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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经济分析论文 发表时间: 2019-06-27

中国策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分析:一个解释框架,本文是经济分析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经济分析和发展策略和中国发展策略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张宾,刘金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北京100083)

摘 要:

后发展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其他后发展国家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发展的路径始终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中国发展策略的内在逻辑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基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追求工业化以及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发展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务实主义的逻辑,追求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中国发展经验呈现出典型的内在一致性.

关键词:

转型中国;政治经济分析;动态平衡;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8)02-0050-08

中国兼有后发展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特点,即从传统农业国家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以及从传统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策略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和强劲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后发展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典范.本文聚焦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以国家、社会、市场三者的互动为视角,解释中国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转型而实施的异于其他国家的路径选择机制,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

一、后发展中国的发展策略

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国家是相对于英美等率先完成发展进程的国家而言的,其中的“发展”侧重于工业发展.因而,后发展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将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转变成为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推动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后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工业化发展,即从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传统价值,向现代社会的工业经济、现代价值的发展.格申克龙认为,相较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先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展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出发展捷径,进而实现国家快速工业化[1](pp.53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将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目标.新中国吸收和借鉴苏联的工业化发展经验,以“一五”计划为标志,正式启动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结合国情,开始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其工业化策略和路径与其他后工业化国家的选择明显不同.

(一)通过革命解决土地问题

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土地是最基本的经济要素,从根本上形塑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生活形态.成功解决土地问题是各国实现工业化不可回避的前提,但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策略选择.

后发展国家在后发展阶段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国家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还会遭遇强大的社会力量阻碍工业化进程.首先,土地拥有者集团(包括地主贵族或种植园主)是传统社会力量的代表,生产方式建立在劳动力与土地的稳定结合的经济基础上.地主贵族崇尚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工业化对地主贵族既没有技术更新的必要,也没有专业分工的必要.相反,工业化要求为经济要素松绑,破除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之间的“锁定”: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来自土地,维持这些劳动力基本生存的粮食也来自土地.这意味着工业化必须将市场的触角延伸到农业社会中,彻底冲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自给自足.这显然不是地主贵族所希望提到的.其次,经济依附基础上的人身依附成为传统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核心,并以此为根基逐渐固化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甚至政治形态.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坚,地主贵族努力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以此保障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但是,工业化势必裹挟文化与政治的重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摆脱人身依附都意味着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冲击.亨廷顿与尼尔森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无论如何起步,混乱都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2](p.11).土地拥有者集团对传统秩序的捍卫构成了后发展国家追求工业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最后,与资本拥有者集团相比,土地拥有者集团可以支配更强大的政治资源,用以维护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传统国家在更多时候是地主贵族利益的代表,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为国家提供财政基础,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国家提供秩序基础.显而易见,土地拥有者集团为传统社会的政治系统提供了合法性.与之相应,土地拥有者集团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而资本拥有者集团及其所代表的新兴市场力量此时还是国家或社会扶持的对象,不可能完全借由国家力量冲破土地拥有者集团的阻滞.

基于国家与土地拥有者集团的力量对比情况,在后发展过程中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成功解决土地问题主要通过移民道路、妥协道路或者革命道路.美国的工业化主要通过移民道路得以实现,资本拥有者集团远离封建势力强大的欧洲大陆部分地区,迁徙至没有地主贵族势力的美洲大陆,从而解决了工业化发展的土地问题.德国、日本通过妥协的道路,使国家与地主势力达成妥协来解决土地问题,进而推动工业化:国家能够获得发展工业的机会和资源,而地主集团也获取了国家的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补偿.这两种道路在经济发展史上颇具代表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些选择.

不同的是,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通过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得到漫长而充分的发展,小农经济的顽固性尤其突出,除地主和农民高度依赖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外,国家机器同样以传统生活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合法性根基.明、清时期虽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但是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采取系列措施防止土地兼并,从而避免了“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出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惯性力量异常强大,导致自身无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历次的农民起义直到戊戌变法,各阶层寻求变革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解释是这些尝试都没有突破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

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提出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构建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社会文化的理论体系.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是以“武装夺权”为主要目标的革命党,可以同落后的封建文化、小农经济彻底决裂,通过革命构建全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通过革命的暴力方式处置地主阶级的土地等私有财产,最终冲破了土地拥有者集团的阻挠和钳制.中国通过革命道路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从而解决了落后的中国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经济与政治障碍.

