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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跟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系列座谈会相关硕士论文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经济体制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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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围绕改革目标的提法,党和理论界开展了大量的讨论和酝酿工作.1991年10月和12月,时任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11次座谈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这一系列座谈会,不仅以其重大成果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本身更是成为改革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精彩“碰撞”,值得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如此评价,除了它的深远影响之外,还有它的来之不易.党和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探索、不断深入、逐步明确的过程.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思路.五年后的党的十三大,系统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作了重大突破.可惜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在实践中因为出现“闯关”等宏观经济失控问题,而不得不作了收缩.特别是随后发生的政治风波,打断了经济改革的正常进程.很多人因为政治风波和经济失衡,把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咎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的文章,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同社会制度相联系,重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声调,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将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而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还有批评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一时间,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纠偏演变成对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诘难和否定.改革再次到了一个重大关口.

与思想理论上的争论相伴随的是,由于治理整顿中全面、严厉的紧缩措施导致经济在1990年“硬着陆”,再加上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难.面对严峻态势,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他还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然而,关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模式的争论更加激烈.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从1991年8月中旬起,着手筹备召开新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党的十四大作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显然,这是前一段时间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所在.

就在座谈会筹备过程中,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8月20日,与、李鹏、杨尚昆等人谈话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嘱咐“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此后,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

准备工作的关键是确定参会人员.明确表示,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经济学家,在人员选择上要符合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对于座谈会的内容,明确提出三项议题:第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第二,关于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座谈会在1991年10月和12月召开,每次开会各用1个半天时间,全部会议用了11个半天时间.参加座谈会的经济专家名单由亲自审定,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熟悉国际经济和国别情况的李景贤、倪立羽、蒋本良、沈晋福、甄炳禧、宦国英、金德湘、崔琦等有关部门的专家,总共20余人.每次会议均由主持,一些领导同志出席了部分会议.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17日、18日上午各召开一次会议.

主持会议时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作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首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提出,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是二战结束以后,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限于当时的环境,与会专家普遍以数字和事实讨论资本主义历史与现状,并不直接讨论理论问题.刘国光首先发言说,1950—1990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约4%,比1870—1949年高出约2个百分点.吴敬琏接着指出,在1890—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划一条线,二战前波动很剧烈,二战结束后比较稳定.张卓元则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策略的角度作了分析.由科技转入经济学研究的王慧炯,介绍了美国资本集中所采用的水平兼并、垂直兼并、倾斜式兼并三种模式,强调新技术的应用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插话中肯定大家对科技进步作用的强调.他说:科技的重要性,我们总是认识不到位.比方说,电子工业,我看全国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领导干部知识水平不提高,对此就很难认识到.技术革命特别重要.二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了.上大学我学的是电机系,当时教科书还都是电子管的内容,没有晶体管.现在呢?发展太快了.现在科技作用更重要了,不承认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不行.

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者的分析维度越来越多元.林毅夫提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兴起是战后资本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成功,关键仍在于经济发展战略.杨启先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甄炳禧分析了战后世界经济超出预料的发展趋向,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日益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倪立羽谈到,布热津斯基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四大经济体之一,即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将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由中国的兴盛而改变,欧洲的衰败将随着苏联的衰败而改变.郭树清指出,战后西方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洋葱型”,收入分配则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倒宝塔型”,国家日益从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进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之内,宏观管理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与会者得出“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的结论性意见.作为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江春泽引用了智利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与会者指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在连续两个半天的会议上,频频记录,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开展讨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倪立羽是与会者中年龄最长者,在他发言后,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直接寄给我.

在的引导下,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张卓元回忆说,“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

两个月后的12月6日和9日,座谈会继续召开,用4个半天的时间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主持时提出: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研究苏东问题,怎么能够真正总结苏东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理论搞清楚,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国光结合留苏学习经历提出,理论僵化、不改革、政治关系处理失误、民族政策不当、党的干部腐败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蒋一苇认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重大挫折,有近因、远因、次因、主因,“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想一想,1950年代东方和西方究竟谁怕谁?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中国为什么能顶住,因为十多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老百姓说:“左不满,右不满,回到家里还是满.”蒋一苇此时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参加座谈会的.他的发言非常真诚,富有说服力,向提出的改革建议也非常坦率.一个月后,这位坚决反对把市场经济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经济学家就溘然辞世.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傅丰祥列举了一系列经济数据,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恶化的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来自外交部的专家更是直接指出问题的根源.崔琦说,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蒋本良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

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由于计划体制效率低下,这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郭树清提出,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基于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持续时间一长,信息、利益和动力都成了问题,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社会各个领域都失去了对商品经济的记忆.周小川则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进一步分析提出,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他的这一说法事实上超越了计划与市场孰是孰非的简单争论,提出了一条建设性的实践路径,即通过解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实现经济发展.

