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玄奘和《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形象，该文是西域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大唐西域记》和异国形象和玄奘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形象
张 婧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游记作品,以印度为主的西域各国作为“异国”和“他者”被观察和记录.玄奘对佛教的信念和尊崇决定了他对异国进行观察的角度,更影响了其对异国形象的态度；相应地,异国形象也为玄奘的诉求表达提供了论据支持.另一方面,玄奘先前经由佛教积累的异域认知使其摆脱了传统文化思维的限制；但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玄奘对异国文化一定程度的误读.
关键词： 《大唐西域记》；玄奘；异国；印度；佛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57-06
《大唐西域记》①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名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三藏法师玄奘.玄奘（600—646）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出生于儒学世家.幼年跟随次兄长捷法师于净土寺学习佛经,隋大业八年（612）正式出家.《全唐文》卷九百六《还至于阗国进表》记载,贞观三年（629年）②,玄奘“结侣陈表”未果后,于四月孤身“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玄奘在西行的途中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印度,初于那烂陀从戒贤法师受学,后游学印度各地,与各地、各派学者论辩,名震五天竺.贞观十七年（645）玄奘完成西行壮举回到长安,请回佛像、佛舍利数百件,梵文原典六百五十七部.归国后,应唐太宗之请,玄奘将西行的所见所闻进行口述,由辩机笔录,撰写了十二卷本的《大唐西域记》.在这部十余万字的“奇书”中,玄奘根据自己赴印度求法取经过程中的见闻经历,对广义上被称为西域的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南亚等一百三十八国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实的记录,内容涉及地理气候、宗教政治、农业物产、衣饰饮食、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佛教的圣迹、传说和现状作了详实的观察和记载.《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极为重要的佛教史、民俗史文献,为研究上述地区的地理、历史、文化提供了权威可信的史料,其宝贵的精神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就体裁来看,《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游记作品,以印度为主的西域各国自然就作为“异国”和“他者”被观察和记录.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描述：“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1]（P155）因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并非对西域诸国历史现实的简单复制,西域的信息借由玄奘的主观视野进行选择、加工甚至想象,来作为异国的成分被描述；另一方面,异国形象由于受到集体想象的制约,创作主体所接受的社会历史文化也由此成为这一集体文化想象的投射物.本文拟就《大唐西域记》所创造的西域形象为主要对象,考察《大唐西域记》中的“他者”与“异域”是如何被描述,它们与“自我”和“本土”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一、主观投射与异国形象的“塑形”
隋唐以降,佛教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与儒道二家一起,共同建构着中国本土的文化形态.然而初唐时期,佛教在经历了隋末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后,其发展受到阻碍,加之李唐一朝宣称乃老子李耳之后代,佛教便在与道教的竞争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早在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的《请除佛疏》请求全面灭佛,开启了唐代抑佛的先河；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颁布《沙汰僧道诏》,精简寺院和道观,虽然此举未实施,但唐高祖确曾指出：“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犯条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翻乃左道是修.”[2]（P459）贞观初年,朝廷下令“有私度者处以极刑”[3]（P1078）.唐太宗李世民“实不以信佛见称”,其“护持正谛”之举“皆具有政治作用”[4]（P12-14）.可见,唐代初年,佛教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通晓各部、造诣日深的玄奘有感于彼时“名流先达,部执交驰,趋末忘本,摭华捐实,遂有南北异学,是非纠纷”,又担心“传译踳驳,未能筌究”（《大唐西域记》序二）,故产生了西行求法之念.玄奘此行不仅从天竺取来了大量“真经”,归来后更“专务翻译,无弃寸阴”[5]（P158）,可以揣测,玄奘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弘扬佛法,推动佛教在中土的声望,而客观上他也确实为佛教的发展和佛教地位在中国的提升做了极大贡献.
