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综述，该文是国家治理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和综述和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胡佳（1982—）,女,内蒙古包头人,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城市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管理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罗雪连（1992—）,女,广西贺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研究.
〔摘 要〕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受到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也推进了改革实践.梳理近五年不同学科领域和研究视角的相关文献,归纳现有理论成果和动态,挖掘研究空间和把握研究前沿,有望增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预见性.
〔关 键 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4-0052-06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议题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然而,对于该议题的研究不应“赶时髦”和“迎政策”,而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基础上,梳理归纳其理论成果和动态,挖掘研究空间和把握研究前沿,以通过理论探索增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预见性.
一、基于中国知网检索数据的宏观描述分析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笔者主要对2012-2017年6年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文献展开分析,在CNKI（中国知网）中就“主题”“篇名”“全文”“关键词”等关键检索项展开文献检索（检索时间：2018年1月26日）.相关研究的总体特征表现为：
一是研究文献数量丰富.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自2013年以来逐年增多,在2014年研究数量达到顶峰（见图1）.2012年至2017年六年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研究论文总量达到6814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顶层治国方略提出,到学术界展开全面深入研究,时间跨度较短,但研究成果却极其丰富,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时期其他相关研究主题.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二是学科视角多样.通过学科分布图（见图2）可以看出,“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学科视角的研究论文为2318篇,“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学科视角的研究论文为1282篇,“政党建设及法学”学科视角的研究论文为1196篇,这四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量大约占到总文献数量的80%.可见,已有研究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于行政学、政治学、政党建设、法学等方面.
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既是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实上,除了期刊数据,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术专著也不断增多,近年的学术会议和论坛也逐渐将此纳入议题范围.笔者对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对相关议题、观点和洞见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以期对已有研究进行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把握.
二、不同学科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1.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政治是国家运作的基础,治理则是国家正常运作的手段.政治学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和制度现代化视角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分析政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互动逻辑,在探讨二者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分析良善政治生态的实现策略.对于政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胡伟（2014）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1],政治制度现代化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宋鑫华（2015）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化,也是构建良善政治生态的过程[2].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政治体制现代化重点突出政治的开放性.因此,唐皇凤（2015）把政治开放看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3],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更是一次政治开放的革新运动.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还注重研究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从地位的优先顺序考虑,论证二者的根本性地位和属性地位.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考虑,李广平（2016）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优先于政治的发展,并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导着发展的状况和形态[4].但从政治价值考量,陈浩天（2016）则认为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5].从两者能力先后顺序比较,汪仕凯（2016）就认为政治体制的能力强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5],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政治体制能力的提高.
由此看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已有研究以政治制度改革及其现代化过程为核心,以政治制度改革创新为目标,以政治价值作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考量手段,通过完善政治体制来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同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应该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注重国家政治体制优化和政治制度能力建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公共管理学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良好、有序、高效的公共管理运转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同时,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系统性公共管理机构的构建,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有助于促进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基于上述内容,公共管理学领域主要围绕如何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展开相关研究.辛向阳（2014）提出,社会现代化的治理就是公共治理和善治[7].丁元竹（2016）认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8].随着新型城市化的推进和多元社会利益主体的出现,李景鹏（2014）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9],国家治理需要通过创新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也是创新社会公共治理体制的过程[10][11].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关注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实现治理的科学性和性.朱兵强（2015）指出,要把公众参与国家治理作为一种创新举措[12].二是完善现代公共问题的治理.杨冠琼、刘雯雯（2014）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其面临的公共问题性质与特征之间不断契合的过程[13].三是借助现代治理技术治理公共问题.唐皇凤、陶建武（2014）认为大数据技术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上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和发展空间[14].李楠（2016）聚焦于互联网平台治理,认为互联网际遇下国家治理的特点及其转型的路径有助于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15].
从已有研究来看,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者们以实现社会高效治理为目的,分析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手段或路径,以塑造整体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3.法学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治理离不开法治.法治是治国必由之路,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依托和保障.在法学领域,学者们普遍从现代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出发,通过法治功能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已有研究系统论证了法治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以及法治的基础性作用.法治作为治国法宝,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唐皇凤（2014）认为,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导原则,法治建设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16].姜明安（2014）也指出,法治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更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17],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应当把法治建设列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当中.在应松年（2014）看来,加快法治建设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18].欧阳康（2015）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依托依法治国这一核心内容和主要途径[19].公丕祥（2016）指出,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20].可见,法治之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治制度建设可以促进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法治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由以上研究可知,法学学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现代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方面.他们把国家治理法治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保障,提倡将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当中,将国家法治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4.历史学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我国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治理发展、法治发展等都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国家治理发展也一样.只有全面考察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才能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才能更好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现有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角度,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乔清举（2015）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既是对西方现代治理理论的辩证分析、合理借鉴,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某些内容的创新[21].二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总体观展开研究.胡承槐（2015）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历史时间的涵义、实质和实现路径[2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冯宏良（2016）认为,国家治理的历史走向在于寻求党的领导过程中人体性作用的发挥与法治规范力量的平衡[23],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对治理规律的探索.徐锋（2016）提出,应依据历史规律探索一条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24].燕继荣（2017）认为,站在国家发展目标的高度,中国要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必须逐一制约国家统一性发展的障碍[25],而这样的历史过程,需要完整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
综上,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们提倡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理解国家治理结构从失衡到矫正的历史发展过程,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经历的调整与变迁.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要具有历史思维,立足国情,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趋势,谋求国家治理理论本土化发展.
