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治生态演变对钟摆型政权的影响一基于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变更的分析，本文是国家政治方面有关论文范文素材跟非洲国家和政治体制和钟摆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曹冬英（1982-）,女,江苏淮阴人,博士,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
为比较政治与比较--J政、公共治理.
[摘 要]对二战结束至今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变更情况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态通常较好,但这一情况并非绝对存在；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态通常较差,但这一现象并非绝对存在；政治生态恶化通常会导致政治体制变更,但政治体制变更成因不一定是政治生态恶化；政治生态优化能够降低政治体制变更的可能性,但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的成因不一定是政治生态优化.政治生态恶化引致的以下问题会助推政治体制变更：经济难以稳定增长；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广泛存在于各领域；社会沟通网络的效能降低；形式主义增多；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效能下降.政治生态优化有助于钟摆型政权的消除.
[关键词]政治生态；钟摆型政权；非洲国家；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D73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1-0023-07
美国学者海迪（Ferrel Heady)认为,钟摆型政权是指二战结束后政治体制至少变化s次且在未来10年内极有可能再次变化的发展中国家“.钟摆型政权主要存在于非洲,根据海迪对钟摆型政权的界定及非洲国家二战结束至今的演变情况可以发现：非洲的钟摆型政权国家主要有尼日利亚、苏丹、埃及、尼日尔、突尼斯、布基纳法索、中非、乌干达、布隆迪、塞拉利昂、几内亚、马里、加纳、几内亚比绍、乌干达、乍得、贝宁、利比里亚和毛里塔尼亚等等.海迪和极少数研究者对钟摆型政权的成因展开了分析,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重点分析政治生态演变对钟摆型政权的影响.对二战结束至今非洲的钟摆型政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变更情况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政治生态演变对钟摆型政权具有重要影响；优化政治生态是消除钟摆型政权的重要途径.鉴于此,有必要基于非洲国家（专指非洲的钟摆型政权国家）政治体制变更情况对以下问题展开分析,即政治生态与政治体制的相关性；政治生态演变与政治体制变更的相关性；政治生态恶化引致政治体制变更的原因；基于优化政治生态消除钟摆型政权的具体途径.
一、政治生态与政治体制的相关性
一些人认为,政治生态与政治体制存在对应关系,比如,政治体制对应良好的政治生态,专制政治体制则对应较差的政治生态.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对诸多政治体制的国家及专制政治体制的国家展开研究可以发现：政治体制良好与否和政治体制与否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政治体制之下,政治生态可能良好也可能较差；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政治生态也可能良好或较差.
（一）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态通常较好但这一情况并非绝对存在
1.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态通常较好
与专制政治体制运行时期相比,政治体制运行时期的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政治生态相对较好,具体表现为：机制效能较高,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对各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小,形式主义（专指政治领导人在国内树立对自己的崇拜）的出现率较低.因此,与处于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时相比,几乎所有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处于政治体制之下的大部分时期政治生态均较为良好.实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及90年代初至今这两个时期,政治体制在加纳得到较好运行,这两个时期加纳的政治生态明显优于军政府时期（zo世纪60年代末及80年代等时期）.
z．政治体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态绝对良好
政治体制并非与较好的政治生态绝对对应,某些处于政治体制之下的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态极差,当这种情况出现之时,政变成为消除这一情况的一种重要选择,军方如果采用了这一选择且取得成功,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必然出现变化,从而增加了政治体制变更次数,使其钟摆型政权这一性质更加‘‘稳固”.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尼日利亚为例.以奥巴桑乔为首的尼日利亚军政府在1979年主动“还政于民”,沙加里通过直接民选当选为尼日利亚总统并建立文官政府,在其首届任期之内尼日利亚的经济和民生等方面获得一定发展,但政府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沙加里在1983年8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再次胜选,但其他竞选者及其它党派指控沙加里及其政党在总统大选中舞弊,并指控以沙加里为首的政府存在诸多贪腐行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恰逢世界石油下降引致尼日利亚的对外出口收益剧减、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宗教和暴力冲突日益增多,沙加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合法性被严重削弱,军方最终于19 83年12月31日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尼日利亚的政治体制再次出现变更,其钟摆型政权这一属性被强化.
