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结构转型：价值、形态、机制，本文是关于大数据时代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治理结构和转型和价值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摘 要：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呈现虚实交叠无序衍化特征,加剧了社会冲突不可控风险.面对新环境、新技术挑战,社会冲突治理应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转变治理结构.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应以系统消减冲突价值目标取代快速平息冲突的短期治理取向,为此应构建基于数据中心的平台化开放治理网络以取代政府中心单一治理形态,并且通过建立政府间数据共享职能联动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整体治理,政府与企业间技术合作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智慧治理,政府与公众互动机制形成社会冲突无缝隙治理.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结构；治理价值；治理形态；治理机制
“大数据时代”被用来描述由于海量数据价值被发现,所引发的各个领域和行业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运用的技术创新与变革的浪潮.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开始了大数据战略的顶层布局.总书记在政治局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提出“推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大数据成为推进各领域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政府治理的新课题,社会冲突是我国转型时期要长期面对的治理难题,大数据发现复杂冲突背后的关联关系对于实现社会冲突精准决策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是将大数据技术转化为社会冲突治理创新实践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利用大数据提高社会冲突治理效能需要与之匹配的治理结构,因此亟须探索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价值、治理形态、治理机制的变化,以回应新技术时代的治理变革.
一、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冲突治理的挑战
大数据（BigData）是指超过传统规模的海量数据、巨量数据,是高度信息化社会数据爆炸的写照,也是信息化发展到云时代的技术飞跃.大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Volume）、数据种类多（Variety)、数据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价值密度低(Value)等特点,被比喻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石油”,成为提升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大数据之“大”不仅在于其无法用常规软件抓取、管理、处理的惊人数据体量,以及被深度挖掘后所展现的巨大价值,还在于被大数据所深刻改变的社会关联模式.“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1]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数据源,随时创造数据,每个人同时又不停地接收数据,社会生活通过数据联结,社会行为以数据显示,形成了高度数据化社会.社会冲突在高互联互动的关联状态中被复现放大,呈现虚实交叠、无序衍化的特征,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社会冲突“虚拟”“现实”联动叠加.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活动从现实世界扩展到了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以其便捷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二空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多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实践活动.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普及大大地降低了公众沟通的成本,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或意见,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发声,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为数据信息输入、输出提供了更为经济的传播途径,公众可以轻松跨越时空对公共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大数据时代实现便捷社会参与的同时,社会矛盾、利益冲突也在第一时间暴露在网络世界.
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其本质是现实关系的投射,因此会对现实世界形成极大反推力.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医患矛盾等纠纷引发的局部冲突在网络媒体的聚焦和放大下很容易形成“蝴蝶效应”,利益相关人、非利益相关人裹挟其中,甚至引发阶层对立.通过社会的复杂网络结构传播,社会冲突演化涌现出复杂的社会宏观行为[2].同时,虚拟世界的隐匿特征和便捷特征让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优先选择借助于网络表达对现实世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满,而且容易获得关注、引发共鸣,并快速聚拢相同遭遇者,甚至将线上的情绪表达付诸线下的对抗行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一定群体的情绪极易互相传染,促使意愿快速凝聚,群体迅速抱团而形成整体性力量,并激发一定的社会行动！”[3]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在虚拟和现实两个空间互现联动,叠加显化,加剧了冲突治理难度.
高度数据化社会是社会冲突不可控风险增强的环境因素,而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导致我国社会矛盾交织、社会冲突高发的深层次背景.党的十九大在深入分析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准确概括,有利于更清楚地把握新时代进程中的社会冲突问题.现阶段,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普遍提升；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匹配、行业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不均衡等又制约着社会公众的美好生活体验.人们对教育、医疗、环境、住房、食品安全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缺乏安全感,社会信任缺失,极易引发冲突.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诉求多元,社会问题交织咬合,使得冲突事件往往是多因一果.如医患冲突背后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医疗体制问题、利益分配问题、职务腐败问题以及社会心理问题等.多重问题借助于开放的互联网、大数据环境就会产生群集效应,不同利益诉求主体从自身角度建构议题,使得冲突议题衍化呈现高不确定性.“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冲突各方由于信息获取、利益取向差异,社会冲突及冲突治理各方构成了非平面、无规则、立体化、无中心、无边缘的动态博弈关系,使社会冲突具有非线性变化特征.”[4]
总之,大数据时代为公众创造了便捷的社会参与途径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冲突的不可控性.面对新环境、新技术的挑战,社会冲突治理取决于新技术的利用,更取决于基于新技术运用的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
二、系统消减冲突：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新目标
价值目标是社会冲突治理的逻辑起点,决定治理主体间关系,进而影响社会冲突治理结构.社会冲突有的表现相对平和,有的表现为激烈对抗,社会冲突有推动社会融合的建设性功能,更有撕裂社会的破坏作用.社会冲突治理的目的是要避免破坏性冲突发生,将社会冲突引导到有利于推进制度建设,促进社会系统和谐运行的方向.
