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沈尹默和白蕉交往关系考，本文是关系开题报告范文和沈尹默和白蕉和交往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作为20世纪杰出的书法家,沈尹默和白蕉有不少值得研究、比较甚至引起争议的地方.这种情况当年已有,并随着当今信息的发达纷乱而愈演愈烈.关于沈、白二人的艺术和交往,陈振濂、蒋炳昌、孟会祥、李海珉等人的文章已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事实上,艺术成就的评价与定位,确实是一个无法简单说清的问题,往往会受到非客观因素的影响,对于沈、白这种去今不远的人物尤其如此,一旦涉及便多少会引出偏颇之论,甚至意气之争.想要盖棺定论,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即如陆游所言“后五百年言自公”.因此,关于艺术成就的问题本文就不展开多谈.这里拟结合相关材料,对二人的交往和关系等情况做一梳理.
有说法称,白蕉是沈尹默的弟子或学生,其书法实践及理论受沈尹默影响很大.这种说法形成的原因应该是沈尹默年岁既长,声名又大,其宗王崇帖的书学实践与白蕉一致,同为海上帖派代表人物,且二人在1949年后的书法普及工作中有过共事,而与白蕉年岁相仿的如潘伯鹰等人曾得沈尹默笔法传授,并以师礼待之.这些情况使得人们很容易将白蕉认为是沈氏传人.
在现存白蕉1948年2月18日致姚鹓雏信中（图1）,有这样一段话：
尹默先生顷在京,抑在申？冀得承教,恳公为介耳.〔1〕
信中白蕉想托姚鹓雏引荐,拜识沈尹默.这一情况也符合人情常理,也就是说直到1948年（甚至更晚一些）,白蕉才以晚辈的身份托人请介,得与沈尹默相识.而二人的书法风格在此前已基本成熟,虽然同宗“二王”,但对比二人书法作品中的笔墨技巧、审美趣味的取向以及理论文章中的观点,其间差异是明显的.当然,以当时传媒的发达,沈、白互相知名并了解对方书法情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就书学上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沈尹默作为前辈名家对白蕉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能说明.
如果仅从履历上考察,我们能够梳理出的二人在公事中的交集大致有：1947年,上海市美术馆筹备处成立,沈尹默为指导委员,白蕉为征集委员〔2〕.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白蕉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参与画院筹备工作.在之后公布的画院相关人员名单中,沈尹默被列为画师,而白蕉则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任,同时亦被列为画师〔3〕.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沈、白均被聘为画师〔4〕.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沈尹默任主任委员,白蕉为会员〔5〕.1962年,白蕉在沈尹默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6〕.此外,沈、白二人的交往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相互之间的酬唱诗词、往来书信等亦没有发现.这一点不像沈尹默与于右任、乔大壮、潘伯鹰,白蕉与徐悲鸿、唐云、邓散木.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沈、白虽然相识且有共事的经历,但相互间的关系并不如上述好友之间融洽亲密,往来也并不频繁.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中说白蕉“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风传也有二人不和的说法.目前发现白蕉曾有诗作二首评价沈尹默：
气息强能接宋元,即今论帖孰知源.名笺精绝胡桃字,书势终怜目力冤.清言娓娓重南金,此老能书苦用心.谁料诗词真蕴藉,信无浅语出思深.〔7〕
关于诗中对沈尹默的褒贬,孟会祥《访何民生先生》一文中分析甚明.根据现有材料以及白蕉周围亲友的回忆,白蕉提到沈尹默时一向比较尊重.而以陈巨来的身份,与沈、白同有接触和了解,当不会无端造谣,其文中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确实存在的.
沈尹默为人谦和,用他自谦的评价是“庸懦”.同时,他还曾作有《自写》一诗,更被认为是其本人的真实写照：
自写情怀自较量,不因酬答损篇章.平生语少江湖气,怕与时流竞短长.〔8〕
但在书法上,沈氏却自视甚高.王静芝曾有文章这样记叙：
有一天,我看先生写一条幅,实在太好.我禁不住的称赞,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董其昌,我就顺口说：“二先生,董其昌总算不错了！”先生正写着,抬头看看我说：“董其昌？还差一点儿！”我直感的了解,先生是说董其昌比起先生还差一点.我连忙应声：“哦,哦！”先生低下头去又写,口中自言自语：“米元章以下！”这句话真使我惊讶！我的理解是先生真的自许,米元章以下无人可比.〔9〕
而白蕉在所作《书二书人》一文中也有自评：
云间曰：“书道难哉！”仆师法魏晋,友于隋唐,平视有宋,冥索十年,若有所知.今又十年,粗有所得.然我手不获我心,我力未副我目.物不得欤？资不足欤？年龄为之欤？时代为之欤？而盱衡当世,仆竟何敢让？斯又凛凛焉惟长傲惰之是惧也.〔10〕
另在《云间随笔》中有云：
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自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亦未敢以此席让人.〔11〕
白蕉类似的自评还有一些,甚至在发言稿中还“隐隐自居为第一”〔12〕.同沈尹默一样,这些当然都是二人对自己书法高自标持的自信,但把自评放在一起对比,虽非刻意,却有着某种针锋相对的味道.
