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本文是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理论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方面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摘 要：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制度治党是改革开放后党基于新的历史条件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而提出的重要党建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人,面对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并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的建设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宝库.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发展脉络,对于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69-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的对策和机制研究”（16AD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光文（1982-）,男,山东日照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思想建党是中国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追求和优良传统,制度治党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管党治党的必然要求.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和科学内涵.回溯既往,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不断推进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理论发展演进过程,有助于厘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形成脉络及其发展特征,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初步探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系统总结了党的建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世界其它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针对执政党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求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新发展.在注重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用健全的制度管党治党,在“法治”理念下以制度管党,开创制度治党新局面,初步形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论及把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来加强执政党建设.他提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规定,以便于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215改革开放后,结合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以及面临的中心任务,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对于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在总结“”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333由此,他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明确将其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方向.
在突出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党的思想建设,而是要求发扬思想建党的优势,不断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纪律、理论武装、党的作风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等方面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0年12月,在会议上指出：“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挥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366-367与此同时,他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2]332
此外,还深刻论述了党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之间的关系,要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加强执政党建设.针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他指出要从思想作风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2]328
1985年3月,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制度建设相结合,“教育下一代下二代”.同年9月,在总结党的发展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党的优势就是紧紧依靠理想和纪律.他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3]144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在党的工作中,他明确要求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1985年10月,在回答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提问如何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时指出：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4]342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在总结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党建新课题.事实上,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突出制度治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或弱化党的思想建设,而是继续发扬了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提供了前提,初步形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从严治党中彰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思想和理论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结合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任务,积极总结执政党建设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党的建设新理论,明确将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从严治党的实践过程中彰显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
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和严峻挑战.针对党的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他在强调充分发挥制度治党的作用时,也注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将两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1989年12月,在《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强调建立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以规范党内同志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但是,制度建设必须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只有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加强党性修养,好的制度才能得到贯彻执行.”[5]10随后,他还要求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增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有效性.“应从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加强群众监督等多方面都作出努力.”[5]46-47他还着重强调抓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又要建立健全一套管用的制度和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5]546
他反复强调从严治党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科学分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必须把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他认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律和制度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具体执行和遵守.所以,人的素质也非常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人.”“人的素质高,能够廉洁自律；人的素质低,既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5]168因此,要把制度建设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都努力做好.“把注重制度建设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用党员干部的党性和政治觉悟来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5]2082000年1月,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文中明确提出,“只要建立健全了从严治党的一整套制度和机制,大家都自觉坚持和维护这套制度和机制,同时又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我们党就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5]375
还反复强调通过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健全制度体制建设,不断加强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1993年8月,针对党内腐败的严峻挑战,他明确提出,预防和惩治腐败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靠教育,靠法制”.[5]105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提高抵制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还要“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5]105-106世纪之交,为解决党内违纪和腐败问题,他强调要牢牢构筑思想和制度两道防线.他指出：“要把严格执纪执法和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和党纪国法约束两道防线,努力把党内违纪违法行为和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5]2414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5]519-520
总之,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了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在高度注重制度治党的同时,也充分重视思想建党,在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明确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重要原则.一方面,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素养,增强制度认同感和制度的执行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党的各种规章制度,为党的建设其它各个方面提供制度保障,使党的各方面建设都有外在制度约束和规范.以为代表的中国人科学分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之间的关系,创新发展了从严治党的思想理论,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境界.
三、十六大以来在建设中凸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领导集体,面对党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积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基本经验,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加突出党的建设,明确提出了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五位一体”的党建新布局,要求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建设之中,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进一步开拓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格局.
针对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加注重建设,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把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他指出：“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6]481他还从主客观的维度分析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对于败工作的重要性.2005年1月,他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充分剖析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指出,“主观上讲,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客观上说,一些领域中制度和体制还不完善.”[7]598可见,执政党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同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加强建设需要思想和制度建设两者同时同向发力,不可偏废其一.
随后,还指出要通过构筑思想道德和廉政制度建设两道防线,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他反复强调,要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就必须“把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有效结合起来,要积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廉政法制”,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现象,他明确指出：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2010年他再次强调,“建设必须从教育抓起,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底线.要以加强对领导干部教育为重点,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8]416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的基本要求,强调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健全败法律制度”,“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纪检监察体制”,不断加强建设.[9]54-55
综上所述,以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背景下,针对执政党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紧紧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积极探索治党管党内在规律和有效方式.尤其是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工作,主张通过思想建设,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形成思想道德的内在约束；通过制度建设,增强党的建设的制度保障,通过两者的有效结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四、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明确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课题,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方略,明确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基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学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要求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党性教育这个核心、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切实解决好广大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在十八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精神追求,始终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10] “理想信念就是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人的政治灵魂,是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1]160他认为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还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他明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不断筑牢理想信念,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新一届党还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明确提出了制度治党的新课题.从制度建设到制度治党,提升了制度建设地位,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更加凸显用制度管党治党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就发表了“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重要讲话,指出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始终做到依规治党.反复强调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为突破口,着重加强构建党的建设制度体系.他强调要用制度体制管党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突出制度的执行力,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强调把科学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察惩处结合起来,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充分体现制度的威力和效力.
同样要求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筑牢的道德防线和制度防线,加强党的建设.他提出要加强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着力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同时他还强调,要积极推进败体制机制创新.根据实际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构建科学有效的制度防线.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12]由此,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新命题,表明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自觉和自信,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
五、结语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探索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善于从思想上建党和用制度管党治党是党的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经验和政治优势.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党建突出问题,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总结党的建设实践中新鲜经验,创新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基本要求,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方略,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新时期中国对自身建设基本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勤于总结经验和善于利用经验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得出,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成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要求,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总结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在继承思想建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强调要着重从制度上加强执政党建设,要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更加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明确将党的建设布局发展为“四位一体”,更加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强调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明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党建新布局,在加强建设上积极探索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内在规律和实现机制,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014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党建命题.由此,从强调党的制度建设到强调制度治党,再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充分说明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认识到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仅仅依靠思想建设、从思想上建党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如果把党的建设仅仅归结为加强制度建设,又难免陷入“唯制度论”的误区.所以,以为核心的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也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提升到党的建设全局的战略层面上,这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自觉,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化,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遵循.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是中国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都把从严治党管党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好地完成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方略.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建设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是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本经验总结,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制度治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基本总结,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保障.回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从党的建设某一个方面内容逐步上升为党的建设全局的战略层面,充分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的特点.应当指出的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不能简单等同于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因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都是针对加强党的建设全局而言的,党的建设各方面具体内容都需要加强思想和制度相结合,两者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始终,具有总体性和全局性的特征.而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属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这两者的结合只是党的建设两个方面内容的结合.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则体现了建党治党两种方式的结合,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全局意义和整体层面,贯穿于“五位一体”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党的建设全局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充分理解和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及其内在价值.
第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学说.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既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的发展,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加强自身建设,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追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初期,基于近代无产阶级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实际,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尤其期望通过科学理论的武装建设一个思想先进和行动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强调,是否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区别于其它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势所在.随后,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着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加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以科学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进而保持政党的先进性.中国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事业中,继承了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总结实践经验,先后将党的建设内容由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构成的“三位一体”发展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五位一体”,实现了从思想建党到制度治党,再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新境界.首次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科学命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将两者科学有效结合,必将会全方位地推进党的建设新发展.毋庸置疑,这一重要思想是党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结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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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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