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与需求侧、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实证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需求侧、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实证，该文是经济增长方面论文范文文献和实证研究和经济增长和侧视角类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为找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动力的演变规律,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解析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动态变化；同时运用DEA方法,从要素供给角度分析中国各地区劳动、资本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合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双重角度,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特征和问题.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源由前期的消费转变为出口后,近年来又转变为投资,而资本要素一直是中国各省市增长的主要要素驱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投资主导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效率下降等问题.

关键词：经济增长；需求动力；要素动力；转换特征

中图分类号：F015；F22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30057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大部分年份的GDP增长率超过10%,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80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 476美元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提高了40余倍,使中国在30多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我们不禁要问,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GDP增长率从2010年开始逐年回落至7%左右的水平,原有的增长动力似乎无法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是否面临着增长动力的转换,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找出之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动力的演变规律,并分析当前经济所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寻找新的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源泉,并找出合适的增长动力转换机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资源约束条件下,要素投入不能持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使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利用各类方法和样本,探索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实证研究上,TFP是衡量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因素,其方法的规范性、结果的稳健性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金飞（2014）指出,在TFP测算结论上目前存在较大争议,可粗略地分为极度悲观和极度乐观两大派系,具体到对各省和地区的判断存在明显的分歧.由于TFP的实证结果无法一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也倾向于两种结论,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贡献,而TFP贡献十分有限.例如王小鲁等（200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之一,资本的增长仍然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贡献仍将进一步提高.武鹏（2013）、余永泽（2015）均得出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TFP的贡献仍较低.还有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TFP贡献率达20%以上,在长期仍具有持续的动力（张建华 等,2012；张少华 等,2014）.

与从供给角度分析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的是,部分学者从需求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给予更直接的解释,如崔俊富等（2015）分别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对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行测度,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强的重投资、轻消费特征.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通过各产业部门间技术经济联系和产业波及效应,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诱发作用,进而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包含着各部门投入产出结构的投入产出表是研究最终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工具.刘遵义等（2007）构建了一种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沈利生（2009）、刘瑞翔等（2011）在此基础上同时测算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现2002年之前“三架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但在2002年之后改变为出口、投资和消费,说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文献已非常丰富,但由于方法的差异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且已有文献在分析问题上往往视角单一,未能很好的体现中国动力转换机制的复杂性,并且空间问题也时常被忽略.TFP计算结果可能具有偏差及片面性,投入产出分析因为数据有限,只能对特定年份进行讨论,因此本文将两种方法相结合,相互补充,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入手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同时梳理不同阶段动力转换的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为中国实现合理的动力转换提供政策建议.

丁焕峰,邱梦圆:需求侧、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实证研究

二、最终需求角度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1.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刘瑞翔（2011）的分解方法,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对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部分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进行了区分,可准确地得到最终需求对国内总产出的驱动关系.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行模型为：

AdX+Fd等于X（1）

AmX+Fm等于M（2）

其中,AdX和AmX分别表示生产过程中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中间使用向量,Ad表示国内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m表示进口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Fd和Fm分别表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最终使用向量,其中Fd由消费向量Fdc、资本形成向量Fdin和出口向量EX组成,Fdc又由农村居民消费Fdrc、城镇居民消费Fdtc和政府消费Fdgc三部分组成.Fm由消费向量Fmc和资本形成向量Fmin组成因为进口产品一般不直接用于出口..X和M分别表示国内总产出向量和进口产品向量.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国内产出,只需将式（1）进行如下转化：

X等于I－Ad－1Fd（3）

令B等于I－Ad－1为国内完全需求系数矩阵,即国内产品的列昂惕夫逆矩阵,表示一单位最终需求所诱发的国内总产出.

令V为国内增加值向量,Av为增加值系数矩阵,该矩阵为对角矩阵,对角元素j等于Vj/Xj表示j部门的增加值系数.由此可得：

V等于AvX等于AvI－Ad－1Fd等于AvBFd（4）

令Bv等于AvI－Ad－1为国内增加值的诱发系数矩阵,表示一单位最终需求所诱发的国内增加值.

