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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我难忘的生活细节
我在家年龄最小,小孩子难免因顽皮而闯祸,父亲却从来没大声训斥过我,更没动手打过.“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为人切忌张扬”,这是父亲的教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父亲向来是抓大放小,牢牢把握大方向.他不干涉孩子的兴趣爱好,不以家长设定的目标来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问过我考试得了多少分,学习成绩在班级排名第几,连择业这种大事,父亲也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常说,自己是被“散养”着长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家住在北京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那时父亲一领到工资,就坚持按月从中取出一些钱,寄给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舅母、青浦乡下的姑姑,还有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战友.
原来我的大哥大姐都在育英小学读书,那是为干部子弟办的住宿学校,学费比较贵.后来,父亲跟母亲交待,如果我和另外两个姐姐也去育英小学上学,家里交学费便成问题了.于是,我和姐姐只能去家附近的北长街小学读书,那是所普通学校,学费便宜.
学校里大多数是普通群众的孩子,不少同学都是我的街坊邻居.小朋友们在一处玩儿,闹个别扭拌个嘴,很快就和好了.那个时候,人际关系简单.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因为你是领导人家里的孩子,就对你另眼相看.
下课回到家里,我基本都是去找母亲念叨些当天学校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平时也不爱和我们“黏”在一起,以至于有一次他对我格外“上心”,让我铭记至今.那天天气突变,我因上学时衣服穿少了而受了风寒,一回家就发起了高烧.父亲很晚才回来,当得知我发高烧了,他便走进来坐在床边,边摸着我的额头边说：“赶紧多喝水,水喝多了排尿多,烧就退得快,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第二天,他又问了母亲好几次：“小方的烧退了吗？”我听了,心里特别暖和.这个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为何令我念念难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不大如此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疼爱,他对我们几个孩子真正的爱与关心,更多地体现在平日严格的家教中.
父亲立下“三不准”
父亲对我们的教导宽严相济.在公私分明这一点上,他的标准十分严苛,要求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做到,绝对不能打擦边球.
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接触、翻看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这是父亲给我们立下的“三不准”规矩.
我们家1949年从东北进京,就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直到1978年才搬进中南海.家里有间屋子是父亲在家批阅文件、思考问题的地方,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工作的地方,那里就如“军事禁地”.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父亲身体患病和下放,母亲和我的大姐陈伟力分别请假陪在父亲身边照料.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和大姐最后都悉数退回了各自单位在那段时间所发的工资.父亲的理由很简单：“领工资就要给单位做事,你们在照顾我没有上班,就不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工资,占公家的便宜.”
公私分明,不仅体现在对家属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体现在对自身言行的严格约束中——“不收礼、不吃请；不居功,不自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父亲的家乡人送来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正在审批等待开业的一家公司题词.父亲当面拒绝了：“这个词不能题,题了,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父亲不但退回了文房四宝还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此事.
我还记得家里原来的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陈旧了,便买了一台新录音机给他用.父亲问新录音机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回答：“是机关的,您先用着.”父亲坚决不肯,当即让工作人员将新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陈元参加工作后,用自己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一台录音机,这回,他二话不说,乐呵呵地收下了.
有一段话,是父亲给返乡工作的警卫员的临别赠言,我听了特别震撼,铭记在心.他说：“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
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
父亲这辈子都将物质需求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生活俭朴得令人吃惊.
母亲1951年从北京东安市场地摊上买的一套银质餐具,父亲看了很喜欢,一用就是40多年.20世纪80年代,因使用时间过长,餐具表面氧化,变得通体发乌,厨师便用去污粉将勺子擦得锃亮,父亲看到后心疼了：“以后不要这么使劲擦了,会影响勺子寿命的,表面的氧化层没有害处,只要每次擦干净就行了.”去外地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总随身带着这套餐具,不愿意换新的.
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平时同他们接触得较多.父亲的节约与俭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吃完饭,他的碗底总是干干净净,盘底的剩汤也会喝掉.给他做饭的厨师有点“埋怨”：“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家常菜,从来不给我提要求,这烹饪技术总也提不高.”
到外地出差,当地人要给父亲做些好菜吃,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从20世纪90年始,父亲多次在上海过春节.有一次,上海的同志为父亲准备了鱼翅,他特意将负责人找来商量：“我上了年纪,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别去做鱼翅这么贵的菜,浪费了.”他还叮嘱,以后就是节日里用餐,也不用搞那么多花头.
父亲在吃上面没有要求,穿也是一样.他平时就穿布衣、布鞋.深蓝色与深灰色两套毛料中山制服都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家按照出国规定给做的礼服.父亲一般只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或重要场合时才穿,过后就脱下,仍换上家常衣裳.后来,两套毛料中山服穿旧了,胳膊肘下及膝盖等部位的毛料被磨得很薄,工作人员就提出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衣服,父亲却说：“衣服最重要的是整洁,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不用急着做新的.”
有一年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将毛料中山服和穿出破洞的毛衣带给洗染店里有经验的老师傅织补.当老师傅得知这是陈云的衣服后,连声感叹：“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过日子格能巴结（上海话“节约”的意思）,没想到！”
记得17岁那年的初夏,我陪父亲坐着说话,他说：“天热,出汗衣服湿了,小方你给我到屋里拿件干净衬衫换.”我取来后,递给他,站在一边.父亲把身上的衬衣一脱,里面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一个个对着我龇牙咧嘴的.
我心里一酸,对他说：“爸！我明儿就给您去买件新的,这件别穿了,太破了.”
父亲冲我笑笑：“没事儿,汗衫穿在里头,别人又看不见.”
从那时起,我就想着要给父亲买一件像样的礼物.我在北京一家工厂的翻砂车间干了3年活儿,暗暗攒了一些零花钱.当我将特意为父亲买的几十元的皮表带递到他眼前时,他很意外,连夸大方好看.可问了后,父亲心疼地直呼：“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太贵了,太贵了！”这根表带,父亲换上后一直用着,应该是喜欢的.但直到很久后,他一提起这件事,还是摇头：“太贵了！”
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父亲总是写上“小学”二字.
他常常说：“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一辈子都要有小学生般的心态,求知求真.”
在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候补委员,那时他才25岁.他所肩负的重任,催他发奋苦学,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读书学习.父亲十分推崇的《矛盾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不仅理解透彻,在工作中也运用自如.
父亲之所以对事物的判断与理解大多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与他善于读书、善于学习息息相关.在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他从不套用别人的东西,而是认真、反复、全面地花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头上没有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但他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公认的经济调控和理财能手.
“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精神,贯穿了父亲的一生.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行李里装得最多的,还是书籍.从北京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到北京,他阅读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世界知识年鉴》《美国农业》等不同题材的书籍,默默地吸收着各类书籍中的精华养分.动脑子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的关联.
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同志来家里探望父亲.当时父亲建议,在决议稿上加一段话,提倡全党学习哲学,也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的思想高度,正是来自他对国内外形势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
父亲的好学与勤勉,造就并带动了我们全家浓浓的学习氛围.哥哥陈元告诉我,父亲对他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爱读报纸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父亲说多读报,主动地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于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及预测,颇有裨益.我们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都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有的时候还聚在一起就某一个话题开一个小型读书学习会,其乐融融.
正如父亲所说的那样,世界再怎么变化,只要自己能主动积极地学习,善于读书,便不会落伍.
父亲去世后,每一年他的生日和祭日,很自然地成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聚首的日子,提起父亲,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身上的闪光点,这辈子都学不完.他离开我越久,我反而觉得离他越近.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文史博览》
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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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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