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乡里志]，该文是世纪相关论文范文资料和乡里和乡里志和年代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史鹏钊 1980年12月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国徐霞客游记散文奖、首届浩然文学奖、全国首届青年散文大奖、第四届《人民文学》游记征文佳作奖.出版有散文集《光阴史记》、非虚构作品《出村庄记》、诗歌合集《七个人的时间史》等.作品见于《北京文学》《厦门文学》《延安文学》《文学港》《延河》等.
想起民国十八年
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言：“灾荒发生之结果,非但陷农民大众于饥馑死亡,摧毁农业生产力,使耕地面积缩小,荒地增加,形成赤野千里,且使耕畜死亡,农具散失,农民与死为邻,自不得不忍痛变卖一切生产手段,致农业再生产之可能性极端缩小,甚至农民因灾后缺乏种子肥料,致全部生产完全停滞.凡此种种现象,无不笼罩于灾荒区域,其所表现者,非仅为暂时之生产物减少,而实往往为长期经常之生产事业之衰落.换言之,灾荒最直接之结果,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之崩溃……”
我曾祖父那一辈是那个时期的经历者,他们弟兄三个,老大和老二都没有儿子,老三两个儿子,就是我的爷爷和他的哥哥.老大和老二后来在乾县一带,给自己抱养了儿子.老大的儿子就是我的小爷,他一辈子都住在那个叫大洼的山上,位于一组和二组接壤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死于我10岁那年.他去世后,我作为孙子辈儿,还参加了丧礼,小小的脑瓜上被大人缠上了白色的孝布,这是在我记忆中第一次参加老人的丧事.老二的儿子,在家族里排行老八,就是我的八爷,也死于我上小学时期.他死之前,一直住在和我爷爷同院的老屋,说是同院,其实就是弟兄们在分家时的一孔破窑,几个儿子轮流供养着,饥一顿饱一顿地瘫在炕上,受了些罪.
我的小姑奶奶,已经90多岁的高龄.她年轻时嫁到了县城里,姑爷当时在县里做官,生活较好,现在几个表叔对老娘仍是照顾有加.她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民国十八年左右的一天,她们听说自己的伯父要领外来的儿子回来,就早早地在寒风凛凛中守候着,太阳快要落山时,我的八爷穿着绸缎棉袄,戴着呢子礼帽,在大人的带领下来到史家.八爷虽然已经长成了少年,但宽大的衣服下,掩饰不住的是面黄肌瘦,脸上还有一片片的皮癣.家里已经早早备了吃食,在锅里热了又热,就等着这个来自异乡的孩子能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时,乾县一带人因年馑缺吃少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得不卖儿卖女,留下一条活路.据《乾县县志》载：民国十八年,大旱.夏无收,秋歉收,斗麦价六七块银圆.老弱饿死,壮者逃散,弃耕土地占总耕地的70%.
民国十九年,秋禾仅数寸,蝗虫成灾,遮天蔽日,声如风吼.落脚糜谷玉米,嚓嚓有声,大片秋苗,顷刻殆尽,及至秋后,颗粒无收.
后来八爷说,那年腊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二尺多厚.快过年了,人说“瑞雪兆丰年”,可这场雪不是兆丰年的瑞雪,倒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困难.大雪封了门、封了井、封了路,年轻人都逃荒走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扫不动雪,走不动路,没有水吃,没有柴烧.没水吃了化雪为水,没柴烧可就艰难了.老弱病残在冰窖一般的窑洞里度日,不少人在冷冻饥饿中死去.
灾年开头,人们吃麸皮、油渣、豆饼、干苜蓿.这是陈年积攒的牲畜饲料,这时候只好让人吃.干苜蓿怎么吃？人们用铡刀切碎,在石碾子上碾成粉末,再用粗箩一过,做馍做饭吃,既涩且糙.后来就连这一点儿也没了,全吃野菜.野菜吃完了吃野草.老人们先尝,无毒了才让娃娃们吃.天不下雨,干裂的黄土地连野菜野草也不生了.关中人总是“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忍饥受冻不出外,实在没法子了,只好外出讨饭.天下富人少,穷人多,饭讨不来,多少人活活饿死.
