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基于2019年以来司法改革的实证分析，该文是关于司法改革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司法改革和实证分析和全国人大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居于宪制上的至上地位,高于“一府两院”,可以对司法改革施加重大影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职责行使这种权力来促进司法制度更加公正、更加高效、更加权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1].从本质上讲,司法改革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不合时宜的司法体制进行革新,是对司法权力配置进行合理调整的过程；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旧的司法体制的革新和司法权力的调整,使司法权力的运行更好地符合司法规律,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改革也是人大制度自身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2].故此,本文拟以2012 年以来中国人大网上涉及司法改革的资料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全面检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以期对后续的司法改革有所助益.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相结合,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重大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也反映了核心领导层的热切期盼.
2014 年2 月28 日,总书记在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014 年9 月5 日,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我们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2014 年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结合,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这表明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作工具,还需要把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事业,树立法治优先、改革附随的法治改革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3],这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4].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国家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任免权,对于法治改革观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在关涉事权的司法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对重大司法改革措施作出法律上的授权,使司法改革于法有据,引领和推动司法改革的进行,并对司法改革过程加强监督,对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及时加以巩固,将司法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
二、司法改革前的引领作用
在司法改革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权,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在局部地区或特定领域开展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并规定了试点工作的主体、地点、内容、期限、目的等,另外“两高”制定的试点具体办法也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所以采用授权决定这种形式,是因为一些需要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一致,而修改法律的时机又不成熟,这就需要以授权决定的形式支持相关司法改革试点工作,为司法改革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确保“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使司法改革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改革的引领作用.
2012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决定权而对司法改革起引领作用的情况有以下五种.
其一,2014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两高”在北京等十八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并规定“两高”制定的试点具体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试点进行中“两高”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其二,2014 年8 月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相关知识产权案件实施跨区域管辖,并规定最高法在决定实施满三年后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实施情况.
其三,2015 年4 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法在北京等十个地区各选择五个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并规定最高法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的试点具体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在试点进行中最高法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其四,2015 年7 月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检在北京等十三个地区,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并规定“两高”制定的实施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试点进行中最高检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其五,2016 年9 月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两高”在北京等十八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并规定“两高”制定的试点办法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试点进行中“两高”应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中期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决定的形式引领司法改革的进行,确保“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三、司法改革中的监督作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两高”司法改革的监督,既是宪法法律所赋予的重要职权,有着坚实的法律依据,也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改革的监督有着坚实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监督国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监督法第五条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5］另一方面,加强人大监督也是司法改革的内在需求.司法改革必然触及司法体制和相关法律制度,涉及司法权力调整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高度对司法改革进行监督协调.
2012 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而对“两高”的司法改革进行监督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全国人大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6].
（一）全国人大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宪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宪法并未规定具体的监督方式,在宪法惯例中,全国人大是通过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的形式对“两高”的司法改革进行监督的[7].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一共听取、审议和批准通过了“两高”5 个年度的工作报告.
其一,2013 年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1）院长王胜俊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切实法改革……”,并提出了2013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司法改革工作：“……认真落实司法改革任务……”,并提出了2013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五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3 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深化司法改革……”.
其二,2014 年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改革审判工作运行机制……”,并提出了2014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四是积极稳妥法改革……”.（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深化司法公开,推进阳光检察……”,并提出了2014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全面深化检察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4 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其三,2015 年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六、深化司法改革,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提出了2015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四是深化司法改革,扎实推进重大改革任务的落实……”.（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五、深化司法改革,为维护司法公正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并提出了2015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扎实法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5 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深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
其四,2016 年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2015 年深化司法改革情况……”,并提出了2016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三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五、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并提出了2016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深入法改革……”.（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6 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其五,2017 年3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1）院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2016 年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攻坚之年……”,并提出了2017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三是坚定不移法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检察长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六、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并提出了2017 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安排：“……第五,锲而不舍法改革,促进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3）全国人大听取和审议了“两高”年度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两高”过去一年的司法改革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7 年度司法改革工作安排,并决定批准这两个工作报告,要求“两高”“……锲而不舍法体制改革……”.
全国人大通过听取、审议以及批准通过“两高”年度工作报告的形式,从总体上加强对司法改革过程中的监督,确保其总体上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
监督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这一条款的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监督司法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两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司法改革专项工作的中期报告,也是当初授权决定的明确规定,对此可以参阅前文“司法改革前的引领作用”.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听取和审议了“两高”3 个司法改革专项工作的中期报告.
