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诡秘的权谋（中），该文是诡秘的权谋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跟权谋和诡秘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文／赵国华 刘国建
五、权谋的基本特征
权谋不仅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而且从整体上看很有一些共性.
有人喜欢把权谋说成是一种科学的或者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且经常同一些“原则”、“公式”联系起来.我们不以为然.科学上有一个基本思想：在相同的条件下,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这“相同的条件”不仅可以自然生成,也可以人为设定.因此,科学的定理或规则便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权谋之于社会生活却绝非如此！每一个权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是一次性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生活领域,这“相同的条件”永远也不会出现,每一个权谋场都有它特定的、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每一个人作为权谋主体,或者是权谋客体,都是绝对的、不可重复的和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权谋场就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并且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说权谋最基本的特性在于随机应变.这里的“机”是权谋主体面临的机会,是事情发展变化的枢纽,是对权谋起重要作用的环节.这里的“变”是权谋主体从作出决断到采取相应手段的整个过程.“机”虽然属于一种客观存在,却是极不稳定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所谓“时不待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这种意思.“变”测属于一种主观反应.这种反应或者凭借着某种预测,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前定的意向,几乎完全取决于权谋主体在一定的权谋场内的思维活动,也就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历代研究者把权谋视为“奇”,视为“诡道”,正说明权谋本身一般不具有什么必然性,相反是被偶然性、或然性所充实的.在各种权谋的实践上,权谋也是不能公式化的.一旦走向公式化,权谋就会丧失其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式化只能是权谋的死敌.因此,对待权谋,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是艺术.
有人喜欢把权谋说成是一定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并且总是同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我们也不以为然.在权谋诸因素之间,权谋主体和客体作为人的因素,在传统社会里带有一定的阶级性,这是人所共知的.如何对他们作出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研究权谋学所特别关心的,只在于权谋本体,权谋主体和客体不过是权谋本休的某个方面的体现者.权谋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这目的既可以是浩浩族类‘的幸福,也可以是区区私欲的满足；这手段既可能充斥着腥风血雨,也可能被披上脉脉温情.因此,权谋既可以充当令人神往的天使,又可以扮演令人战栗的恶魔.这些都是由权谋主体和客体所决定的,与权谋本体究竟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权谋本体都是不受*的或政治的价值尺度所审判的,必须接受这种审判的只有权谋主体和客体.在各种社会生活中,运用一定的手段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这一定的目的必须有一定的手段为之服务,然而,一定的手段并不单纯地适应某一种目的.人们既可以利用这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利用那种手段达到同一个目的.这部分人可以利用某种手段达到目的,那部分人也可以利用同一种手段达到目的.所以权谋是不会被某一个阶级、政党或集团所独占的.从历史角度来看,权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又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我们说权谋具有时代性,是因为一部分权谋仅仅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迅速提高而日渐陈旧、过时,以至于丧失其生命力.我们说权谋具有超时代性,是因为一部分权谋一旦发明出来,不仅在某个历史阶段被人们广泛运用,而且同样适用于另一些历史阶段.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过去发明的权谋还被大家广泛地运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谋本体的超时代性,也就是权谋自身的无阶级性.
有人喜欢把权谋只看作是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惯用手段,并且经常同他们玩弄阴谋诡计联系起来.我们仍不以为然.权谋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某个人或者某部分人的专利品.历史上许多比较有名的施权弄谋者,大都在统治者、最高统治者之列,但这并不意味着被统治者就同权谋无缘.恰恰相反,被统治者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曾经发明和运用过无数的权谋,只是被那些专司历史的正统学者们所忽视而废置罢了.君不知传统史家从来就没有关注过被统治阶级,没有注意反映被统治者的智慧,一部廿五史从来就不是为人民群众编撰的！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那就不能再无理地把被统治者排斥在权谋园地之外,好像他们只晓得接受统治者的愚弄和压榨似的.进一步说权谋本体属于一种内在的、隐蔽的软件结构,把它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总是要多少带有一些诡秘的色彩.因此,许多人时常把一部分权谋当作阴谋诡计加以鞭挞和唾弃.这在个人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认识方面却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把权谋主体、权谋客体同权谋本体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技巧同运用这种能力和技巧的动机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把各种社会活动所必须的手段同通过这种手段要达到的目的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至于那种“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和对待的.怀着一种卑劣和邪恶的动机而运用权谋,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应该反对的；为着一种崇高和正义的事业而运用权谋,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的.无论如何,我们说权谋这东西,作为一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技巧,实在是每一位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够享用的.
