管理科学” ( AdministrationScience)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在价值导向上也力图体现瓦尔多坚持的公共情怀.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及其合作者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和测量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 - Being) (Kahnemanet al.,2006; Kahneman&Krueger, 2006; Kahneman&Deaton, 2010), 以此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价( Bok,2010；Dolan&Metcalfe,2012),为心理学研究与公共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树立了榜样.卡尼曼将其称作“政策的应用行为科学”( Applied Behioral Science to Policy),呼吁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之中引入行为科学的“洞见”（Behioral Insights）（杭承政,2017）.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对公共政策的行为基础进行多角度探索（Shafir,2013；胡鞍钢、杭承政,2018）①,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 Richard H．Thaler) (Thaler&Sunstein,2008)对此有个传神的表达——“助推”( Nudge).客观数据表明,相比于传统的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和其他财政刺激）,助推干预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奇效( Benartzi et al．,2017)这些努力在世界银行推出的“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Mind,Society,and Behior）中得到充分显示：报告总结了人类决策的三原则（自动化思维、社会性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传达“在理解和改变人的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念,从心理和社会的视角制定政策,通过政府和专业人员的干预来实现发展目标( World Bank,2015).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诞生将从理论和实践上大大加快这一进程.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是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36年后的今天,随着公共管理理论和行政改革实践的推陈出新,加之交叉学科研究日益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时候把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建立提上日程了.公共管理学也许就此进入一个“新时代”.作为新兴学科,中国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与世界是基本同步的,都属于初创阶段.中国学者还拥有独特的比较优势：既来自于大国转型的复杂性及社会变迁的快速性；又根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与“心”密切相关；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和巨大的发展机遇.因此,中国学者应有足够的自信与担当,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力量；助力行为公共管理学这只“蓄势待飞的混血雏鹰”羽翼丰满,使其在科学的天空自由翱翔,同时向着现实的大地深情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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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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