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类文明之光下的审视和初心小说《情商时代》中的人性释疑，本文是时代类有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情商时代》和初心和人性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贺颖,诗人,中国作协会员,鲁21高研班学员,辽宁作协特邀评论家,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有评论、诗歌及散文作品,发表在全国多家杂志报刊上.1970年生于辽宁,现居北京.
贺 颖
藏地高原,离天最近的地方,唯其离天最近,也成了离人的心灵最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人心差不多真的就都在天上,或在四季不融的雪峰之巅静修,在如莲的白云朵中涤洗,或在半空聚聚散散的诵经声中证悟.这是一片充满魔性的土地,关于藏地,仅仅以神性来概述显然已远远不够了,因为神性所赋予众生的,是一种特定的存在,与每个个体间有着特定的距离,彼此的存在因而更倾向于各自的完整性.而魔性则相反,抑或是神性的另一种极致也未可知,总之魔性是席卷的,是交融,近似于全然毁灭后的重塑.重塑后的一切因此都具有了与那些山谷雪峰天地相似的气质,包括人、心灵、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书写.
初读《情商时代》,会误以为这是一篇时下依旧炙手的官场写作,而随着阅读的深入,直到通读全篇,读者才会发现,作者虽然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在“西部大开发”宏大的时代潮涌中,发生在藏区某个市委办公室几个人物中的若干事件.但事实上,这一切与作者的为文方向而言,仅仅是一些凡俗意义上的背景画面或必要的画外音乐,作者以一个生在内地长在藏区、工作在藏区、舞文弄墨饱读诗书、颇具乡贤意象、最后安然归隐桃花村间的主人公的命运为脉络,意在表达的是对人心的人性的深情探寻,即对时代进程中人的所谓“情商”之追索.这是作品精神层面的大格局,是小说的灵魂结构,亦是作者的心灵的丰富博大与厚重.
作品中的主人公出生在内地,由于家庭原因,从小与父母分离,与父亲的叔叔“三爷”生活在一起.他是幸运的,因为“三爷”,这个“前清最后一拨秀才”,注定会对他成长中的幼年影响很深,甚至某种程度上贯穿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三爷过世后他来到藏区,却因为特定的环境,依然无法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于是又开始年幼生命的第二次寄养,而他依然是幸运的,桃花村的片多阿妈,这位仿佛藏区每一位母亲一样的“阿妈啦”,将藏区人善良、坚韧、朴素、纯净与贵重的精神质地,揉进了糌粑、磨进了酥油茶中,也随着时间融进了主人公的心神灵魄之间,有如生命与精神的基因一般,无法改变、无法割舍、无法分离.关于桃花,藏区除了格桑花以外,应该唯有桃花是最具诗意与灵性的一种花,虽然在内地遍野皆可见,而因身处高原,桃花的意象已然不同以往,尤以在这篇小说作品中,作者将片多阿妈生活的地方,以及自己幼年寄养、成年后生命与精神的双重归宿均安放于桃花村,更令文本有了格外的空灵感人、唯美超然的审美指向.
不难看出,作者意在对人性的微妙与深幽进行探究,对人性之于人心的影响进行深入询问,而将小说文本置放于颇具政治时令的准官场背景之下,恰恰是因为这样敏感焦虑的精神气场,是令人性之隐暗幽微释放得最为彻底的场域之一,这不止是作者走向人物精神深处的决心,更是技术的智慧与巧妙.事实上,对人性、人心,或者说人的精神的解释,是极为艰难的.但同时人心又仿佛一处最为神秘的处所,令人无法不产生探究的强烈渴望,如维特根斯坦说过的：“把人类的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小说文本的形而上的指向性,也正是源于这样的诱惑而得以被建构.作者将“情商”与“时代”这样一个偏正词组作为小说题目,鲜明恰切地将人心与时代的关系悉数呈现出来,并最大限度地表达出了“情商”——这个满含时代征兆的词汇,与现代人与人与事相处的微妙、多变与浮动之息息相关.快节奏、高负荷的现代生活特质,甚至连遥远的藏地亦难以幸免,人心于此环境下主动或被动的异化,一些美好而古老情怀的分崩离析,因由生存或而衍生出的贪念,人心暗黑处的扭曲,生活给予现代人如影随形的危机感等等,令虽然诗书饱读却为人愚实的主人公深受“情商”指数之考量.性与情、情与智,以至行为与精神等等皆被拷问.在简单而毫不掩饰的圈套下,主人公的命运愈来愈不公,不知何去何从的无助,令人物满怀感伤隐忍的力量,这种似曾相识的破碎与无奈,其实何尝不是当下一种泛泛存在的悲情写照.毛姆就曾在《人生的枷锁》中坦言：“等你年事稍长,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首先得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而事实上,除了自私,我们深知,人心如渊如潭,又岂止自私那么简单.在无法穷尽的黑暗深处,人心繁复得甚至连神都需要反复审视,无论是人生的荆棘令人狼狈不堪,或者顺水行船得意春风,都无法轻易得以揭示.古今中外,从来不乏对人性深入描写探寻的经典之作,而无论某种独到的见地,或更多锋芒毕现地批驳,事实上在人性的渊潭或黑洞面前,仍显气短.不能否认,有史以来在人与人性的对抗中,人性无论真实面目如何,却始终占以上风,而其内幕和本质,仿佛宇宙中另一异质世界的乌托邦,以充分的不可释疑性,合理地掩盖了通往其真实世界的路径.一任千古人徘徊,而均不得.
