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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有关论文范文素材 与王仁湘:庙底沟文化彩陶之鸟纹主题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彩陶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02

王仁湘:庙底沟文化彩陶之鸟纹主题,该文是彩陶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和王仁湘和沟文化彩陶和鸟纹主题有关论文范文资料.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纹饰分类系统中,包含有鸟纹系统.对鸟纹系统的关注,以往偏重于写实纹饰的认读,对于它的几何化线索一直没有理出清晰的头绪来.本文初步认定,庙底沟文化彩陶存在鸟纹体系,是仅次于鱼纹体系的另一个大纹饰体系.对于鸟纹彩陶的象征性及两大纹饰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具有严密的分类系统,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纹饰体系,由不同的纹饰主题构成,这是由纹饰的象征性决定的.主体纹饰系统为“大鱼纹”系统,这是承继半坡文化彩陶发展而来.(王仁湘:《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四川文物》2009年2、3期)除此以外,庙底沟文化彩陶还有鸟纹系统和蛙纹系统等,本文重点关注鸟纹系统的研究,希望对鸟纹主题在彩陶上的表现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鸟纹主题,过去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人们特别关注那些更富灵气的鸟纹,甚至会因它而忽略鱼纹系统的存在.

当然,我们的眼光只是注视到那些写实的鸟纹,而对于鸟纹彩陶的演变,我们还知之甚少,不明晰哪些几何形图案元素是由鸟纹抽象出来的,对于它与鱼纹的关系也缺乏了解.

本文拟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由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鸟纹主题的象生形态入题,探索鸟纹的演变,追溯鸟纹的几何符号化过程;还要大略梳理鸟纹彩陶的分布,讨论鸟纹彩陶的象征意义,对于鸟纹与鱼纹组合及意义也会有所关注.

1. 彩陶鸟纹主题的象生形态

半坡文化彩陶以鱼纹为重要特征,庙底沟文化以鸟纹为重要特征,两相区别非常明显,这是过去形成的普遍认识.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鸟纹主题,虽然描绘简单,因为构图非常明确,过去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认为这是与半坡区别的一个明显标志.因为这些鸟纹非常写实,太过于引人注目,在关注鸟纹时,人们甚至会忽略了庙底沟文化彩陶中鱼纹系统的存在.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具象的鸟纹,绝大多数发现在陕西的关中地区,以东部发现较多,华县泉护村遗址所见最多,华县西关堡遗址也有发现.西部扶风案板遗址和陇县原子头遗址,也都见到典型的鸟纹彩陶.所见鸟纹基本全为侧面鸟形,以黑彩平涂,有的表现鸟眼,有的并不表现.鸟形或站立、或作欲飞状,鸟首几乎全都朝向右方(图1).

经过两次大面积发掘的泉护村遗址,出土大量彩陶,早晚期都有写实鸟纹,以晚段发现的数量更多,纹饰变化也比较大.(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早段的鸟形更近于写实,有头有喙有尾,有双足双翅.有一例在鸟背处绘有一较大的圆点,构图较为特别.晚段的鸟形则更为抽象,鸟头用一个无喙尖的圆点表示,鸟体细长,有的已经不画双足.不过在早晚期之间,已经开始见到比较抽象的鸟纹,以圆点表示鸟头,用分叉的线条表示翅尾,约略可以看出鸟形来(图2).

华县西关堡遗址彩陶上的一例鸟纹,鸟体修长,鸟尾三歧,双翅展开,作飞翔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西关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扶风案板遗址见到的三例鸟纹较为写实,有一例为四歧尾,也作展翅飞翔状.还有两例鸟喙啄有一圆形物,这在其他地点还不曾发现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陇县原子头遗址彩陶上的鸟纹有立鸟和飞鸟,有的鸟形被绘在圆圈之中.还有一例鸟纹略显抽象,虽然头尾尚可分辨,但已经开始隐匿鸟体的原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临潼邓家庄遗址的一例彩陶鸟纹比较特别(赵康民:《临潼塬头、邓家庄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肥胖的鸟体,欲飞未飞,构图虽然写实,却流于潦草(图3).