显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与土地革命密切相关的.解决土地问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从后发展国家进入工业化的轨迹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不尽相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政府所构成的政治力量发挥了更明显的主导作用.

(二)修正“进口替代”战略

后发展国家在寻求工业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而且还要重视经济结构、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鉴于技术的可模仿性,多数后发展国家都选择从发达国家移植先进技术、引入国际投资或援助以求实现快速进入工业化轨道.这种植入式发展策略的核心在于进口技术和资金,替代本国按部就班的发展积累,所以被称为“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后发展国家的无奈之举.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通过海外贸易、掠夺殖民等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那个时代是海盗式的帝国主义时代,贸易与开拓殖民地相联系,与毫无节制地剥削殖民地相联系,与非公开的战争相联系……”[3](p.506).世界范围的战争重新界定了主要强国的权势范围,同时也使得海盗式发展不再可行.在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后发展国家参与发展竞争、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方式只能是进口技术和资金,而不可能是武力攫取.不过“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在执行过程中衍生出不同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援助体系,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关键技术和资金,以巩固资本主义阵营.许多不发达国家纷纷复制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从外部植入一种发展机制追求工业化:在经济上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政治上移植“化”制度.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巴西以及菲律宾等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用植入式发展模式实现了短暂的经济复苏,但这种发展并没有持续下去.在昙花一现式的增长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快又陷入了衰退.人们最终承认,“不发达地区试图摆脱政治和经济依赖时,它们无法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4](p.32).杨小凯认为发展的差异主要根源于制度,后发展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更多地关注技术进口和管理模仿,而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制度的移植,所以面临“后发劣势”.林毅夫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引进、消化、吸收技术的可能性,发挥“后来者优势”.二者的争论不仅局限于经济学分析,而且引申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输出经济援助,而且输出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政治目的下的经济援助引发植入式发展模式的各种弊端.而另一方面苏联基于集权推动的计划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功.与拉丁美洲或者非洲比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发展成就更有说服力.“在长时间的困惑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5](p.201)出于竞争的需要,苏联也努力推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给予发展援助,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苏联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技术专家指导和技术设备建造等一系列工业化建设所急需的要素.中国通过从苏联引进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成套机器设备,为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在短期内实现了机械、能源、电工、兵器等领域的生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苏联通过教育培养的模式向这些国家输出本国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向新中国赴苏留学生传授计划经济的专业知识,留学生归国即将计划经济模式带回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制定了“一五”计划.之后数十年,计划发展模式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模式.

从国内的发展轨迹看,中国实现后发展的过程中,力求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快速转变为工业国,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发展.由于进口替代成本过高,甚至由于核心技术涉及国防安全难于获得技术进口,中国借助国家权威发动全民动员,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工业生产建设.特别是压低农业产品,降低工业发展成本.巴里·诺顿对计划型经济作了言简意赅的描述:在资本少、时间紧的情况下,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把农业剩余集中转移出农业部门,为了确保稳定的工业投资,农业剩余必须以低价进行转移,如国家垄断粮食购买等形式,并严格限定.同时,在工业部门要保持各工业产业的垄断性,防止利润被市场竞争降低.由此,国家把低价转移出的农业剩余和通过垄断得到的工业利润作为资本集中投入重工业生产[6].此外,国家统一协调利用有限的技术进口,以求充分发挥“进口替代”作用,推动国内基础性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自由化、市场化”模式不同,中国政府的政治权威与动员能力是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保障.

当然,国家以计划主导发展的模式并非完美,僵化的高度计划发展模式可以实现短期的高速增长却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强化了政府的权威,使后者有机会充分释放促进工业化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在后来的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转型的突出特征.

二、转型中国的发展策略

转型国家最初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稳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政治化为目标推动政治经济转型的苏联以及中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在本质上重拾“植入式发展”的思维框架,在简单的“非此即彼”式二元思维结构中,从计划的极端迅速转向市场的极端.

