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主义论》和现代化强国建设，该文是化强国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新*主义论》和强国和*有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刘佳（1989-）,女,辽宁抚顺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共青团理论与实践.
[摘 要]的《新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在新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主张,是中国探索构建新型国家的纲领性文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新主义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在问题意识上,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与打造坚强政党结合起来；在思想方法上,要自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把握强国建设的内在规律性；在价值立场上,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站住,凸显人民群众在强国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
[关键词]新主义论；国家现代化；问题意识；历史逻辑；人民逻辑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1-0017-06
现代性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建设现代化国家既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应然逻辑,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正在进行中的‘现实性运动”.实际上,政治学理论不仅能够解释政治现象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更深刻地指向“如何建构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个重大实践命题.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党思想的,其理论关怀同样遵循上述原则.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仅关注‘夺取政权的问题’（革命的能力）,更关注‘‘是否能把政权建设好的问题’（现代化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对掌权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建设方案提出了若干条一般性原则.但是,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历史传统不尽相同,如何提出符合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现代化方案”,这是党治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执政绩效的重要尺度.
在新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中国是以‘在野党”的身份（甚至有时一度成为“非法党”）在国家政治体现中发挥作用,但始终把‘构建现代化国家’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在政治上宣示立场,在理论上深入阐释,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初步形成了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的政权建设理论,为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其中,的《新主义论》无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国家建设理论的光辉文献,被学界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性著作”.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深入研究《新主义论》所蕴含的国家建设的问题意识、思想方法和人民立场,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主义论》的历史背景、文本结构与历史地位
1937年7月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抗日战争的总形势很快有被动防御转向战略相持.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顽固派、投降派分子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势进攻的嚣张气焰所震吓,再加上日本侵华策略变得更加灵活、更有弹性,一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倾向在国内蔓延,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此外,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清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当作教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当作圣经’的现象.对此,深刻指出：‘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坚持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清理社会上弥散的各种错误政治观念和思想认识,向全党、全社会科学阐明‘‘未来中国走向何处”的重大问题,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发表了《新主义论》的这篇著名演讲.
《新主义论》是1940年,月.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原标题为《新主义的政治与新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z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主义论》.《新主义论》同之前发表的《（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19 39年12月）等文章,初步构建起中国的新主义的理论体系.《新主义论》是中国对前20年新主义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总结,同时也对新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如何领导国家建设提出若干原则性规定,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建设学说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新主义论》共有15个小节,可以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2节,开门见山地提出,面对妥协、反共的浪潮,“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强调中国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第二部分是第3-4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提出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阶段,而中国所领导的新主义革命一开始就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第三部分是第5-10节,阐述了新主义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主张,对‘资产阶级思想”、‘左’’倾空谈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顽固派思想等进行深刻批判,提出新旧三义的根本区别,强调中国在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与新三义在意涵上基本相同.第四部分是第11-15节,系统阐述了新主义的文化建设思想,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做出分析,指出新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新主义的政治、新主义的经济和新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主义共和国,就是我们要缔造的新中国”,为开篇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找到了答案,描绘了中国构建新主义新型国家的美好前景.
纵观《新主义论》文本整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向何处去”作为问题的起点,分别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角度对中国新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点进行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双阶段’理论,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在新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主张,是中国探索构建新型国家的纲领性文献.“通过对新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的分析,为人们清晰而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自1840年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如何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进而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献身的目标.为此,中国的农民阶级、开明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相继提出了自己的“建国方案”,但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宣告破产.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中华民国”,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国家统一之形并不能遮掩“军阀混战”之实.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尽管使无所不包的普遍的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但是从帝制的废墟中却不能自动产生出一个现代型国家,而是分裂成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建立统一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可以说,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异常曲折,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观念的紧张关系、革命行动与反革命行动的激烈对抗,使得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梦想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新主义论》集中回答了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的问题,其种蕴含的思想观点对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新主义论》的问题意识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之问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把‘钥匙,’.提出问题比寻找答案更重要,也更有难度.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所谓“问题’,是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抽象,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化凝练和表达.在现实社会中,问题和矛盾无处不在,没有问题和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就会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就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不断衍生的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的成熟性、现代性取决于对问题和矛盾解决的科学性和彻底性.面对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现象,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住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提出具有历史高度和时代立意的问题,这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认识论前提.那么,如何科学准确地提出“具有历史高度和时代立意的问题’呢？一是问题是否具有紧迫性,是否需要立即对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和理论的澄清；二是问题的提出过程是否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理论的检验,问题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三是问题本身是否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问题建构的主体还是旁观者.《新主义论》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实的紧迫性、理论的科学性、立场的人民性等特点,是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更是关乎人民整体利益的大问题.