运用结构分解技术（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式（4）可进行如下转化：

V1－V0等于1B1Fd1－0B0Fd0（5）

Dietzenbacher et al（1998）指出结构分解中存在“非唯一性问题”,即对式（5）的分解展开不仅存在一种形式.为克服此类问题,实证中常采用两级分解法或中点权分解法.对上式采用两极分解法,可分解出如下两种形式：

V1－V0等于1B1Fd1－Fd0+1B1－B0Fd0+1－0B0Fd0（6）

V1－V0等于0B0Fd1－Fd0+0B1－B0Fd1+1－0B1Fd1 （7）

对式（6）、式（7）取平均数可得：

V1－V0等于120B0+1B1Fd1－Fd0+120B1－B0Fd1+1B1－B0Fd0+

121－0B0Fd0+B1Fd1（8）

运用矩阵的基本运算对式（8）各项进行合并和展开等处理,可将国内增加值的增长分解如下具体运算过程与刘瑞翔等（2011）的思路一致.：

V1－V0等于12Bv0+Bv1Fdrc1－Fdrc0+12Bv0+Bv1Fdtc1－Fdtc0+12Bv0+Bv1

Fdgc1－Fdgc0+12Bv0+Bv1Fdin1－Fdin0+

12(Bv0+Bv1)(EX1－EX0)+12［Bv0(Ad1－Ad0)X1+

Bv1(Ad1－Ad0)X0］+12(1－0)(X1+X0) （9）

等号右边各项依次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出口、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的变动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的变动,用各项目的变动比上国内增加值的变动,可以得出不同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因此,经济增长被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出口所代表的最终需求驱动的部分,和由中间投入结构、增加值率所代表的经济效率驱动的部分,还可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探讨城乡消费的差异.

2.数据处理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1997、2002、2007和2012五张投入产出表,由于五张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将部门合并调整为33个部门33个部门分别是：农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品废料；店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考虑到不同年份的可比性问题,本文借鉴刘起运等（2010）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其中工业品的可比价缩减利用“按工业行业分工业品生产者指数”进行,第三产业中各行业利用增加值缩减指数进行,即用“现价增加值/不变价增加值”,不变价增加值利用增加值指数计算,以2000年为基年.各类指数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是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没有区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因此本文借鉴张友国（2009）的比例拆分方法编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i部门的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除出口）均按以下比例进行拆分：

xdijxmij等于Xi－EXiMi（10）

xdij+xmij等于xij（11）

3.需求侧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趋势

根据式（9）,将1992—2012年国内增加值（相当于收入法核算的GDP）的增长分解为消费、投资、出口、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五个部分,并进一步将消费分解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三个部分,并计算各部分对国内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度,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1）需求侧动力来源的转换

1992年至199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4725%来自于消费,有34.55%来自于投资,有24.34%来自于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的排序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市场信心恢复.同时为了缓解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增速的下降,国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大量的货币供给在一定时期之后必然会形成强大的购买力,拉动消费的增长,并掀起投资热潮,使得这一阶段中国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内需导向型”.

1997年至2002年间,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的排序不变,但贡献程度出现改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至41.78%,投资的贡献度同样下降至30.25%,而出口的贡献度则上升至30.25%.为抑制1993年以来出现的经济过热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双紧缩”政策,这些政策在1997年之后继续出现了惯性效应,使国内需求出现下降,这一时期中国逐步打开国门,对外贸易开始增加,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导向”效应减弱.

2002年至2007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市场迅速开拓,出口对经济的贡献迅速上升至4108%,成为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投资的贡献回升至34.97%,消费的贡献则降至最低的25.14%,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的排序变为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一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持续高涨,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然而与1993年情况不同,由于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报酬长期停滞,购买力不强,这一阶段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尤其是贸易顺差导致高额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引发了通货膨胀,进一步降低国内消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这一阶段成型.