年馑,指的是连续一年三料未收庄稼,听说民国十八年的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没有收成.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末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十八年（1929）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是年,旱灾极为严重,颗粒无收,数百里人烟几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受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乾县、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家族里稍微好一些,加之祖上较为殷实,爷爷的父辈为了自己家的香火,就高高兴兴地给自己家添男丁了.
八爷进祖上大门时,穿的那身行头是曾祖父按照地主家的少爷打扮置办的.八爷“嫁”外,也救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听说他们家换回了许多粮食和细软.换粮食时,要的麦子少,高粱玉米多,原因是麦子不耐吃,粗粮和野菜吃习惯了,突然吃上了细粮,人的胃是受不了的.还有,高粱玉米之类的粗粮,能多吃上些时间,一大家子人的命就救下来了.就在八爷来到史家后来的好几年,他生身父亲那边,苦日子还是没有尽头,常常是没有了粮食,也就几百里地翻山越岭,来背上多半袋子吃食,顺着红岩河的河川里慢慢走回去了.
据村里人说,我们祖上是地主成分,河川里的水地多,家底殷实,银圆用瓮装起后在地里埋着.地种不过来,就雇了好几个长工来干活,有的喂牲口,有的种地.那时候我太奶妯娌几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蒸馍做饭,然后用篓提着,去叫洞子沟、十二栓的地里给干活的人送饭.干活的人在地里吃了,就躺在地边的荒草上睡觉,睡起来了,继续干农活.有些干农活的人,是外出逃荒的人,走在路上没有路费盘缠,拿点衣物,边走边讨饭吃.有的向南,有的往北,哪里有粮就向哪里逃.遇见了好人家,正好缺个干活的人,就留了下来.庄户人家那时候有的是干活的力气,只要能够吃上饱饭,也算是把自己的命救了下来.
一场饥荒,正在中国大地上继续蔓延.
吃食堂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在当时农业生产落后的情况下,这是多么宏伟的梦想.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社论,对反冒进做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生产队的生产劳动都是集体性质,而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吃饭的时间难以一致,这也就使得出工常常不齐,要等齐社员才出工,势必要耽误时间.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后,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组织积极倡导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问母亲,那时候吃食堂时主要是啥粮食？她说,吃的是玉米和玉米芯混在一起磨出的混合粉,还有高粱,可以做成蒸馍、搅团等吃食,这样节约粮食,连麸皮都一起吃掉了.对于用玉米壳制淀粉用作代食品的做法,她如今还是记忆犹新：先把玉米壳和少量石灰分层装在一个缸内,用清水浸泡,每隔几小时搅拌一次；约泡一个对时（24个小时）后取出用水清洗,把洗过的玉米壳放入锅内,每10斤玉米壳加1斤石灰水,用水淹后,边烧边搅,约1.5小时后取出再用水清洗；然后把洗过的玉米壳,放在磨子上用手擦成浆水后,用筛子去过杂质,经过沉淀,最后用布包即可压成淀粉.
母亲说,哪能吃饱啊？大人都饿着,孩子们还能混个肚儿圆.中午吃饭时间,全村人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粥倒是可以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干菜叶子.
母亲记得,到了每年的二三月,草木发芽,万物复苏,主要就吃苜蓿芽儿、榆钱树嫩叶儿.过去吃,是家里的小锅煮,一家人围着吃；当时是农业社的大黑铁锅,大黑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人多了,不够吃了,做饭的人就使劲儿地给锅里添水.水是从河边的泉眼里挑来的,倒是不用怜惜.还有,比如干*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头的东西,取名“淀粉”,蒸成了用手捏成的圆不溜秋的团子.这是当时最好的食品.
晚上,喝的基本都是野菜煮成的稀汤汤.家里有一个大篓,里面放着一个瓷盆,到了吃饭的时间,女人们抬着篓,去生产队里按照家里大人和小孩的口粮标准,领了回来.回到家里,往往多数大人都喝不上,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喝完后连碗都舔得光光净.就这样,吃喝了三年啊,基本是肚子一直饿得咕咕叫.
