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专栏导语：福利态度：福利国家政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该文是关于福利硕士论文范文与导语和专栏导语和福利国家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争议的重要议题.适度而周全的社会福利,对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现代政府都必须具备福利和再分配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大多都形成了关于政府福利责任和福利功能的共识,进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不过,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遭遇危机,战后福利共识瓦解,但由此也催生了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研究的新领域：福利态度调查和福利态度研究.在西方福利国家普遍遭遇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公众关于福利的态度成为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变量,是福利国家政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Glennerster,2010).
所谓福利态度( Welfare Attitudes),简单地说,就是公众对政府福利政策以及对资源和生活机会分配和再分配的态度( Svallfors,2010).由于福利概念指向的多维性,福利态度的表达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所谓的福利态度,既可以是指公众对福利的总体态度( Public Attitudes to Welfare),或者是指关于福利的民意( Public Opinion towards Welfare),也可以是指公众对福利国家的态度( Welfare State Attitudes)、公众福利政策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Policies).由于福利具有再分配功能,也可以把福利态度表述为对再分配的态度( Attitude to Redistribution).考虑到福利制度具有不同的内容,因而福利态度也可以具体化为对某项社会政策的态度,如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态度、对社会救助的态度等.在中国,福利态度更多地表现为公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不论如何称呼,公众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对政府福利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就是公众福利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影响到某个时期某一具体福利政策及其相关支出的认受性,而且也影响到福利国家制度和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为何要进行福利态度研究呢？斯瓦尔福斯( Stefan Svallfors)(Svallfors,2010)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人们已经确立的观念、规范的期望、正义的概念等通常难以改变,即所谓“不易熔化的硬币”,因此,态度常常可以用来平衡突然的政策变化；第二,持续的福利态度分析可以把精英们的意见和策略与普罗大众的看法区分开来；第三,福利态度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公共政策不仅要根据其分配效果或者经济效益来评估,而且要根据其对大众的规范效果( Normative Effects)来评估(Svallfors,2010).所谓规范效果,指的是政策是倾向于鼓励利己主义、狭隘观念、社会排斥还是倾向于培育公民精神、宽容和关心他人.
从国际上看,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选举研究和有关的公众调查偶尔会涉及到福利态度.不过,关于福利态度的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福利国家危机发生的时间基本一致.自那以来,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世代.第一代福利态度研究者主要是整理、分析和比较关于福利态度的国别调查,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结论往往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第一代福利态度研究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科格林( Richard Coughlin),他利用既有的八个国家酌调查资料进行了比较分析（Coughlin,1979,1980）；另一位是泰勒一顾柏(Peter Taylor - Gooby),他利用英国的调查数据撰写了有影响的分析福利态度的系列文章( Taylor -Gooby,1982,1983,1985).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动很多发达国家进行福利态度调查.随着福利态度调查的广泛开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数据可得性的提高,福利态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第二世代.由于艾斯平一安德森( Gosta Esping - Andersen)在1990年出版了《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并成功建立了福利体制理论,因而,第二代福利态度研究主要是围绕福利体制展开的,重点关注福利体制与福利态度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福利态度研究具有鲜明的比较视角,代表人物有斯瓦尔福斯( Svallfors,1997).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上的福利态度研究,或者说比较福利态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研究视角或者说分析路径.一种是个人利益路径( Self - Interest of Individual Approach).这个视角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个人偏好受工具理性和个人得失的影响,根据个人利益模式,影响福利态度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简单地说,就是个人所处的阶级或阶层.而影响阶级或阶层地位的因素则涉及收入、教育、职业身份,以及比较主观的自我阶层认同.此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个人福利态度.从认知角度看,个人利益模式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福利态度之间有着直接联系.
福利态度研究的另一个主流路径是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价值路径( Ideologyor Social Value Approach).在意识形态路径下,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福利态度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它们之间关系的建立需要通过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这个*.经验研究表明,公众的福利态度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有关,而不只是取决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如果一个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权利,个人也可能会基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规范要求而改变自己对福利的态度.可以显示意识形态对福利态度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对贫困原因的看法往往影响人们的福利态度.
