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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
下岗工人中就业最困难的当属“4050”人员.下岗时,他们大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又很难学习新的社会技能.
刘新红（化名）是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的一名下岗工人,也是一名“4050”.
刘新红是一家厂办大集体的下岗职工,而下岗职工中,厂办大集体处在了最底层,当初兴建企业就是为了安置回城知青和职工子女.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厂里职位不够,就兴办一些为企业提供配套产品或劳务服务的厂办大集体.
单位细心照顾了工人们的一切.孩子们在厂办的幼儿园,一直升到小学、初中,然后高中,也有一部分人去了职工大学或者电大.平时都在食堂吃圪饭,生病了有职工医院看病.刘新红所在的工厂,还为职工们建了洗澡堂、电影院,甚至少年宫.住房也是工厂统一盖的楼房.
“工资也只有几十块钱,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刘新红说,一代接着一代,工厂的孩子年纪到了十六岁,人事科干部就会上门登记,为孩子们分配工作.一家人都在一个工厂,世袭一样儿子顶父亲的职务,女儿顶母亲的岗位.工厂是几代人共同的依靠.表面看起来,员工们都拿着低工资,他们的报酬更多地体现在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条龙的福利保障上.
刘新红记得工厂通知她下岗那天,“脑海是一片空白”,工厂就是她一整个世界,她根本想象不到离开工厂到底要怎么样生活.
他们站在工厂办公大楼门前等通知,没有开会,也没有文件,只是口头说,“你们都已经下岗了”,像一个*惊醒的噩梦般那么不真实.有下岗通知的,是正式工的权利,而他们是厂办大集体,是正式工福利体系的附属品.
有些工人下岗时,原本属于他们收入的福利并没有折算成货币,而是依然以低工资的计算了工龄,之后就被抛向了社会.出生于1958年的李英俊是最后一届“4050”.他一直都不知道有社保这回事,直到1998年下岗才从别人口中了解了这个名词.此时,他所在的销售公司已经倒闭,他甚至不知道该找谁去维权.
国企员工下岗的那些年,国企改革全面推开,东北大量小型国企被重组,剩余的一些大型国企也面临重重困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于潇说,东北彼时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为了安排再就业,如果一个家庭全部失业,地方政府至少要安排一个,哪怕是政府雇用,“所以那个时候,政府负担也很重”.
还差两个月,就是李英俊60岁生日,他不得不和亲朋好友们开口,“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想退休”.
“这是下海,不是下岗”
也有入主动选择自我放生,从国有企业的圈养圈里跑出来.2001年,江苏油田有三千员工下岗,其中就有齐放.与其他人不同,下岗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结果,“这是下海,不是下岗”.
下海后,他选择了营口作为自己的第一站,接收了当地一座烂尾楼的开发.当时的营口正值下岗潮,整座城市都弥漫着绝望和失落,而他却从中找到了商机.楼盘开发没有资金,他们就采用卖楼花的形式,承诺建好后将一半的产权分给建筑商.
在齐放看来,同样都是下岗,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彼时的深圳、海南正热火朝天地改革开放,报纸上经常有各种成功人士,出来讲致富经鼓励大家下海.最有影响力的当属“92派”（受1992年南方谈话影响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一大批企业家,均离开了体制下海创业成功,鼓舞了许多像齐放这样的体制人.
齐放觉得自己是受了“92派”影响的一代,所以在他的脑海中,出路有很多,不过他相信自己绝对是极少数,“可能就千分之一”.事实上,和他一起下岗的几千人中,有一半专业工人最终都没有再去工作,他们的专业技能适用面太过狭窄很难再就业.
齐放的弟弟齐康也跟着哥哥一起下了岗,与哥哥不同,他感觉自己是被圈养在国企这个小社会里的宠物,突然遭遇了放生,“下海后才发现野外原来这么残酷”.
为了拿到订单,他得陪客户们洗澡喝酒,一天要洗个三四场,中间还夹杂着三四场酒局,“我这小身板,根本扛不住”.从前在国企,身上自带着一股骄傲感,如今却不得不迎合一些潜规则,“适应起来很不习惯,总感觉头低不下去”.
齐康和齐放两兄弟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齐放的房地产生意,正好赶上上海房地产暴涨的十年,如今已经成了整个油田子弟羡慕的对象.而齐康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辗转换了很多行业,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致富经.
下岗工人的期末考
能否交得起社保,成了检验下岗工人再就业成功与否的及格线.
1998年的下岗潮,夺走的不仅仅是李英俊的工作,而是他的安全感.下岗前,生老病死都找单位.下岗后,任何风浪都可能会把他们的生活打翻在地.
妻子得了白血病走了,李英俊发现自己也患上了丙肝.肝炎病人身体不耐累,干不了重活只能打零工.他会点木工,每天只能等着做点零工,“有时候给二三十,有时候给个一二百”.
生病前,他还曾赚钱供儿子读书,资助他买房结婚.生病后,生活还得靠儿子和老母亲的补贴,儿子每月1000,老母亲每月500.他每天早起,焖上一锅米饭,炖两根茄子,早中晚三顿都是它了.
厂办大集体的员工大多没有一技之长,再就业最为困难.和刘新红一起下岗的姐妹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她的一个姐妹就在超市打工,像男人一样搬货,她攥紧了拳头给刘新红展示自己的肌肉,“我可有力气了,不像你整天没吃饱饭一样”.
富拉尔基是重工业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外出打工是绝大多数下岗工人的宿命,最惨的是走不了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只能留在当地”.
离开的人,很多去了上海北京做了保姆、保安.一开始大家还遮遮掩掩,大多会说“去大城市去做买卖去了”.手里有些技术的工人,则有机会过上比下岗前还好的日子.刘新红厂里不少钳工、柳工都在南方找到了高收入的工作.
退休是下岗工人最后一次人生考试,考过了晚年生活就有底了.201 7年1 2月21日,刘新红通过了考试.她给自己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庆祝“终于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了”.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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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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