2007年至2012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跃至44.07%,消费的贡献略有升高,回升至3442%,出口的贡献下降至17.07%,成为贡献程度最低的一项,三驾马车对经济贡献的排序再次转变,变为投资、消费和出口.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造成国际消费市场萎缩,使得出口锐减.在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中国出台了“4万亿计划”以保持GDP的高速增长,4万亿元资金主要用于各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使投资成为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这期间 “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成型.

综上所述,以5年为一个阶段,20年间中国经济大体上出现了“繁荣—衰退—繁荣—衰退”的周期性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规律基本一致.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出现转变,呈现出“内需导向—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转变轨迹.经济大环境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对出口的影响最为明显.由于中国是强干预国家,为抑制经济过热和控制经济下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政策,这些政策同样引导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便是在政策引导下一步步强化.

（2）城乡居民消费的贡献度差异

表1数据可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最大,1992—2012年贡献了约为22%的经济增长,其次是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最低.虽然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近一半,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却普遍低下,这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有关.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992年的27.46%提高至2012年的52.57%,且在继续提高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2015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农村常住人口逐年减少,农村消费能力降低,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中国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城乡收入比在1994—1997年略有下降之后,便始终保持上升趋势,2002—2012年一直保持在3倍以上,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居民消费量和消费层次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此外,政府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也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

（3）经济效率的变化

20年间中国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较大波动,但与三驾马车相比影响甚微,两者的变动反映了中国经济效率和增长质量的变动趋势.1992—1997年,中国处于制造业快速发展时期,制造业部门所需的中间投入份额增加,使中间投入结构变动效应为负,但生产率的提高使增加值率变动效应为正.1997年之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增多,尤其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导致进口中间产品增加,使国内中间投入份额下降,但由于加工产品的附加值较低,降低了增加值率,经济增长质量持续低下.2007—2012年间,产业结构出现调整,第一、第二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升高,经济向集约模式转换,效率低下的状况开始转变.总体而言,1992—2012年增加值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增加值率下降,表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更多的要素投入,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整体经济效率和增长质量有所降低.

三、要素供给角度的经济增长动力时空特征

1.计算方法

从要素角度测算经济增长动力是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Y等于*αLβ（12）

其中,Y为产出,A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将式（12）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得：

Y等于A+αK+βL（13）

其中Y·/Y、A·/A、K·/K和L·/L分别表示产出、技术、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因此,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可归因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方面.将式（13）右边各项除以产出增长率,可得各要素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增长核算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A）,相比之下,DEA方法具有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不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允许无效率行为存在,在分省样本偏少的情况下更具有计算精度的优势.近年来,在基于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TFP的领域中DEAMalmquist技术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金飞,2014）.因此,本文选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计算TFP指数,关于该方法的具体运算过程,相关文献中有大量的描述,本文不再赘述.运用DEAP2.1软件得到TFP指数后,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TFP增长率.

2.数据说明

本部分的研究样本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保证考察区间内数据的完整与统一,将重庆与四川并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为弥补投入产出分析中考察年份的限制,本部分考察区间为1978—2014年,分析时将考察区间分为1979—1991年、1992—2003年和2004—2014年三个时间段.1979年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改革向纵深推进,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2004年中国GDP增长率突破10%,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措施遏制投资过快增长,控制经济过热,且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也为分析当前经济状况和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提供参考.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这三个时间段计算各省市的TFP变动及要素贡献率.在指标选取上,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产出,以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表示投入.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方法计算,初始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借鉴张军等（2004）提供的数据.劳动力以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表示.资本存量和GDP换算成2000年可比.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

3.供给侧经济增长动力的时空特征

利用Malmquist指数计算各省市TFP变动率,再计算各省市TFP、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结果合并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同样为保证考察区间区域分析数据的连贯性, 这里按三个地区划分——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由于篇幅原因,各省市关于TFP以及要素贡献率的具体计算结果未展示,有需要者可以向作者索取.,如表2所示.