苏东的经济问题是与政治问题直接相联的,苏东的政治问题自然引起与会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蒋一苇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和政治.沈晋福更充分地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对此作了积极回应.他说,外国人来中国,特别是西方人来,总问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我回答说,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领导下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许多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党派.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

虽然没有得出正式的理论结论,但这两天会议的共识度是非常高的.根据陈东琪的记录,有感而发地讲道:“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在会议结束时,又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过去的历史和经济.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真正吸取其教训,坚持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12月10日、12日、13日下午和14日全天,座谈会继续进行,用五个半天时间讨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周小川后来分析说,“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讨论现代资本主义取得成就的原因和苏联东欧出现问题的原因之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应当怎样吸取现代资本主义和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这也是召开这一系列座谈会的主要目的.

在连续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经济问题.在分散议论中,始终抓住最核心的问题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引导讨论.他说,总的感觉是,我们该放的必须放,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现在是应该放开市场调节的没有放开,应该用计划集中的没有集中.我们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怎么做是关键.我们有些东西该计划管的没有管,不该政府办的事管得太多.

刘国光回顾了党和国家各个时期就此问题的各种提法后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杨启先进一步提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吴敬琏赞同蒋一苇所总结的中国改革的两个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希望恢复和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用的提法,并强调两者的结合.

与会者在发言中无一例外地赞成改革的市场取向,但是由于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差异,具体观点不尽相同.虽然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但新的经济体制内容到底包括什么,则见仁见智.

周小川依据现代经济学原理,重申自己关于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的观点,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还有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这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大账是谁来算,谁来管?是国务院还是计委算的?按道理计委要算这个账.为什么算不了?各部门都从部门利益出发,无法搞好.”

会议讨论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问题时,吴敬琏说,计划不能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对着干.借此话题,对乱上项目的现象提出批评.

与会者还对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也就是企业改革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李琮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通过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

与企业改革问题相联系,金融和外贸问题也是讨论的重点.傅丰祥提出,证券业要和银行业分开,政府要设监督管理体系.交易所要打破地方限制,上市股票不仅要在股民之间流通,也要允许在法人之间流通.应当培养和建立一批投资合作社.交易开放程度要逐步扩大.对此评论说,证券怎么个搞法,我们要好好研究.目前定下来的是上海和深圳两个市场.证券市场发展的几个阶段我都见过.解放前,我在上海就看过证券交易.芝加哥期货市场,我也去参观过,有1000多人,吵得不得了,比纺纱车间还闹.这时有人发言说,现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我们贷款,提出要有改革开放内容的要求,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认为这不能干.明确回应:这没关系,我看可以干,他们什么目的企图不要管,我们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于我们有利,为什么不干?不要因噎废食.

在讨论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座谈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谋划和讨论.郭树清提出,在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张卓元提出,所谓市场,首先就是要放开,一放开就能够形成市场,市场有了,国民经济就活了.陈东琪特别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对人才的重视,对发展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重视,发展经济必须重视人才.

很多人在发言中强调要增强竞争、鼓励创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同时也关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做好公共服务.对此很赞赏.他后来回忆也说到,为什么关于改革的目标选择了那样一个表述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前面坚持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不是可有可无.社会主义说到底,还要坚持按劳分配,互相帮扶,共同富裕.

这些讨论深化了前两个阶段讨论的成果,实际上酝酿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和解释.11场座谈会、3个专题的探讨,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目标的共识,包括对这一新体制的两个要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形成了共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之欲出.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潮.中国的经济思想提升至新的发展层面.

这一系列座谈会结束后不久,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锤定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6月9日,在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提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终于在党的十四大上“瓜熟蒂落”.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一新体制的各项重大原则.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建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编辑?黄艳)

作者: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点评:本文论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座谈会和系列方面的经济体制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经济体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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