三、不同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1.国家发展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治理对象的改变,原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逐渐不再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因此,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支撑.一方面,从全球化发展要求来看,杨雪冬（2014）提出,只有正视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才能切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8].全球化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26],国家治理思维也应该转向适应全球化治理思维,以此谋求更高发展.另一方面,从国家内部发展要求来看,宣晓伟（2014）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要顺应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需要,从碎片化的一元治理模式逐渐转变为网络型多元治理模式[27].而高小平（2014）也认为,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28].站在国内社会发展过程角度,方涛（2014）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程度[29].唐皇凤（2018）也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确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愿景目标、战略路径和行动议程的客观基础[30].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1].
另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是一种调适过程,更是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过程.许海清（2013）指出,国家和社会协同共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31].基于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内部制度化要求的驱动、执政党精英的意识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等因素,陈平（2015）认为,国家历史发展历程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32].同时,俞可平（2014）认为,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等对外战略思想的提出,我国正经历从治理到善治再到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这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适应对外战略需求[33].
综上可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理念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发展结果.目前,学界较好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一个国家有何利益”这两个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发展水平层面提出的内外部治理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更好应对全球化危机,化解国内重大矛盾,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
2.执政能力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治理水平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执政党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执政党稳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手段.党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学者胡鞍钢（2014）认为,党的治理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决定性作用[34],党的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一方面,党的治理目标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张诺夫（2014）指出,中国对政治方位要求的提高,也必定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而服务政治目标实现[35].孙岩等（2016）指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国社会情境下是相辅相成的[36],党的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一种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能力建设.中国治理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领导能力建设.余斌（2015）认为,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37].竺乾威（2016）也认为,加强和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保障[38].国家治理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必须依靠提高党的领导制度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实现.黄建军（2017）指出,中国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为适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对自身的执政理念、组织机构、制度建设等进行深刻变革[39].
综上可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过程中,学界较为关注如何提升中国执政能力和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党的治理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党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水平.因此,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的全面领导,同时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3.政治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基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框架构建角度,协商往往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任剑涛（2015）指出,现代化的协商体系应列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当中[40],而且协商的关键是保证公民的正当政治参与权.辛向阳（2015）也认为,保证公民正当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内容[7].另外,从国家治理合法性视角来审视,彭中礼（2014）认为,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41].从长远目光来看,李广平（2016）则认为,是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保证前提[4],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现代化实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的实现途径视角来看,张雅勤（2015）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秉承“价值合理性”的目标去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42].魏治勋（2014）提出,必须对构成国家治理制度能力各要素的体制与功能机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努力打造一个的、法治的、公正的、廉洁的、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43].
由此可见,基于政治视角,学界在政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基础上,重点研究协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价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追求,政治是衡量国家治理成果的价值标准之一.
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评述和展望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评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既具有时代意义,又具有理论价值.国内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回顾、梳理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系统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面图景.虽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第一,在研究思路上,应然研究较为丰富,实然研究比较薄弱.已有研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模式固化.从集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研究的学科领域相对固定,研究的内容比较相似,重复性或共识性研究较多,理论深度挖掘不足,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创新性有待提升.已有研究在学科基础理论的框架、模型建构上相对缺乏,使得理论拓展进展缓慢.同时,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内涵、特征、实现路径等应然层面的成果较多,但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或绩效等实然层面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偏向于理论分析,多数是基于相关外文资料和前期国内研究成果进行的文献研究,缺乏对现实中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较少.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普遍性研究较为丰富,针对性研究不足.一方面,现有研究缺乏对地域空间特殊性的考虑.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并且复杂的国家,地域空间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只停留在国家顶层设计上,更应该结合空间特色加以设计.比如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非边疆地区、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等地域空间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应有所差异.另一方面,特定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较为缺乏.学者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偏向国家层面的普遍性研究,对诸如环境污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网络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和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某一特定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相对欠缺.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较为普遍,定量研究比较薄弱.目前大部分文献都运用规范性和描述性方法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描述性阐述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观察和经验归纳.虽然也有小部分学者提出建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但可量化的标准体系尚待完善.
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从战略高度出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学术界一个讨论广泛而深入的话题.尽管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围绕上述目标,笔者尝试提出这一研究议题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满足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
一是继续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涉及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应综合应用相关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目标框架和运行逻辑等进行本土化深度分析,为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拓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内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价值和意义不单停留在学术理论层面,更应注重实践操作层面.在已有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应然研究基础上,应加强对特定治理区域或者治理领域的实证性研究,在推进宏观理论运用到微观实践的同时,针对不同治理区域或治理领域提出针对性策略体系.此外,应注重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经验的对比借鉴,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发展.
三是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跨学科特性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应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拓展治理工具的内涵,引入“政企合作”治理、“政社合作”治理、“企社合作”治理、“政企社合作”治理等合作治理方式,通过创新治理工具来提高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在定性分析基础上,应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比如,从公民的感知或满意度方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绩效评价,构建综合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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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的互动和契合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社会治理创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逐渐受到关注,并出现了相应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方法论的创新、研究路径的拓展以及可行性方案的构建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民族国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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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