庙底沟文化彩陶所见写实的全形鸟纹,几乎全为头右尾左的侧视样式,有站立式,也有飞翔式,两种样式在数量上大体接近.也有一部分由于纹饰残缺,不能判明鸟的状态是飞是立.

这些典型鸟纹一般头眼足尾俱全,所以称为全形鸟纹.少数鸟纹以点代头,并不特别绘出眼目.鸟纹绘法全为平涂,事先并不绘轮廓,先绘头、眼和喙,都是一笔绘成.继而绘身子和长尾,也是一笔绘成.最后绘双翅、双足,不论立鸟、飞鸟,双翅均作展开形式,正是将翱将翔之态.

写实鸟纹各部位的状态特征如下:头部多扁长形,圆形少见.有的是一笔绘成头与喙,中间留出空白当眼睛.后期见圆点式头形,不专意绘眼.眼睛形状不规整,只有少数鸟纹点睛,一般以空白代眼,不见圆形眼.喙有长有短,有开有合,闭合者居多.有的喙边衔物,物作圆体形.个别抽象的鸟形,并没有特别描绘鸟喙的形状.鸟纹的身体特征有的比较明显,颈腹分明;有的不明显,颈腹不分;有的身后有圆形物,少数身尾接合处绘有圆点.鸟纹尾部作尖刺状,大多比较夸张,画得长且大.有单尾形,也有双尾形,更有三叉和四叉形.翅也是尖刺形,立鸟、飞鸟的双翅均作展开状.鸟的足部多为细长形,一般都画全双足.少数飞翔的鸟没有绘出足部,或者绘着收缩起来的双足(图4).

在华县泉护村等处还发现另外一种类似鸟的纹饰,有圆点绘的头,有展开的翅,但没有明显的身躯.有的像是正视图,有的又像是俯视图.这有可能是鸟的抽象图形,也不排除是描绘的其他什么动物,由于这类例子并不多见,暂时不便展开讨论(图5).

彩陶象生类鸟纹主要发现在关中地区,东西部鸟纹构图似乎并没有明显不同.因为在泉护村有较多鸟纹彩陶标本出土,也许可以将关中东部看作是它的中心流行区域.此外,泉护村彩陶写实鸟纹的变化,也能寻出一些早晚演进的脉络来,可以看出由写实向写意的变化轨迹.

2. 鸟纹的演变:由具象到抽象

我们知道,彩陶鱼纹具有明晰的由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轨迹,那么鸟纹呢,会不会也是一样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

由于彩陶上那些象生类鸟纹构图简练且明确,认读并不存在困难,也没有什么争议.但是鸟纹有没有经历几何化的演变过程,这个问题以往有些学者已经有过初步探讨,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个演变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序列是否完整,研究有待深入.

以鱼纹体系的几何化演变过程揣度,鸟纹也应当会经历同样的演变.只是我们对哪些几何形纹饰与鸟纹有关,却并没有仔细梳理,或者可以说,以往推定的演变路径可能并不完全准确.曾经对此进行过研究的,有石兴邦、苏秉琦和张朋川先生,他们的结论大体是接近的.

石兴邦先生最先注意到彩陶中的鸟纹,他认为鸟纹的变化时代特征比较明显.在讨论到庙底沟文化的鸟纹图案时,他发表了第一张鸟纹的演变图式,勾画出象生形向几何纹变化的趋势(图6).这个图式似乎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出了一个思考的方向,这也成为很长时间内鸟纹彩陶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6期)现在看来,在写实与几何化的鸟纹之间,过渡的图式似乎并不自然,而且确定的那些几何图形是否为鸟纹变化的结果,也还是存有疑问.