（1）供给侧动力的阶段变化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考察期间内经历了较大变动.1979—1991年,改革进程的推进使大部分省市的TFP呈增长态势,这一阶段的效率改进最为突出,TFP对各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相对较大.1992—200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确定,TFP贡献率为2.85%,虽然依旧为正,但已出现下降的态势,主要由于效率改进的贡献被减弱.2004年以来,除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五个省市,其他省市的TFP贡献率全部为负,这主要源于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对TFP贡献率的挤压,全要素生产率停滞导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十分明显

吕冰洋等（2008）认为技术退步现象在宏观上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宏观上的技术体现在生产前沿面的移动,不能真正辨别出微观上技术进步与否..

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始终占据着绝对主要地位.1979—1991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81.57%,1992—2003年该平均值升至93.71%,2004—2014年进一步升至118.23%,这是由于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台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资本贡献率始终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近十年,许多省份的资本贡献率超过100%,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投入,投资是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且该趋势仍有一段时间的持续能力.但随着投资回报率的降低,投资拉动经济的持续性面临挑战.

受人口更新换代速度的制约,各地区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未出现大的波动,基本保持在10%以下.1979—1991年,改革开放吸引大批人才进入东部发达城市,使得部分东部省市劳动的贡献率提高；西部缺少工业,也使得那一阶段劳动力在西部省份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1992—2003年,由于长期过剩的劳动力供给抑制了劳动边际产出的提高,劳动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004年以来,由于TFP改进的恶化,使劳动的贡献有所提高,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贡献率的降低已难以避免.

（2）供给侧动力的空间特征

由图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资本变动率显著高于TFP变动率和劳动变动率,基本高于GDP增长率,资本要素极大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是东部地区的增长动力.TFP的变动率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与GDP变动之间有十分明显的同步关系,这表明TFP是决定东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东部地区劳动力变动率呈小幅波动,只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出现了负增长,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三个时间段中不断提高,可见发达地区对人才的聚集作用,且技术进步也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图1东部地区GDP、TFP、资本和劳动变动趋势

对中部地区而言,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考察期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第二个时间段开始便为负数,且持续下降.结合图2,从1992年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部地区的TFP增长率便持续下降,从1997年开始维持负增长,表明中部地区经济转型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劳动变动率自2001年之后保持平稳,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有限.由图2的各要素变动率趋势,还可以看出资本变动率显著高于GDP增长率,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还将持续,但资本变动率与劳动变动率和TFP变动率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图2中部地区GDP、TFP、资本和劳动变动趋势

再看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91年,西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逐步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改革初期TFP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1951%,这一时期TFP改进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很大程度的推动了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西部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趋势并未持续,1992年开始,伴随着TFP波动下滑趋势,TFP对西部经济的贡献不断下降,近十年同样形成了负增长.由图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资本变动率与劳动和TFP变动率的差距是最大的,且没有明显的缩小趋势,表明西部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时间内难以转变.

1979—1991年,由于改革进程的骤起骤落,三地区GDP、资本和劳动要素以及TFP的变动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该时间段内,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TFP和劳动的贡献则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1992年以来,各地区要素变动率趋于平缓,资本要素均为三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可以看出,东部资本增长率与劳动、TF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最小,且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由于东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这些地区,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而中西部则差距十分明显,投资占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且这一过程还将持续.

图3西部地区GDP、TFP、资本和劳动变动趋势

四、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规律及经验

为判断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是否合理,是否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我们需要总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并根据国际经验总结动力转换的合理途径.

1.经济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探讨

西方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使用频率较高的理论包括罗斯托、钱纳里、波特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蒲晓晔等（2010）、杨宇等（2012）将不同的划分标准进行综合,郑秉文（2011）、杜焱等（2012）通过理论和实证探讨了不同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增长动力,这些研究为判断一时期的动力机制是否合理提供了依据.现将主要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和所对应的增长动力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世界银行2010年对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是3 976~12 275美元之间,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6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 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7－09－27(002)..依据上文结论和表3规律,投资和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由此产生的效率低下问题不容忽视.为保证经济持续性发展,需进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使中国经济顺利过渡至下一阶段.