因而从玄奘此行的目的看,他前往印度求法取经这一初衷本身就决定了《大唐西域记》是以出家人的视角,记录以佛事为主的见闻.同时,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和在中土弘扬正道的源头自然激起玄奘的向往和期待,这也预设了《大唐西域记》对印度相关记载的情感基调是正面、褒扬乃至神往的.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西域大小一百三十八国的记述除了当地的地理地形、气候条件、社会状况、人民性格、风情民俗等方面外,对诸国的观察基本遵循以下模式：（一）记载当地佛教寺庙（包括外道天祠）、佛教徒的数目以及信仰大小乘的情况；（二）对寺庙、佛塔、佛像、佛教遗迹、圣物等外在情况和衍生出的典故加以描绘；（三）?追忆古昔,对佛教圣徒的伟大事迹和佛典故事进行阐释；（四）介绍礼佛、事佛、推动佛教发展的国王（包括反对佛教的国王）的事迹和历史传说；（五）记录佛教大事及法事仪式.从玄奘的记载中不难看出,玄奘访印时,佛教已经在走下坡路,印度国内佛教已大小乘并存、部派林立,很多佛迹已经衰败,佛教正在逐渐失去内聚力；相比之下,印度教等“外道”的发展却呈上升势头.而玄奘只把目光聚焦在了佛教及相关的遗迹、人物、历史和现实事件,对佛教以外的内容则采取了“非所详记”的策略,这使得《大唐西域记》本质上是一部对佛教的“巡礼”之作.
玄奘对西域诸国的主观印象还可通过《大唐西域记》诸地人民性格的评价用语窥知一二.玄奘对途经西域各国及其人民的印象分为几个层面：印度以外对佛教信仰较为淡漠的国家,玄奘的评价语均显得十分负面,如“人性犷暴,俗无纲纪,不知罪福,不尚习学”（安呾罗缚国）,“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务于盗窃,不知礼仪,不识善恶”（尸弃尼国）,“俗无法度,人性暴鄙,多不营福”（屈浪拿国）；对印度以外崇信佛教的国家,玄奘的态度多是批评中带有褒扬,如商弥国人民“俗无礼义,智谋寡狭,伎能浅薄”,却“人性淳质”,朅盘陁国人“俗无礼义,人寡学艺”,“然知淳信,敬崇佛法”.而在印度,玄奘的态度则明显地“中”“边”有别,其对中印度人民的直观感受绝大部分采用了如气序和畅,风俗淳质,风俗善顺,笃学好福等美好的词汇,即使是崇信外道或异道杂居的小国,如窣禄勤那国、羯若鞠阇国等,仍旧持欣赏和积极的态度；中印度以外的地区,玄奘的看法有褒有贬,突出了边地人民的地区特色,用语较西域国家总体显得更为宽容一些.玄奘的各类评价当然是根据他与当地居民接触的直观感受写成,但其对中印诸国近乎一致的评价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戒日王统治下的中印度是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是受佛教影响最直接、最深入的地区,当地人民可以广泛而深入地接受佛教洗礼,因而在玄奘的认知中,自然更相信也更愿意看到当地人民教化良好和性格温和的一面,因为这符合玄奘此前从佛教中获得的对印度的想象.尽管事实是,佛教在中印度已经显出颓相,很多中印小国的外道规模甚至超过了佛教,这在玄奘的记述中亦有体现.另一方面,佛教思想中以“中国”（即中印度）为优,以“边地”为劣[6],这种偏见在《大唐西域记》中也得到印证：“详其文字……中印度特为详正,辞调和雅,与天同音,气韵清亮,为人轨则.邻境异国,习谬成训,竞趋浇俗,莫守淳风.”玄奘对印度之外乃至中印度之外部分地区的态度正与此观念吻合,因为这些地区远离佛教的中心,或其佛教是经由中印度的辐射影响才得以传播和发展,其文明程度当然不可与中印度同日而语,尽管很多国家彼时崇信佛教的程度甚至强于中印度.