整体来说,当下的比较福利态度研究主要以描述性为主,理论分析和解释还比较弱.根据斯瓦尔福斯( Svallfors,2010)的观察,比较福利态度研究尽管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依然受制于可资利用的数据.同时,有关的统计方法也不尽如意.此外,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作为解释机制的规范( Norms)和利益( Interests)之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同时,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形成个人福利态度方面的重要性的研究也需要强化.展望未来,作为一个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领域,比较福利态度研究还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相对于国际学术界对福利态度研究的热衷,中国的福利态度研究才刚刚有点动静.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国出现了社会政策的快速扩张,由此也带来了学术界对福利态度研究的关注.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致力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福利）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手段,将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开展福利态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通过福利态度调查了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指引,提升政府社会政策的回应性；其次,可以了解公众对政府福利政策和福利支出的期望,提升政府社会政策的认受性；再次,可以为福利态度的国际研究提供中国样本,同时推进福利态度研究的本土化.目前的福利态度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为研究对象的.
福利态度研究离不开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支撑.为推动福利态度研究,需要广泛而持续地开展福利调查.自2016年以来,借助国际学术界关于福利态度研究的成果,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团队开始在广东省进行公众福利态度调查,内容涵盖收入不平等态度、贫困问题态度、公平原则、幸福感及个人基本资料方面.已经连续进行了两年,并开始形成一些研究成果.自2018年起,这个调查将扩展到广东省之外的地区.
本期福利态度专栏的推出,一方面是为了介绍国际上有关福利态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福利态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本专栏共有三篇文章.
杨琨和袁迎春的文章《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利用ISSP 2009社会不平等的调查数据,选取了四种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并从个人自利、社会价值观念和福利体制维度探究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该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引入东亚福利体制,并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学者对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比较视角,探讨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特征与影响因素,既能丰富现有的东亚福利模式特征的研究以及福利态度跨国比较研究的成果,也能为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我国公民福利态度的研究以及福利制度的建设提供切实的参考.
郑春荣和郑启南的文章《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采用2000-2016年国际社会调查数据库ISSP、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库ESS、德国社会调查数据库AllBUS、德国社会福利国家调查项目数据以及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Friedrick - Ebert Stiftung)调查数据,从目标、方式、结果和融资四个维度分析新世纪以来德国民众福利态度的变化,并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其产生和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德国民众都认为应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依然被民众视为政府首要承担的福利责任,但对政府提供失业保障以及就业岗位的支持度相对较低,对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需求则明显上升.此外,民众对医疗保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养老和失业保障,对护理保障则信心不足.另外,德国东西部民众福利态度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已经呈现出趋同迹象.
岳经纶和张虎平的文章《收入不平等感知、预期与幸福感——基于2017年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是基于2017年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研究成果.2017年的广东福利态度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省民众存在较强的收入不平等感知,但同时也有普遍较高的幸福感.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进而对收入不平等感知与幸福感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感知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对幸福感则具有积极影响；高不平等感知与高幸福感共存是由于当前民众对未来生活预期较好,预期对收入不平等感知具有缓冲效应.不过,从长期来看,收入不平等感知强烈必然会导致人们幸福感的下降.为了实现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民众的幸福感,需要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减少不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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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专栏导语：行为公共管理学：用心求理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心理学已然成了一门枢纽科学 心理学不仅与许多经典学科有密切联系,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这些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渗透,而且在不断互动过程中,催生出新的学科（杨玉芳、孙健敏,2012）；.
2、 人工智能：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 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 陆峰互联网的发展构建了地球村,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点亮智慧地球村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在叠加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快速催.
3、 曾益新：新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五大调整两点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党、国务院在卫生健康领域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深化医改、强化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 按照党、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深化医改工作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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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批判和确立中：列宁国家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一以《国家和革命》文本为中心 〔作者简介〕栗智宽（1995）,男,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共运史研究；俞敏（1982）,女,湖北武汉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