白蕉曾为沈尹默书《春蚕词》作跋（图2）：
鸟有同命,茧有同功.悲欢离合,铸梦无穷.史焹贤友属题尹老《春蚕词》,倚醉书此.
他日又续两句云：“人有同心,白头如新.白蕉仍在酒中,时癸卯一月.”〔13〕
该跋书于癸卯（1963）初,第一次题就之后,另日又补书二句.值得注意的是,两次题跋均在酒后.一般书画家为人书题跋,多谨慎谦恭,对前辈名家的作品尤其是经典名作往往更是如此,乃至要经过“沐手焚香”等带有仪式感的庄严活动之后才能动笔.而白蕉先后两次醉中作跋,则多少带有几分对沈尹默不敬的意味.笔者以为,白蕉对沈尹默“过分”而使沈“不怿”,恐怕主要原因是白蕉对沈氏书学观点和书法实践的不尽认同,换言之是关乎艺术观点和学理,并非有意针对其人.而白蕉被沈禹锺称为“清狂跋扈人”〔14〕,又被陈巨来列于“十大狂人”之一,为人的清高狂傲是本性的流露.知之者以为率真,不知者当然会由于误解而感到不适.凡此种种,让沈尹默感到些许“不怿”也就在情理之中.
尽管会有“不怿”,但正如沈尹默《自写》诗中自评的那样,他其实并不计较与时人之间的高低短长,对白蕉也不会例外.当然,他人的品性为人、成就造诣,沈氏本人还是洞若观火的.近日,笔者偶然见到一件上拍的沈尹默致陈毅信函残稿〔15〕,拍品提要有如此介绍：“根据《关于新解放区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关于‘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议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的规定,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于1949年8月3日举行,副市长潘汉年致开幕词,市长陈毅作《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作政治报告.”
沈尹默以学术界代表的身份岀席了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拍品应是沈老在会议举办前后与陈毅就会议有关内容进行讨论时所草拟的信函手稿.信函后半部分提到的“白、吴”,或是指白蕉、吴湖帆.白蕉的简札体书法得晋人神髓,但因狂狷不羁且有“附逆”的污点嫌疑,在当时颇受非议,甚至有他与沈老不太和睦的传言.这件函稿虽有残缺,但沈老对白蕉的维护之心赫然可见〔16〕.
残稿后半段对白蕉的评价,兹录于下：
白君素有狂士之名,言辞未免激烈,然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类多如此,虽涉做作,无关品行.民国号曰“共和”,社会上之封建思想一仍其故.文人之以病态为美学者,岂仅白、吴诸君哉？贤若张（元济）、徐（森玉）诸公,庸懦如尹默者,孰能其免之？
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眼界既高,禀赋亦足以负之,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书法名者,鲜能与之并肩,手眼俱不能及.
这里沈尹默首先为白蕉“狂士之名”作辩解,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白蕉为人确实有清狂的一面,为时人所非议.之后,则对白蕉书法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白蕉眼界、造诣极高,时人鲜有能及,其狂狷自有资本.沈氏如此言论确数高风亮节,对后辈的殷殷赏识维护之意跃然纸上.
正如拍品提要中所述,考虑到此信的写作背景,沈尹默如此向陈毅上书,固然是出于对白蕉、吴湖帆等人的维护.更进一步的意思,其实是为自己所属的旧时代文人的辩解和声明,其中隐含的无奈,更耐人寻味.
1949年以后,沈尹默和白蕉都投入到新社会文化建设中,言传身教,著书立说,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书法.其对于书法的传承发扬,自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李海珉主编：《白蕉手迹鉴赏》,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3〕〔4〕〔5〕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 1900—200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
〔6〕《白蕉年表》,奚吉平主编：《白蕉书画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
〔7〕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编：《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8〕沈尹默：《秋明集》,北京书局1929年版.
〔9〕王静芝：《沈尹默先生书法集》序言,台北养正堂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10〕白蕉：《书二书人》,见《社会日报》（上海）1942年9月19日,第3版.
〔11〕白蕉：《云间随笔》,白蕉著《白蕉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
〔12〕陈巨来：《记十大狂人事》,陈巨来著《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13〕同〔7〕,第237页.
〔14〕沈禹锺《题白蕉写兰》：“念此清狂跋扈人,看花眼不向红尘.朝来著罢潜夫论,点笔还成物外春.”见《社会日报》（上海）1942年4月25日第2版.
〔15〕〔16〕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2018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秋明墨缘—沈尹默和他的朋友们”专场第1028号拍品.
（作者单位：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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