在经济层面,实现由计划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或在转型后进行调整.杰弗里·萨克斯为苏东地区的经济转型设计了“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目的是使苏东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计划型经济实行彻底改革,使其快速转变成市场经济.在政治层面,政治化改革以实行第一次选举为标志.但激进转型忽略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制度因素,“休克疗法”使苏东地区的经济转型中出现生产萎缩、分配恶化和地下经济泛滥的严重后果.此外,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国家赋予公民以普遍的选举的权利也是不明智的.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柏林墙被推倒,使两极格局下的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了巨大打击.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寻求转型发展的策略成功地跳出“二难选择”,在维护基本政治制度与实现经济效率之间求得新的平衡,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发展目标、有选择地微观干预和市场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工具相结合的渐进式转型过程.显然,中国的转型是一个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相结合的过程.以彼得·埃文斯的“嵌入式自主性”概念为视角,结合维斯和霍布森的进一步研究,后发展阶段中,政府不仅在政策执行层面依靠社会,而且在决策层面也需要和社会通力合作 [7](p.241).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在时间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虽然该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但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7年10月,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15)十四大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十七大提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梳理中国转型发展的过程发现,改革的核心始终是谨慎地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的经验在于跳出“二元思维”窠臼,坚持以实事求是的务实逻辑寻求适宜的制度安排.

对比苏东转型,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转型改革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务实主义的改革目标

苏东地区改革的目标是在政治上转型成为西方的政治,在经济上实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实现经济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但是,中国主导的转型发展,在政治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理论空间,在经济上以市场经济释放效率红利.中国的转型并不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治或者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教条式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之间选择出路,而是依据中国具体实际阐释公共利益目标,“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逻辑给市场充分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向社会提供最大限度的激励.

中国转型之初目标的模糊化处理避免了很多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束缚,为大国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强硬的干预和“不遵循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最终将导致灾难的结果.如果仅以“华盛顿共识”提出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自由化系列标准衡量,中国式转型发展最终可能无法建立有效的市场. “休克疗法”的理论开创者萨克斯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虽然从短期看,其收益很大,导致了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高速增长,从长远看,效果不如“休克疗法”,因为“休克疗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制度环境(法治和对政府的制衡)[8](p.15).但在这样讨论的时候人们可能忽略了一点,中国的转型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完全按照哪一方政策方案去机械地执行,源于务实主义的机动和灵活是中国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

(二)始于农村的改革起点

由中国转型改革的历史经验证明,改革的起点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过度落后,农业改革可以使农民生活水平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从而使改革力量形成优势、积累势能.但是,当转型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城市的工业改革必然会遇到障碍.

全世界范围内,由于改革涉及利益分配,城市工业化改革必然会遭受到既得利益集团、保守势力将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阻碍改革.苏联“戈氏改革”的失败原因在于,苏联在“戈氏改革”时期已经处于完成工业化阶段,戈尔巴乔夫没有通过农村农业改革凝聚改革共识.

与此不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历经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客观上,使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接触到了钢铁化工等工业生产技术和设备,同时,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农村社会形成了强组织力,两者共同作用,为农村地区的改革集聚了潜在的资源和动力.

中国的转型和改革选择以农业为起点,能够为推进改革注入强劲的动力.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转型改革之初,中国在总体上还是农业国,国民经济体系仍然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改革的成效容易取得放大效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不仅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而且积累了农村资源可以作为改革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有赖于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农村地区形成的强组织力传统,以及初步的工业生产经验,可以有效集中资源投入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并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果.因此,选择以农村作为中国转型改革的起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乡镇企业为标志的农村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活力,在不影响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前提下实现广大农村的增量发展,为后续开展的国有企业改革准备了基础条件.

(三)增量渐进的改革速度

中国转型改革一直采取渐进式改革,而苏东地区采用激进式改革.本文所指的改革速度侧重于描述政治化改革相对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速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引发了人们关于经济自由化改革与政治化改革两者关系的思考,核心在于经济自由化改革和政治化改革能否同步进行的问题.

一方面,根据赫尔曼提出的J曲线观点,政治化和经济自由化不能同步进行[9].从计划型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放开导致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在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同时赋予公民政治权力很容易导致民众抛弃现有政权.所以,J曲线观点强调在经济自由化初始阶段实行权力相对集中的秩序结构,以稳步推进自由化、市场化政策,而在经济上升的阶段实行政治化,以此巩固执政基础.

另一方面,认为化带动经济改革的观点与J曲线观点针锋相对.该观点认为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即使采用“休克疗法”也同样是可选方案.在该过程中,市场竞争就必然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就会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因此,如果政府不推动政治化改革,掌握集中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阻止进一步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原因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会造成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握的集中资源的流失.