可见,玄奘虽然没有完全以佛教美化当地人民并以此判断教化程度,但他所刻画的西域诸国人民的形象确也受到了其主观的“塑形”.这种塑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了解当地自然环境和历史,对当地人民的看法也有了潜移默化的印象,如北马主以及突厥民族“气序寒烈”“寒劲宜马”,故多“人性犷暴”“风俗猛烈”,这些描述在北印度一些寒冷的地区也可找到.二是玄奘对以中印度为主的佛教圣地或其他虔信佛教的地区,选择的评价用语受到了佛教观念先入为主的影响,因此态度积极正面,较少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如中印度即今印度北方邦等地事实上在夏季气候并不宜人,玄奘却仍将中印度诸国一致地形容为“气序和畅”,其人民“风俗淳质”.这些描绘异域形象的语词如“人性犷暴”“风俗淳质”“气序和畅”等固定而先在地存在于玄奘的文化记忆中,它们相当于形象学中的“套话”,释放出了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和最后的、原始的“形象”[1]（P159）.《大唐西域记》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是,玄奘对各国的印象虽随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很多词语却给人雷同之感,很可能的创作情况是,玄奘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特色,透过其视界中的“镜像”而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套话”,作为对特定地区和当地人民的描述.
总的来看,玄奘对西域诸国没有进行整体地、不加区别地考察,也没有对印度进行一味地歌颂,这体现了玄奘记录的客观性,然而几类“套话”的运用和组合确也透露出玄奘对于西域诸国印象“观念先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佛教大大衰落的情况下,以中印度为主的地区仍寄托了玄奘真挚的宗教理想,不管这份记录是否真实、客观,至少它与玄奘对印度佛教的期待相重合.这样,以中印度等为代表的地区经由玄奘这一“自我”的投射,变为了符合玄奘先有概念的“他者”.
二、主观意图与异国形象的变形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结束了西域之行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同年二月,玄奘谒见唐太宗.简单寒暄后,唐太宗“广问彼事”,将“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的这些西域诸事一一问予玄奘,玄奘“记忆无遗,随问酬对,皆有条理”.随后,玄宗即提出“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5]（P129）一年后,《大唐西域记》完成.玄奘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7]（P178）,由此《大唐西域记》除了以“礼佛”为主,其写作与构思也彰显了玄奘对统治者政治意图的洞察及对唐王朝意识形态的把握.
《大唐西域记》开篇的《序论》中,玄奘即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玄奘进而表明,自己虽然游历西域各地,但各地皆沐浴于朝廷的教化之中：“越自天府,暨诸天国,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此部作品正是根据自己的见闻,弥补之前文献的空白,以载述“化洽”的具体体现.
玄奘的上述表白阐明了自己臣服于李唐王朝并愿意为之服务的政治立场.由于《大唐西域记》最终要呈给玄宗,因而其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也须投合统治者的心意.初唐时期,李唐王朝与突厥之间矛盾不断.突厥自隋代起分为东、西两部分.贞观三年,东突厥为唐朝所灭,而西突厥从原来与唐一道共同对抗东突厥的盟友转而成了唐最大的威胁.据《旧唐书》 卷一百九十四下《突厥传》 记载,彼时“勇而有谋,善攻战”的统叶护可汗怀有统一漠北和西域的雄心,在其领导下西突厥已“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然而解除北方的威胁,统一西域亦是唐王朝的政治目标,因此贞观十三年（629）,唐王朝和突厥爆发了高昌之战,随后的焉耆、处月争夺战拉开了唐、厥战争的序幕.贞观二十二年（648）,李唐王朝获得胜利,占领了西突厥,建立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按东、西突厥固有的两厢分治格局下设昆陵、濛池二都府,皆臣于安西都护府,使其内属于唐朝统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奘的西行之举在唐玄宗看来,为唐朝对战西突厥提供了一手的战略资料,而玄奘也深谙玄宗欲从其西域之行中获得的信息,因而《大唐西域记》诸国无一例外地记载了所到之国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农业作物乃至政治环境等信息.