其次是苏秉琦先生的研究,他在对半坡文化彩陶鱼纹研究的同时,对庙底沟文化彩陶中鸟纹的演变也进行了研究,他将鸟纹的变化序列归纳为以下五式(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Ⅰ式:圆框,内加圆点,圆头,有眼、喙,短身;Ⅱ式:圆框,长头,有眼、喙,短身;

Ⅲ式:长头,有眼、喙,长身;

Ⅳ式:圆点形头,无眼,长喙,长身;

Ⅴ式:圆点形头,无眼、喙,鸟形特征大部消失.

归纳出来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脉络,正是具象向抽象发展演变的脉络.当然苏先生列举出来的证据,同他研究鱼纹的变化一样,尽管列举出了抽象写意的图形,却还没有提及典型的系列几何形图案(图7).后来,严文明先生也曾指出,“早期的鸟纹还是比较写实的,到庙底沟类型晚期已有简化趋势”,论及简化,还没有涉及到几何化.(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期)仅由后来发表的华县泉护村的例证可以看出,鸟纹由比较写实到抽象的变化脉络确实比较清晰.前期鸟体壮实,细部刻画认真;后期鸟体修长,有的已没有颈与腹的区别(图8).

但是鸟纹的几何化问题,很长时间内没有学者作太多展开研究.张朋川先生对这个研究应当是有了新推进,他有过一个大胆的推测,他认定“西阴纹”是侧视鸟形的简化形式(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159页,插图83,文物出版社,1990年),他还画出了鸟纹由具象到抽象再到几何化的演化图示(图9).

张朋川先生认为,侧面的鸟纹由写实的纹样向几何形的纹样发展,后来鸟纹简化到仅以一个圆点表示,身子变成一条细长的弧带.再后来,“由圆点和细弧线组成的侧面鸟纹,还演变成斜线、圆点、月牙形纹组成的几何图案”.从张先生的图示上看,鸟纹的演化脉络似乎非常清晰,不过这依然只能看作是理论层面的推论,远不是确论.由华县泉护村的地层证据看,最具象的鸟纹与抽象的“西阴纹”饰其实是共存的,在发掘者划定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三个时段中,抽象的“西阴纹”与具象的鸟纹都是共存的,看不出彼此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秦安大地湾的发掘中,这个证据不仅说明“西阴纹”出现的时间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要早得多,是在半坡文化末期,而且提示我们要改变原有思路,显然不必在鸟纹中去寻查它的来源了.另外,张先生还论证过正面的鸟纹演变成另一种圆点与弧边三角连组的几何纹样,这种纹样广泛见于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也见于其它一些文化的彩陶和划纹陶.事实上,这样的几何纹样也是出现在半坡文化时期,与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鸟纹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地湾遗址中就发现了典型的标本.(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图99:6,8、102:12、112:12、116:1,文物出版社,2006年)

3. 鸟纹的演变:由抽象到几何符号化

彩陶鸟纹由抽象到几何化演变的探讨,后来一直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这可能是因为揭示的新资料有限,关键性证据仍然比较缺乏.不过华县泉护村第二部发掘报告刊布后,似乎有了一些足资探讨的新线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泉护村新出土的写实鸟纹较多,也发现了一些可以确认的抽象鸟纹标本,顺着这样的线索,我们找到了不少几何化鸟纹彩陶,基本可以完善鸟纹演变的链条.

泉护村发现的抽象变体鸟纹彩陶,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构图:

A式 以圆点表示鸟首,左侧有一个半圆圈向下伸展如单足支撑,再向左伸展出二歧或三歧尾翼(图10).类似构图彩陶在彬县下孟村和临潼邓家庄也有出土,一般绘在钵类器外(图11).

B式 仍以圆点表示鸟首,但没有了半圆圈的鸟足,向左有分歧的鸟翼(图12).这是鸟形的极简形式,这样的彩陶发现极少.不过远在青海民和的胡李家遗址却见到一例,其意义值得关注.