其一,2015 年11 月3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院长、检察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包括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初步成效、下一步的工作措施等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该报告,并对该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出席人员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授权决定的要求,及时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中期报告,自觉接受监督,积极改进工作,应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其二,2016 年6 月30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院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包括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初步成效、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的措施和建议等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该报告,并对该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出席人员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授权决定的要求,及时就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中期报告,自觉接受监督,积极改进工作,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其三,2016 年11 月5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检察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包括试点工作的进展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下一步工作措施等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该报告,并对该报告提出了审议意见：“……要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监督,全面评估试点成效,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确保试点任务圆满完成,依法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检察职能特点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高”专项工作报告的形式,强化对司法改革专项工作的监督,保障专项工作严格依法有序开展,确保专项工作沿着法治的轨道推进.
四、司法改革后的巩固作用
在司法改革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相关法律的形式,及时将司法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根据《宪法》第五十八条[8]、第六十二条[9]、第六十七条[10]以及《立法法》第七条[11]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可以制定、修改、废止、解释自身权限内的法律,这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将司法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提供了法律依据.
2012 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而对司法改革起巩固作用的情况有以下四种.其一,制定法律.（1）2015 年12 月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情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国际合作、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将近年来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成果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2）2015 年12 月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家庭暴力的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将近年来我国打击家庭暴力犯罪的成果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3）2016 年11 月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紧急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将近年来我国打击网络犯罪、保障网络安全的成果以制定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
其二,修改法律.（1）2012 年3 月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 年8 月31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4 年11 月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将近年来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完善了诉讼程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有了重大变化.（2）2012 年10 月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的决定,将近年来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成果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进一步完善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2015 年3 月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四条［12］,对于规范和监督“两高”的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两高”司法改革的合宪性合法性控制.（4）2015 年8月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减少了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严惩恐怖主义犯罪,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人身权利保护,维护网络安全,加大惩戒腐败力度,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等等,将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以修改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
其三,废止法律.2013 年12 月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止1957 年8 月1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废止1979 年11 月29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此番废止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顺应了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终于将法律界推动多年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劳教制度从此不再是刑事法治领域的最后一块人治自留地［13］,巩固了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
其四,解释法律.2014 年4 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这些条款的解释大多涉及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将人权司法保障改革中的成果以法律解释的形式巩固下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的形式,将司法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及时巩固下来.
五、结语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橡皮图章”,忽视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在司法改革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起到任何法定的监督作用”[14],萌生出“全国人大之构造在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背离,其最高地位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体现”[15]的悲观情绪.但是通过本文对2012 年以来司法改革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推动司法改革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改革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决定权而对司法改革起着引领作用；在司法改革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监督权而对司法改革起着监督作用；在司法改革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而对司法改革起着巩固作用.
注释：
[1]本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国家总统在推动刑事司法改革中的作用》一文,奥巴马认为：“国家总统可以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施加重大影响,总统也有职责行使这种权力来促进刑事司法更加公正、更加高效.”See Obama B. ThePresident´s Role in Advancing Criminal Justice Reform[J]. Harvard Law Review,2017,130（3）,p.812.
[2]参见姜青富：《司法改革与人大制度的关系研究》,载《人大研究》2015 年第6 期.
[3]参见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4 期.
[4]参见陈金钊：《“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载《法学评论》2014 年第6 期.
[5]有学者论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可以共存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与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可以兼容.参见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2 期；左卫民、冯军：《以监督权为视角：最高法院与全国人大关系的若干思考》,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 年第4 期.
[6]陈光中、龙宗智教授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法院、检察院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听取和审议法院、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等,而不包括监督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参见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4 期.
[7]有学者认为：“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虽然符合《宪法》以及相关组织法的规定,但是却与十八大以来对法院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权责统一’和‘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不相一致,会导致审判责任主体归属不明,使得审判权的行政化和地方化痼疾难以根治,从而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随着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的推进,应该对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传统做法进行改革：法院的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是针对年度经费支出、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以及辖区法官队伍的总体情况.”参见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法理分析及其改革》,载《法律科学》2015 年第1 期.[8]《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9]《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10]《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11]《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12]《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13]参见刘仁文：《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为保安处分》,载《法学》2013 年第2 期.
[14]秦前红：《论最高法院院长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以司法改革为视角》,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 年第5 期.
[15]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载《法学评论》2013 年第6 期.
（作者系国家“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法学院2016 级博士研究生、台湾成功大学法律学硕士.本文系国家“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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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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