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现在许多老人还记得清楚：“进了食堂门,手中端个盆,盆中放个碗,碗中照见魂,不是我跑得快,吓得我头晕.”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心酸的真实写照啊！即使是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可谓事无巨细,对饭菜搭配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要求,也未能解决.虽然村里公共食堂的人可能全部是巧妇,但是她们难为无米之炊.
1961年5月,在工作会议上,主要就农村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取消分配上实行的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从此,困扰农村近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外 公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外公不在家.他们弟兄四个,加之妯娌孩子一大家子有二三十口人.因为孩子多,领回来的吃食往往轮不到母亲这些没有家长在的孩子.
母亲说,她几岁时,外公就不在家,他在西安当工人呢.她和我外婆、舅舅就在家里.她只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大院子里的人说,我外公回来了,他头戴呢子棉帽,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衣服新得很.
外公在西安具体干什么？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她从来没问过,这些年都没问过.上次外公说,现在孙子辈的人这么多人在西安,也没人带他来逛过,母亲就顶撞了他几句,说你在西安的时候,你把谁带去过西安？我妈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西安在哪里.我小时候,你那次回来,都没到我们娘仨住的窑里看过,你在我奶窑里住着.第二天一早太阳冒花花的时候,过来把我们姊妹两个看了看,也不问问孩子们都念书不念书.大老远地从西安回来了,都没有进自己家的门,也没看看自己老婆和娃都好着么,就又走了.
2015年冬月,小姨的外孙女过满月,舅舅喝醉了酒,给我母亲打电话,问我母亲为啥不来参加满月礼.母亲说,她正在给我照看还没满月的孩子.舅舅问我母亲,是不是还在生我外公的气？外公老了,年岁已大,有时候说话不注意,确实惹得自己的儿女有些不高兴.
母亲说,来西安打工前,我去看望你外公,你外公生气得很,人老了就变成孩子了.说他前两年来西安两次,你父亲都没有去看过他.我给你外公说,你女婿又不是当公差的,连个工人都没有当过,这些年在西安一直给人家看大门,你以为他干着什么大事,其实是个干苦力的.
母亲记得,前几年,外公和外婆在北极街看病时,有次她去,外公把她从门里撵出去了.母亲啥也没说,给三轮车上铺了个棉被,把外婆送到了北极医院里,住了院.直到天快黑,外爷才开口说让母亲回家去.那时候父亲已经来西安打工,母亲在家里还养着一群羊,早上出门时,把羊在圈里圈着,没想到回去后一看,饿了一天的羊从圈里跳出来,把晾在院子里的油菜籽吃了个精光.母亲看后傻了眼,她担心会把羊撑死,就赶快出去问老年人.老年人说,油菜籽有油,不怕；如果是高粱玉米小麦这类粮食,那羊吃多了就会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次,也是外婆在镇上的医院住院,母亲前一天晚上放羊回去,蒸了一锅花卷馍,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就背着馒头跑到医院里去；晚上回来,才把羊放了出去.饿了一天的羊,在沟里面整整吃了一夜的草,她没有办法,就把门锁了,手里拄了个棍子,在沟边站了一夜.母亲说这些话时,声音里带有一丝丝哀叹.
一阵叹息里,母亲继续说着那些陈年旧事.她说,其实你外公为了咱家出尽了力.1979年,你出生的前一年,咱家修地方（挖窑洞）,你外公来的时候背的是上等小麦白面粉、玉米面、荞麦面粉,带着你父亲整整挖了一年.有次你双明大伯来帮忙,我去给他们三人送饭,蒸的是玉米面馍,玉米面馍明晃晃的,凉了后都咬不下.你外公就骂我,说我把心坏了.我是咱农村人经常说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就在心里默默说,好我的大呀,你背来的那些面,窑还没修成,就早都没有了.后来我送饭时,就让你父亲出来提饭,我担心你外公骂我.想想,我以为现在都没有今天,今天还有你们姊妹四个干公家事,日子都过得那么好.