C式 主体同A式,有圆点绘成的鸟首,有半圆圈延展而成的鸟足,不同的是还有明确的长尾,腹下有双线条,可能表示的是双翅(图13).这类彩陶在泉护村所见数量很多,细部也存在一些差异(图14).在河南陕县庙底沟新出土的彩陶中,也有相当多的这类彩陶(图15).

D式 似乎也是由A式变化而成,只是在原形的中腰位置插入了一组图案元素,将鸟形分割为前后两部分(图12、图16).

其他区域如甘、青、晋、豫、鄂、鲁和内蒙古也都见到几何形鸟纹彩陶,以C式最为流行(图17).

这几式几何化鸟纹,虽然构图彼此间有很大区别,却也表现出一些关联性,有的存在明确的演变线索.这种关联性,并不是发生在它们彼此之间,是指它们的构形,都共同指向同一类写实鸟纹,这种鸟纹更加图案化和抽象化,在华县泉护村和西关堡及陇县原子头,都发现了这一类鸟纹彩陶(图18).泉护村和西关堡见到的这类鸟纹构图相似,有细长的鸟身,绘出鸟头和向上的双翅,躯体后部绘出一个圆点,由这圆点绘出三叉的尾羽.原子头的这类鸟纹绘得更加抽象,有三叉的尾羽,但省去了那个圆点,双翅向下如双足立地.

介于写实鸟纹与几何化鸟纹之间,其实还有一种过渡形态的鸟纹,虽然只在泉护村发现一例,但却非常重要,它的构形接近泉护村和西关堡的发现,躯体后部保留有一圆点,但向下的足简化为一足了.这个构形也接近几何化的C式鸟纹,有一足和三叉的尾羽,但尾羽的根部省略了那个圆点(图19).由这一个变化轨迹看,C式鸟纹来源于写实鸟纹,大体上是没有疑问的了.

再看A式和B式鸟纹的变化,A式是写实鸟形省略中段仅存头尾的简化形,也可以看作是C式的简化形,它们都有相似的足部和头部形态.D式鸟纹则是由A式衍生出来的,是在头足与尾羽形之间,添加了一个几何形单元,将整体的鸟形分作前后两段,这时已经很难看出鸟形了(图20).

彩陶就是通过这样的简化和解构方法,完成了鸟纹的几何化,隐没了写实的鸟形.其中C、D两式又与其他纹饰元素重组,建构出变化纷繁的图案,组成彩陶的“鸟纹系统”.这个系统虽然没有鱼纹系统那样庞大,但也很值得关注.

4. 鸟纹彩陶的象征意义

辨认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系统,让我们看到了鸟和鱼一样,在庙底沟人心目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鸟纹和鱼纹既分别出现,也有同组的时候,鸟纹彩陶的象征意义也需要进行探索.

鸟纹系统的彩陶,中心分布区是在关中及邻近的豫西晋南,西布陇原,南至江汉,东达鲁南,北及河套以北,表明鸟纹向周围的传播范围之大,并不亚于大鱼纹系统彩陶.

在研究鱼纹彩陶的过程中,我们讨论鱼纹的象征性时,曾经指出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并非只有一个鱼纹系统,次要一些的还有鸟纹系统和蟾蜍纹系统等,先前因为资料的局限,还没有明确构建起来除鱼纹之外的这些纹饰系统.现在本文初步建构起彩陶的鸟纹系统,自然要关注鸟纹的象征意义.