如玄奘称焉耆（阿耆尼国）“四面据山,道险易守”,龟兹（屈支国）“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飒秣建国“凡属诸国,此为其中,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强马盛,多诸赭羯”,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情报.同时,玄奘将从属于突厥的国家以及有无国王的情况特别标明,如素叶水城“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睹货逻国故地“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皆有利于朝廷在与突厥的争夺中获取主动地位.不仅如此,《大唐西域记》中所载西域诸国包括语言文字、民风民情、农业作物等详实的信息更为唐帝国战胜后治理该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玄奘的总体记述绝不仅仅是服从政治需要,其最终目的仍旧是弘扬佛法.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着重记载了阿育王（无忧王）、戒日王的伟大圣明,尤其是他们对佛教的尊崇、支持和推广.玄奘将距当时近一千年的阿育王和当时统一北印的君主戒日王挑选出来加以特别介绍,将其塑造为虔诚敬佛的君王形象.特别是在与戒日王有了亲身、直观的交往体验后,玄奘的记述显得更加令人信服,戒日王在其描述下成了一位理想、完美且对佛教事业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君主.玄奘写道,还未登基的戒日王在臣子极力推举,仍深感无力承担王位的重任后,“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为练若苾刍,而精勤不懈.承兹福力,得此王子.……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愍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在玄奘的笔下,戒日王不仅前世生为比丘,今生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佛法,由此得以征服全印度.而事实上,受家族影响,戒日王早年是一个印度教徒,虔诚地信仰湿婆,至其统治后期才转而皈依佛教.且戒日王在任内效法了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宽容的宗教政策,将佛教和印度教并举,并非独尊佛教.玄奘的记录写道,戒日王“每于行宫日修珍馔,饭诸异学,僧众一千,婆罗门五百”,可见其在行宫中同样宴请婆罗门,只是对于佛教徒更加偏重而已.戒日王对佛教的扶持尽管有个人信仰的因素,更多的却是通过佛教推进、契合其政治上的统治策略,而玄奘却将戒日王对于佛教的推崇进行了美化,夸大了其由于重视佛教所获得的“光环”.相对应地,玄奘在谒见戒日王时,着重称颂了唐玄宗的丰功伟绩,随后指出玄宗“爱育四生,尊崇三宝”而使得唐土“国用有余,氓俗无宄,风猷大化”.玄奘将对实际上并不重视佛教的玄宗也比作了礼佛、事佛的一代贤君,将其与戒日王互加关照,从而突显了推行、支持佛教对于国家统治和人民教化的重要意义.玄奘将戒日王的贤德程度与玄宗并举,以及将戒日王直接统治的国土描绘为近乎乌托邦的面貌也是向玄宗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希望佛教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在中国本土发扬光大.可见,《大唐西域记》所描绘的西域形象遵从了“政治先行”的写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异国的元素被用来支撑与宣扬玄奘希望弘扬佛法的用意.
三、文化观念与异国形象的误读
《大唐西域记》中提到,印度自古认为赡部洲有四主：南象主、西宝主、北马主和东人主,其中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人主之地“风俗机慧,仁义昭明”,三主之俗,以东方为上.但崇信佛法的玄奘在肯定东方人主之国即中土在文化上的优势后,又进一步指出：“人主之地,南面为尊”,进而客观地分析中国和印度在文化上各自为尊的理由：“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规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象主之国其理优矣.”自周代起,华夷观念就已产生；春秋时期,华夷有别、华尊夷卑的思想渐入人心；至李唐一朝华夷有别的观念仍自上而下地被继承下来.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作为创造异国形象的“自我”一方,肯定“本土”中华文明的地位和进步程度似无可厚非,但在他看来,印度和华夏文明同样出色,只不过形态有异.值得注意的是,从玄奘上述的描述中,他头脑中的中国并非居于,而是位于赡部洲以东,这就大大有别于中国人有关“中华”与“四夷”的集体认知.诚然,这体现了佛教对玄奘思想的影响,但玄奘没有以“华”的身份和大国心态去“俯视”西域诸国,而是深入各地,客观记录,因而《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也体现在,玄奘的记载是基于一个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跳脱出中华文化传统形塑下带有集体文化认知偏见的“自我”对西域各国的观察.