1.快速平息冲突治理取向的局限
社会冲突的激化往往表现为件,件由于影响面广、关注度高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强烈冲击通常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回应.面对突发事态,政府把尽快制止冲突、恢复秩序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快速平息冲突一直以来是冲突治理的第一目标.这种应急治理思维模式把治理的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政府依靠掌握垄断强制力的优势强力控制,能够取得迅速平息事态的预期效果,但同时引发件的深层矛盾被掩盖,可能成为影响社会长期稳定的隐患.
社会冲突一种是追求现实利益目标结果的冲突,另一种是由于受挫需要释放紧张状态的情绪化冲突.对于情绪化冲突的治理在于释放情绪,平抑安抚,但是对于现实性冲突治理如果仅仅停留在避免冲突升级而制止冲突,只能暂时缓解冲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件往往是现实性冲突和情绪化冲突的混合体,是情感宣泄和现实利益与价值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公众为了谋求某种利益聚集在一起,又由于维权受挫,愤怒情绪累积而使得对抗不断升级.快速平息冲突的应急管理解决的仅仅是冲突情绪化表达部分,并没有触及现实性冲突的实质,甚至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治理后遗症.例如政府在解决征地拆迁冲突时,针对钉子户惯用非制度化的个案谈判办法进行补偿,从而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象,更加助长钉子户和政府的博弈,进而不断抬高同政府谈判的筹码.息事宁人、就事论事的冲突处置策略回避了问题本源,掩盖了冲突对立的客观现实.“封堵式的冲突处置方式侵蚀了冲突过程相关各方围绕冲突议题讨价还价、谈判协商的空间,不能很好地促进冲突各方达成谅解,错失了冲突化解和冲突转化的时机,更不能很好地对冲突根源进行反思.”[5]近年来我国频发由PX项目引发的邻避冲突,从各地的治理经验看基本都没有跳出“上马--停建”的循环模式,这样的结果看似事态得到平息、民意得到尊重,但是并没有触及邻避冲突的核心问题,因而有的项目迁址异地建设同样避免不了邻避的命运.以快速平息冲突为取向的治理是一种闭环的问题解决路径,治标不治本,最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也是PX邻避事件在各地引发连锁反应重要原因.
2.大数据时代系统消减冲突治理目标的现实性
快速平息冲突为取向的治理更倾向于对社会冲突负向功能的认识,是消极、封闭、追求短期效果的治理.这种治理价值的形成既与观念有关,又与治理技术手段不足有关.前大数据时代人们获取数据的渠道、存储数据的设备和计算数据的技术条件有限,无法获取、存储巨量数据,因而无法实现基于全面充分信息分析的理性决策,只能采用经济简便的抽样分析方法,即抽取一定量有代表性的数据对事务做大致的判断,因此结果与事实差距较大.当今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移动智能终端、云计算以及各种传感器等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数据,数据存储量已经从TB级别升至EB级别.大数据不仅指海量的数据,更是一种思维的革命,因为技术创新已经突破收集和使用数据的局限,分析利用全部数据成为现实,不仅抽样分析被取代,而且通过对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海量数据进行关联分析,还可以发现新知识或创造新价值.大数据之“大”也意味着大处着眼,每个人、每个组织的行为被各种终端或系统以各种类型的数据形式记录并收集,分散存储在各种性质的组织中,宏观把握全部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有助于从浩瀚、杂乱的数据迷宫中发现社会冲突端倪,并深挖冲突背后的演化逻辑,进而实现精准预测和系统防范.因此大数据时代应树立大治理观,一事一处置的快速平息冲突治理将被利用大数据技术的系统性消减社会冲突治理目标取代.
社会冲突升级为对抗性群体事件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常常是多种矛盾叠加以及情绪化推升的结果.如果能在社会冲突形成演化的前期感知动向、预测干预,将有效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大数据的核心技术是对数据跟踪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所谓相关关系即当一个数据值增加时,另一个数据值也随之增加,说明两者的关联关系强.如对特定的地区的搜索词条进行分析可以找出哪些是与反对PX项目最相关的词条,可以帮助预测未来该地区发生邻避冲突的可能性.以消减冲突作为目标的治理要求治理重心前移,但是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社会冲突,因为矛盾、冲突是社会必然现象,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系统消减社会冲突是从整体上疏解矛盾问题,以降低冲突对抗的社会成本,实现对社会冲突预见性治理.