说到这里,母亲又想起了她结婚前的一些事.她说,当年来看过活（相亲）时,我是不同意的,就去找我舅舅.我说,舅呀,那家人多得很,我去了每天做饭都会把我累死的；地形也不好,是猴走的路（指山路窄而陡）,向上走后脑勺在墙上,向下走满地酸枣刺.我舅舅就给你外公说,都快把你外公说同意了.有次你外公在北极镇的集市上,碰见你一个远房表爷,你表爷说,让你外公别错过要嫁女的主意,说我祖上银圆多得很,家底瓷实得很.你外公就又改了主意,说一定要把我嫁过去,说他不做亏人的事情.刚结婚那阵儿,我一月半月地就回娘家,还没住上几天,你外公就把我往回送,就让我回咱家里来.后来你外公也常常来家里帮衬咱,有年你父亲住院,你外公来给咱晒麦茬地,在渠岸那个窄硷里犁地,在靠近地硷畔时,咱家的黄牛从硷畔里掉了下去,牛身上还套着绳,一头牛掉下去了,另一头也跟着掉下去了,把你外公吓得脸色发黄,中午回来连饭都没吃上几口.牛是咱的家当中最值钱的,他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家里就又散伙了.我记得你外公把牛拉回来时,观察了半天,见没啥事儿,才放了心.你和你弟的头发很长,天又热,他就磨了剃头刀子,给你弟兄俩把头理得光光净.然后给咱把牛圈里的粪拉出去,又把水瓮里的水挑满,就眼泪汪汪地走了.
2015年11月7日,天已连降数天阴雨.吃过午饭,我和姐姐、弟弟开车去看外公.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就显得孤单起来.他1935年出生,到现在已是80岁的高龄.从县城一路开车,顺着彬（县）永（乐）公路走到山后堡村村口的生产路,大雾弥漫,尤其是半坡的沟边上,能见度不到百米,我们慢慢地前行着.到了曾经很熟悉的弥家河村,整个村庄悄然无声,偶尔只能听见几声狗叫.西（安）平（凉）铁路蔓延的铁轨,像一道深深的疤痕,从村庄的脸庞中间划过,然后将村庄分为铁路东西两部分,中间有两米宽的涵洞供人畜通过.三五个人在村边的新农村安置点路边上站着闲聊,看到有车顺着石灰铺的路开来,就停止了说话,睁大了眼睛看着.走到居民点,就已经没有了机动车可走的路,我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的荒草丛里,踩着一高一低的泥地向前行.外公家在村子东头最边上,大门的门牌上有“弥家河村001”的号牌.大门紧闭着,门外的开口房里堆着几千斤还没有卖出去的苹果.我们一直敲门,没有人应声,弟弟说外公可能在果园的地里,我们从土台子上去,喊了几声,也未见动静.就继续敲门,敲了二十多分钟,外公才开了门.外公老了,听力有些不好,天下雨,他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推门进去,外公惊喜,说没有想到要来的人来了,然后高兴得不知所措,就忙活着在炕后面的蛇皮袋子里拿干核桃,又是跑到门外的房间里拿苹果和梨,然后一个劲儿地塞给我们吃,看着我们像个馋嘴的孩子一样,大口大口地吃完,他饱经风霜的脸庞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外公说舅母在县城里带孙子,送孩子们上学,天冷了,舅舅给自己的孙子们送棉衣去了,一大早就去了城里.我和外公拉起了家常,问起了他年轻时在西安的生活.他直摇头,不多的言语中夹杂着对往事的遗憾.他说那时候在西安城里当建筑工人,虽然活很累,但是也不少挣钱.他整整在西安待了五年,直到1963年冬天,家里的孩子没人管,外婆的身体也不好,就辞工回来了,开始参加农村的劳动.他最后又开始笑,说那时候不回农村,现在也是省城领退休工资的老工人了.我们离开时,给他手里塞钱,他不要,说我们花销大,他基本不上街,没有花钱的地方,我们只有把钱偷偷地压在他炕头的枕头下.外公给我们拿着袋子装苹果、梨,装干核桃,还有正在屋檐下晾晒着的黄豆.他说在城市里,这些都要掏钱买,多给我们带一些,我们就能少开支一点.离开了外公,我们大包小包地拎着这些东西,心里却有点悲凉.车在盘山路上绕而上行,村庄在雾中慢慢地变得模糊起来.只有外公,还得继续着他的老年生活.对于我们来说,能做的就是多来看看他,儿孙们也是他最大的宽慰和荣耀.