然而,玄奘既生长于中土,自幼又深受儒、道文化熏陶,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本土文化思维方式的制约.《大唐西域记》卷二起首的“印度总述”中,玄奘对印度这样介绍道：“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之名,来自Sindhu一词,Sindhu本义是河流,特指印度河.“‘印度’（Hindu）不是一个本地的词汇,而是来自‘河流’（Sindhu）一词,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波斯人（公元前四世纪）以及阿拉伯人（八世纪）用它指曾经居住于次大陆西北部那条大河附近的所有人,这条河流现在在当地还以‘信度河’（Sindhu）闻名,欧洲称为印度河（Indus）.”[8]（P30）可见,“印度”是外来词汇,同样也是来自“他者”的命名,而非本地人“语其所美”的称谓.对于中国来说,滥觞于两汉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得以认识印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人员往来密切,高僧法显在印度北部、中部、东部,最后一直南下直通斯里兰卡（狮子国）的天竺之旅更拓宽了中国对印度国土的认识.可以说,至玄奘时,他对印度的认识超越了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人乃至后世8世纪的阿拉伯人对印度即为印度河流域的认识,由于佛教在当时的广泛传播,他脑海中的印度已经与现今南亚次大陆的版图相差无几.
与中国不同,印度在历史上往往分大于合,七世纪以前,只有阿育王建立了集权的国家.戒日王朝和前代的笈多王朝一样,仅仅称霸于德干高原以北以恒河流域为核心的现今北印度地区,且戒日王治内的国家很大一部分并未被归并,只是臣属于戒日帝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戒日王的帝国是由几个强有力的独立君主组合而成,出于对戒日王个人的崇拜,他们才承认戒日王的宗主权,对帝国表示服从.”[9]（P97）《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所看到的印度小国林立,北印、中印、东印、南印、西印度分裂得十分细碎,玄奘也明确指出了印度“随地称国,殊方异俗”的现象.然而,在玄奘的理解中,印度虽然文化上并非铁板一块,但在领土上却是一个整体,全印被分为五个区域,内部共有七十多个国家.在写到戒日王时,玄奘称其“令五印度不得啖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可见,在玄奘看来,五印度全境即为戒日王所统治,尽管诸小国各自为王,但政权仍由戒日王把握,各小国向其称臣.
与“五印度”的概念相对应,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礼记·王制》中就有“五方之民”的说法：“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按先秦时期的划分,“中国”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但这种“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观念对后世华、夷的划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其具体所指不同的朝代有所不同,而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和由东南西北的各边疆民族组成的五个区域的概念却延续了下来[10].至唐朝时期,随着疆域的发展和扩大,对周围的边疆民族或采取“羁縻政策”,或使之接受唐朝册封,与之保持臣属关系,这二者构成了以中原地区受唐朝直接统治为第一层次之外,唐朝疆域统治策略的第二和第三个层次[11]（P119-122）.自唐朝开始,中国与夷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中国,天下本根,四夷尤枝叶也”[12]（P3911-3912）的状态.由此,“五印度”似乎与中国的“五方之国”在玄奘那里得到了奇妙的对应.正如玄奘在序中所说,唐玄宗“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以致“幽荒异俗,绝殊异邦,咸乘正朔,俱沾声教”,周边的国家都对其称臣；而作为“南象主”的国君,戒日王的统治模式则在《大唐西域记》中表现为与玄宗类似,即以中印度为核心,其统治也辐射了“五印度”各地,且其治下的中印度由于佛教的影响,文明程度最高,这恰与玄奘对玄宗的描述一致.