（二）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态通常较差但这一现象并非绝对存在
1.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生态通常较差
与政治体制运行时期相比,专制政治体制运行时期的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政治生态较差,具体表现为：机制效能较低,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对各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大,形式主义（专指政治领导人在国内树立对自己的崇拜）的出现率较高.因此,与处于政治体制之下时相比,几乎所有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处于专制政治体制之下的大部分时期政治生态均较差.专制政治体制在非洲国家内部催生了“依附主义”——以个人利益而非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专制政治体制中的统治集团会为了获得政治支持而向政治参与者“分发,’利益,政治参与者会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支持这些能够为其提供利益的政治主体,而不会考虑这些政治主体的各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会引致动荡.与这种“依附主义”相关的是“新家族制”：政府拥有现代化国家的外在形式（如：宪法、总统、总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的职位）,但政府的具体运作实质上仍然是掌权者与亲友分享国家资源.处于专制政治体制之下的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大部分存在新家族制,新家族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大规模挪用国家资源以强化对者或统治集团的支持.这些者或统治集团在掌控权力之后向支持者（其中很多是亲友）分派公职或为支持者创造谋取私利的机会.这些举措会引致诸多问题,如贪腐横行、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最终引致政治生态恶化、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下降.这类情况的实例有：阿明于19 71年在乌干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米尔顿·奥博特的文官政府,乌干达由此进入长达e年的阿明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乌干达的贪腐现象极为严重,国家利益主要被统治集团及一些大家族瓜分,政治生态极度恶化,为转移国内矛盾,阿明发动对邻国坦桑尼亚的侵略战争,但这一侵略战争遭到失败,坦桑尼亚军队和乌干达流亡者合作发动反攻推翻阿明政权,乌干达的政治体制由专制政治体制变更为政治体制.
z．专制政治体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态绝对较差
多种情况的存在有助于专制政治体制下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生成良好政治生态.其原因：第一,专制政治体制下非洲钟摆型政权的者或统治集团较有远见或较为‘开明”之时,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或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努力消除国内贪腐现象、降低裙带关系的影响力或家族利益的存在范围,从而塑造了一种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这种情况的实例如zo世纪70年代以奥巴桑乔为代表的军政府治下的尼日利亚,与其它绝大部分军政府相比,这一军政府极为‘‘开明”,一直努力消除国内的贪腐现象,尽力实现利益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平均分配,在尼日利亚构建了一种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并在这一基础上将政权主动、和平地交给文官政府.第二,专制政治体制的构建缘起于专制统治集团以反对文官政府的腐败行为而发动的政变,为了保持甚至强化统治合法性,专制统治集团会努力将贪腐现象、家族利益的影响力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些方面的情况至少不能比他们所推翻的文官政府更为糟糕,由此,这一情况下的专制统治集团能够塑造较好的政治生态（至少好于他们所推翻的文官政府的政治生态）.这一情况的实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的军政府统治时期,这一军政府所推翻的沙加里政府（文官政府）在统治中后期极为腐败,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并建立军政府之后,努力减少国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塑造了优于沙加里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态.
二、政治生态演变与政治体制变更的相关性
政治生态演变对政治体制稳定性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即政治生态良好与否和政治体制稳定与否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呈现如下：
（一）政治生态恶化通常会导致政治体制变更,但政治体制变更成因不一定是政治生态恶化
政治生态恶化与政治体制变更的相关性如下：从条件上来看,政治生态恶化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充分条件,所以有前者必然有后者,但政治生态恶化并非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后者不一定有前者.从因果关系上来看,政治生态恶化与政治体制变更是多因一果关系,有政治生态恶化这一因,必然有政治体制变更这一果,但是有政治体制变更这一果,未必一定是政治生态恶化这一因造成的.
前一种情况的实例有：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任职后期,加纳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催生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及政治体制变更；zo世纪70年代初,哈马尼·迪奥里统治下的尼日尔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由此诱发1974年4月的军事政变,尼日尔的政治体制由体制变更为专制体制.
后一种情况的实例有：1986年11月21日,中非举行公民,军事政变上台的科林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并于同年12月8日成立首届民选政府,中非实现了由军政府到文官政府的过渡,其政治体制顺利实现变更,但政治生态恶化并非这一变更的成因之一；1966年,工会罢工浪潮催生了布基纳法索的军事政变,军政府取代文官政府,该国政治体制出现变更,军政府于1971年与政党领袖联合组成‘‘还政于民”的过渡政府,建立了布基纳法索第二共和国,该国政治体制重新由专制体制变更为体制.政治体制的这两次变更均与政治生态的演变无关.
（二）政治生态优化能够降低政治体制变更的可能性,但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的成因不一定是政治生态优化
政治生态优化与政治体制变更可能陛降低的相关性如下：从条件上来看,政治生态优化是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的充分条件,所以有前者必然有后者,但政治生态优化并非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后者不一定有前者；从因果关系上来看,政治生态优化与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是多因一果关系,有政治生态优化这一因,必然有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这一果,但是有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降低这一果,未必一定是政治生态优化这一因造成的.