有人喜欢把权谋限定在某一个社会生活领域,画地为牢而不思变通.我们还不以为然.权谋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按照人们的习惯分类,它主要包括政治权谋、军事权谋、外交权谋、经营权谋等.这样的分类对于深入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来研究权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职业性”委实不是权谋的本质属性,每一类权谋之间也没有一条相互隔绝的鸿沟.其实,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权谋可以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权谋可以运用于经济领域,经营权谋可以运用于外交领域,外交权谋可以运用于政治领域,各类权谋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即使是在同一类权谋内部,一定的权谋本体作为权谋的内核,也是可以灵活发挥的.它既可以被个人所理解和运用,又可以被群体所理解和运用；既可以运用于战略层面,又可以运用于战术层面；既可以运用于现在,又可以运用于将来.每一个权谋在实际运用方面,也都是相互贯通、相互转换的.所有这些归结起来是由权谋的灵活性所决定的.
至此要从一门学问的角度说出权谋的共性,那就是非科学性（或艺术性）、无阶级性、普遍性和灵活性.
六、中国传统时代：三大权谋流派
为了利用权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对于权谋常常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国人在理论上探讨和研究权谋,起码是从先秦时始的.那时候以《周易》、《老子》为代表的朴素的辩证法学说,为各类权谋研究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石.这朴素的辩证法学说配合当时天下纷乱、连年厮战的形势,在全社会范围内激起了一股研究和运用权谋的浪潮.大抵在诸子百家中间,相比较而言,法、兵、纵横三家是最为重视权谋的.这二家因为各自所持的政治理论和主张不同,对于权谋的发明和运用也是各有侧重的.一般说来,法家侧重于政治,兵家侧重于军事,纵横家侧重于外交.因此,我们自然可以把权谋研究在当时的流向分为三大支派：法家权谋,是由韩非集大成,以《韩非子》为代表作；兵家权谋,是以孙武为鼻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作；纵横家权谋,是由苏秦、张仪所高扬,以<鬼谷子》为代表作.
韩非作为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汲取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他对于“法”、“术”、“势”三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可以概括如下：①“法”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根本依据,即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②“术”是君主驾驭臣卜,考核百官的主要手段,即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③“势”是君立独操的生杀予夺的权势,即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人主之爪牙也”.④“法”、“术”、“势”三者以法为核心,法是对传统政治具有规定性的东西,术是保证法顺利推行的基本手段,势是运用法、术的必要前提,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这种学说作为专制主义和“人治”的集中反映,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传统政治引上程序化的轨道,因而在统治方法上就不得不倚重于政治权谋.现在我们翻一翻《韩非子》,很容易看到全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权谋的论述.例如《内储说》集中讨论了“主之所用”的“七术”——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和“主之所察”的“六微”——如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参疑内争、敌国废置等,同时指出,君主只有在识破“六微”的前提下,运用“七术”,才能够巩固自己的权位,增强控制国家机器的力量.又如《说林》、《外储说》、 《难一》至《难四》各篇,也都是利用具体的历史实际和传说,包括大量的权谋故事,来论证“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学说.所有这些,虽然是作者为君主驾驭臣下,实行专制统治设计的,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又很自然地成为官僚与官僚之间相互斗争,以及各级官僚统治人民的不二法宝.于是,在传统政治舞台上,利用权谋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巩固和提高自身的地位,乃至完成某项政治使命,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就成为最常见、最有效的活动.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是传统社会里《武经七书>的第一部.在这部著作里,孙武相继讨论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和“用问”等问题,对于战争和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明确的阐述,较详细地揭示了军事权谋的主要内容.