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后,“中国”用来命名一个政治实体,指王朝的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整个区域.虽然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但“中国”不会随王朝而结束,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的形式延续下去[13].玄奘与戒日王的对话颇能窥知玄奘对此问题的看法.戒日王在得知玄奘来自的大唐国即为“摩诃至那国”后问道：“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大唐国者,岂此是邪？”玄奘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印度自古将中国称为摩诃至那或至那,从上述的对话中,戒日王没有分清“秦王天子”“秦王”“大唐国者”和“至那国王”的区别和联系,并不知道唐太宗继位前被称为“秦王”,“至那国王”只是其脑海中对中国皇帝的一个笼统的称谓.“至那”一词源自梵文cina,依照玄奘的理解,“至那”与汉语的“秦”是对等的,即指秦朝.因而玄奘解释道,玄宗“御极则天,乘时握纪”,做了现任君主；而戒日王口中的“至那”是前王秦始皇的国号,但前王仅是中国的前任统治者而已,玄宗顺应了天道,接过了中国的统治权,中国的政治实体没有变,只是国号改为了大唐而已.以这样的思路推演,玄奘眼中的戒日王也是接过了前朝君主的统治权,继续对他所理解的“印度”这一个地理和政治的实体进行治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大唐西域记》卷第四中,玄奘游历北印度境的磔伽国后写道：“数百年前,有王号摩醯逻矩罗.都治此城,王诸印度.”其“宣令五印度,继是佛法并皆毁灭,僧徒斥逐,无复孑遗”.据考证,此摩醯逻矩罗之父为白匈奴的首领,曾率白匈奴人从旁遮普进军,征服了包括今拉贾斯坦邦、部分邦、北方邦以及克什米尔等印度北部、西北部地区.显然,按照玄奘的说法,摩醯逻矩罗与戒日王一样,曾“王诸印度”,即与戒日王一样是五印度的君主.按照传统中国的国族意识,戒日王是前者在五印度的继任者.然而,印度并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这种内在的传承逻辑,且不说摩醯逻矩罗与戒日王的统辖范围并不重合,他们本身其实只是成功进入印度北方平原并实行统治的不同民族的其中两个首领,更不用说他们同时都是“五印度”的统治者了.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集权的大一统观念中,王朝国家认同占据了绝对地位,政治认同大于其他任何形式的认同,因而印度突出的族裔差异也只得到了“殊方异俗”的解释而没有引起玄奘的怀疑和警觉.如此说来,正是中华传统中大一统的文化观念造成了玄奘对印度总体上由戒日王继承和控制的误读和想象,玄奘对异国印度的认识也通过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成为了中国集权政治认同的投射物.
和多数外国游记一样,玄奘西域之行中所描绘出的异国形象呈现出“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互相关照、互相映射的形态.玄奘对佛教的信念和尊崇决定了他对异国进行观察的角度,更影响了其对异国形象的态度；相应地,异国形象也为玄奘的诉求表达提供了论据支持.另一方面,玄奘先前经由佛教积累的异域认知使其摆脱了传统文化思维的限制；而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玄奘对异国文化的简单对应和一定程度的误读.从这个角度看,《大唐西域记》作为一部游记作品,对异国尤其是印度文化的观察、解读乃至误读仍可作为玄奘所推动的中印文化交流乃至当今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对后世了解历史、认识西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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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言而总之:此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大唐西域记》和异国形象和玄奘方面的西域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西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佛界易入，魔道难进论老舍短篇小说《大悲寺外》 ○周子郁摘 要小说大悲寺外是老舍先生的短篇力作,研究者多从“欲”与“赎”的关系出发研究老舍的基督教思想 然而基督教对于老舍,与其说是一种信仰,毋宁说是.
2、 《日本灵异记》中的儒佛融合以丁兰木母为中心 刘九令（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 日本灵异记作为佛教说话集编撰过程中借用了大量的儒学要素 通过对作品中的“丁兰木母”这一儒学典故的考察,可以.
3、 电影《寻梦环游记》的叙事魅力 【摘 要】寻梦环游记是迪士尼和皮克斯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它打破了皮克斯工作室近几年的颓势,成为了2017年的票房黑马 这样的一部口碑电影作品自然离不开其精彩的叙事技巧 本文通过影片中层层铺设的悬念、冲.
4、 审美的鬼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中的席勒美学探析之二 梦枕貘耗费了十七年心血写就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以下简称鬼宴） 故事以日本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留学大唐求密宗佛法的高僧空海为主角,并辅以一系列中唐传奇人物,如橘逸事,白居易,柳宗元,韩愈……,以长恨歌为.
5、 火树银花不夜天《大唐无双》元宵节正式开启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民俗传统节日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过了这一天便意味着新的一年渐入佳境,所以年俗上,讲究亲朋好友欢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