前—种情况的实例有：1974年4月,以赛义尼-孔切为首的尼日尔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迪奥里政权,建立军政府并严厉打击贪腐行为,有效地优化了该国政治生态,这一情况的出现显著提升了专制政治体制在尼日尔的稳定性,这一政治体制直到1993年8月才变更为政治体制；2005年11月,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利比里亚的选举中获胜,其在两次担任总统期间有效地降低了腐败现象出现率,该国政治生态得到优化,强化了政治体制的稳定性.
后一种情况的实例有：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奥巴桑乔治下的尼日利亚的政治体制变更可能性显著降低,但这一期间尼日利亚的政治生态并未出现显著优化,更多地应该归因于：奥巴桑乔在尼日利亚国内威望极高；尼日利亚国内各界对军政府统治的厌恶；尼日利亚经济的较快增长为政治体制稳定性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三、政治生态恶化导致政治体制变更的原因
从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变更史实来看,政治体制变更风险会因以下情况的出现而显著增加：
（一）政治生态恶化导致经济难以稳定发展
经济的稳定发展有赖于良好政治生态的存在,良好政治生态的缺失导致诸多非洲国家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从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东亚的人均GDP对比（1960-2011年）中能够看到非洲一些国家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情况,见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20世纪60年代至ao年代,东亚的人均GDP -直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世纪90年代至2011年,东亚的人均GDP -直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第二,东亚的人均GDP呈现长期增长态势,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则呈现上下波动态势,未能在较长时期内实现稳定增长,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及2011年之前数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原材料（主要是石油）的上涨,而非因为这些国家在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推进了经济发展.
撒哈拉以南非洲难以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是诸多国家未能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所需的良好政治生态.以尼日利亚的情况为例：20世纪70年代,石油的猛涨给尼日利亚带来巨大收益,其人均GDP实现了较快增长；军政府领导人奥巴桑乔于19 79年‘‘还政于民”,在军政府的领导下尼日利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选举,沙加里在选举中胜出,组建了以其为首的文官政府.这两种情况出现为尼日利亚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沙加里政府未能利用这些条件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反而因执政失误而引致这样的情况出现：掌控石油资源的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权限因石油的上涨而增加,尼日利亚掌权集团的腐败程度显著上升.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严重削弱了沙加里政府的威信,尼日利亚国内的宗教和政治暴力冲突也愈演愈烈,人民对沙加里政府不满程度日益提升.这一文官政府最终于1983年底被军事政变推翻,尼日利亚的政治体制再次出现变更.
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常常出现与尼日利亚上述情况相似的情况,即政治生态恶化导致经济难以稳定发展,助推了政治体制变更.具体情况为：政治生态恶化的重要表现是公职人员借助公权力谋取私利,这一情况的存在势必导致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被一些公职人员用于谋取私利,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受到阻滞,当政府公信力因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状况恶化而不断下降之时,其被取代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非洲大部分钟摆型政权国家之中,取代一个这样的政府的最有效、最快捷方式是政变,政变获得成功极有可能改变原有政治体制,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再次出现变更.
（二）政治生态恶化增强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的负面影响
尽管存在现代的组织和机构,但是在非洲很多钟摆型政权国家之中,家族、宗教和特权阶层的影响力远远高于现代的组织和机构,“政府官员能否得到任命或升迁,更多地取决于家庭、社会背景而非能力和才干.这些情况的出现是政治生态不良或恶化的重要表现,政治生态恶化则会使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的负面影响强化,进而导致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由此出现恶性循环.政治生态恶化后,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的负面影响增强,阶层流动性变差,下层民众难以在不同阶层之中实现上升,当其感觉现存体制阻滞其升迁之时,极有可能会联合其他对现存体制不满的民众开展一些影响体制稳定性的活动,因而提升了这些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多次出现变更的可能性.
在文官政府或军政府执政初期,为了稳固统治,这些政权通常会较为克制自己的行为、控制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的负面影响,并尽力采取一些措施致力于推进经济增长,在统治较为稳定之后,这些政府的危机意识及对自身的克制力随之下降,政治生态逐渐恶化,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对政治生态的负面影响慢慢增强,在这种情境之中,试图推翻这些政府的力量逐渐增大、推翻这些政府的机会逐渐增多,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变更的可能性随之变大,换言之,这些国家沦为钟摆型政权的可能性随之变大.