回到当下,人性则就仿佛“情商”的双刃剑,愈发对个体于心灵的驾驭有了严酷的要求,甚至是宿命的意义向度,这也是作者的精神向度与小说的文本向度.作品以文中另一个人物的潜心谋算、如愿升迁与意外身亡为另一隐线,将这样一个宿命的意义梳理成一种*、宗教的审美维度,以生命的消亡这样强烈锥心的悲怆感,完成了小说精神意义上的涅槃.
其实红尘,一切如梦.
生命的诞育、成长、幸福、楚痛、亡故,无不接近幻像.一切终将尘归尘,土归土,幻化而去.而唯有片多阿妈啦,阿妈啦的桃花村,桃花村的河谷风物,才是这幻影世间的真实所在.此时的桃花村,与其说是作者为主人公寻得的桃花源,莫若说是作者为众生指出的桃源所在,桃花村从文本中,到文本外,产生成了一种神秘的空间外延,其艺术宗旨,是为了找到一个充满隐喻与象征的契合点.那个契合点是足以引起读者、作者的审美共鸣的一处,并从而获得生活与艺术的重新统一.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他的一生传奇眩美,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取得无数的成就,但他依然选择从城市后撤回乡村,想来不单是为了保全他的身体,而更重要的,应该是他的精神的自觉觉醒,是为了保全人类心灵最美好的东西.他必定深知,这些美好在城市已然难以维续,必须要回到乡村才得以保全.
如果说无怨无悔的主人公,无欲无求,惟愿回村为老年病榻的阿妈啦尽孝,其展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良知.那么他面对陷害与不公,依然情愿以自己所思所学,带领村人致富,几乎就是一种文明最后的弥足之光.正如希腊谚语有云：“所谓文明,就是老人明知道自己无法享受它的阴凉却依然去种植树木.”同样借由文本中这束人类文明弥足的贵重之光,读者与作者、与文本中的人物一道,完成了对自我的审视,尽管这审视依旧是冒险的,结论依旧是模糊而未知,但一切已然不再重要.此刻更重要的是返回返回返到阿妈啦的身边,就是回返到事物的真谛,回返到桃花源,就是回返到人类披荆斩棘寻访幸福的初心.
“每个生命的方式都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这是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深情言说.若果然如此,那么这篇《情商时代》,果然如一条与之相似的河流,只不过这河流不像克里斯朵夫一样,仅仅代表一个人的命运,它神异而悲悯的河道中,流动着更为宽阔亦更为繁杂的东西,文本、情节、结构、信念等等,甚至于整个时代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这条河中,流动着神秘的圣音：小说时间场域的时而转换,虽大多是以时间顺序描述,却意外形成一种小说中的复调格局,令文本层叠有加,深有玩味；文中舒展自如弥散的书香雅韵,令西部开发这样宏大时政的情节,充满了深沉的人文关照,甚至可以时而听得见隐隐的诵经声,这一切无疑是源于藏地,这方充满魔性的土地,所赋予作者的精神沐照与灵魂神启.仿佛河流,随性,坚忍,看似漫不经心,自在从容,却隐含着弥足贵重的精神指向,有如藏区人们时刻诵念的经文,那些熟知的音符,仿佛已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仿佛已平凡如斯,而其实每个诵念着的人心里都知道,每一次吟诵,都是一次全新的祷念,都满含佛祖对众生一次全新的无尽悲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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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论现代农耕文明语境中如何重新审视传统花儿会 马 俊 文河湟“花儿”在民间产生流传有几百年的历史,从目前发现对“花儿”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在河州任职的山西人高洪在其诗作古鄯行吟之二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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