大数据时代通过对公共领域动态、系统化数据的关联分析,可以揭示社会事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而为转型时期冲突治理提供更为理性可靠的决策依据.消减社会冲突治理取向将取代基于件的快速平息应急处置目标,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整体性、系统性、预见性的治理实现社会冲突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三、基于数据中心的开放治理网络：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新形态
价值取向是社会冲突治理的核心和基础,冲突治理价值的转变要求参与治理的主体形态做出调整,使冲突治理要素匹配协调,以满足治理需求.治理形态是指参与治理的主体以及治理主体相互间关系的结构化状态,即各个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通过何种结构保持彼此之间的关联[6].有效实现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目标取决于大数据资源整合的程度,因此数据资源决定了社会冲突治理主体及主体间构型.
学者蓝志勇、崔亚杰在深入分析三个典型社会冲突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在冲突事件中,政府时常是多个角色的矛盾综合体,政府既是中立的观察方,也是仲裁者甚至利益相关者.其主要原因是冲突管理主体单一,社会自治能力欠缺及法律不完善等,中国现发展阶段公共管理的冲突治理的结构程序还有很大的待改空间[7].上述研究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冲突的政府中心治理困境,即以政府权力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一元主导治理形态.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政府在“放权让利”改革中给市场和社会自我管理释放了大量空间,相较于一元权力体系的“全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已经初步显现了“多元”治理的趋向.例如邻避冲突中环保组织对PX、二噁英等科普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待科学的理性认知；征地拆迁冲突中媒体对违法强拆行为的推动了对强拆行为的依法治理,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对冲突治理的推进作用,但是社会主体的参与依然没有改变政府单一中心的治理局面.由于政府主导了对社会放权让利的进程,自然权利的收放程度取决于政府的选择,政府一方面希望减轻负担提升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化监管以应对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因此造成了政府中心的单一治理结构的治理供给能力不足和社会多样化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政府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大权于手中,将各种资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它不得不承担起了在全社会范围内再分配的责任.然而,这一责任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合理实现的.”[8]政府中心的治理也在不断强化公众对政府期望,政府被迫不断提高治理成本以应对公众多样化治理期待.“当前,传统的全能政府的痕迹依然存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公众期望、冲突解决的方法和冲突解决的结果,留下社会冲突扩大和再爆发的种子.”[9]大数据技术以数据的多样、开放、共享为前提,客观上要求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的对接,以实现全社会数据资源的高效挖掘.大数据在打破数据垄断的同时也型塑着社会冲突治理格局,基于数据中心的开放治理网络取代政府中心治理是技术理性的必然选择.
1.以数据互联形成冲突治理多主体合作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风险防控离不开多渠道数据整合,发挥各渠道数据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通过全数据深度挖掘才能实现洞察社会风险的价值.政府的数据优势在于掌握大量的结构化数据,但是能够实时反映社会生活的行为数据对于社会冲突风险分析更有价值,如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箱、公共监控设备等途径以图片、视频、音频、文字等形式可以随时记录和传输人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数据更多的是被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等社会组织掌握.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合作可以聚集社会创新资源,收集各种渠道海量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通过对杂乱无章的文字、图片、语音等数据分析“提纯”,转换成可视化和易读性的反映群体活动痕迹的决策参考信息,对于有效揭示社会冲突各方关系和动向,发现社会冲突管理的盲区,提高风险感知、主动防控能力意义重大.2015年法国巴黎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此前政府一直利用高科技手段有目标地对恐怖分子全方位监控,但依然没能幸免,调查显示恐怖分子使用索尼PS4游戏机沟通策划,游戏机可基于无设备通信,使得难以被监控,而恰恰是对这个系统的监控缺失使得恐怖分子密谋得逞.因此大数据时代任何数据的缺失都有可能造成冲突治理决策的失误,政府和企业等社会组织全方位合作才能形成大数据治理合力.