（三）政治生态恶化阻滞社会沟通网络效能的提升
二战结束后,非洲出现很多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在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组成,社会沟通网络效能较低.这一情况的存在会导致诸多问题,如：政府的政令难以有效推行到各地区；不同地区对统一的国家的认同度较低；不同族群的包容程度较低.政治生态恶化会阻滞社会沟通网络效能的提升,导致上述问题更加严重.如：非洲一些国家的某些人或某些利益集团为了谋取私利（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等等>会创造政治骗局,这些举措的出现是政治生态恶化的重要表现.社会沟通网络效能较低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参选者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将社会沟通网络效能控制在较低范围内甚至使其进一步降低.公众不知道这些“行骗者”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之时,不会对这些‘行骗者’产生愤恨.但“行骗者”(尤其是行政层级高的“行骗者”)行径的暴露会引致诸多问题,如果这种政治骗局出现于大选之中且被揭发,极有可能引起国内局势动荡,使这些国家受到外国势力干预或出现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可见,政治生态的恶化程度越高,社会沟通网络效能得到提升的难度越大,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变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四）政治生态恶化助推形式主义的出现及增加
从国家层面来看,非洲诸多钟摆型政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致力于在国内树立国民对自己的崇拜.这是这些国家存在明显形式主义（行政生态学中的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即形式上的权力与实际生效的权力并非同一的；宪法、法律等未能有效地发挥应有效能.这种形式主义会引致一些问题,如总统任期较长,像加纳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任职15年、乌干达总统穆赛韦尼（Yoweri Muse,eni）任职27年；总统权力存在扩张倾向,提高了这些总统退变为者的可能性,如恩克鲁玛在执政后期实际上已经退变为者；宪法的效力较低,民选领导人未能有效掌控武装力量,致使军人干政频繁出现；法治程度较低,金钱政治盛行,社会各界对领导层、掌握政权的集团的监控力较弱,致使腐败现象频发.
政治生态恶化会催生或增加这种形式主义.政治生态恶化之后,非洲国家诸多领导人能够更加容易地借助所掌控的公共资源（权力及金钱等等）把自己打扮成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或个人能力明显强于常人的‘强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行政生态学中的形式主义由此生成；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公共权力、国家自然资源被以总统为首的‘新家族’掌控,这些“新家族’按照自己的意图运用宪法、法律和权力等谋取私利,使这些国家的形式主义变得更加严重.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都存在对国内外政治压力的承受阈值,当形式主义引发的政治问题突破这些国家整体环境的政治压力承受阈值之时,这些国家内部必然出现动荡,推翻执政集团的行动随之出现的可能性极大.从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的史实来看,这些国家多次出现政治生态恶化助推形式主义出现及增加这一情况,这一情况与其它情况共同引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变更.
（五）政治生态恶化阻滞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效能提升
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缺乏制度性的结构安排,未能使其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有效运转起来’,非洲一些国家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尤为严重,图2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一情况：
从图z中对尼日利亚的判定可以看出,与丹麦、美国、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相比,尼日利亚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力都不高,这是尼日利亚的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较低的重要表现.这一情况的存在是尼日利亚曾经沦为钟摆型政权的重要原因——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较低导致政府难以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满足治理客体的正当诉求,因诉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不满的治理客体必然采取行动取代或推翻政府,尼日利亚政治体制出现变更的可能性随之剧增.实际上,社会一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较低是诸多非洲国家沦为钟摆型政权的重要原因.
非洲诸多钟摆型政权国家的政治生态恶化阻滞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一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效能提升.非洲大部分钟摆型政权国家获得独立之后的较长时间内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事实上）的分离尚未完成,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某些利益集团（甚至某些家族）手中,而且非洲大部分钟摆型政权国家的主要公共权力掌控在少数权力阶层的成员手中,民众难以有效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政治生态恶化会加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度会不断较低,当国内出现某些问题之时,当权者很难获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这一情况为军人干政或国外势力的干预创造了条件,提升了政治体制出现变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非洲诸多钟摆型政权国家实现独立之后,在尚未拥有当代西方政治体制所需的大环境之前就采用了西方模式,这种情况催生了这些国家内部的‘依附主义’——以个人利益而非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依附主义的存在导致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稳定性极低——政治参与者会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支持各类能够为其提供利益的政治主体,而不会考虑这些政治主体的各种行为是否危及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诸多利益集团借助依附主义获得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所述“轮到我们吃了”的机会之后大肆贪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难以获得有效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随之下降,这些国家政治体制出现变更的可能性随之上升.
