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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三年多时间的整理、校释、编辑、校对,一部由音乐学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未刊著述》”）公开面世了.
这是怎样的一部著述呢？对此“未刊”历史遗作寻求当代正式出版,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一、《未刊著述》是怎样的著作
此番出版的《未刊著述》是由中国音乐学院已故教授冯文慈（1926—2015）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编撰的两部讲义的整理合订本.
自1950年夏天起,冯文慈先生即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院校.1959年9月,为了应对当时所任教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的理论课程,他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及中国音乐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史编辑组刚刚集体编纂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及其资料集（1959年8月）为蓝本,①自行编写刻印了包含两编22章共计8万字、79条随文谱例的《中国近代音乐史》,②在“北艺师”音乐系作为教学的讲义.这部以中国近代百年间革命音乐演化发展为专题的讲义,成为20世纪中叶难得的音乐学术历史文献.
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历“”劫难之后刚刚恢复办学的中国音乐学院,其音乐学系在正式招生之前举办了一期高师院校音乐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培训班.为给这届培训班学员授课,冯文慈先生专门撰写、刻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此“纲要”的撰写时间始于1983年8月、终于1984年5月,于1985年10月由中国音乐学院刻印装订.这部教程的内容由于培训班提前结束而只进行到宋辽金时代的一部分（写作了 “瓦子中的歌曲、说唱和器乐”“大曲和曲破”“宋金杂剧和南戏”三节）,之后的内容未及写作和讲授.③因此,这部“未完成”之作仅包含了引言和六章内容,共计十余万字的篇幅（内尚含若干谱例、图示、表格）.
后来,由于教学、科研任务的紧张以及出版条件、出版经费等的限制,以上两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教学讲义未能补充定稿,更未能付梓面世.直至2015年初,冯先生及其夫人俞玉姿教授希望笔者能够将《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予以完善,以冯、陈二人合著方式将这部教程定稿并使之出版.但笔者阅读此文献后的考虑则是：冯先生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治学和文本构建理念,在基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学术环境下撰写的教程已然成为定格了的时代风景,无须后人破除时空边界的所谓“完善”之举；况且,这种以两代学人跨越时代的合作著写,于彼此来讲或许均为一种“尴尬”的收获.因此,笔者在2015年春节拜望冯、俞两位老人时,提出了将上述两部“未刊”文献合并为一部“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并在尽可能保持原作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做出必要整理与校释,进而推动其出版面世.笔者希望通过这种“修旧如旧”式的工作,以使学界更多地了解在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乐学的教学、学科发展以及音乐史授课教材的状况,也能够借此更加充分地展露冯文慈先生于彼时的学术思考及其作为.④
于此两部讲义之外,冯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仍在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任教时,为了配合该系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课教学而选编的两册《论著曲谱选》（1980年12月、1982年7月）,也具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笔者将相关信息安排在书后的附录中,仅列出其资料总目以备后来的研究者检索之用.
二、近现代中国的出版面貌与音乐文献
毋庸回避,对于当今中青年音乐家来说,早已经适应了实体书店、网络书城琳琅满目的书谱种类和应接不暇的各式“新作”,无法想象这种知识爆炸、传播便捷时代之前的音乐成果状况和出版传播的面貌.
略做历史回顾并以客观态度审视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的建立和发展之路,其实也始终伴随着编辑出版业的发展并以之作为重要支撑——专业音乐的发展程度和所达到的水平是一项综合领域的体现,既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音乐文化内部各项事业的积累、提升密不可分,比如音乐教育、创作、表演、理论研究以及相关科研、产业领域（乐器改良、舞台设备、出版传播技术等）的发展程度.
在事关音乐创作、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等多个领域,体现它们发展程度的出版印刷技术与条件的保障,就成为制约音乐事业整体提升的重要一环.
我们一直自豪于中国古代为人类贡献的“四大发明”,而其中的两项（造纸术、活字印刷）均与出版印刷业相关,但中国近代工业与科技的落后也在出版印刷领域得以充分体现.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较为先进的出版技术和文化传播形式在中国沿海沿边地区得以发展并不断向内地扩展——石印
、铅活字排版印刷的引入,使得沿袭千年的雕版印刷日渐式微；传统的文人书写、书肆刻印线装模式被更加多样的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图书、杂志、报纸的出版形式所代替.即便如此,作为以文化创造、科技创新和经济实力为综合后盾的出版印刷业在20世纪始终难于满足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就音乐领域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书谱出版并无规模化的专业技术力量的支持,完全依靠音乐会社自身及社会出版机构的“客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经过重组、合营等方式建立了全国性的专业出版社,但直至十年代,我国的音乐出版力量基本依靠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的支撑.这种状况使得快速发展的音乐事业在出版印刷领域形成“瓶颈”,其较为常见的解决之道即在于各单位大量组织自我刻印、装订的“内部印刷物”.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许多音乐高校中仍然存在以油印出版物作为授课教材、辅助材料的情况.这种以内部刻印文本替代正式出版物作为教学、科研、学习交流资料的情况,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成为一种惯常的现象.