大数据的意义还在于对大量不相关的各类数据的关联分析,可以挖掘出对未来趋势预测有价值的数据.因此要打破传统上对结构性数据的领域化、行业化、部门化和系统化的使用,让数据通过跨界、互联“活”起来,产生超越常规的联系.“通过多维度的信息分析,同时借助社会组织、企业和新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交换、整合和分析,挖掘相关焦点问题的新知识和解决方案,增强风险治理的前瞻性和先导性.”[10]数据互联可以促进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公众进行更广泛更深度的互动,形成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2.社会冲突垂直管理向平台化开放治理网络转变
大数据不仅提高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及公众的黏合度,还打破了政府技术精英决策的局面,以数据替代专家成为可能.科层制的制度设计核心特征是专业化分工,每个成员都是根据专业能力被精挑细选安排在相应职责权限的合适岗位上,确保每个岗位专业化程度以提高工作效率.这种专家治理模式以对行政管理技术和信息的垄断确保治理的权威,并通过层级节制的治理链条高效稳定地控制社会.社会冲突的治理同样是以官员长期治理积累的经验,依据有限的信息对冲突的性质、严重程度以及处置措施做出判断.科层制是信息不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制度设计,工业化社会的社会互动频率低,输出信息有限,知识和信息主要在上层社会内部流动,政府专业化的分工协作能够胜任治理需求.但是大数据时代是被数据流高速驱动的时代,信息打破时空界限无处不在,将处于社会各个层级、各个角落的人、事、物、资本瞬间关联,而政府只是数据洪流中的一个节点,政府依靠信息垄断的优势不复存在.“数据和信息不但已在整个社会层面开始分享和传播,就连‘权力’和‘权威’也日趋支离破碎为各个‘无组织’、‘无中心’的网络化社会运动；有关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协商也已不再仅仅集中于精英内部的激烈辩论和民意代表之间的唇舌战.”[11]大数据时代伴随着社会数据化以及数据的去中心化,数据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资源,失去数据优势的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冲突的垂直管控愈发乏力,而社会主体依靠数据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治理参与能力愈发显现.对数据资源的共同渴求必然要求政府和社会主体协作,于是社会冲突垂直治理结构被打破,社会主体由治理相对方变为治理合作方,基于数据的平台化开放治理网络成为冲突治理新构型,通过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合作的底层功能架构实现数据对接.通过大数据系统挖掘进行舆情监测,摸清社会冲突内容、冲突各方关系和冲突动向,实现联防联控,将大幅提升冲突治理的灵活反应能力.一切用数据说话成了大数据时代创新社会冲突治理决策的共识,目前各国政府都认识到了社会力量的技术与数据优势而积极寻求与社会力量合作,以社会冲突治理难题.例如,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在网上刊登广告,寻找能够融合网络研究、扫描社交媒体及流量监控等功能的软件,希望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以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国内动乱或经济混乱等.
新兴的信息技术以不同的形式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政府的信息垄断被打破,为数字化公民参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数字化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来参与政治[12].大数据时代一切关系都可以用数据来表达,关系即是数据的总和.大数据使得政府和社会相互赋权,政府借助于大数据技术提高治理水平,大数据进一步推动分权于社会,提升了社会参与能力.大数据重构政府和社会关系,基于数据中心的多元开放社会冲突治理网络正在形成.
四、多维度互联：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新机制
数据中心的多元开放社会冲突治理构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使多元主体高效联结和协调运转,从而达致系统消减冲突的治理目标.社会冲突治理的本质是防止矛盾激化,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发生,因此将社会冲突治理的重心由冲突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移至前端,实施预见性治理是系统消减冲突的最经济有效的治理模式.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风险来源和类型多样,社会矛盾交织,导致社会冲突的演化过程和路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治理时效提出极大挑战.要求治理者在极短时间内对冲突风险做出反应,遏制风险的蔓延、扩大和转化,最大程度地降低冲突成本.预见性治理应着眼于冲突形成的生态环境,从构成社会冲突的要素和各利益相关方的关联关系入手,主动寻找发现社会冲突的端倪,从而为社会冲突前馈导控提供支撑.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控制信息传播,主导社会冲突治理进程的封闭格局被改变.信息传导方式从自上而下的政府输出、公众被动接受,变为了公众个人、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多向交互.各个主体既是信息源又是接收端,并且相互之间充分沟通,密切影响.政府失去了对信息流动完全掌控局面,社会各主体与政府的距离被拉近,社会主体通过信息的整合分享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对政府和公职人员形成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更加透明、更加灵活.社会冲突治理结构更加扁平化,治理权力更加分散.政府位于治理权力中心,但不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政府和其他社会冲突治理主体形成多维度互联运行机制.