救命馍
外公不在家时,外婆和母亲饿肚子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外婆的妹妹——我的姨奶就担负起给姐姐一家人送馍的事儿,母亲如今把它叫“救命馍”.姨奶的村地多,粮食稍微宽裕一些,虽然是高粱玉米面,至少能让人吃饱肚子.这在当时的村庄里,是为数不多的.那时,有些靠天吃饭的村庄,饿死人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县志》载：
1961年 1月31日,县委向各公社批转县委工作组《关于检查栒邑公社郑家管区非正常死亡和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郑家管区饿死3人,县委要求各级政府重视群众生活,杜绝饿死人现象.
每过半月,姨奶都要背着馍袋子,走上二十五里路,给外婆和母亲送馍.母亲记得很清楚,她说,那时候狼多得很,那家伙也不怕人,在中罗堡的坳里,每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就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趴着.你姨奶从南玉子村来,每次来脸都吓得蜡黄蜡黄的.
我问母亲,姨奶家那时候从哪里来的粮食呢？她说,是自家的自留地里种的；还有,他们家族里有人在农业社当干部,在粮食方面能沾上点实惠.母亲说,姨奶从南玉子塬上来,走到弥家河的坡底.她走的是最近的路,就是从中罗堡的坳里穿过来,从杏洼的坡里下来.我现在一直记得你姨奶的好,那时在最困难时期,你姨奶救了我们的命.人常说：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么.我也没啥本事,就是多去看看她.她现在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
说到这里,母亲又陷入了沉思,她觉得自己作为晚辈,没有能力去感谢自己的长辈.母亲是有心之人,谁对她有过帮助,都深深地记在心底,只要有机会,都会极力回报.
深思了一会儿,母亲又说起了一件事.那年我舅给我表弟办婚礼,冬天里雪大得很,我一边放羊,一边在阳坡旮旯里拾落下的酸枣核,拾下的酸枣核到河里洗了,卖了五十块钱.我去行情时,把五十元钱给你姨奶了.我思虑着咱家欠你姨奶的人情多得很,不是你姨奶送吃的,人早都饿死了.
那时候咱家还在头咀子住着,你姨奶还来看咱们.她一直牵挂着咱们.那年你姐结婚,正值腊月,雪大得很,你父亲把你姐结婚的信儿捎去,你姨奶家里人就说,你是个长辈人,人家应该来接你才是.你姨奶谁的话都没有听,早上起来,在那么厚的雪地里,从泾河川里的鸭河湾走出来,又顺着红岩河川道里走进来,走了一整天,等走到咱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姨奶走在下师家河村时,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就在代销站买了包饼干,一手吃着,一手拄着拐棍,在膝盖深的雪地里前行.
母亲说的这件事,我是有记忆的.我记得那天,整个史家河的川道里都下着鹅毛大雪,放眼望去,沟与洼一体,河与岸相平,白茫茫一片.
识 字
母亲不识字,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识字,生活在社会上,就好比你们每天闭着眼睛走路.她是吃了不识字的亏,所以才下力气,让我们姊妹多读书.据有关资料统计,60年代初时,连成年人扫盲班的结业比例都在80%以上,何况母亲那时正是适龄儿童呢？母亲是他们姊妹中的老大,她担负起了伺候父母和照顾弟妹的重任.还有那时对女性教育的不重视,认为女孩子读书再多,将来也是人家的人,所以她就仅仅去过学校几次.从此,她只能看着别人背着书包去上学,去识字.