四、基于优化政治生态,消除钟摆型政权的基本途径
政治生态的优化能够为钟摆型政权的消除创造条件,基于优化政治生态消除钟摆型政权的具体途径主要如下：
（一）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基础上推进国民经济发展
优化政治生态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非洲的钟摆型政权国家须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逐步改变“集市—有限市场”型经济结构.具体举措有：消除某一个或某一些集团掌控经济政策主导权并谋取私利的局面,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基础上制定良好的长远发展政策,不再因某一种产业（如能源出口）容易获利而长期、过度依赖这一产业,而是依靠原有优势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助推经济结构的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优化经济管理制度及机制,降低公职人员借助公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强化经济管理制度中的惩戒机制并提升对这一领域中贪腐行为的惩戒力度,降低这一领域中贪腐现象的出现率；提高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为精神财富的积累、扩大创造条件,为公职人员群体道德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使其面对利益诱惑时不愿贪腐,减少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政治生态优化基础上国民经济发展的实现能够为大部分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有利条件,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从而降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变更的可能陛.
（二）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降低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等的影响力
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影响力的存在是政治生态不良的重要表现.这一情况致使非洲国家的很多资源掌控在某些家族或某些政治集团手中.这种非均衡性的存在会明显提升这些国家出现变乱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在优化政治生态这一宏观环境中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等的影响力.具体举措有：修改或制定相关法律,严格禁止成立带有家族色彩、地域色彩的政治组织；制定并切实实施任职回避制度（包括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降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作过程中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的出现率；依法严厉打击家族式、群体性腐败,对试图依靠血缘关系、裙带关系借助所掌控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人员形成威慑；对抵制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对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的人员和组织加以保护.
（三）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提升社会沟通网络效能
社会沟通网络的效能较低是某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乱的重要原因.在社会沟通网络效能较低的情况下,国内很多民众难以对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形成影响,某些试图夺取政权的军事领导人会依靠某一个或某几个族群对其的支持发动军事政变并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夺取政权.因此,非洲的钟摆型政权国家有必要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提升社会沟通网络的效能.具体举措有：在减少贪腐现象的基础上依靠本国力量并借助外援改善基础设施（尤其是改善不同地区之间交通状况及现代通讯）,为不同地区的政府、社会组织及民众等等之间的有效交流创造条件；严厉惩处为了谋取私利而阻碍社会沟通网络发挥效能的行为主体,降低提升社会沟通网络效能过程中所遇阻力；努力消除地区主义的影响,在全国塑造同一种语言、同一类风俗,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及水平,为政治生态的优化创造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升不同地区民众对整个国家以及其它地区民众的认同度,降低不同地区民众之间的排斥程度及因此引致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四）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消除符号系统方面的形式主义
符号系统方面的形式主义的存在会提升一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乱的可能性.如民选领导人有可能利用符号系统方面的形式主义逐渐并最终引致变乱,像恩克鲁玛担任加纳最高领导人之后在国内逐步强化对自己的崇拜并同时走向.实际上在1966年2月的政变之前,加纳的政治体制已经由制蜕变为制.为了降低非洲已经构建政治体制的国家再次出现变乱的风险,有必要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采取措施消除符号系统方面的形式主义（尤其是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具体举措有：强化法制建设,提升法律刚性,降低民选领导人随意改变法律或制定对其有利的法律的可能性；提升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水平,消除这些民众盲目崇拜某些领导人的可能性；进一步采用宣传、教育等方法强化公职人员群体对不良观念（如个人崇拜、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的抵制能力,使这一群体更加重视精神追求；优化政治架构,对试图扩张权力的领导人形成有效限制；惩戒试图在符号系统方面创造形式主义的人员,对其他人员形成有效威慑.
（五）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提升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
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较低是某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乱的原因之一,因此非洲国家必须在优化政治生态的宏观环境中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效能.具体举措有：强化政府的权力及权威,减少存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之中的贪腐现象,为社会一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的提升奠定基础；加快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完善速度,在这些国家之中实现政治制度化完善速度和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减少这两者不平衡引致的贪腐现象,为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的提升创造条件；强化法制建设,减少这些国家公职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现象及由此催生的贪腐现象；完善相关制度,降低各类资源被少数团体掌控的可能性,为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较为平均分配创造条件,助推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效能的提升.这些举措的实现均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为这些国家摆脱政治体制的钟摆现象创造条件.
简而言之,此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非洲国家和政治体制和钟摆方面的国家政治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国家政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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