在《新主义论》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和要旨——“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也显示出中国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回答好“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对中国问题的科学认知、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案,q睢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崭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不仅提出了问题,更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行动路径,即在寻求国家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上,要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实现一个彻底的大解放,培育和建设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主义文化,塑造国民的现代性人格,为传统中国不断注入、科学等先进思想的文化基因,指出：‘‘这种新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尽管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已经从革命党转型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但我们党依然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新时代之问.这个新时代之问是由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是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决定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决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回答、在实践上进行探索的大事件,这是这个新时代的大问题.
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方面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为适应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需要,党必须坚定深化改革的政治自信和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行动战略、生态环保等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新作为,在深化协商、完善法治体系、强化权力监督等政治建设中有新作为,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民生工程领域中有新作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党的领导,强国必先强党,要着力塑造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治国家’’的政治逻辑决定了国家现代化必须以政党现代化为基础,而政党现代化更有难度、更具挑战性.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党的组织重塑、功能强化、理念回归,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三、《新主义论》的思想方法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之维
现代与传统具有辩证统一性,传统国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基质”,现代国家是在这个‘‘基质”中成长起来的.不存在脱离于历史的现代性国家,任何传统国家都蕴含着或多或少的现代性基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这一原理对于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一定会遇到前一阶段遗留下来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资料,其中一部分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起到推动和牵引作用,也有一部分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而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搬掉这些‘绊脚石”,为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扫清障碍.当然,社会历史不是抽象空洞的,也不是随心所欲任人编写的.某一历史阶段具有哪些特点,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指向何方,这些都是由特定阶段下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对共产主义来说,“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产生活’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构想,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特征,即把中国问题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逻辑中来把握,在历史的‘‘继承—发展一扬弃”这一关系链条中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关键.
在《新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华文化特点、中国革命进程、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等进行深入分析,指明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时代坐标.在对中华文化的历史特点分析中,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社会历史性,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共同决定的,‘‘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建立在中华民族旧政治和旧经济基础之上,即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殖民的和半殖民的旧政治和旧经济,‘‘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为那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在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分析中,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历经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衔接的必经阶段.其中,新主义革命是由中国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对孙中山新三义革命思想的具体落实,在反帝反封建斗争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新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在对中国革命世界历史意义的分析中,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分界线,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方向,‘‘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成许多小阶段）,其社会陛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对中华文化特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国革命世界意义的历史分析,使人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更具有立体的时间感和开放的空间感,既坚定了新主义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也提示了革命和现代国家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只有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实践,才能深化对强国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此,要把握好三个关键点.一是深刻理解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是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是从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奋斗历程中总结出来的,是从中国近百年的峥嵘岁月中总结出来的,实现这个目标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和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二是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当前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其中有些问题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这一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点历史耐心；有些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这一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深化改革为突破口；还有一些问题是曾经解决过,但现在又反复出现,对这一类问题的解决要从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方面推进.三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认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殊贡献.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从1949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国家建设的成绩举世瞩目,中国实现了由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现代性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对于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民族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更好地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四、《新主义论》的价值立场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人民之本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维护好、实现好人民权利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一大趋势.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卢梭,是人权思想的创立者,他以“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关于人权的原则,认为人权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契约”使每个人把自身的全部权力都转让给了整个集体,由此构成一个整体—一政治体.这个政治体受到指导时,就是国家；进行指导时,就是主权者.所以主权者应当是一个集体的生命,应当由全体人民来承担.卢梭认为,主权的实质就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种意志应当成为指导共同体运动的法则,主权无外是“公意”的运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国家,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权组织是否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是否接受人民监督,这个国家的权力系统是否与广大人民形成一种稳固的、紧密的联系.列宁指出：“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延伸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同一性方面,国家权力不是独立于人民而存在的‘外化物”,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寓于人民集体之中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在革命年代,建设人民政权是中国的重要政治任务,并在井冈山、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中付诸实践,为《新主义论》的民权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孙中山曾说：“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这里的“民权,’是指国家权力为平民所共有,而不是被少数权贵之人所私得.在《新主义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并结合在苏区、陕甘宁边区人民政权建设的实践,对在新主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体地位,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等问题做出系统性论述.在政权建设方面,指出新主义国家政权的国体应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新主义国家政权的政体应当是集中制,“只有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在经济建设方面,认为,新主义的国营经济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领导力量.在新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新主义文化是革命的文化、大众的文化,也是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文化教育和普及上,‘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起来’,新文化必须扎根生产实践和人民群众,‘‘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的利益同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并在革命的具体行动中以构建‘政党与社会共同体,”“1的路径践行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把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观、构建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观、完善人民的政治发展观结合起来,摒弃了过去那种单纯以经济发展速度和物质财富增强论英雄的政治绩效观,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幸福值作为党政机关和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就是要凸显人民群众在强国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强国建设的直接参与主体.要不断增强‘现代国家建设议题’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党组织领导人民参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动员力,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情感的方法和手段,把人民群众有效地组织、整合、发动起来,汇集起强国建设的磅礴之力；另一方面,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直接受益主体.“使改革发展稳定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得实惠、尝甜头,必须强化民生工程的“兜底性”作用,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要向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倾斜,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执政绩效要让人民群众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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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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