母亲说,学校在你舅家的六队,在塬边上,要从舅家门前那个向洼的长坡里爬上去,才能走到学校.那时候,你九外公家的三舅在学校里当教师.我用左手学着写字,你三舅就打我,说你个女儿娃,念啥书呢？就不让我去了,说我是反手写字,念不成书.我就回来了,再也没去过.就这样,母亲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那时候你外婆病重得很,家里也没人做饭.你外爷不在家,你外婆心口疼得就坐在稍门墩上转圈圈,头上冒出的汗就像用盆子泼了水一样.你外婆说,她小时候,农历五月的热天里,在田地里拾高粱穗回去,口渴得不行,用马勺在水瓮里舀了半勺凉水,再掺了半勺腌菜的浆水,一口气喝完了.喝完后就得了个心口痛,且疼了一辈子.为啥我会纳衣服,就是那时候你外婆得病,啥都干不成,一家子人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每当到了穿棉衣的时节,我就出去跟着别人学针线活,学了回来就给全家人做棉衣服.
那时候,母亲才是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担负起了一个大家庭的责任.在我们聊起时,我问她,那么小,咋会做饭呢？母亲伸出了她的双手.她说,你看我这手,都是自小干活干成了这样,现在粗糙得像榆树皮一样.我那时候不会蒸馍,你外公从西安回来了,他蒸馍,我每天就给一大家子人把馍放在锅里馏下,主要是煮玉米糊糊喝.在吃食堂时,人都饿着肚子,我一天只能分到半个高粱面馍馍.后来分了自留地,你外公把自留地伺候得好得很,加之地就在泾河边,离水近,种啥啥都长得好,主要是高粱、玉米,还有不多的小麦.那时候在农业社里,每当在二三月天旱的时候,村里的男男女女上工时,就端着水壶,顺着庄稼地里一垄垄地浇.村上还选了一批青壮年劳力,担着木桶在泾河里挑水,整个泾河滩里,热闹得很.就是那样水浇田,救庄稼苗儿呢.
每当在秋季,母亲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偷枣.泾河川里,房前屋后、田埂滩边,四处都是大枣树.春天里,枝繁叶茂,的绒花如锦缎般铺开来；夏天里,青色的枣儿和绿色的叶子相互依托,一串串,一簇簇,圆形的疙瘩枣、长方形的马牙枣,还有长圆形的大觐枣,都在枝头挂着；秋季,枣儿的脸蛋上都挂上了一抹红,由浅入深,味道也甜了起来.
母亲说,她拾枣时手快得很.每年秋天,她的裹兜袋子能断几次.那时候又不敢提篓,河滩里的枣有人专门看着.她那时候经常给看枣的人端水喝,看枣的人就在舅家老院子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就把烙的死面高粱饼子给看枣的人吃,所以她拾枣时,看枣的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枣树是农业社的,如果偷枣的人被看管的人发现,报告后,轻则开全社社员大会批评,重则扣除工分,工分就是口粮.
到了打枣的时节,农业社里要组织全体社员去,男人们在树上打,女人和孩子们拾.男人爬上树用手抓住树干用力摇动,枣儿就像冰雹一样落在地上,厚厚一层.拾枣时,人们就向嘴里填,等枣儿拾完了,人们的肚子也就填饱了.母亲说,拾枣的季节,外爷家的大柜子里已经盛满了晒干的枣儿,这些枣儿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用裹兜袋子拾回来的,一大家子人能吃上半个冬天,这也省下来了许多粮食.晚上,人们饿了时,就抓上几个干枣吃,然后喝水,肚子就圆咕噜噜的了.
说到了母亲上学的事,母亲姊妹几个都没上过几年学.母亲仅仅去了几天；大姨读到了三年级,初小还没毕业；舅舅和小姨都读到了六年级,算是把小学读完了.
我和母亲开玩笑,说我外公的标准就是让娃们最多都读到小学毕业.母亲说,你小姨那时候念书还挺好的.那时候你父亲还说,让你小姨来咱村里的学校读书,放学后还能照看你们几个.你外婆一辈子是个老实人,你小姨那时候读书,睡的是凉炕,后来一直咳嗽.你外婆就说算了,叫回来后每天就让你小姨睡在热炕上.你大姨那时候懂事早,还骂你小姨,让去学校哩,说不要吃不读书的亏.