人类信仰的许多内容多是由动物界的启发而获得的.飞鸟在天,与鱼游在水一样,那也是史前人类很容易观察到的自然景象.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象形鸟纹,虽然也可以归入写实的图像之列,但其实它经过画工的高度提炼,常常被描绘成剪影样式,有时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绘出来.不能认为庙底沟人只是因为喜爱飞鸟,所以就在他们的陶盆上画出鸟形来作欣赏,许多研究者都认为鸟纹应当还有它作为纹饰之外的含义.过去的很多研究都由历史时代的传说入手,再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首先会想到商人崇拜玄鸟,如《诗·商颂·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史记·殷本纪》也记有“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的传说.西边的秦人也有玄鸟神话,《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这是同样的鸟崇拜传说,有些学者将它归结为男性生殖崇拜,也有人认为远古先民崇拜鸟并非生殖崇拜,而是出于鸟与物候的关系,出于图腾崇拜.(刘德增:《从的崇拜到象征隐喻中国生殖崇拜文化发展的轨迹》,《原学》第三辑,56 ~ 5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对于鸟崇拜遗迹更流行的解释是太阳鸟之说,鸟崇拜往往主要体现为太阳崇拜.也有人说鸟崇拜比太阳崇拜更为古老,太阳崇拜可能并不是鸟崇拜的原因.(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太阳从东方升起,至西方落降,中国神话中的太阳,是“三足乌”带着他在飞翔.“三足乌”是神鸟,它便是太阳鸟.《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乌也即是鸟,晋人郭璞有注说日中“有三足乌”,也就是《淮南子》中说的“日中有踆鸟.”鸟本有二足,乌有三足,从何言起?是因为它贵为阳鸟,才有这样的特别之处么?汉代的人们,还有汉以后的人们,依然还在他们所绘的太阳图像里面绘出一只黑油油的乌来,虽然通常它只有两足而不是三足.

许多民族都以为只有飞鸟才是太阳的使者,作为太阳使者的各种神鸟形象飞遍世界,它们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在古代社会里,太阳鸟是无处不有的精灵.在阳光下繁衍生息的史前人类,他们以最虔诚的心灵,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向未知的世界表达纯洁的心声.无限的宇宙,神秘的苍穹,光明的太阳,孕育人类的生命,塑造人类的灵魂.那翱翔天际的鸟儿们是最有资格接近太阳的使者,只有它们才能将人类的虔诚与感戴传递给万能的太阳.于是在太阳崇拜出现之时,可能就有了太阳鸟崇拜.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天体崇拜已有了明确的标志物,一些研究者认为彩陶上的鸟纹和蟾蜍纹很可能就是日与月的标志,象征太阳神和月亮神,它是当时天体崇拜的一种方式.(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10期)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鸟纹,有的绘在圆形图案之中,有的则在背部上方绘出一个大圆点,这圆形与圆点,可能真的是太阳的象征.那些鸟纹表现的一定是早期神话中的太阳鸟.

庙底沟文化彩陶上频繁出现的太阳鸟图像,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陶器上也能见到,可能说明当时的太阳神观念普遍存在,传播范围很广.

彩陶上见到的鸟纹,一般只见于庙底沟文化时期,这并不能证明太阳崇拜最早形成的年代.彩陶上的鸟纹,只是体现了太阳崇拜的盛行,太阳崇拜的出现,一定是更早年代的事情.鸟与鱼,这一对恒常的艺术主题,在彩陶上大放异彩.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的结合.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鱼纹与鸟纹同绘一器,很值得关注(图21).陕西武功游凤曾发现一件鱼纹彩陶壶,也不见鱼头,而在鱼头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鸟头纹,这样的鸟头纹在临潼姜寨遗址的彩陶壶上也见到过(图22、图23).其实类似的鸟头鱼纹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也都见到过,只是因为没有完整器,所以纹饰的原形不明晰,发掘者没有识别出来.彩陶上鱼身鸟首的结合,也许暗示了更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水和鱼,太阳和鸟,也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与阳、火与水的象征.阳鸟和阴鱼在彩陶上同时出现,鱼纹和鸟纹组合一器,其意义还可深入阐释.

上文总结:此文为关于经典彩陶专业范文可作为王仁湘和沟文化彩陶和鸟纹主题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彩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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