比如在《计篇》司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武认为,战争中运用权谋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侧谋”较之攻城,损伤小而收获大,显然是上等策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捌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孙武看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原则.这条原则反映出战争指导者对彼己情况的熟悉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因而对每一个军事权谋的发明和运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求得“知彼”,孙武特别强调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意义,在全书末尾专门讨论了“用间”的方法,具体地指出：“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可以说是有关“用间”的一段至理名言.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与《孙子兵法》相提并称的,还有《吴子》、 《司马法>、 《六韬》、 《三略》、《尉缭子》和《李卫公问对》.宋代将这七部著作汇合起来,刻印行世,命名为《武经七书》.于是,如同儒家有《六经>,道家有《道德经》,佛家有各种佛经一样, 《武经七书》就成为兵家的经典著作,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事权谋宝库.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外交舞台上最活跃的一批人物.所谓“纵横“,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纵”即“合纵”,是指山东六国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线,共同抗秦,以求割地自存.“横”即“连横”,是指秦国与任何一国结盟,东西连成一线,攻击他国,以期统一天下.纵横家就是迎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抱定“纵横短长之说”,或者奔走游说,或者入朝干政,直接受任于各国统治者的谋臣辩士.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崇尚策略,权谋至上.如果说法家信仰“以力服人”,儒家坚持“以礼服人”,那么,纵横家则是主张“以理服人”.他们把权谋看成是智与理的化身,认为它能够发挥出无可比拟的效力,于内可使国治民安,于外可使“诸侯相亲”,于己则可得其所欲.然则总括他们的言行而论,所谓“纵横长短之说”的特色,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人所惧,危言耸听：饰短诵长,弄虚作假；挑拨离间,纵横捭阖；倾轧翻覆,刚柔相济.在一个权谋场内,他们往往会提出三种策略,“上不可则行其中,中不可则行其下”,以此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显示其智与理的力量.纵横家作为一群有文化、有知识的智囊人物,在其演习、开展游说进谏活动中,给人们留下了一大批文字材料,有以国别分类的,也有杂乱无章的,直到西汉末,经过刘向的甄选和编排,遂成《战国策》一书,流传于世.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战国时期谋臣辩士为所事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与此不同, 《鬼谷子》作为现今仅存的一部纵横家的经典著作,较系统地讨论了“捭阖”、“内楗”、“抵戏”、“反应”、,“飞箝”、“忤合”、“揣”、“摩”、“权”、“谋”、“决”等问题,具体地揭示了外交权谋的主要内容.作者把量权揣情视为游说进谏的先决条件,并且从个人的品质、性格、地位、处境,及其心理变化,论述了量权揣情的可行性’．认为在此基础上,“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正之,符而应之,拥而雍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换言之,在实际生活里,作为权谋主体,开展游说进谏活动,就必须把握和处理好捭阖、飞箝、忤合、直迂、顺逆诸类关系.
从现有材料来看,中国历史上各类权谋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已经大体定型.而两汉之际的那次文献整理活动,也涉及有关权谋理论领域.《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包括《商君》、 《申子》、 《慎子》、《韩子》,凡10种217篇：兵家53种790篇,其中兵权谋有《孙子>、 《吴起》、《范蠡》、《韩信》,凡13家269篇,兵形势有《蚩尤》、《孙轸》、《尉缭子》、《项王》,凡11家92篇；纵横家包括《苏子》、《张子》、《庞嫒》、《蒯子>,凡12种107篇.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对有关权谋理论的历史文献的学术总结.（未完待续）
摘自《诡秘的权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评论，本文是关于诡秘的权谋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权谋和诡秘相关诡秘的权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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