母亲13岁时,外婆病得已不能按时上工,生产队里就说她已经没有挣工分的资格,母亲就开始替外婆上工了,这也开启了母亲一生务农的序幕.母亲说,那时候大人担粪,她们就两个小孩子拿扁担抬；大人一次担两篓,她们小孩子一次抬一篓.锄地的时候,人家一次锄两垄,小孩子就锄一垄.那时候农业社里的活多得很,直到除夕,还有干不完的活.
上 学
父亲说,他在史家河小学上到四年级,就去了街上的中心小学.那时候村里的学校在村里西头门底下的马院子,后来搬到河滩里的大店门,没两年又挪回原来的地方了.父亲说,他刚上小学时,不愿意去学校,我的三伯就每天在放羊的路上,把他背到马院子的学校,他有几次还跑了回去.三伯每天和村里那个叫狗毛的人,一直在一起放羊.父亲还没上学时,就跟着三伯在村里跑,三伯让父亲去追羊,父亲不去,三伯就爬上枣树,给父亲摘还没成熟的绿枣吃.三伯有次将脚卡在了树杈上,差点将骨头弄断.父亲忆起小时候这些事情,哈哈大笑了起来.
父亲在村里上完初小,在镇上上完完小,就进入了北极中学.父亲说,他初三毕业,刚好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回家了.回来在家干了一年农活,还去参加了一次考试,那时镇上还没高中,上高中就得去县上.在上完小时,北极中心学校的教室已经是开间大檩条房,宿舍在地窝子窑里.就是原来中心学校操场,那儿原来是一溜地窑,窑里盘有通铺的炕,我们就吃住都在那里.后来不知哪年把地窑填平了,就成了你上学时的操场.说起父亲最后的一次考试,母亲又笑了起来,说父亲考了一个“大鸭蛋”,都是不好好学习的结果.他们同学就是后来在某县当县委书记的那谁谁,看人家学习多好,就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你父亲却务了一辈子农.
说起大店门,我又问了父亲,因为直到现在,大店的原址上,还留有两间早已坍塌了土房.父亲说,在他小时候,就有大店.大店主要是拉煤的人歇脚、歇牲口.因为那时百子沟煤矿到长武、甘肃及北极塬上的柏油路还没修,南北二塬的用煤单位和个人都要去百子沟拉煤.拉煤的人从百子沟煤矿,要经新民、小章,最后从小章的烟囱坡村下来,过红岩河,正好就到了史家河.在史家河的大店稍作休息,然后又顺着史家河盘山而上,到了北极塬,才四面八方地向长武及甘肃一带去.拉煤的大多是马车,手扶拖拉机很少.经常是拉车的人坐在马车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史家河的大店原来由村上经营,父亲说,那可是曾经红火了好多年啊,整天我们都见一辆辆马车从烟囱坡下来,在大店里休息上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又顺着北坡一辆接一辆地上去了.后来,彬县到永乐、新民到西坡、百子沟到新民的柏油路修好后,社会条件慢慢就好了,再也没有用马车拉煤的人了,咱们村里的大店也就关了门.
父亲小时候,家族里的人都还住在山旮旯.河滩里还没有人家,他们舍不得在种粮食的地里为自己修庄基,只有一亩亩地连在一起,每年春种秋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村里所有人口粮的唯一保障.父亲说,过去河滩里的地是宝贝疙瘩.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才将属于自己的地卖出去些,换取生活来源；日子富余的人,总是一点点地又把地买进,所以后来在定家庭成分时,有人是贫农,有人是中农.例如我和你大明伯,我们俩是一个祖父,为啥咱们的成分那时候是中农,人家是贫农呢？原因就在这里.你曾祖父是个过日子的人,不抽大烟（）,一心种庄稼,后来就牛马满圈,粮食成堆.而村子里抽大烟的人,却是“经常不离烟盘盘,吞云吐雾打哈欠.眼泪鼻涕流一摊,身发软、立不端,祖业家产踢踏光,实在没钱卖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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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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