三、对于此类“未刊”之作的认识
由于近代中国机械化出版业的初起,即使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的出版印刷业与经济状况也曾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加之沿海与内陆、都市与村镇间的不均衡发展,近现代音乐文献资料的总体状况表现为两方面特征：一方面,音乐学术界对出版机构资料的保存与对音乐出版领域研究的薄弱乃至缺失,使得我们对近现代音乐出版成果的搜集、梳理工作仍有诸多空白；另一方面,对于近代以来文化教育机构内部资料与地方文献资料的整理,包括对诸多音乐家私人*资料的整理,同样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因此,对于近现代出版机构、文教机构和私人*的音乐文献资料的筛查就成为把握中国音乐史学史时的关键一环.比如,在近年笔者指导研究生查寻顾梅羹所著《中国音乐史》一书的过程中,学生认真翻阅了地方档案、寻访了相关文化机构,最后出人意料地在几近湮没的阎锡山1918年为培养军政人才而设立的“育才馆”,发现了一系列与民国时期雅乐教育、学堂音乐传承相关的石印资料,成为探索近代音乐史和20世纪上半叶地方音乐文献的有价值的材料.⑤
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社会,由于受20世纪十年代之前音乐出版能力和经济发展状况所限,此阶段国内高校各个专业院系、研究院所的文献印行,仍多以“内部资料”样态产生并传播.比如,1958—1959年由上海、北京两地分头组织编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及其搜集的相关资料,是具有该领域开拓性贡献的文献资料⑥,但是这些重要的著述及曲谱在当时是以油印方式简订成册且仅在小范围赠阅交流的；1973—1977年间,在中国音乐研究所还曾发生过由十多位专家参与的集体编史行为,最终编撰出融文著、乐谱、配套音响于一体且经过课堂授课、听取“革命群众”意见之后的《中国音乐简史》书稿,也是以打字油印方式简订成册的.凡此种种文献成果均非出版机构的正式出版物,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理论水准甚至是标志一个学科领域的奠基之作.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文献因装订的粗陋和交流面的狭小,将逐步为后世学者所难于见到.汪毓和先生曾将近现代的音乐史料形象地归为三大类（即第一、二、三手史料）来做出区划和价值判定.⑦今日学术界的史料搜集和史学研究中也确如他所阐述,从旧报刊、文史档案、作品手稿、当事者访谈录等渠道予以挖掘已可谓精细之至.但在涉及音乐史学史领域的研究中,对于研究对象的择取却仍然主要倾向于公开出版物,除此之外的其他成果形式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于对出版物的印行地域、版次、发行量、普及度、接受度亦鲜少关注.这对于问题的把握和史学研究来说均非可取的思路和做法.
结 语
中国近代乃至现代以来的音乐史学发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对于它的梳理与研究也应该给予全方位的思考并区别对待.就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学来讲,清代中期及之前的音乐资料无论其文献样态为何类别,定然能够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而对于清末以降的近代、现代社会来讲,由于社会传播形式的多样以及出版技术的演化,学术界对不同时期史著史料的价值认知与学术利用存在着值得反思的方面.对此,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多维度的观察和思考：（1）历史维度.应将文献资料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空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客观认识其史学价值,摒弃脱离了历史维度观照的超越历史事实的判断.（2）地理（地域）维度.将相关资料放置于其所产生的地理空间,观照该史著史料在相应地域内所发挥的学术作用,通过区域音乐的视角来认识其总体价值.（3）学术程度判断.即以学术历史自身发展演变的宏阔视野,对其成果做学术成就的历时定位与价值认可.（4）成果形态及传播效度等方面的观察与分析.即根据文本资料所旁及的各种情况,对其内容、形态、传播、接受度等做出综合性的影响效度的判断.⑧通过以上多角度的分析与评判,希望能够客观、公正地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成就并给予合适的有目的的发掘与整理.同时,通过对于不同文献资料的学术研判分别以公开出版、内部印制、电子化处理、科研成果“再现”、实物（文物）保存等不同的方式予以不同的“后发掘”处理,从而尽可能地发挥
这些文献资料的最大效度.
① 作为此编写组的其中一员,冯文慈担任第二编组的组长,全程参与了“纲要”及资料集的编写.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
究所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六十年纪念集（1954—
2014）》,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73—76页.
② 在1959年9月由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油印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教学讲义目录页,列出了23章的标题（第一编5章,第二编18章）,其中第二编第十八章题名为“为争取全国解放而斗争的音乐”,题名之后即以夹注标“缺稿”二字.在笔者整理校释的正式出版物中,考虑到本章并没有书写内容,故应编校
人员建议将目录页中的题名予以删除.
③ 冯文慈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编著者说明》,中国音乐
学院音乐学系1985年10月油印.
④ 陈荃有采访、编著《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前言”,北京：文
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⑤ 吴昊《20世纪上半叶地方音乐文献发掘与传播困境思考——以顾梅羹〈中国音乐史〉一书的寻找为例》,《音乐传播》2016年第1期；《“育才馆”附设雅乐专修科音乐史事考（1921—1924）》,《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也谈“第一部〈中国音乐史〉”》,《人民音乐》2018年第5期.
⑥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上海、北京两个编写组所搜集、整理、编写的一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史料,被音乐学界认为是“具有学科开创性意义”“宣告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中国音乐史学一个独立门类的新学科已经诞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编《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章“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戴嘉枋撰）,北京：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
世纪》,《音乐艺术》1999年第3期.
⑦ 汪毓和《关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音乐》1999年
第3期.
⑧ 陈荃有《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的发掘与认知》,《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2016年度项目“音乐学家冯文慈研究”（课题编号：16JDYTB014）阶段性成果]
陈荃有 东北石油大学助研教授、音乐学院编审
(责任编辑 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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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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