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层面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以及国内层面的中国转型改革由农村农业改革阶段转向城市工业改革阶段导致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问题.1991年,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在一定意义上,苏联解体使中国执政党中左派力量更加坚定了放缓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因此,中国的转型发展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增量改革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在不触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广泛地在农村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建立“试点”性质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改革以独立于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社会力量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此激活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资源和要素,以区别于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经济发展成果来凝聚社会各阶层的改革共识.同时,改革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带领人民冲破了改革理念和传统观念的迷雾,在全社会为推动改革注入持续的动力,使体制外的改革经验和改革动力逐步引入传统经济体制内部,逐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内阻碍经济绩效的痼疾,激发了传统经济体制中的活力,使得改革始终处于稳步推进的状态.

三、发展的秘密:

务实的逻辑与适宜的策略

中国兼有后发展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特点.一方面,中国领导的土地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完全清除了以地主阶级为主的土地拥有者集团,为中国的后发展扫清障碍,树立了国家的绝对权威,这是后发展国家解决土地问题中不多见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国家一直实行计划型经济体制,缺少市场作为资源有效配置、发展经济效率的工具.清除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可以使国家充分集中资源,全面推动工业化,但是缺少市场使国家的发展逐渐陷入生产效率的瓶颈.这一难题导致了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发展失败,而中国正是在成功克服这一难题后实现了顺利转型.从后发展国家实现工业化,到有效融合目标与手段实现转型发展,借助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梳理的中国发展经验呈现出典型的内在一致性.概括起来,就是在务实主义逻辑下追求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在后发展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实行修正的“进口替代”战略,为新中国在探索工业化道路时期创造了独特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本积累.中国处于计划性经济体制之中,国家通过计划指令实现了资源集中,转而将资源投向国家规划的重点战略领域和工业生产部门.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所维持的动态平衡状态,能够化解资源集中与生产效率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发展目标.

计划经济时期修正了“进口替代”战略的影响,在城市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相应地建设了各类国营工业生产部门.因此,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单位体制逐渐由传统的经济组织形态过渡为社会组织形态,成为国家—社会持续互动的传导机制.作为城市中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单位体制的职能涵盖了个体对于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的功能性需求,因而,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个体,可以通过单位体制与计划性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互动与联系,促进了物质生产资料的集中与人力资源的充足保障,为国家推行工业化战略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在农村,1952年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确立了土地国有化,之后在农村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农业生产集体化使农民的物质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都必须依靠合作组织予以提供,各级农业合作组织逐渐从单纯的经济生产组织转变为具有社会组织形态的部门.农民通过各级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与强大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发生持续互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集中,确保了农业生产持续稳定.

不仅如此,城市单位体制和农村生产合作组织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独有的强组织力的体现,而强组织力意味着在组织内部有着明确的、严格的监督机制,任何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都会被组织内部其他成员所关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效率得到保证.在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政府保持高效的动员和治理能力并且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后发展国家提供可供借鉴的典范,至今,这些经验依然成为中国发展经验或中国发展模式的标志.

在转型阶段,诸多发展策略为社会力量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思想领域,改革的领导者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理念,促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凝聚了改革的共识.在经济领域,由于实行以农村经济为起点的增量改革策略,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得到增加,因而社会中支持改革的力量得以不断聚集.此外国家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政治领域,国家坚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厉查处和打击腐败行为,分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对深化改革可能产生的阻力.由此可见,中国在转型时期的发展策略以国家主导的方式开辟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产生了异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激发了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力,壮大了社会力量,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社会、市场三者实现博弈与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契机.

中国在改革目标设定、改革起点选择和改革速度把控方面,都体现了务实主义的逻辑,以维持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必须要和社会结合在一起.在由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本动员和效率提升的目的,就必须同资本拥有者集团进行合作,即支持和鼓励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与资本拥有者集团的合作必须限定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改革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防范意识形态的冲击,同时也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对于改革的阻挠和破坏.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成果,证明中国经济在转型发展中使国家、社会、市场形成了良好的动态平衡,形成了符合动态平衡的制度匹配模式.但是,既然这种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平衡状态是处于动态的,就意味着动态的平衡需要更为谨慎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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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琼莲]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Zhang Bin, Liu Jinche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main task of the postdevelopment countries is to realiz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postdevelopment countries or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path of China’s development always shows its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he key to explaining China’s miracl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we put forward a new framework which aims to explain China’s pursuit of industrialization as a postdevelopment country and the tranormation from planning to marke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pursuing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country, the market and society,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has shown typical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gic of pragmati.

Key words:

Transitional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Dynamic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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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地区经济集聚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机理:一个理论框架 摘要既有研究忽略了地区因素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经济集聚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各地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 讨论地区因素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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