2.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国际经验

（1）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主要由投资驱动,在成熟阶段逐渐转为消费驱动.罗斯托认为,美国在1860—1900年间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工业投资总额增长了9倍,投资的增长对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外贸易同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1942—1962年的工业化中期时,消费率提升了8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蒲晓晔 等,2010）.关丽洁（2013）总结了日本与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发展两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均经历了由投资需求向消费需求的转换,其中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时期,投资率和消费率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由投资需求转为消费需求.

（2）技术进步已成为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而实现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实现自主创新.陈锐（2013）认为德国和日本在经济转型期内发展出了相当程度的科学教育和工业技术体系,改善了国家人力资本禀赋,这是德日两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内在动因.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性,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许多国家通过学习的技术推动自身工业化,学习和模仿也能形成生产力,但学习和模仿一定要成为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形成长期的发展动力,否则经济发展依赖于技术溢出国,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对1992—2012年五张投入产出表进行结构分解,从最终需求角度计算了各类型消费、投资、出口、中间投入结构及增加值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1979—2014年中国分省份TFP进行测算,从要素供给角度讨论了资本、劳动和TFP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最后结合国际经验探讨当前动力机制的合理性以及动力转换的规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1992—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源出现转变,从消费转变为出口后,又转变为投资,经济增长模式从“内需依存型”转向“出口导向型”之后,再次回到了“内需”上,但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并带来了产能过剩等经济失衡问题,使资源配置恶化,经济效率降低.由于收入差距等问题,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农村居民消费未能充分调动.

第二,供给方面,资本是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普遍维持在较低水平.东部地区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资本的依赖程度最大,但未来有可能降低,而西部地区高度依赖投资的局面未来还将继续延续,可见中国缺乏创新技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渠道.

第三,双重视角下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均证实中国目前属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效率方面,增加值率的下降和TFP的下滑同样印证了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所实现的.

第四,从国外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规律来看,投资作为快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处于罗斯托的成熟发展阶段,需求侧动力应从投资向消费转变,供给侧动力应从要素投入向效率驱动转变.

为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我们需要应对当前需求不足的问题,进行需求侧改革；同时需要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及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供给侧改革,需求端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相互配合.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培育购买力,提高国内消费占比

在外部需求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将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必须有稳定的国内消费能力,供给侧才会出现好的创新点.中国居民个人消费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优化消费结构首先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格局.这需要政府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一方面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鼓励理财投资,并激发居民的创业热情,增加居民财富增长的途径,同时改革工资制度,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2.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回报率

投资作为供给和需求的结合点,一方面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重塑供给结构.中国当前面临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问题,很大比重的投资涌向房地产和基础建设,而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资都还远远不够,目前的投资结构并不能改善生产效率,也使得投资率高达46%,平均投资回报率却不及银行贷款利率.所以要改善投资结构,激励产业升级,提高投资效率,才能从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3.发挥市场作用,有效引导资源配置

政府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因此政策应引导资源向效率更高的制造业活动和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流动,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政府必须高度警惕,控制资金流向,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能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4.加快城乡一体化进村,转化农村劳动供给,重视人力资本积累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民是最大的潜在劳动力供给,但在没解决户籍问题的情况下,这部分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所以应推进户籍改革,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还需优化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加大技工培训、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创业的能力,使之能够适应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5.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发区域创新活力

在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创新规律,让市场发挥作用,增强创新政策的针对性,加强创新主体间的密切交流,推进创新服务组织市场化,遵循创新规律,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地方竞争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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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Conversion in Demandside and Supplyside Perspective

DING Huanfeng, QIU Mengyuan

（Industr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evolving law of momentum, this paper used inputoutput model, explain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contributions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xport to economy in perspectives of final demand. Then, based on DEA method and Solow Growth Model, we measured labor, capital and TFP’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factor supply aspect, and combined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demand side and supply side to discuss the power conver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came from final demand tranormed from consumption to export before, and tranormed to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In supply side, capital has been the main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in the investmentdriving stage,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efficiency decreasing.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demand driving force; factor driving force; tran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CLC number：F015；F224.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16748131（2017）03005711

（编辑：莫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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