1.建立政府间数据共享职能联动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整体治理
有效实现社会冲突多元主体联动治理,首先,应提升政府间的协调联动、整体行动能力.因此要打破部门间的职能壁垒、数据割据局面,建立多层次的政府数据联动治理机制.首先,建立政府大数据统一管理机构,总体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具体包括统筹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建立数据管理、开发和应用的标准和规范,监督管理部门间数据资源共享共建运作情况,推进政府和社会数据资源的汇聚融合等,形成社会冲突治理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保障.其次,建立社会冲突舆情信息风险管理数据资源网络.社会冲突舆情管理包括信息服务和舆情监测两项职能,及时透明的信息服务是降低舆情风险的关键.政府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公众,或是造成公共政策不能顺畅落实,或是造成公众对政府的猜忌或误解,再加上网络的推波助澜,很容易形成舆情或对立.因此应在新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整合网络安全、、新闻出版、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数据资源,通过信息部门间多元异构数据资源对接,一方面提高政府信息服务能力,减少舆情,另一方面整合政府信息部门优势,通力打造一体化社会冲突信息监测预警联动机制,形成全覆盖的信息防控网络.再次,建立跨职能部门的数据共享平台,以数据共享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社会冲突治理职能联动.我国政府职能存在“多头管理、对口负责”的体制障碍,使得部门利益难以协调,信息难以共享.另外不同职能部门的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统计方法不统一,造成统计结果悬殊,这也是统计数据公信力不足的原因.信息割据造成了政府碎片化管理,限制了社会管理部门职能的高效运转.因此政府应破除部门利益障碍,建立数据共享平台,进而实现社会管理跨部门的交叉合作、协同治理.例如,为了便于公众查找召回产品信息以及对行业进行监管,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食品药品管理局、海岸警卫队、农业部、环保署等五个联邦政府部门联合不同管辖区共建了一个“一站式”产品召回网站,公众可以方便及时地查到七大类产品的召回信息,同时还可以向网站不安全产品信息,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该网站浏览量监测不合格产品出现的频度和领域,进而对有关行业和企业精准监管[13].通过集查询、、监测于一体的“一站式”网站,政府利用大数据整合多个职能部门,实现了业务流程再造、社会问题监控和多目标治理,增强了社会冲突整体防控能力.
2.通过政府与企业间技术合作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智慧治理
政府拥有结构化数据资源的优势,企业拥有社会数据资源和大数据开发的技术优势,因此加强政企合作,实现数据对接是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冲突治理合力不可缺少的一极.企业特别是大数据公司、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公司可以帮助政府研发建立共享、交换、采集、管理的数据平台,为政府数据资源融合共享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政府向社会开放数据,并提供标准的应用程序接口,方便企业利用数据资源开发有特色、高用户体验的应用.政务数据与互联网数据的融合创新,可以促进大数据深度挖掘和多维度应用,助力社会冲突的智慧治理.例如,互联网公司可以同机关进行数据合作,通过客运车票实名系统,为政府部门输出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图像视频智能分析、关联查询分析、人口流动分析,有助于动态掌握特定人群流向.
3.借助政府与公众互动机制形成社会冲突无缝隙治理
社会冲突发展态势越来越取决于公众的态度,政府的数据开放要围绕公众的需求,创造良好的用户体验,政府应善用社交媒体,建立与社会公众无缝隙交流回馈机制.通过移动互联网以及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多种媒体形式,针对不同受众群体、不同信息内容和不同终端,开展有针对性的诉求回应、情绪疏导、提供援助等风险管理行为,提供精确化、交互式的信息服务[14].政府应开发更多的政务App,剔除僵尸App,通过反馈、评论与公众“直接对话”,以此了解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并通过对社交媒体的分析,及早发现冲突风险,为社会冲突治理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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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治理结构和转型和价值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大数据时代本科毕业论文大数据时代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国有大型文化企业招聘转型 摘要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国有大型文化企业人才招聘转型是发必然的,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在国有大型文化企业人才招聘转型中,也要与传统模式结合起来,采用面试、笔试或者原用人（育人）单位的证明,确.
2、 大数据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 陈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摘 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政府基本职责之一,也是改善社会文化民生的重要举措 但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多重性矛盾依旧突出,非均……化问题仍然严重.
3、 试析大数据时代广播电视技术的转型与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大数据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大数据技术是一种新兴技术,作为现代化、信息化特有的技术表现形式,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文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技.
4、 大数据时代传统统计学的转型分析 统计学主要是对社会上所有领域中涉及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和研究的工作,新时期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统计学工作向社会的各行各业延伸,对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的支.
5、 大数据重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大数据的思考和体会 先谈谈政务领域的大数据有几类第一类是政府内部的数据,主要产生于政府部门内部,政府的职能部门有主要的掌控权；另外一类数据是产生于政府部门外部空间,涉及社会运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